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2米兰事件启示录（二）
　　
　　胡大江
　　
　　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海外中国人敢于在他国的土地上聚集起来发出自己抗争的不满的声音，即使是这只是中国在海外的小商人的自发行动，也让世人对长期以来在海外忍气吞声的中国人一种全新的有组织的敢于斗争的形象。这应该是一件好事。
　　
　　我周围的朋友中间对米兰事件的立场和态度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这涉及到对事件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是支持鼓励还是反对进一步抗争扩大事态影响力，是认为闹下去对海外中国人的形象和生存不利，还是认为闹一闹也何尝不可。
　　
　　米兰的华文媒体明显地分成为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以《欧联时报》为主的媒体主张不要扩大事态，这个媒体受到了中国政府部门的支持，也得到米兰主要社团侨领的支持。另一个是以《欧洲华人报》为主的媒体主张扩大事态坚持抗争，此媒体对那些不主张扩大事态的媒体、侨领进行了批评指责。这个媒体在事件发生后采取的是比较激进偏激的态度，在做新闻报道时使用的词语有不少情绪化的因素和煽动性的字眼，有夸大事实的嫌疑，明显地有企图要促使事态扩大的倾向。这样的媒体还及时发出号外，将号外张贴在各商家的门前向外来的游客宣讲警察“打人”的“罪行”。华文媒体背后代表的是米兰华商们以及侨领们不同的意见态度和立场。
　　
　　但是，我为什么在事件一开始就提出不希望事态扩大的诉求，是因为，我注意到这次事件发生的导火线因子内容在扩大事态之后会对中国人自己不利。面对这样的无法继续操作的因子，不能够从感情因素出发，而应该见好就收。
　　
　　我之所以说米兰事件是海外中国小商人的抗争，是从整个事件所涉及到的所有内容和相关人士来做出此判断的。对于广大在意大利米兰以及其他地区合法或非法打工的中国移民来说，这次的抗争跟他们是毫无关系的，他们根本就不是这次抗争的参与者群体，警察的罚单不会罚那些打工子，而都是罚做生意的老板商人。这些劳工在意大利受到的是这批中国商人的剥削压迫，尽管这些打工子里面有许多是希望在将来存上一笔钱之后也要进入这个老板的行列而忍气吞声。那些积极参与抗争的中国商人在米兰大多都购买了房子开上了汽车，生活比一般的意大利民众还要好。在意大利的中国人的网站上可以看到有网民对此次抗争的批评，认为是商人的利益受损赚不了钱才起来闹事的。
　　
　　米兰的社团侨领的整体表现在事件中是处于激进状态的。但是，从目前所获得的信息来看，米兰大多数的侨领们还是比较理性的，基本上做到了能进能退，见好就收。4月13日晚上在新东海酒楼所召开的600人大会所做出的决议基本上看来还是较理性的，只是有些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没有将那些理想因素充分表达出去。
　　
　　总领馆总领事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做了讲话。讲话的整体扼要内容没有被披露，有媒体报道只是提到总领事说要“团结一致维权”，没有看到有规劝阻拦事态不要扩大的言词，给人们一种总领馆在支持扩大事态的印象。中国官方媒体在转载此类信息时也没有做相应的补充说明。这就给社会上产生出一种中国政府支持闹一闹的口实。
　　
　　关于事件中中国商人使用五星红旗的问题。在这次事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米兰的中国商人在与意大利警察抗争的过程中，大规模地使用中国国旗五星红旗的场面。这是明显的民众借“国家在场”意识来支持自己抗争合法、合理性和国际性意义。意大利政府方面对事件的基本立场态度是认为中国人违章不愿受罚反而聚众闹事。而米兰的中国商人却意图将事件定性为意大利政府对待中国商人的所作所为是“种族歧视”，因此，中国商人打出中国国旗来表明自己的背景身份。这可以说，这种行为是中国商人民间自发的行为，不是中国政府授意做出的行为。由于事件的导火线明确地是以违规不愿受罚为先导，因此，即使米兰政府在对待中国商人方面可能存在有种族歧视因素，但是要把412事件定性为种族歧视的证据实在是不能具有太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即使打出中国国旗也不能够让米兰政府就此背上种族歧视的罪名。
　　
　　但是，冲突场面上出现意大利警察脚踩到掉在街道上的五星红旗的情况，这个场面被拍成照片在网上流传，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同胞的愤慨，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国家尊严受辱，而痛恨意大利警方。
　　
　　然而，也有不少人对米兰的中国商人在这样的场合是否适合使用五星红旗提出了置疑。从米兰4月13日晚的600人大会做出的18日再次组织抗议集会活动的内容中看到了要求参与者在活动中不要再打出五星红旗，只打米兰市旗和和平的旗帜来看，米兰的中国商人也意识到当时使用五星红旗是有欠考虑之处，因为这次抗争既不是侵略行为，也不是对意大利宣战，中国人为了继续在意大利的土地上生存获取利益使用国际性符号会引发外交事件。他们能够对此做出检讨是难能可贵的。
　　
　　米兰政府对待当地中国商人经商的活动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并不是短时间的事情了。早在2006年春节之后，米兰市政府就曾颁布过不让在保罗.萨比区使用手推车的规定。当时在中国驻米兰总领馆的交涉下，米兰市政府取消了那个措施。但是，2007年4月份，米兰市政府再次颁布这样的措施，而且一直不愿意接见中国驻米兰总领事提出会面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总理温家宝在事件发生后首先表露出的较为强硬的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所表露出的态度，除了米兰市政府在当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以外以及西方媒体围绕这个发布会的基本精神所做的一些报道外，意大利政府以及西方其他国家政府包括西方媒体都没有企图要借此事件进一步恶意妖魔化中国和中国商人的宣导。在中国政府的直接干预下，米兰市长终于做出了接见中国驻米兰总领事的决定。会见在一些实质性的议题上双方都认为有局部的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在中国政府的授意下，驻米兰总领馆出面劝退促使米兰中国商人侨领同意取消了4月18日的静坐示威抗议集会。尽管当地许多中国商人还在气头上，不愿意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但是，还是有侨领愿意出面到警察局签署取消集会。中国方面立即通过在巴黎的《欧洲侨报》发表取消集会的报道，中新社立即做了转载。尽管报道的内容出现自相矛盾的表述，既报道开头为“已经取消”，报道结尾是“推迟，另行组织的活动时间没定”。但是，总算是把要求取消集会的意思通过中国的官方媒体传递到米兰社区。米兰的大多数中国商人们在总领馆和主要侨领的规劝下也只好服从。
　　
　　
　　
　　中国方面处理米兰事件的主要负责部门应该是以外交部牵头的“处理海外公民和机构重大事件部级联席会议”，具体操作的是外交部领事司的领事保护局，国侨办在此次事件的处理上基本上没有过多的插手。国侨办国外司司长熊昌良代表国侨办做出不希望上街、不希望事态扩大的表态，也只能够通过中新社记者在中新社网站上单方面发出专访。这个报道没有能够出现在中新社的主页上，连属于国侨办主管的“中国侨网”以及国侨办自己的网站，都没有发此报道。
　　
　　这反应出中国政府在处理米兰事件上所做的两手准备。中国政府先做出继续支持米兰的中国商人抗争的姿态，并做出全欧洲都有可能会加入到这个抗议集会的行列中去的姿态。中国政府认为，如果不是中国商人闹一闹的话，米兰市政府根本就不愿理睬中国驻米兰总领馆的交涉，而且会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地限制米兰的中国商人的营业。米兰的中国商人难以生存下去的话，一个又一个从浙江以及中国各港口海运来的货柜一旦被迫减少，影响的就不仅仅是米兰的中国商人。因此，中国政府利用此次抗争事件作为对米兰以及意大利其他地区政府施压，达到与米兰市政府以及其他地区政府加强沟通，促使各地政府给予中国在意大利的商人的商业行为稍为更加合情合理的对待，让那些被意大利海关扣押的几千万欧元的货物尽快清关放行。这是中国政府把握米兰事件在整个事态发展的初期采取较为强硬立场的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中国政府是不便于公开指责米兰市政府动用防暴警察驱散聚众中国商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目前面对的是日益增加的民众闹事，而且经常要动用防暴警察进行镇压。如果中国政府指责米兰市政府动用防暴警察，那么中国政府在动用防暴警察时就没有合法性了。
　　
　　如果事件和中国政府的态度涉及的问题仅仅是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之上的话，我将不会去花精力去关注这个事件的发展。我认为，412米兰事件所涉及的问题远远比中国政府出面维护中国在海外经商的商人利益问题要深远得多得多。我以为，这个事件将以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事件在人类历史进程上留下痕迹。这个痕迹所表露的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以不同于西方传统列强开拓海外市场的方式，展开了一场在世界上钻列强空子的重新要划分世界市场的争夺战。这个争夺战在两个层面上呈现在世人面前。一种层面是中国在国家政府干预下，利用中国十亿低价劳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培养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中拓展市场获取利润，再将利润在国家的框架之下进行分配，包括照顾弱势群体利益的分配。但是，低工资所造成的利润的大头被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获取，而同时对中国资源的超倍数的耗费，致使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人大常委会上说，中国如果还继续按照目前这样的发展模式状况发展的话，一旦中国真的进入了小康的生活水平，同时所消耗的资源也就必然自然而然地会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事实上，中国作为世界加工车间，完成的工作只不过是无偿地为世界跨国垄断集团奉献超额利润。
　　
　　另一个层面就是，中国还有可能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作为全世界第三世界国家成长的带头羊，以明确的掌握利用资本武器达到最后消灭资本的战略目标，与资本主义进行生死存亡的较量，明确地告诉全体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所利用进行投资的资本是属于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后一层面的战略思考，仅仅停留在第一层面之上的话。资本将会以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国的政体进行改造，而且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最高原则“维护私有制”去改造，这就会促使现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沿着邓小平和江泽民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走下去。目前，全国人大已经通过了具有维护私有制内涵的“物权法”，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写进宪法和党章，中国整体的基本经济交换方式已经是以资本和商品交换为主导，“先富起来”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正在不断地扩大其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影响力和实质控制权，沿海经济发展地区仍然继续保持一定比例的外向型商品生产经济发展速度，生产出来的商品并不适合国内市场，仍然是以海外市场作为主要的销售对象。在这样的状况下，温州商人成为了中国政府最为推崇的模范形象。温州抄楼团成员在获得一定数额的现金的情况下，到海外去从事零售批发生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选择。他们在海外的商业运作，直接影响着中国沿海商品对外经济生产速度。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是清楚的。但是，问题并不是在这里。问题是在更深一步的经济生产关系问题上。中国政府在没有军队开路，没有与外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没有携带道教长老设坛开庙，而是依靠着这批自行移民到海外的中国移民商人开拓海外市场，所遇到的与当地资产阶级在利润瓜分上的冲突问题，解决起来肯定地会困难得多。今后在这条道路上，估计还有牺牲一批又一批中国商人。这些问题将直接地影响到中国政府新的海外侨务政策的制定和落实。
　　
　　前面提到的第二种层面，即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不改变的问题，这同时也涉及到中国政府的外交路线问题。中国的对外经济基本路线是否还要继续沿着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互通有无、平等交易的原则。目前中国在海外的商人所采取的是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的的商业行为，这是与毛周路线格格不入的两条路线。中国的发展要建立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主义制定，是不光是需要现金货币，还需要全体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支持帮助。如果中国政府仍然依循着资本私人占有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的，中国要维持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并又想要获得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第三世界国家无私的支持帮助，那将是困难的。第三世界国家至今仍然将中国看成为与世界霸权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中东阿拉伯兄弟每天都在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在维护着世界文明正义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当今全球化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在与垄断资本主义进行贸易交往的过程中绝不能够将自己得以能够生存下去的根基也去掉了。胡锦涛主席一再提出的忧患意识当然应该包括这方面的内容。是否依据这方面的参考因素作为分析认识判断412米兰事件，就成为关键。我以为已经有很多人士不以这方面的内容作为参数了。单向的思考并不符合客观现实。当今社会已经进入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历史进程。
　　
　　即使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部都复辟了资本主义，也不能确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类理想追求就就此幻灭，不再可能重新出现在世界另一角落，委内瑞拉通过议会道路正在强化社会主义制度，古巴、朝鲜并没有要退缩的迹象。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维护反而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要开拓海外资本市场的同时，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曾经做出过的努力和贡献。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也还是可以继续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努力和贡献的。这种努力和贡献包括正确地认识对待412米兰事件，从事件的教训中清醒过来，借此事件所表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正确认识海内外侨胞的重大政治社会关系问题、认识海内外侨团与驻外使团的重大政治社会关系问题、认识海外中国人与各国各族人民之间的重大政治社会关系问题，尽早制定出符合客观现实具有现实指导作用统一的海外侨务政策，让广大海外中国人能够生活得更加踏实。让社会主义中国能够更加稳步向前进步。
　　
　　2007、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