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和与我有关的内外在转化因素》（五）

要求改造社会的个人在运动中的位置

胡大江

在与一位将中国工人的命运作为己任的网友的交谈中，了解到他有一种孤独感。这是由于他的思想和行为不能得到周围的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孤独感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在其他那些关心社会改造的人们身上。由于我的兴趣的重点正好是在心理学方面，感到从人的心理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是贴切的。这就促使我将自己这些年来的一些体会整理了一下，希望能帮助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能更加明确工作的目的、掌握工作的方法，更加了解我们工作的对象，更加坚定我们不断革命的信念，为我们的理想而继续奋斗。

我在论述有关个体的人与群体的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差别上，使用了一些例如：有限生命的个体、五官感觉的人等概念性的复合名词。特别提请读者对感觉和知觉这两个概念要加以明白的区分。中国人对感觉这一概念是熟悉的，而对知觉的概念还不太熟悉，因为，知觉这一概念在中国还不很流行，还没有成为一种大众的普遍意识。对感觉和知觉区分最简单的解释是：感觉是接受信息的过程，而知觉是处理信息的过程。感觉到事物的存在，只完成了人的心理过程的一小部分，如何处理感受到的信息，对于人的心理过程来说是更为重要的。

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来说，总有一天他会问自己：“我是谁？”那是一个受到人的有限生理生命所限制的物理范畴的人，在复杂的人类社会环境中必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思考就是从此点出发的。人类历史上众多哲学家，在对待个体的人的认识上的结论存在着天地之别。同样是一个个体的有血有肉的人，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结论。个体的人就象任何的生物一样，它在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意味着寿终之日不可避免地迟早是要到来。这种生理条件的限制造成了人们在主观意识的判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部局限性判决的倾向。在群体中生活着的个体的人，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个人存在意义丧失的感觉，并会被这种感觉所刺激，而造成极力追求“自我”，将个体的“自己”与社会的“集体”相对立，力图在群体社会中尽力获取物质分配数额，以满足个体的人在现世上的欲望。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依据很主要的成分就是建立在这种概念上的，他的哲学概念中的人为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基础是私欲动力，最为突出的例子莫过于他在中国农村制定土地政策实行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时所依据的理由——“农民为自己干活更卖力”。基督教信徒们最常使用的逻辑是询问你是否相信上帝，不相信有上帝将意味着你死后要下地狱。下地狱遭受各种惩罚实际上是现实生活统治者阶级压迫人民的各种专政方式和手段。皮肉所遭受的鞭打对于活者的人来说当然有痛苦的感觉，基督教的逻辑是，信仰基督，基督将为你受难，解除你的痛苦，你将获得新生。宗教把人对自身不能够清楚认识的部分，在主观意识上转变概念的方式，用一种暂时的与个人感受有联系的解说说词取替了人继续对自身的客观认识。

现代心理学在探讨个人思维方式上采取的也是近似的方法。他们将不同的人按照不同的思维方式结构划分。那些按照个人的五官感受处理外部信息的人被称之为“五官感觉的人”，而那些并不只是单纯地依靠个人的五官感受处理外部信息，而是在面对人类的新的课题的同时，接纳人类已有的知识作为知觉的基础，按照特定的要求去指导五官获取必要的信息，从而在人的大脑中产生复合状态的整体知觉，这种人被称之为“复合感觉的人”。这类特定的信息如果不是通过加以特殊强化地去探求去获取是无法获得的，靠一般被动的五官感官感受是接受不到的这类信息的，也就是说“五官感觉的人”是无法获取得到这些信息的，除非他们在“复合感觉的人”的指导下，使用特殊的感受方式才能够去接近这些信息，例如：核子分裂、相对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学说、继续革命学说、共产主义等等，都需要特定的灌输过程，否则一般的个人是无法通过五官感受去认识、理解、运用的。

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生命的一定时段，在各自的头脑中都会有一个知觉组合框架存在，这个框架组合的基本内容是可以从我们的话语文字中以及个人的行动中找到踪迹的。也就是说个人内在思维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外表信息寻查到的。每个人的知觉框架组合是不一样的。某人不完善的知觉结构会给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带来影响。例如有的人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先从寻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这无疑地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框框。我们分析问题并不是总是按照一种模式去分析探讨的，运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探讨分析问题，是要根据特点的问题来定。头脑复杂一些无疑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当事情出现多个矛盾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找出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加以首要性的处理解决，使得其他的问题得以迎韧而解。当问题并不存在多个矛盾的时候，这个方法就不须要采用了。又例如有的人，将什么东西都要与工人农民联系起来，好像是知识分子一但能够与工农一起，世界革命就能很快成功似的。我并不是要否定我们必须首先要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但是在思想文化理论的探讨过程中，动不动就将与工农相结合搬出来，给人一种要打棍子的感觉，团结工作就不好做了，自己又总是处在一个要与人决斗的姿势之上，给人造成光会喊口号的印象，这只会给我们要去做说服人的工作带来困境。这些都是由于我们的知觉模式决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改造我们的工作，首先就要去改造我们的思想。举这些例子完全是出于同志间的相互促进提高水平别无他意。我们同志之间基本上没有原则问题，主要的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但是，正是由于工作方法上出了问题，才使得左派丢失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可想而知问题可能出现的严重程度有多大了。

毛泽东在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曾经当着华国锋和张春桥等人的面说过：“我批江青，是因为她的工作方法有问题。但是我同邓小平之间的现在的斗争，是原则问题。江青和你们的工作方法问题，不要大惊小怪，慢慢解决，提高水平。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但是批邓，则必须要抓紧。这是国内最主要的任务。关系到将来。”华国锋承认，自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常常优柔寡断，缺乏气魄。但是，他又认为自己的这种性格又有考虑周全，办事细致的优点。江青曾批评他：“国锋同志，这是缺乏原则性，缺乏斗争性。还是老好人主义，这可要不得啊！说话慢开口，遇事绕着走，这样下去出了修正主义你也会举手赞成。这点，你应该向春桥、洪文、文元同志学习，再不能这样毫无斗争性了。”华国锋见毛泽东时把江青的批评报告给毛泽东，说：“我今后要注意这个问题，要下决心改。”毛泽东说：“也不要学他们。革命固然要讲原则性，但灵活性也不能不要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用‘生命’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又用‘务必充分注意’来强调它，最后再告诫大家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些话，江青不研究。春桥、王洪文也不大注意呢。他们是斗争有余，策略不足。你可以讲给他们听。”但是华国锋怕引起反作用而并没有传达给他们。由于一定范围之中的人是生活在自己所选择制定的特定的知觉框架之中的，因此他们去感觉信息时也是有选择地挑选对自己的知觉框架相似的信息加以接受处理。人的主观意识在这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主导力量，而使人们自以为自己正在“客观”地面对现实社会。

我们在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中，如何才能发挥出无产阶级文艺的战斗作用，这是我们目前急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如今我们并不具备武装斗争的条件，我们在思想文化方面还并没有打开局面，还没有自己的阵地和舞台，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任务，因此，接受新的文艺理论概念对于我们尤其重要。

如果我们接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关于各类型知识之间存在着异质性的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就认同了这样的一个原则：不同的知识遵循着不同的原则（如科学、艺术、道德），而各种知识之间的原则又存在着不可通约的状况。如果我们同时还接受另一种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就认同：不存在一个全部知识都可以统合于某一共同原则之下的状况的看法。这些新的观点使我们的思维结构方式更为复杂化了，我们可能会不同意这些观点，但是当我们在认真琢磨这些概念所包含的意义和内容的时候，在我们的思维知觉框架中无形地增加了一个新的框架。我们以往所坚持的辨证关系将被处于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网之中，同样的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人的思维中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这就给思想的沟通带来困境，因此也就要求人们的头脑必须复杂起来。具备一种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理解对方的知觉状态的能力，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不同的知觉结构形成不同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特定的知觉结构是由一定的信息接受和处理方式构建起来的。当我们去分析理解社会各种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的思想状态的时候，这个知识对于我们来说是会有用的。

我们在追寻我们所继承的知识和理想的痕迹的时候，我们会不自然地在启蒙大师的话语体系中找到踪影。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唯有知识分子不隶属于任何阶级，因此，他们有更大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立场，他们更容易摒除门户之见，形成对社会更普遍、更全面的认识。也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这一功能，他们被看作是社会的良知，是“漫漫长夜的守更人”。 萨特提出“介入”哲学，主张知识分子介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去，他说“知识分子就是那种关心自身之外事务的人”。“自身之外的事务”就是指知识分子专业领域之外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干预生活，成为社会公众的代言人。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中，通过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的分析，作出了一个系统的基本设定。如果我们将他的这一设定与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向的转变，与毛泽东的文革实践加以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三者都存在着一个要进行的社会革命面对的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先后次序方向性选择的问题。而以思想文化的主体内容的意识形态被从上层建筑领域中分出来，作为一个对立的社会因素存在。社会革命的战场也转为以意识形态为主要阵地进行斗争。

　　林毓生的分析是，在认识论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深信思想的力量”。要改变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建立能适应历史发展的新意识入手。这是强调思想文化的改革应先于政治权力、社会条件和经济生产方式的社会改革。林毓生特用的术语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他分析这个思想模式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基本思想的改变，是根本的改变，是其它改革的根源”，“文化改革是其它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革是改变人的思想最好的途径，是改变人对宇宙、改变人对人生现实的观点以及改变这些关系所需要的全部概念的最好的途径。这种思想模式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改变世界观，通过世界观的改变就会产生第二个层次的改变，

第二个层次是：改变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通过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就会促使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革。

　　这种思想模式并不以经济的发展为先决条件，物质的追求在这种模式中的经济变革的地位，也不是占主导性的。以上这种模式的设定，加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认识和实践两方面所采取同一性，所以他最需要的是通过极有效的手段向人们表述他们的信仰，最需要提出使这些信仰能付诸实现的最佳纲领。

在社会的改造中，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们往往在受到时代的召唤的时候为政治运动出力，亲身参与革命的实践。而在后现代主义所设想的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中所反映出来情况有所不同。由于不同的知识原则不能通约，知识分子也会受到其知识领域的囿限。他们在进行实验，他们根本不想培养、教育或训练任何人。他们不需要认同于一个普遍的主体并承担起人类集体的责任，才能负起“创作”的责任。也就是说，后现代艺术家的责任，便是忘却公众，转向对艺术本身的追问。简单说来，就是在某一领域获得成果的知识分子并非自然而然地在另一个领域享有权威性。例如一个好作家并非一定能够很好地承担对作家协会的管理，同样，一个原子物理学家并不理所当然地是公众政治生活的向导。一句话，知识分子必须对自身责任的范围有清醒的认识，他们不要妄自扩大自身的责任领域。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艺术家有自身的责任。利奥塔认为，与追求真理、探索真知的科学家不同，艺术家则要创作，而且是纯粹的创作，它不为政治理想服务，也不为党派而生存，它甚至不该受公众接受水平的左右。利奥塔说：真正的艺术家、作家或哲学家的唯一责任，是回答“何为绘画、写作、思想？”这一问题。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你的作品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他们有权利、有责任不去理睬这种反对意见。他们的接受者不是公众，我想说，甚至不是艺术家、作家等群体。说实话，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谁是他们作品的接受者，艺术家、作家等面临的状况是：把一个“讯息”抛入虚空之中。他们也并不清楚了解谁是他们的评判者，因为他们在创作中同时也在质疑公认的绘画、文学评判标准。如果我们赞成利奥塔的看法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强迫要求知识分子去承担他们还不愿意去承担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某些知识分子在通过自己的创作去参与政治运动，我们就必须仔细观察他们所代表和所反映出来的特定阶级的利益倾向。同样我们是非常欢迎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改造的行列，没有他们的参与许多事情是无法完成的。

我们在研究和写作的时候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创作能力，大胆使用新的表现手法和手段。可以学习布莱希特和鲁迅的现代表现手法，有意识地制造“陌生感”，让作品与观众产生距离，从而更好地引导观众参与到我们的批判行列中来。群众在批判的过程中自然地就会形成我们所期望的在人们的思想中建立起新的知觉框架的目的，实现从“五官感觉的人”向“复合感觉的人”的转变。

二○○一年七月九日


今天将我以前写的一些相关文章转在这个话题下，这篇是六年前的作品了，基本的研究方向没有太大变化。有几篇贴在广天广地论坛的有关社会学问题的文章，因为论坛曾经遭受清洗，文章也丢了，可惜。200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