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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教仁与民初宪政运动

                              胡大江

     民国初年震惊全国上下最大的案子要数“宋案”为首。身为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为了复辟封建独裁专制,尽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指示凶手刺杀宣传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国民党实际领袖宋教仁,致使全国震动万众齐指,从而引发“二次革命”,拉开了中国打倒军阀运动的序幕。

     为什么袁世凯要杀宋教仁呢?这要从宋教仁这个人说起。

     出身在湖南桃源的宋教仁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家,年青时候就已经没心躲在世外,而是积极地投身到反满和反对沙皇俄国强占我东北三省的爱国运动中去。宋曾指出清政府不但实行民族压迫,更重要的是卖国投降,这使得中国人沦为“最丑最贱最污秽之间接亡国民”。但是,宋与当时中国许多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还没有接受民主主义的思想,而是将帝国主义“优胜劣败”侵略理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为大汉族沙文主义民族救亡御悔的武器,那就不能提出彻底的反帝的纲领。

     宋加入黄兴的华兴会后参加组织反清起义。由于起义失败而与黄兴一起逃亡到日本,开始研究政法。他连续翻译了日、英、奥、匈、美、德、普等国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的书籍,为宋教仁在民国初年建立资产阶级政党内阁制的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正是由于宋教仁、黄兴在日本与孙中山会见,而促成了同盟会的成立。宋教仁承担了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创立资产阶级国家民主革命的纲领,使辛亥革命具有了明确的近代性质。

     宋教仁在辛亥革命的多次起义中担当重要角色。在采取革命的策略、选取起义地点等方略上,宋教仁力主中部长江流域起义。在同盟会坚持举行广州黄花岗起义时,宋教仁也还是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与。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从南方逃回上海,带回去的是成箱的
在香港购买的各种外国宪法法律条文的书籍,继续刻苦钻研。也正是由于同盟会在北方
和南方多次举行起义失败,才采取了宋教仁提出的在中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战略,并
在他的亲自参与指挥下,在他起草的“中部同盟会章程”中,将策略地不提“平均地
权”,从而团结了在新军中有实力的共进会等革命团体,致使武昌起义得以取得成功。

     宋教仁在起义成功后立即全力投入了组织临时政府的工作,在新政府机构中不为名不为利,甘心当法制局长,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体制法律研究的结晶写到临时政府的各种法令中去。他极力倡导新的民主形式“内阁制”,反对独裁的总统制。由于从国外赶
回来的孙中山也支持总统制,在这种情况下,宋暂时妥协,但他一直幻想着用建立政党
内阁制去防止专制独裁。

     宋教仁在加入南京临时政府后,没有象其他人那样住进大豪宅,而是与于右任合居陋室,如同学生宿舍,简单的行李,有客人来了连多一床被子都没有,只能和友人合铺。

     虽然南方临时政府已经成立,但是袁世凯的满清北洋军的势力还非常大,清廷还没宣布退位,国民政府一面组织北伐,一面与袁世凯议和。宋开始时立主北阀,但是,当他得知日本暗中支持北阀的动机是为了制造南北分裂,从中借机侵略中国。宋立即支持议
和。在孙中山为了和平解决南北纠纷,被迫将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的时候,宋教仁
再次倡言只有实行“内阁制”才可以限制投机革命的袁世凯的独裁野心,孙中山采纳了
宋教仁的倡言。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三月,临时参议会制定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民国宪法大体上采取了宋教仁的意见,否定了独裁专制的君权制,赋予国民平等权利,其基本内容有:
1、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2、 人民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3、 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4、 人民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
5、 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6、 人民享有请愿、陈述、考试、选举、被选举的民主权利;
7、 政权机构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即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
    行使司法权,三者互相独立、牵制、分而治之;
8、 参议院有弹劾总统的权力;
9、 人民享有参政权,国家实行民主管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有意义的创举。很明显这虽然是一部模仿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宪法,但对于实行了几千年封建制的中国来说这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进步意义的。从上述内容看,它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
的文献,是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重要成果,是孙中山共和国方案和民权思想在法律上的
体现。毛泽东在《关于中华民国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认为,尽管这部约法“是不完
全的,有缺点,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毛泽东著作选读》,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8页。),它在中国宪政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正是这部
宪法阻止了袁世凯的帝制和张勋的复辟,使所有的封建制度的复辟都成为不可能。因
此,维护这部宪法就成为了当时资产阶级维护新生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防止封建制度
复辟的必然。

     袁世凯在全国上下都支持革命军北伐的形势之下,不得不逼清廷退位。袁世凯的大地主身份使他继续维护封建,但他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又必须认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尝试。他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时,宣誓遵守临时约
法,但等到袁掌握了政权后,就立即开始去实现他的专制独裁梦。因此袁世凯表面上还
要维持临时约法,但私下却不按临时约法办事。他的追随者不但反对南京的参议院还要
废除临时约法,但是他们却忘记临时大总统是由参议院选举出来的,若废除临时约法,
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就会失去合法性。

     按照临时约法,大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元首,组织政府是总理的职责,由总理自行遴选内阁成员。但是,在唐绍仪任总理的内阁成员中,实际上都是袁指定或同意的人选,十人内阁五个要害部门都是袁的亲信。唐绍仪原来也是袁世凯的亲信,也是袁世凯提名当内
阁总理的。由于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内阁总理必须是同盟会成员,因此唐绍仪就加入
了同盟会。唐绍仪在内阁中遇事经常找同盟会的内阁成员宋教仁、蔡元培商量,尽量按
临时约法办事。而袁世凯根本就不把临时约法放在眼里,对临时约法的规定他一律不想
执行。他使用他一贯行之有效的贿赂手段,企图收买同盟会的内阁成员。当时内阁成员
的月薪是二百枚银圆,而袁世凯私下发给每个内阁成员一本交通银行支票簿,任其自由
支出。而宋教仁以及其他同盟会的内阁成员全都拒绝使用这些贿钱。袁世凯后来又想用
美色去拉拢宋,同样不能成功。

     内阁政府虽然到了北平办公,南京的临时政府也取消了,革命党人还努力保留了“南京留守”这么一个机构,由黄兴统辖南方各军。袁世凯为了要消灭革命军的力量,借经费开支困难为借口,停止对南京留守府各军发放军费,致使军队哗变肆起,黄兴不得不动员革命军以革命的大义解散军队。袁世凯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竟然以遣散“南京留
守”军队的名义去向条件严酷的外国银行贷款,这些条件包括监督中国的预算开支和外
国武官参与解散军队,简直到了荒唐之极的地步。黄兴坚决反对袁世凯向外国贷款,而
提出由国民捐款,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抵制了外国金融势力对新生国家的侵略。

     接着袁世凯又对影响他独裁的参议院开刀,下令由满清官员为主的谘议局代替省议会,再由这样的省议会选举参议员,那么新选出的参议员就全都姓袁了。同时对同盟会革命党的参议员进行威胁,因此同盟会不得不要求袁派军队护送革命党的参议员进京。在组
阁的时候,袁世凯曾与革命党人达成协议,革命党人放弃陆军部总长的位置,换取袁世
凯答应同情革命党人的王芝祥任直隶都督。但是袁世凯迟迟不给王芝祥下委任令,因为
直隶都督管辖政府机关要地,是袁世凯的心腹之地岂能让外人管辖。袁世凯借口军队反
对,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就是让他到南方去慰问军队。总理唐绍仪拒绝在袁
世凯给王芝祥的委任状上副署,也就是不签字。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大总统发布
命令,须由总理副署,也就是要总理同意签字才能生效。袁世凯不顾唐绍仪的反对,公
开破坏临时约法,不经总理唐绍仪副署就将委任状交给王芝祥。另外唐绍仪拒不接受外
国银行的贷款条件,至使谈判破裂。袁世凯以此为由,逼唐绍仪辞职,而任命后来在
“二十一条”上签字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当总理。

     同盟会本应该站出来支持为维护宪法而辞职的唐绍仪,站出来公开揭露谴责袁世凯违反宪法的行经,但是同盟会没有这样去做,反而是让全体同盟会阁员退出内阁。同盟会当时的计划是想通过袁世凯继续支持召开参议院,在议会上达到占绝对多数席位并以此组
成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党内阁,这完全是与虎谋皮。

     孙中山此时还没有认识到袁世凯的复辟窃国面目,还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才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敌人,看不到军阀身后的外国侵略势力。他把政权交给袁世凯后就不问政事,对唐绍仪辞职也不介意,认为是小争执而已,对袁世凯枪杀武昌起义领袖的严重事件,也还是要力主以诚信感化袁世凯,并在此时进京见袁世凯,与袁世凯相互高呼万岁。他认为民国建立起来了,三民主义的任务已经完成两个了,因此今后就只剩下民生主义。
从而开始了他的一民主义,专心他的实业救国计划,兴办铁路。

     同盟会全体阁员退出内阁后发表了声明,要求同盟会的成员不得以个人的名义入阁,但还是有几个同盟会的成员被袁世凯拉进了新内阁。而此时从内阁辞职的宋教仁深深体会到即使是在新制度下,如果没有立场鲜明的政党,光靠那些在同盟会里翻云覆雨的政客是不行的,因此提出将地下秘密组织形式的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活动的政党的主张。

     宋教仁深感只搞内阁责任制还不够,还必须实行政党内阁,而要实现政党内阁就必须组成强大的政党。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也是逼出来的,因为参议院中由袁世凯在背后支持的团体合并成立的共和党很快就势力大增,同盟会在参议院中已不能控制多数议席。经孙
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宋教仁在北京把五个革命党组织合并成国民党,并通过了宋教仁
起草的党纲。

     国民党成立以后,立即大批发展党员,连袁世凯也成了孙中山发展的对象。这样,在古老中国的国土上就出现了学习西方两党政治对峙竞选的局面,双方都力争在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中获胜,从而开始了模仿欧美竞选的活动,尤其以宋教仁在长江流域各省的活
动最为显著突出。宋教仁到各地都大肆演讲宣传临时约法,宣传国民党的政纲,宣传孙
中山实业救国修建铁路工厂的计划,同时揭露袁世凯违反宪法在内政外交上所犯下的错
误,他的演讲到哪里都受到民众的欢迎。袁世凯对此嫉恨宋教仁,对他多次威胁,宋完
全不顾,他认为这种新风气要发扬光大非如此不可。

     民国二年一月大选揭晓,国民党大胜,在国会中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从而也从事实上证明了人民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行径的。这个结果必将直接影响到将要开始的总统选举,直接影响到袁世凯的地位。此时孙中山和黄兴都公开声明不参加总统竞选,而继续
开展宪法宣传和国民党竞选活动的宋教仁当然就成为了袁世凯的眼中钉。

     国民党在国会取得大多数席位后,宋就开始活动计划由国民党出来组阁,他将以总理身份参加总统竞选。袁世凯耍尽花招,一方面约宋教仁北上高谈国事,一面派人乘机暗杀宋教仁。民国二年(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日在上海东站,就在宋教仁准备登上去北京
的火车的时候,袁世凯指使的凶手向宋教仁开枪。两天以后三十二岁的宋教仁死在医
院。即使是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宋教仁还对袁抱有幻想,还让人电告袁世凯要遵守宪法
保障民权。

     应该看到,宋教仁把反专制当作救亡的手段,从而降低了反封建的历史意义,而且宋对英美式资产阶级“共和政治”无保留的模仿,看不到“代议政治”的虚伪性,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这些都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所造成的。

     宋教仁一生只重视政治制度的变革,没有象孙中山那样同时注重军事和经济的变革,没有认识到,一定的政治制度必须要有相适应的经济变革做保证,要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做 保证。在取得政权后忽略武装斗争的作用是宋教仁民主革命思想的致命弱点。

     宋教仁的死引起了举国的哀悼。两万人为宋教仁送殡者创上海的空前,从日本赶回上海的孙中山,称宋教仁是为中华民国宪法而牺牲的第一人。民间媒体称宋为国民之伟人。但是,国民党内却有人在宋死后多年还对他进行攻击,“一手打倒帝国主义,一手打倒共产主义”的戴季陶就因为宋教仁在国民党的党纲里面加进了“民生政策”,即要关心
老百姓的生活,而说宋有社会主义的嫌疑,骂宋教仁是“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

     宋案被侦破后,人证物证都表明是袁世凯指示当时的总理赵秉钧一手干的,法院向赵发出传票,赵有袁世凯撑腰拒不到案,法院也无奈,只好不了了之。凶手被人在狱中刺
死。还有同案犯直接到北京向袁世凯索取刺宋酬金五十万金,被袁派人击毙。赵秉钧也
被袁世凯强迫自杀。这些事实对当时那些相信法律万能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血的教
训。也因为宋的死让民众更加了解认识了维护临时约法对防止封建主义复辟的重要性。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决心要在中国造就共和政治,因此制定宪法、护法就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当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改内阁制为总统
制,扩大总统权限和任期年限,恢复封建专制,在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发动了“二次
革命”讨伐袁世凯,但立即被袁世凯所镇压。孙中山在认清了袁世凯的窃国面目之后,
恢复了民权主义,还先后发动了两次护法运动,但是都因为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没
有与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而告失败。

     第一次是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解散国会,踢开约法,抛弃共和,孙中山通电全国护法讨伐叛逆,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北伐,完全依靠军阀,没有唤起民众,最后被军阀窜权,失败是必然的。第二次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又提出护法,但在当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高涨的怒潮中,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十月革命的炮响已经给中
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此时临时约法已经不再适应群众斗争的需要了,孙的护法更得不
到人民的支持,失败是不可避免。

     一直到孙中山遇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使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了新的变化,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的口号,重新举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中国的民主革命才有了新的里程。

2004年2月

参考书目:
《五四运动史》彭明 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王金晤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民国春秋》刘凤舞 团结出版社 1996年版
《民初风云人物》 惜秋撰 三民书局 1962年再版
《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沈云龙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0年版
《宋教仁传—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吴相湘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3年版
《民国人物列传》吴相湘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4年版
《民国百人传》吴相湘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0年版
《论宋教仁》习五一 《近代中国人物》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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