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需要建立结构性机制
胡大江
根据2007年海外中国人所面临的新时代新环境新局面新形势，2004年撰写的活动公约有必要做相应的修改，特别是有必要将社会结构性方面的问题加入到公约条文中去，还需要把处理突发事件与组织社区大型活动结合起来加以思考。这种思考是，以平时组织社区大型活动为基础，为今后可能会出现的事态做准备工作，以便能够及时处理好突发事件而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互动基础。这样的社会互动基础，可以通过在各种社区活动的组织过程中不断的加强。
组织社区大型活动和处理突发事件都存在一个社区运作结构性的问题，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并不是事情发生时临时产生出来的，而是在一个特定的社区环境下通过各种渠道建立的。有些类似的结构早前或许已经建立起来过或者是已经事先就存在着，社区组织的某些活动就是在类似的结构中展开运作的。这样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仅仅是允许独一无二的，它是可以根据需要创建新的结构的，旧的结构也是可以通过改造被利用起来的。我们有必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要求，对社区社会提出建立或改造这样的社会结构，建立起一个机制性的社会结构关系，让所有参与这个社区活动的成员都能够意识到必须依照这样的框架结构去处理问题，只有依循社会运动的规律行事方能够对社区有利有益有帮助。
所谓结构性社会框架机制是指处理社会事务的社会运作程序。这是因为社区事务不是在一个社团组织内部的事务，而是社区众多社团组织共同参与完成的事务。这样的事务是各社团内部的章程所不能够管辖的，它需要有一个社区不成文的共识，依据一定的社会程序去完成全社区的跨社团组织的活动。
社会社区事务必须要由社区具体的人士去参与、去具体操作完成。它将涉及到许多运作具体事务的具体的人士，这些人士又分为许多不同的层次。越是接近关键核心的部分的人士，越能够对社会结构性事务的运作程序造成影响。这是社区权力的具体体现的场所。一个社区如果有一批有能力有威望有经验的侨领，遇事就能够轻易的处理好各种相关事宜，而没有这样的侨领，又没有相应的监督提示机制，很可能会把事情越办越糟。
建立结构必须要通过具体的人去完成。有意建立社区结构的这些具体的人士是需要对所要去建立的社区结构要有一定认识，并建立一种共识，必须在思想理论上站在一定的高度立场上方能够胜任。思想理论工作看起来是需要走在前面，而且非常需要社会舆论给予一定的支持帮助。驻外使团必将在这样的建构过程中处于显著的重要位置之上。
很明显地这将会触及到的就是社团侨领之间的团结问题。通常来讲，这些团结问题是难就事论事去判断是非对错，因此很难解决。这些团结的问题只能够是放在建立社区社会结构性机制的过程中去妥善处理解决。
社会结构性关键核心事务由最先接触并有责任负责某一活动的相关人士，这些人士为了办理好此一活动必须在社区中选择相关人士共同参与，落实完成各种事宜。核心人士对各层次参与人士的这种选择属于社会结构性事务的重要内容。人员选对了，事务很可能就会顺利完成。人员选得不太合适，就有可能使问题复杂化。事情是多方面的，人员也同样是多方面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活的灵魂处理对待各种事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将合适的人选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是从事社区结构性工作的重头戏。
社区的重要侨领的任务就是要妥善完成这些社区结构性事务。一旦结构性事务安排妥当了，后面的具体事务就会顺理成章一帆风顺。
社会一旦养成了一种习惯，那么无论是谁来出任社区侨领，他们都会依照这样的程序去妥善处理相关事宜。如果社区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一种妥善处理社会活动事务的结构性框架机制，而是交由个人的喜好从事，这个社区很难健康发展。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时，社区很可能会出大乱子。
中国政府通过中国侨联在海外中国人社区聘请了一批海外顾问。这些顾问们就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去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区，而不仅仅是坐前排照相。由此我们需要了解这些顾问与中国政府部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是否能够在这样的社区结构中发挥作用呢？中国方面对他们是否有进行教育的义务呢？如果不进行教育，他们又如何能够完成中国政府所赋予他们的责任呢？
因此，公约所要增加的内容将包括：认识海外中国人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海外中国人社团与当地各层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海外中国人社区与其他族裔之间的关系、海外中国人社团与中国驻外使团的相互支持配合关系、海外中国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如何回馈当地社会、海外中国人如何处理突发事件、海外中国人社团、海外华文媒体和中国驻外使团如何相互配合处理好突发事件。
2007、5、8
附：
海外华人华侨爱国活动公约
1、积极参与当地华人社区爱国活动，明确表明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原则立场，在各种场合上明确表明促进中国统一的态度，敢于提出自己对中国如何发展和如何促进中国统一的意见和建议；
2、在积极参与当地华人社区重大爱国活动的过程中，不仅只是以个人或单一社团的名义声望作为参与当地爱国活动的出发点，更要以扩大当地爱国华人整体形象作为开展当地爱国活动的出发点，以此定位思考并处理当地爱国华人社区活动各种事宜以及各爱国社团之间的相关问题；
3、积极协助当地爱国社团和爱国侨领的各种组织工作，促进扩大重大爱国活动的规模，在当地唐人街商家和社团楼宇挂五星国旗，激励侨胞的爱国情绪，以此方式力争改变当地华人社区各种政治力量上的对比，力争改变当地华人社区的政治面貌，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地主流社会认知、认同方面的影响；
4、积极与中国驻当地使团沟通合作，接受指导，及时向社区传递有关方面在当地开展重大爱国活动的相关信息；
5、定期召开当地各爱国社团组织主要领导人的圆桌会议，协调开展本地区大型重大爱国活动的事宜，以特定大型重大爱国活动为中心，确定具体承担领导任务的每次每个特定活动的社团组织和核心领导人，确定具体协助配合工作的其他社团组织和领导人，确定活动经费的来源和筹集管理方式，严格把握控制整体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的具体落实和进程；
6、即使没有担任社团领导职位的侨胞也可以积极协助当地爱国社团和侨领去组织领导好社区重大爱国活动，帮助他们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协助侨领们尽量在各种会议之前做好各方面的沟通工作，有文字书写能力的侨胞应积极参与准备会议文件的工作，力图在会前获取各方面的意见，尽量以民主协商方式，以最大的努力和可能性促使各方面达成组织重大爱国活动事宜的基本共识，将现实中存在的不同意见集中起来，以文字文件的方式将不同意见提交到正式会议上去讨论，依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按一定会议程序表决通过形成各项事宜的决议，会后督促各方共同遵守执行；
7、侨胞参与爱国活动出钱出力，意在认同贡献，为此，应督促各爱国社团和各项大型重大爱国活动的组织机构务必建立良好的财政制度，提倡节约办大事，不得随意花费爱国侨胞辛勤劳动筹集的支持爱国活动的血汗钱，做到财政公开，防止因个别人的贪污舞弊造成当地整体爱国社团组织的涣散瓦解；
8、在爱国社团中提倡建立民主制度，督促各爱国社团建立起良好的民主组织机构，建立公开公正的领导人选举制度，使新华人华侨的爱国社团组织能够不断发展壮大；
9、在爱国社团中提倡发扬民主工作作风，对社区爱国社团内部存在的不完善之处应予以重视，对不良的工作作风进行有限度的抵制，择时向违背众人意志者提出善意批评意见，促进社区爱国侨团健康发展；
10、注重发扬集体的力量，力促团结，不计较个人得失，尽最大努力协调沟通各爱国社团之间的合作，及时协调解决个人意愿与集体意志之间产生冲突时出现的矛盾，尽量减少个人和社团相互间的误会和偏见，提倡多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应负的责任；
11、在个人感觉到遇到了不公正待遇时，要有宽阔的胸怀，冷静分析利害弊端，在非原则问题上做到要从整体全局大局出发，学习忍让妥协的态度，让时间去消磨个人意气冲突，以便促使大型重点爱国活动得以顺利开展进行下去，使爱国社团组织能够正常运作发展下去；
12、以极大的努力保护华人社区爱国力量，包括加强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个人安全等方面的保护措施；防止非原则性事务在爱国社团组织内部造成矛盾激化和严重的冲突分裂，及时消解因个人间的矛盾给爱国社团本身带来消极影响，防止因个人恩怨打击报复行为，防止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乱扣帽子随意上纲上线，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敌对势力有意识、有目的的渗透破坏；
13、协助组织新华人华侨的新爱国社团，积极支持新爱国社团开展的各项活动，促使更多新侨民参与华人社区爱国活动，为华人社区爱国势力不断增添新生力量；
14、积极参与组织各种类型的文艺体育团体，组织各种爱国文艺演出活动和体育比赛活动，
15、积极参与组织建立中文学校，参与中文学校的管理，帮助学校提高中文教育质量，积极参与组织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
16、积极撰写开展爱国活动的新闻报道稿件向当地华文媒体投稿，与当地华文媒体建立良好互动关系，不断通过文字工作去影响当地华人社区的舆论导向，使其向着更有利于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侨胞心目中的正面印象的方向发展，减少消除极右势力在华人社区所做的反华宣传的不良影响；
17、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建立各爱国社团自己的网站和各项大型爱国活动的专题网站，扩大网络的影响力，组织人员向爱国侨胞传授中文打字和中文上网的知识和技术，提高侨胞参与爱国活动和爱国舆论活动的兴趣，提高侨胞关心政治的热情，即要注意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要坚持向侨胞灌输正义的思想意识和正确的价值观；
18、充分利用电子邮件信箱与各方面人士进行广泛联系，通过网络建立起各种工作组，相互迅速传递开展爱国活动的信息，取得各方协调做到相互帮助；
19、积极参与当地政府部门组织的有意义大型活动，加强与不同族裔人士和社团的联系，相互参与对方的活动，扩大爱国势力的广泛影响，促进与当地各族人民的友好；
20、明确大胆地以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人士的身份面貌出现，主动接近传统社团中不同政治倾向态度的侨领，争取他们参与加入到爱国活动的阵营中来，为形成新的爱国统一战线，为社区更进一步地转变政治面貌不断创造条件，促使当地新形势新环境的早日到来；
21、定期组织相关人士举办理论讨论会，不断在理论层次上总结开展爱国活动的经验和教训，不断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方面去认识，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抽象概括出爱国社团活动规律一定的理论框架，从而得以继续指导顺利开展下一次新的爱国活动。
一群华人华侨爱国侨胞
2005、4、15初定 2006、5、30修定 2006、6、26补充更新
对社区结构性机制的辅助资料
胡大江
我们从意大利米兰412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可以观察到一些属于社区结构性的机制问题。
米兰的侨领和某些华文媒体在事件发生后不愿意接受中国驻外使团的意见，坚持将事态扩大。这本身就呈现出这个社区内部在结构性机制方面没有得到及时性的协调保障。然而，事件后续工作却是在不断地建立起这样的结构性机制去做协调性工作，才使得事态能够有一个相当合理的结局。驻外使团、社区社团侨领、海外媒体之间的互动沟通，不同的意见都经过各种渠道能够得到疏导。在冲动之后冷静下来，对事态可能出现的各种因素做全面的分析比较，清醒地客观地认识事态，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在痛苦之中做出最终对自己有利的选择，接受米兰市政府的相关条例，为今后的生存发展做出必要的妥协忍让，这应该是上策。从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有意义的对建立社区结构性机制带有规律性的思想指导理论。
在海外，一个中国人聚居的社区，通常以存在三宝为是否形成唐人街的特征，它们是：中国人社团组织、中文学校和华文报纸。目前看来，这三宝虽然是重要标志，但是这三宝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如华商和华工，特别是中国的驻外使团。除此之外，我还要强调的是海外中国人知识分子群体不能被忽略。
这些都是分割的单一个体的因素，我所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人社区整体的因素是什么？
从外表上看，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类似的似乎是属于整体成份的因素，例如一些多个社团组成的联合体组织，如中华会馆、华联会。然而，即使有这样的组织，在社区组织全侨活动的时候，也还是要通过一些社区结构性的运作程序来做具体的操作沟通，否则的话，涉及跨社团的社区活动就会出现矛盾和纠纷。
2007年4月，芝加哥亲国民党的人士就向孙中山塑像献花的活动就因此产生矛盾和纠纷。芝加哥国父纪念馆馆长关其炼为此专门撰文描述整个活动组织过程中相关方面的各种表态，并且显露出芝加哥传统社区社团组织之间在结构性机制上的微妙变化。
一个应该举办的传统社区活动，到了应该进入社区结构性运作的过程的时候，相关的人士不愿意主动进入角色，使得传统惯例受到破坏。新的社团组织在这样的境域之下没有抓住机会主动出击，也说明，新社团内部的结构性机制也不健全。2006年芝加哥广州协会曾经邀请芝加哥中山同乡会一起组织向孙中山塑像献花的活动，当时中山同乡会会长起先同意参加，后来又推出不参加，华联会内部也出现反对组织此项活动的动作。中山同乡会会长当时表态要在2007年联络众多的社团组织大型的向孙中山塑像献花的活动。然而，2007年至今已经是5月中旬了，芝加哥新侨完全没有要组织这类活动的迹象。
要搞一个全僑性的活动，要有人提出动议，要有几个基本的积极份子在筹划组织这个活动。这就是属于社区结构性的机制内容。
这个结构性的机制，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被人钻空子。我们不能说有人有意识的在从中进行破坏活动，也许只是个别人出于个人的名利考虑，无意中破坏了社区和谐的结构性机制。但是，我们要对此有所警惕，警惕那些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来为个人名利 打算而无意中破坏了社区和谐的人士，对这样的人士要给予限制性的监督，控制信息传达，将他们置在适当的层次上，即使是让他们去出风头坐前排照相，也要谨慎地避免将核心关键的全部责任交付给这样的人士去负责去操作去处理。
这样的人士很可能会将一些还处于内部讨论的社区跨社团组织活动事宜，在没有与其他相关的社团侨领打招呼的情况下，对那些不属于这样的人士所领导的其他社团领导人直接发出指令，要求其他社团参与此一活动。这样的操作本身必然会遭受到众人的反对和抵制。本来一个有益的活动就这样被搅和了。原先没有的矛盾就是在这样的操作下产生出来了。这就是属于社区结构性机制不健全的表现。
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海外中国人社团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还包括海外中国人社团组织与中国国家和美国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与中国政府和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是属于海外中国人社区的特殊性问题。对待这样的问题，既不可能将关系描述得非常清楚，但自己却需要明白关系的实质状况。否则在处理问题上面就会无从下手，摸不到头脑。这反过来证明了研究华侨华人三大悖论中地球村全球意识提出的合理性。
2007、5、9
附：
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不宜中断
关其炼
芝加哥侨社有些领导层的朋友，最近对某些事情很敏感。传统上应该做的却显得畏首畏尾、无所适从、举棋不定。因此，一向风调雨顺的侨社，似乎多了一层迷朦的气氛。是不是受了台湾陈水扁政府『去中化』、『去孙化』及『去蒋化』的影响？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些『无所适从』者，是缺乏了事理是非的判断力所致。恐怕『顺了哥情失嫂意』，顺得国民党就逆了民进党，愈又背离了侨社的正统。这种表现，看在那些明眼人的眼里，一定有啼笑皆非之感。
侨社百年来一直都是站在中华民国及国民党的传统立场。崇尚民主自由，致力于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是海外华侨无私无求，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操。“中华民国”经历了军政、训政而宪政，二十多年前已经开放党禁，还政于民。国民党亦已由一个革命党蜕变为一个民主政党，自由选举。民进党在获得政权后，如果能依宪法治理国家，用人唯才，公开、公正、公平地作良性竞争，不搞台独、不搞分裂，在国民党已打造下那自由繁荣的基础上，保持着民主自由的灯塔，照耀着大陆，影响大陆也逐步走向民主、自由、法治，实是一般国人所寄厚望于台湾者。管它什么党！能把国家治理得好的就是好党。不管黑猫白猫，捉得到老鼠的才是好猫。
然而民进党令人失望，七年来的所作所为已无庸赘述，大家心知肚明，早已耳熟能详了得。最近更变本加厉，为了“去中国化”、“去孙化”、“去蒋化”，把“中华民国”弄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民不聊生，令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由齿冷而心寒、而愤怒、而发指。
话题似乎越扯越远，其实不然。三月下旬一项纪念孙中山逝世（三月十二日）、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国捐躯（三月二十九日青年节）及纪念蒋中正逝世（四月五日）的活动，侨社一些人似乎刻意回避，表现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可见侨社多了一层迷朦气氛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过去每到三月初就由“三民主义大同盟”发起，由中华会馆领衔（其实是台北经文处授意）发动各侨团共同为上述三个纪念日举办纪念活动，考虑到简单隆重及省时省事，在三月下旬的一个周末联合举行。依惯例上午到中山公园向孙中山铜像献花，中午在中华会馆大礼堂开纪念讲演会，然后联合午宴，才结束这项富有社会教育意义的爱国活动。
近月来台湾发生很多闻所未闻、史无前例的事情。一下子把蒋中正纪念铜像搬到厕所门口去，一下子要中正纪念堂拆墙改名，一下子在把中华邮政改为台湾邮政…不一而足，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或许人人在这种情况下让时间溜得特别快，转眼间已到三月二十五日，我打电话给国父纪念馆董事长刘天同及馆长刘康黎，问他们有否听到“纪念献花”的消息。我觉得侨社这项传统性的活动不宜中断，我们的“国歌”开宗明义就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手创，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国父，我们是芝加哥国父纪念馆的守门人，纪念活动中断了，如果有人指责，我们是首当其冲，心理上是责无旁贷的，就算没有其他团体参加，纪念馆自家也要做，大有大做，小有小做。结果三人取得共识，随即打电话给三民主义大同盟秘书长，找不到顾正彦，找到前秘书长郭自生，才知道顾正彦因急事去了台北，群龙无首。再和中华会馆梅国彬主席联络，我告诉国彬兄，国父纪念馆决定要办，如果中华会馆参加，当然由中华会馆领衔，因为中华会馆是侨社的龙头。国彬兄表示要参加，但领衔则不必。我体会到他好像有些为难。我再请他吩咐中文书记去通知侨社各公所团体，但国彬兄认为前任中文书记张文柱比较能驾轻就熟，要我请托张文柱去联络，这是表面上的说词，实情如何，我就不便再细问了，而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距离三月底只有四天而已。过了两天和国彬兄再通电话时，他提到要不要请台北经文处参加，我表示国父纪念馆无此必要。我这样表示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郑处长与侨社交谊极佳，我不想令他有所为难，台北正在雷厉风行地“去中除孙倒蒋”，在此敏感时刻，或者经文处觉得参与献花活动未必适宜，第二，经文处本来是站在辅导地位，三民主义大同盟没有发起，经文处又不主动联络中华会馆，则国父纪念馆根据什么要反其道而行呢！
幸得张文柱兄热心联络，获得各方响应，共有十五个社团参加。这项活动，一向都是由中华会馆中文书记担任司仪，三月三十日我和梅国彬主席在电话上要敲定献花仪式的程序时，他说中文书记无此意愿，英文书记不想参加，就请张文柱兄代行好了。此刻我还是心胸里净，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发生，不料当天晚上及三十一日早上，连续接到几个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中华会馆里面有人批评关某人做事太霸道又独裁。对此我虽不在乎，但是，这种略识之无的人真是岂有此理！也让我再次体会到国彬兄有不少左右为难的苦衷。然而，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向侨社略作说明，而且，当献花仪式甫告礼成，众多新闻记者就急着打听追问：今天没有台北经文处参加是意味着什么？我只能向记者先生小姐们表示歉意，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当天午宴在御龙轩共五桌，每桌一百五十元，中华会馆支付一桌，国民党美中支部支付一桌，三民主义大同盟支付一桌，国父纪念馆支付两桌，共开支七百五十元，皆大欢喜，我要在此向上列单位申谢！（我曾经向梅国彬主席商量，希望中华会馆支付两桌，因为中华会馆是侨社的龙头，大阿哥有时总是要大方一点。但梅主席当即两眼圆睁，既像斥骂，又似求饶地说：“他们不肯，他们不肯！”我只可退而求其次了。）
二00七年四月三日于芝加哥国父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