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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与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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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 四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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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四十
五期，二○○○年四月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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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四月号目录（本期分zs0004a,b,c三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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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焦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
【解 读】论讽结合 庄谐统一
【历史与理论】中国近代统治阶级的现代化：
【文艺与社会】史诗剧《切·格瓦拉》第一场 黄纪苏、张广天等
本期英文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in English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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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中国与世界》 总第四十
五期，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创刊
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０９１－９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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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焦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在第三世界的纪录
瓦尔登·贝罗等
尽管已经尽力作了很大的调整，这些国家仍然站不起来，
而是掉进了深井中。
－－鲁迪格·当布什(Rudiger Dornbusch)，麻省理工学
院经济学教授，引自雅克·波拉克(Jacques Polark)“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变化”，国际金融文集184号，
1991年9月
世界银行第一个结构调整计划启动的十三年之后，在它出版的《1993年发展中国家
与全球经济展望》中，银行宣称结构调整工作取得了成功。对九十年代的剩下几年，它
下结论说：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过去的十年相比，前景比较乐观。这种
乐观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国家所广泛采取的经济改革，特别是
私有化改革、更大程度的贸易开放、财政赤字的减少、商业债务的延伸
等。”
不用说，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的观点。
充其量只是个遗憾的纪录
实际上的纪录是失败，这是许多详尽的研究所共认的，其中包括一个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莫辛·汗(Mohsin Khan)对1973-88年间接受
稳定化和调整计划的国家与那些没有接受该计划的国家做了比较，发现“与后者的变化
相比，前者的增长率相对下降的程度很大”。他的总论认为，尽管偿还债务和通货膨胀
率可能在计划开始的第一年有所改善，结构调整计划确实“有代价，包括增长率的下降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经济学家杰斯珀森(Eva
Jespersen)考察八十年代非洲的经验，她
对接受稳定化和调整计划的24个抽样国家，基于三个标准作评估：资本积累率、以制造
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来衡量的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和出口能力的发展。分析
数据表明：
●资本积累在20个国家减缓；
●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在18个国家出现停滞或者下滑，鉴于投资的普遍减少
，这是预料中的情况。因此，八十年代的调整似乎导致了、或者至少没能阻止本来就很
不发达的工业基础的萎缩；
●24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出口下降，而在另11个出口增加的国家里，出口对债务支付平
衡的贡献“几乎小得总是可忽略不计”。
所以，毫不奇怪，牛津的结构调整专家斯图亚特(Frances
Stewart)对非洲结构调整
的经验作出如下判断－－该判断对许多人来说，是言之过轻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倡导的稳定化和调整调整政
策在非洲的绝大多数国家中，并没有成功地恢复增长；实际上，他
们常常带来持续的经济恶化。此外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政策正在
推动非洲经济偏离它们所希求的长远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因为它使
一些非传统的农业和工业部门丧失了比较优势。”
对经济停滞的解释：“宏观休克”还是结构扭曲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惨的纪录？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泰勒(Lance
Taylor)和他的同事认为，毛病出在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错误地诊断了症结所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增长的障碍并不主要是“
扭曲的”经济结构，而是由于七十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抬高石油价格和八十年代
初债务危机所带来的两次宏观经济冲击。实际上，使用世界银行自己的数据，在1960-7
3年拉丁美洲流行的，而今备受嘲讽的、所谓扭曲市场的“进口替代策略”，对提高生产
率的作用完全不是那么糟糕。这个时期与八十年代的主要区别在于，后一时期有许多不
稳定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但导致了资本流入的中断（除了那些指定偿还债务的资金），
而且导致了大量净资源的外流，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作国内投资并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如
果忽视外界因素的关键性作用，泰勒警告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调整政策存在着风险，它将把这种政
策的接受者推向长期的“稳定的停滞”，因为这种政策忽视了宏观经
济因素的重要性，例如：外汇和财政相联系的约束、金融的脆弱性、
通货膨胀的动态过程等。”
东南亚国家案例
通过比较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外部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显而易
见了。与拉丁美洲的不同的是，东南亚－－除了菲律宾外－－在八十年代并没有被切断
外部资本的流入。正相反，那里有大量的外来资本注入，主要是1985年日元大规模升值
后，日本投资寻找低工资的生产基地。1985至1990年间，大约相当于150亿美元的日本投
资涌向该地区，这成为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以较高或中等增长率增
长的主要原因。
马来西亚是八十年代少数几个逃过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化或结构
调整计划的第三世界国家之一。事实是，马来西亚继续保持它的贸易保护制度，对工业
中的关键部门实行政府指导的计划工业，如对汽车生产工业，同时它对外来投资操作实
行严格的控制。目前马来西亚正以百分之十的增长率发展，这主要是八十年代日本资本
流入的结果。从1985年至1990年间，约有22亿美元流入马来西亚，相当于马来西亚平均
每人一百多美元。
世界银行经常将印度尼西亚在1985至1990年间的5-6%的增长率归功于结构调整的作
用。可他们没有提到的是，那里的经济自由化非常有限，经济带着高度贸易保护主义、
垄断控制的特点，以及严格限制外来投资。他们另外没有提到的是，印尼的高增长率与
同一时期近40亿美元的日本投资的涌入紧密相关。但日本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大规模的直
接投资。当印度尼西亚政府外汇储备在八十年代初变得如履薄冰时，日本立即作出慷慨
的借贷计划，这后来被称为“特殊信贷”，因为印尼被看成是原材料的战略基地。
泰国同样为泰勒及其同事的论点提供了坚实的论据，即：外部丧失稳定性，而非内
部结构扭曲，才是八十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泰国本来在八十年代初开始了结构调
整，但没有满足世界银行的主要要求：解除保护主义的贸易结构。泰国确实将制造业很
大部分导向出口，不过和印尼、马来西亚一样，没有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药方，将国内市场对外开放。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后期，泰国的贸易政策变的更加保
护主义，以进口替代为导向，这时泰国的增长率突破百分之十。所以，泰国在八十年代
末以年增长率8至10个百分点使世界眩目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结构调整的结果，而是日本
选择泰国作为东南亚运作的中心支点造成大量的外资流入而导致的。事实上，或许就是
保护主义的“扭曲”帮助了增长，因为日本汽车制造商选择泰国作主要的投资，一个关
键的目的是开发它的被保护的市场。实际上，泰国的技术官僚，不象世界银行的经济学
家那样羞羞答答，他们坦然承认外资是他们国家经济增长的来源：
“对泰国的加速增长原因的解释，应当是1985年日元升值，导致
日本国内生产成本上升，日本的跨国公司被迫寻找新的低成本的生产
基地。1987年，由泰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的日本的投资超过了前20
年日本投资的总额。”
导致停滞的处方
泰勒及其合作者与其他批评结构调整计划的学者一样，都强调：结构调整计划中的
一些组成因素，在现实世界中，触发一连串的事件，导致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的理论预期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种向下的螺旋发展的不同阶段，阐明如下：
●典型的结构调整计划以稳定措施开始，如紧缩银根、提高利息率、削减政府开支和降
低工资。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的萎缩。
●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的同时，再加上汇率贬值以增加出口及增加外汇，加剧一种自相
矛盾的效果，使引进外资和进口半成品的当地成本增加，从而导致了所谓的“过量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项政策臭名昭著。
●经济的紧缩挫伤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在一个下滑的经济中，让市场听任其自然的话，
它无法自动发出讯号去恢复那些私人投资的信心。
●而且自由化也无法在农业部门刺激投资和增长，因为只是简单地放开商品价格，并不
能消除深层次的结构上、基础设施上以及技术上的障碍，通常由国家扶植的计划倒是注
重消除这些障碍的，而现在的国家计划也在加强财政纪律的借口下被取消了。举例来说
，让市场决定化肥的价格，在许多非洲国家导致减少化肥的使用，最后导致作物减产，
以及对农业投资的减少，因为缺少政府支持的信贷系统。
●当自由化确实带来产生提高时，出口增加带来的收入能导致更大的投资。但是，制造
商对结构调整计划的出口优惠做出反应造成出口收入的初始增加之后，该国出口商品的
国际价格下跌，出口收入跌落，这恰恰是因为专门生产同一种商品的许多国家都在结构
调整计划的刺激下，使该商品的供给增加。这种收入减少的份额不是由投资分担，而是
由债务偿还分担。
●这就使得在恶性冲击下，公共资本的形成成为仅有的刺激投资的方法。但是，由于为
了减少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财政开支被削减，公有企业被关闭，国家这时也难以
介入来挽回私人资本投资的衰退。
●这种宏观经济管理的最终结果，引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鲁迪格·当布什的话说，
经济“掉进了深井”，或者说被困在一个陷阱中。低投资、失业增加、社会福利的削减
、消费减少，以及生产下降互相作用，产生了一个停滞和下滑的恶性循环，而不是世界
银行理论所想象的就业增加、投资增长的良性循环。
为揭示结构调整计划的预期效果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强烈反差，我们来简要地考察结
构调整计划在三个国家中的动态过程，这三个国家被世界银行作为成功范例宣传，它们
是：墨西哥、智利和加纳。
墨西哥：改革的典范？
由于卡洛斯·萨林纳斯总统坚定执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图，开放本
国的经济，墨西哥常被玄耀为拉丁美洲结构改革的先锋。因此墨西哥也就受到布莱顿森
林机构（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译注）的特别关注，他们不放过一丝一毫
的机会去赞扬墨西哥，称它是模范债务人和改革典范。其实只要对调整计划的实际效果
做个简单的评估，就能发现：称墨西哥是第三世界的榜样的说法是很成问题的。
首先，墨西哥的债务并没有明显地减少，可这是它当初答应把自己交到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手心里实施稳定化和结构调整的主要目的。仔细看一下1989年墨西哥
和私人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债务削减协议，就能知道这一点。墨
西哥协议被布什政府吹嘘为“布莱迪计划”的榜样，也是华盛顿对第三世界国家债务进
行管理的新策略，该协议声称准备减少墨西哥债务70亿美元。但是，正如一位债务专家
指出，净债务几乎没有任何减少；因为墨西哥被迫再借70亿美元来作为这项交易的担保
，这笔新债务中的58亿美元借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官方来源。所以墨
西哥最后得到的，并不是债务的减少，而是象以往一样的债务重新安排，偿还期限延长
到了三十年。到后来，布莱迪计划没有带来净债务的减少这件事变得更明显了：1991年
墨西哥的债务是980亿美元，比1989年签定协议时还多大约30亿美元。作为国内生产总值
的百分比，外债比例只稍有减少，从1989年的53%到1991年的48%。
债务几乎没有减轻，而换来的是，墨西哥接受了来自世界银行更为繁重的结构调整
任务，这一整套条件，被世界银行执行前总裁莫里斯·米勒(Morris Miller)描述为“空
前彻底的干涉……以便实施计划，主张减少进口壁垒和出口补贴，以及其他措施，以显
示出对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承诺”。1989年更加强化了的结构调整，是在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墨西哥实行了六年之久的严密监管之后进行的，监管始于1982年债
务危机爆发之后。长达七年的结构调整的最终目的，据说是通过消除经济中的“扭曲”
，来获得持续的增长。它所持的理论是：通过削减政府部门在经济中的作用来促进更有
效率的生产，以及采取“需求管理”政策，包括限制工资增长、汇率贬值和对外贸易自
由化。事实是：私人银行提取了墨西哥的金融资源，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恢复宏观经济平衡”、将墨西哥变成“对市场友好”的经济的严厉作法，遏制了墨西
哥的国内投资。
资本开支在整个政府开支中所占比重从1982年的19.3%跌到1988年的4.4%，而同一时
期对内外债务的利息支付却从政府开支的19%上涨到57%。
因为是一个“债务困难户”，墨西哥的债务偿还部门得不到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信贷
，而且国内融资来源非常有限，大笔的债务只能通过出口换来的外汇来偿还。为了促进
出口竞争力，当局屈从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实行贬值政策，多次将
比索对美元的汇率下调。但是，出口的增加实际上造成了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价格的下
跌，导致1988年实际出口额比1982年还少。因此，以占墨西哥的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比重
来算，在1982至1988年间债务偿还比重高达55%。
有这么多金融资源－－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到11%－－流出国门用于偿还债务，也
就难怪政府剩不下什么用来投资了，其实结构调整政策已经将政府在生产中的作用淡出
了。没有公众投资的促进，同时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减少工资而导致国
内需求的萎缩，私有资本不但不去投资，而且干脆逃离墨西哥：到九十年代初，墨西哥
公民在海外的资产远远超过500亿美元，如果计算资产的累积利息，恐怕要超过1000亿美
元。所以，国内总投资在八十年代每年下降1.9个百分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不足为奇
的是，与七十年代年均7%的增长率形成对照，1982至1988年间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没
有任何增长。考虑这一时期国家人口以每年2.3%增长，这意味着198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跌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的水平。
贸易自由化不但造成了自相矛盾的恶性循环，同时还造成了非工业化。进口关税从
50%降到20%，而且废除了进口许可证制度后，墨西哥工业部门大面积破产。数百家工厂
被关闭，纺织和成衣制造部门也快速萎缩，仅1992年一年就衰退了5%。
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倒退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剧烈的。债务专家当布什和投资银行家
斯蒂芬·马可斯都指出“削减工资带来的可怕的代价”－－在1982年至1988年间工资削
减达41%。工资的减少使工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从1980年的43%跌到1987年的35%。失
业率上升至20%，半失业率上升至40%。这种境况将全国的一半人口推到贫困线以下，并
且使原来就非常贫富悬殊的收入分配变得更糟。整个国家陷入一个低消费、低投资、低
产出的恶性循环。
尽管没有真正的经济增长，以及结构调整带来的悲惨的社会景象，墨西哥政府仍旧
深化执行调整计划，将其延续到九十年代。私有化进程加速，致使国有企业从1982年的
1155家削减到1990年的285家。18家商业银行中的9家在债务危机中由国家接管－－这样
政府可以担负起它们欠外国银行的债务－－现在它们都被归还私人手中。不过，这些变
化并没有促成自由市场的条件，而是形成了由少数特定的私有集团控制的经济，最后形
成25家股权公司控制47%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局面。
非国有化进程也在加速。萨林纳斯政府于1989年放宽了1973年制订的严苛的外国投
资法，放松了对诸如汽车制造业和电讯服务业的外资进入的规则，并且允许私人学校、
新闻出版和金融服务等部门的百分之百外资产权。在上面的措施的鼓励下，加上墨西哥
有希望成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成员国－－一个几乎没有内部投资障碍的北美大
陆市场，外国投资涌入墨西哥，从1990年的26亿美元增长到1991年的47亿美元。与外国
集团进行的主要交易有：安豪塞－布什(Anheuser-Busch)公司购并国内最大的酿造厂，
出售TELMEX（全国第二大电讯公司）和墨西哥航空公司(Compania Mexicana de Aviaci
on)（最大的国有航空公司）。
可观的投资涌入并没能掩盖事实真相：经济已经被结构调整严重地削弱了。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率曾从1989年的3.3%上升到1990年的4.4%，但尽管有大量的外国资本的流入
，增长率在1992年下降到2.7%。同时，这种有限的增长使经常性帐目赤字从1989年的40
亿美元升到1992年的200亿美元，结构调整给国家的工业结构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国内需
求吸引了消费品、半成品和资本商品的进口，而原来这些很大部分都是由国内的工厂生
产的，现在这些工厂都被结构调整计划计划给扼杀了。
经过多年的削减国内投资，和急剧地取消对本地制造业的保护，结构调整使得墨西
哥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被迫以对外帐目的动荡为代价大量进口，否则就无法维持可持续
增长。正如里卡多·格林斯奔和马克斯维·卡迈隆(Ricardo Grinspun and
Maxwell Ca
meron)所指出的那样，“墨西哥政府将再次面临丧失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另一轮的资本
外逃，和大规模的贬值，使得政府的信用扫地，人们正在紧张地猜测这种可能性”。
智利作为经济实验室
智利也许是世界上进行结构调整计划最长的国家，从1973年皮诺切特的血腥政变推
翻民主选举出的政府总统阿连德时就开始了。智利的调整采用了一种特别激进的方式，
因为曾在芝加哥大学受过训练的智利经济学家们，寻求通过政府的独裁手段将国家干预
的经济转换成为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描述的自由市场的人间天堂。不但是结构调整
的各种标准保留节目都付诸实施，而且自由市场定价、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货币贬值、
出口导向的制造业、私有化、取消管制、非国有化等都带着意识形态的狂热加以实行。
到八十年代末，智利的经济确实被转型了：
●约600个国家企业被出售了，只剩不到50家还留在私人手中；［原文如此－－译注］
●智利已经从拉丁美洲国家中经济保护最多的国家之一的变为保护最少的国家之一，贸
易中所有定量的限制都被废除，关税也采取了对所有商品皆为百分之十的统一税率；
●外国投资者在经济中的地位很重要，在诸如钢铁、电讯等战略性部门中共同拥有前国
家企业；
●国内的金融市场彻底的取消管制已大功告成；
●经济极大程度上已经融入国际经济，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从1970年的35%变为1
990年的57.4%。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个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亲自监督了几次稳定化
和结构调整计划，他们很为其结果而骄傲。不过，许多其他人提出了疑问：这是转型还
是摧毁？
如果以智利对外帐目的稳定来衡量成功与否，那么结构调整计划就有疑点了：智利
的外债在1991年是190亿美元，比1982年债务危机开始时还要高；1991年所有债务维持在
国民生产总值的49%，而这时期有接近9%的国内生产总值流出国门用于偿付债务。这实际
上还不足以看出因债务所造成的资产流出的严重性：因为其中债务的一大部分已经通过
债权－股权交易转化为智利战略性部门的国外持股人的股权了。
如果将可持续增长作为衡量结构调整成功的关键衡量，那么智利的结果也很难说是
成功的。正如佛兰奇－戴维斯和姆诺兹(Ricardo
French-Davis and Ocar Munoz)指出的
，皮诺切特执政的年代(1974-89)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2.6%增长，低于国家干预年代
的增长率：1950-61年间是4%，1961-71年间是4.6%。如果参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那么结果更糟糕：在七十年代平均为1.1%，在八十年代平均只有0.9%。
如果我们考虑到为取得这些成果，自由市场的政策在十年中将智利两次推入大萧条
－－第一次在1974-75年，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12%，另一次在1982-83年，国内生产总值
下跌了15%。泰勒和他的合作者所提出的对智利经验的描述比官方正统的说法更为准确：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力支持下，智利经济跌跌撞撞地走过12年中一系
列灾难性的稳定化实验”。
痛苦的结构重组过程给智利经济带来了不止一处的恶性影响。低投资率和残酷的贸
易自由化相结合，导致了非工业化：制造业基础动摇，从六十年代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26%跌到八十年代的平均20%。事实上，1979到1981年间，制造业在绝对萎缩，直到19
88年工业增值才的绝对量才超过1974年的水平。西罕(John Sheahan)指出，“智利的经
济在市场导向的自由化阶段……似乎正以效率和避免通货膨胀的名义向非工业化的方向
发展。”
许多金属加工业和相关的制造工业退步了，而其他和资源开发或资源处理相关的产
业－－如林业、渔业、水果种植业和采矿业等发展了，因为政治经济环境鼓励出口。由
于极端依赖原材料和加工商品的出口，同时制造业基础不断萎缩，智利的经济到八十年
代后期恐怕要比皮诺切特执政之前还要脆弱。
不过，考虑到极端的自由市场政策对社会的冲击时，结构调整的成本和收益对比才
急剧地指向负面。
尽管挂着“自由市场”的牌子，智利当局将调整所付的代价推向社会，从而有利于
富人。1983年，智利债务危机爆发，因为无担保的外债私人机构蒙受大约35亿美元的损
失－－将近20%的国内生产总值，都被政府冲销了。更有甚者，中央银行对技术上已经破
产的银行给予大量补贴，使它们不会倒闭，这笔补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且它还让
这些银行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们稳坐交椅。
智利当局将富人的损失转嫁给社会的同时，将调整的负担施加到穷人和中产阶级的
肩上：大幅削减公共开支，严格冻结工资并且大幅贬值比索。政府的国内开支下降了24
%，引起国内生产总值下跌15%，同时引发了大规模失业，在最严重的一年内失业率高达
30%，三年间保持在25%以上。比索贬值50%，引起工资的实际价值减少了20%左右。
在债务危机中本来属于倒闭的富裕债务人，收到大笔可观的补贴，而50%以上的失业
者得不到任何补贴，其他人就算得到也十分微薄。
于是，到八十年代末贫困和不平等都更严重了。生活在“赤贫线”以下的家庭的比
例从1980年的12%增加到1990年的15%，生活在“贫困线”（比上面的标准高一些）以下
的家庭从24%增加到26%。这意味着：在皮诺切特执政的末期，一千三百万人口中的40%，
即520万人属于贫困人口，而这个国家曾一度吹嘘自己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贫困带来
了饥饿和营养不良；40%人口的热量摄取从1970年的2019大卡降到1980年1751大卡，最后
降到1990年的1629大卡。
说到收入分配，最贫困的20%的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从1980年的4.6%下降到1
990年的4.2%，最贫穷的50%的人口收入从1980年的20.4%下降到1990年的16.8%；而最富
裕的10%的人口所占份额却从36.5%上升到46.8%。
所有这些还不算，还要加上对民主的毁灭，因为智利的“芝加哥小伙子们”觉得要
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变成现实，这是必须的。
简而言之，通过政府干预进行自由市场的实验，智利的上层阶级极大地增强了对经
济的支配权。难怪欧洲经合组织（OECD）的一个研究认为智利调整计划的代价“是拉丁
美洲国家中最高的”，并以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结论：“这样的调整假如是在民主国家中
，难道可行吗？”
加纳：非洲的灯塔？
在墨西哥，哈佛毕业的萨林纳斯总统成为结构调整的人格化身，在智利，其化身是
铁碗将军皮诺切特，而在加纳，结构调整的化身是空军中尉杰里·罗林斯(Jerry Rawli
ngs)，他被伦敦的《金融时报》描写为“一个谜－－一位有煽动性的社会主义者，但在
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支持下推行了在整个非洲大陆上最倍受称赞的自由市场
经济改革计划”。
罗林斯执政下的加纳经济是整个非洲“结构调整”最彻底的：自1983年以来，它完
成了16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稳定化和结构调整计划。对这一系列调整
药方，包括经济紧缩、自由化、汇率贬值和非国有化的结果的主流官方看法，可从《金
融时报》的同一篇文章中找到：
“这些政策使加纳获得了每年5%的增长，将通货膨胀从1983年的123%降低到1991年
的18%，同时恢复了投资信心、刺激了投资，加纳海外侨民的数百万美元也回流加纳。6
0亿美元的到期贷款也于1990年还清。”
然而这不过是把一幅充满疑点的画面的打扮到最漂亮时的情形。如果按照真正减轻
债务的标准来衡量，加纳的结构调整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失败：加纳的外债从1983年结
构调整开始的17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35亿美元。按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看，
外债从1983年的41%增加到1990年的57%；与加纳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的相比，外债比
例略有上升，从1983年的高达345%上升到1990年的353%；与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相比，每
年偿债额从1983年的31%上升到1990年的35%。
加纳的结构调整的一个关键目标在于：通过大幅度的外汇贬值减少进口、增加出口
，尤其是主要的出口产品可可，来改善国家的外汇储备。但是，在八十年代末期经常性
账目的赤字加大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结构调整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出口，
“由于一大批生产可可的国家同时增加出口，引起世界价格下跌，导致各国收入减
少，因为一些作物的价格弹性很低。例如，八十年代可可和咖啡的产出增加后，其价格
下跌。”
在1986到1989年间，由于加纳可可产量大幅增长，使得全世界可可价格下跌48%；贸
易条件变得对加纳不利，从1987年的指数100跌到1990年的75。
从增长的角度来看，尽管加纳经济在八十年代后期确实以每年5%增长，但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在八十年代末实际上和八十年代初的水平相同。还有，从结构上看，加纳的经
济变得更脆弱了。进口自由化导致了私有部门纺织工业的就业机会流失，并且“使大中
规模的非外资控制的国内制造工业逐渐死亡”。加纳经验反映了整个非洲大陆的一种趋
势：七十年代就业发展最快的10个工业部门，也是八十年代失业增长最快的部门。经济
学家罗宾逊和坦本勒查伊(Peter
Robinson and Somsak Tambunlertchai)研究这种趋势
后警告，非洲贸易自由化的长期后果“可能会扼杀非洲发展工业化的任何可能性”。
调整计划强烈地偏向于鼓励作物出口，特别是可可的出口，并采取措施打击当地粮
食当地生产，如取消对化肥的价格补贴，削弱了粮食的本地生产，增加了对进口粮食的
依赖性，并且造成威险，使“整个经济的安危置于可可市场的反复无常的变动之中”。
经合组织对加纳的结构调整对社会的冲击的评估报告的结论是，加纳的结构调整的
代价是巨大的。受到了最严重冲击的是那些非正式部门，调整所造成的效果“是突然斩
断商业的边缘地带，从而切断小摊贩的收入，而她们多数是妇女”。为了减轻预算赤字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令大规模收缩公务行业，受到影响的是五万工人被迫
失业。据统计，仅因公务行业收缩所造成的裁员就占据整个劳动力的15%。实际上，这些
失业工人受到了双重的打击，因为调整计划也同时收缩了非正式行业市场，如经合组织
所指出的：“在调整之前，这些人工资就很低，他们的主要收入是来源于非正式的小买
卖活动。”
在城市，似乎只有那些高层官僚相对来说避免了厄运，他们保住了工作，并且想方
设法，包括贪污腐败，来避免他们的收入下降。在农村，那里“可可主宰一切”，结构
调整带来可可涨价确实使两百万种植可可的农民收入提高。不过这个结论并不全面：收
入的增加对可可种植者的不同阶层来说是不一样的。如经合组织所指出的：
“可可对于‘赤贫阶层’、‘贫穷阶层’和‘富有阶层’都是同样重要的，所有这
几类阶层都能从改革中获利。从比例上看，‘富有阶层’获利最多，因为高收入的家庭
在全部作物收入中占有较大的份额。”
但是，可可的高价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农村家庭都能有更高的收入。实际上，非可可
作物种植者的收入下降了，这是因为结构调整计划规定必须取消化肥补贴。
为了减轻穷人在调整过程中的痛苦，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设计了名称吓人的“
减轻调整带来的社会成本的行动计划（PAMSCAD）”，该计划的目的是增加一大批公众就
业项目，以及帮助那些被解雇的公务员在农业部门找到新工作。然而，该计划的作用是
有限的。到1990年止，它仅能补偿不到一半的被削减的工作机会。此外，如杰弗里·赫
伯斯特(Jeffery
Herbst)指出的那样，“该计划的资金本该到那些贫困地区人民的手中
，但却被转送到已经具备较强的国家行政管理的地区，亦即历来就从政府项目中获得好
处的地区。”
在参考了多个调查之后，加纳经济学家查尔斯·阿布格雷(Charles Abugre)的结论
认为，目前已有的证据表明：不平等增加了，粮食自给自足能力减弱了，绝对贫困增加
了。确实，出口可可带来的较高收入在农村没有显著减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
，八十年代该比例平均为37%。而在加纳的城市，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高达59%
，在非洲仅次于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
总而言之，如果要概括加纳的结构调整经验，就必须指出它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低
增长率、不断扩大的贫困和经济结构的脆弱化。恐怕没有人能称之为成功的范例。
主要参考文献：
Mohsin Khan,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Fund-Supported Adjustment Program
s," IMF Staff Papers, Vol.
37, No.2 (June 1990), p.215.
Eva Jespersen, "External
Shocks, Adjustment Policies, and Social Performance
," in Giovanni Andrea
Cornia et. al., eds., Africa's Recovery in the 1990s:
from Stagnation to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Jose Maria Fanelli, Roberto Frenkel,
and Lace Taylor,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a Critical Assessment,"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
l Issues for the 1990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
elopment, 1992.
Rudiger Dronbusch and Steven
Marcus, eds,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Debt.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1991.
Ricardo Grinspun and Maxwell
Cameron, "Mexico: the Wages of Trade," Report o
n the Americas, Vol. XXVI,
No.4, February 1993.
Ricardo Ffrench-Davis and Carlos
Munoz,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Chile," in Simon
Teitel, ed., Towards a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Lati
n America.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92.
Patricio Meller, Adjustment and
Equity in Chile. Paris: OECD, 1992.
Charles Abugre, "Behind
the Crowded Shelves: an Assessment of Ghana's Struct
ural Adjustment Experiences,
1983-1991."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Food a
nd Development Policy, 1993.
Alan Roe and Hartmut Schneider,
Adjustment and Equity in Ghana. Paris: OECD,
1992.
（译自瓦尔登·贝罗等：《黑暗的胜利：美国、结构调整与全球贫困》第五章，普鲁多
出版社与“粮食与发展研究所（粮食第一）”合作出版，一九九四年(Dark
Victory: T
he United States,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Global Poverty. By Walden Bello
with Shea Cunningham and Bill Rau. Pluto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nst
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 (Food First); and with the Transnation
al Institute, 1994)；墨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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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有效需求不足和公共部门的作用
－－与何清涟商榷
李民骐
何清涟女士在《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上发表的“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分
析”（以下简称“何文”）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概述了她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看法：
“中国当前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关键一环是国家作用与政府行为，只要制
造租金的各种社会条件没有改变，政府继续作为投资主体起主导作用，则具有可操作性
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金融条件就无法形成，而各种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将继续存在
。”何文认为，市场需求不旺与最终消费率下降，居民储蓄持续攀升，庞大的生产能力
过剩等当前中国经济困境的主要症状，都是“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反市场规律的
经济现象存在，是由于“我国的企业投资体制与改革前相比，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政府继续作为投资主体起主导作用”和“政府实际上居于各种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
。要消除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局面应该尽快结束”。
对于何文的上述见解，笔者有不同的意见。概括地说，笔者认为，自八十年代以来
，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市场已经代替政府成为各种商品、劳务、生产要
素的主要配置者。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套用在八十年代形成的、目前仍在中国经济学界
流行的对政府主导主导投资体制的批判，已经不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变化了的现实，因而
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判断中国经济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
表明，市场经济是内在不稳定的，私人投资的不稳定性有可能引起有效需求的持续不足
，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萧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保证经济正常运转、避免剧
烈经济波动，政府和公共部门必须占整个国民经济的相当比重。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市
场化，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特别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趋势，已经日渐突出。为了克服有
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衰退，公共部门必须稳定和保持在一定规模。根据中国经济目前
的特点，这一规模应在国民经济的40％以上为宜。下面分别说明我与何文观点的一些主
要分歧。
一、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
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政府和国有部门
在商品、劳务生产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年减少，目前已居于次要地位，市场和非国有
部门在商品、劳务生产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年增加，目前已居于主要地位。
首先，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工业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从1985年的64.9％，下降到1992年的48.1％，进而下降到1996年的28.8％，同期非国
有工业企业（包括集体、个体私营和其他经济类型）则从1985年的35.1％上升为1996年
的71.2％。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据估算，199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中非国
有经济的贡献约为63.2％，而国有经济的贡献则为36.8％。可见，在商品和劳务的生产
方面，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取代国有经济部门而占居了主要地位。
在各种社会资源的配置方面，据国家计委1996年测算，中国经济市场化总体程度已
超过65％。其中，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市场化程度已超过80％，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程
度已超过84％。资本要素市场是唯一一个政府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的部门。据1998年《中
国统计年鉴》，1997年国有单位投资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2.5％，低于1985年的
66.1％和1990年的65.6％。但是从投资的资金来源来看，至1997年，国家预算内资金已
经只占2.8％（而1985年为16.0％），国内贷款占18.7％，利用外资占10.5％，而67.7％
为自筹和其他投资。考虑到政府对投资的控制主要是通过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并考虑
到近年来各类金融机构自主贷款的比重据估计已接近60％，可以说，即使是在投资领域
，政府能够有效干预的范围也已经大大缩小了。
没有哪一个现代经济是可以完全依靠市场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如果国家
计委所估计的65％的市场化程度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那么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市场
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另外，据世界银行1996年发展报告，中国的市场化指数为5.
5，大大超过全部体制转轨国家的平均指数4.4。〔1〕
中国经济在所有制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方面的重大变化，说明简单地套用“政府继
续作为投资主体起主导作用”、“政府实际上居于各种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等八十年
代分析中国经济的习惯说法，已经不适合于分析和判断中国经济今天的现实，因而也就
无法对它的问题和矛盾作出正确的估计。
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宏观经济不稳定
中国经济自1993年开始实行紧缩性宏观经济调控以后，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至19
96年下降为9.6％，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回落到6.1％，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是，在
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如原先预期的那样稳定回升，而是继续下滑，
出现了以通货紧缩（即物价总水平下降）为特征的经济衰退。除了经济增长率下滑和通
货紧缩以外，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还表现为市场疲软、生产能力过剩、失业形势严峻和
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等现象。
何文认为，所有这些困难都可以归结为“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市场疲软和生
产能力过剩“根本不是需求不旺引起的商品过剩，而是投资误导与其他政策性因素所形
成的巨大产能过剩导致的商品过剩”，而投资误导和资源配置不当的“主角”是政府。
在何文看来，“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本来应该是让企业的投资受到需求约束，即市场上需
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由于不是这样，而是政府“拍脑袋”决定投资方案的行为模式起
主导作用，才造成现在的所谓“低水平商品过剩”。言外之意，只要是私人投资居于主
导地位，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金融条件”，企业的投资就会“受到需求约束”，“市
场上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从而就不会出现市场疲软和生产能力过剩。这样一种看法
，在理论上和经验证据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本节主要是从经验证据上进行分析，理论问
题则在下一节中探讨。
如前一节所述，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包括投资领域的所
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国有经济地位下降，非国有经济地位上升。如果说，生产能
力过剩、重复建设等主要是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盲目投资所致，那么，随着非国有经济
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不断上升，我们应当观察到宏观经济行为有趋于稳定的趋势，生
产能力过剩、重复建设等现象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至少也应当逐步减少。但是，实际情
况却是，自1993年以来，经济大热大冷的波动似乎更加严重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
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局面，这应当如何解释呢？
表1 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投资行为比较
年份 投资增长率（％）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国有单位 非国有单位 增长率（％）
1986 23.7
20.7
6.0
1987 17.8
29.0
7.3
1988 23.3
29.1
18.5
1989 -7.0
-7.6
17.8
1990 6.3
-4.5
2.1
1991 24.4
22.9
2.9
1992 48.1
37.3
5.4
1993 44.1
99.4
13.2
1994 21.3
44.3
21.7
1995 13.3
22.8
14.8
1996 10.6
19.7
6.1
1997 9.0
8.6
0.8
1998 17.4
10.0
-2.6
资料来源：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表6－2。
表1比较了1986－1990年和1991年开始至今的两次经济周期中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
的投资行为。同时列入表1的是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增长率，作为经济冷热状况（即总需
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关系）的粗略指标。如果经济过热，价格水平应该迅速上扬，如果经
济过冷，价格水平则应该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
如果非国有单位的投资行为比较合理，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那么我们应该观察到
在经济过热的年份，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速度低于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速度，从而校
正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使经济降温；而在经济过冷的年份，我们则应观察到非
国有单位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有单位，促使经济回升。但是实际情况是，在经济过热的19
88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率超过国有单位5.8个百分点，而在经济衰退的1990年，在
国有单位维持投资正增长的情况下，非国有单位投资负增长，低于国有单位10.8个百分
点。在1991年至今的经济周期中，非国有单位的不稳定作用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
。在经济过热的1993年和1994年，非国有单位投资的增长速度分别超过国有单位多达55
.3个百分点和23.0个百分点，而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1998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
速度却低于国有单位7.4个百分点。从投资增长速度的波动看，非国有单位明显超过国有
单位。在1986－1998年的整个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率最高时达到99.4％，最低
时为－7.6％，有三年超过30％，另有两年为负增长。相比之下，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率
最高时达到48.1％，最低时为－7.0％，只有两年超过30％，只有一年出现负增长。可见
，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上升，不但没有增进全社会投资行为的合理性，反
而大大加剧了中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与国有经济不同，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更多地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照何文的观点
，理应是“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为什么反而会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呢？问题在
于，要了解“市场需要什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使对私人投资者来说也是如此
。私人企业投资自然是为了获得利润。但是，一个投资项目是不是能够获得利润，并不
仅仅取决于，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投资者本人的行为，而是取决于成千上万的
投资者本人根本不认识的其他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行为，取决于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内世界
上的状况，而未来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这就决定了私人投资者的利润预期和投资决策
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另一方面，追求利润的动机又促使私人投资者在其预期
发生变化时迅速地，然而常常是过度地改变其投资决策，从而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当经
济处于上升阶段时，大多数投资者都会感染上乐观主义情绪，纷纷提高他们的利润预期
，进而增加投资，从而使经济进一步趋于过热。反之，当经济处于下降阶段时，大多数
投资者又会感染上悲观主义情绪，强烈地回避投资风险，减少或不进行投资，从而使经
济进一步陷入低谷。
相比之下，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虽然可能有“追求投资最大化”，以谋求经济增
长和就业增长，因而在微观意义上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由于在相当程度上不以追逐
利润为动机，在宏观经济上反而可能起稳定的作用。在经济过热时，政府和国有企业的
投资要受到资金供给的限制。由于在经济过热时，居民储蓄受到膨胀了的利润预期吸引
，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分流，这就制约了国有部门投资扩张的程度。另一方面，在
经济收缩时，没有理由认为，政府和国有企业追求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动机会比经济
扩张时减弱。这样，国有部门投资会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减缓整个经济的波动程度。
三、市场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和公共部门的作用
二十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全面批判了以“萨
伊定律”为基础、信奉市场自身调节功能的古典经济学。
假设没有政府和国外部门，则国民经济的总需求由消费和投资两个部分组成，其中
消费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水平和在社会各阶级中的分配（主要是在利润和工资间的分配）
，因而不是自变量。这样，投资就是唯一的自变量，通过乘数作用决定总需求和国民收
入的水平。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又是极不稳定的，因而决定了市场经济
是内在不稳定的。在没有充分的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可能出现严重的有效需求
不足，陷入持久的衰退和萧条。
在《通论》第12章“长期预期的状态”中，凯恩斯特别批判了那种认为私人投资者
只要出于追求利润的动机，就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状况作出合理投资决策的观点。凯恩斯
首先指出，私人投资者投资的多少取决于私人投资者对未来利润的预期。但是，未来是
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有千千万万的因素可以影响某一项投资
在未来若干年若干十年的收益，比如工资上涨、原料短缺、需求萎缩、政府更迭、世界
市场上的金融危机等。一个私人投资者在投资的时候不可能充分估计到所有这些因素。
相反，大部分因素是私人投资者考虑不到的，也是无法考虑的，除非她支付极高昂的信
息成本。所以，私人投资者的预期“并不唯一地取决于…我们可以作出的最有可能的预
测”，“它还取决于我们作出这一预测时所拥有的信心”。那么，怎样了解投资者的信
心状态呢？凯恩斯说，通过“对市场和商业心理的实际观察”。也就是说，投资信心是
一种心理状态。换言之，私人投资者在投资时很大程度上也是要靠“拍脑袋”来决策的
。〔2〕
凯恩斯说：“一个突出的事实是，我们在估计预期收益时所依赖的知识是极端不可
靠的。对于那些决定着未来若干年内投资收益的因素，我们的知识通常是很少的或者微
不足道的。坦率地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几乎没有或者有时根本没有任何知识作为
我们在评估一条铁路、一处铜矿、一家纺织工厂、一种专利药品、一条跨大西洋电缆或
者伦敦市内的一座建筑在今后十年，或者哪怕是今后五年的收益时的依据。事实上，那
些试图认真进行这种评估的人常常是如此地居于少数，因而他们的行为无法主宰市场。
”〔3〕
如果未来是如此地不确定，我们关于未来的知识又是这样有限，在没有政府干预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才能维持私人投资的规模，使产出达到或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呢
？在凯恩斯看来，私人投资的高涨只能是所谓“动物精神”的结果，也就是说，私人投
资者作出投资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发的乐观主义而不是数学预期。凯恩斯说，
私人企业关于其自身前景的预测，“只不过比到南极去探险稍稍多一点对未来收益的准
确计算罢了。”一旦由于任何原因，如政治变动、社会动荡、成本上升、销售不畅等，
私人投资者的信心受到冲击，动物精神不能够维持，私人投资就可能崩溃，导致严重的
经济衰退和萧条。凯恩斯说：“所以，如果动物精神黯淡下去了，自发的乐观主义夭折
了，从而使我们除了数学预期以外别无依靠，企业活动也就只有衰落和死亡了。”〔4〕
有人或许会认为，凯恩斯的上述评论只适合于早期市场经济，不适合于现在资本市
场发达、金融深化的成熟市场经济。这里只需要指出，凯恩斯这里论述的是当时资本市
场最发达的英美两国经济，其金融深化程度无疑大大超过当前的中国经济。那么，资本
市场的发展和金融深化是否有助于克服市场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呢？我们不妨看看凯恩
斯的看法，与那种认为关键是要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金融条件”
的观点对照一下。
凯恩斯认识到，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了“流动性”（资产可以随时进
行交易），降低了个人投资者的风险。但是，这一点，对于作为一个集体的所有投资者
却是不适用的，整个社会的投资（实际的建筑和设备）并没有因为资本市场的发展而增
加任何的流动性。〔5〕
凯恩斯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从几个方面大大增加了私人投资和市场经济的不稳定
性。首先，随着整个社会的投资越来越采取股份资本的形式，越来越多的资本所有者既
不从事管理也不具备有关商业业务的专门知识，因而投资者在做投资评估时所能依据的
实际知识也就越来越少。第二，现有投资的短暂的、由于次要因素所造成的利润波动常
常会对资本市场造成过度的，乃至达到荒谬程度的影响。第三，如果资产价值实际上是
由一大群无知个人的群众性心理决定的，那么资产价值就完全可能由于与预期收益毫无
关系的舆论波动而发生剧烈的变化。第四，人们或许会认为，资本市场上的职业专家拥
有超过一般私人投资者的判断力和知识，他们之间的竞争能够帮助无知的个人避免轻举
妄动。但是，凯恩斯指出，职业投资专家所关心的，主要并不是对某一项投资在其整个
寿命期间的可能收益作出更好的长期预测，而是比一般公众提前一点时间预见到大众心
理的变化，而“这是以‘流动性’为目的组织起来的投资市场不可避免的结果。”〔6〕
凯恩斯指出，“随着投资市场组织的进步，投机活动占上风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在企业活动的主流当中，出现一些投机者的泡沫或许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企业活动
成了投机活动的漩涡中的几朵泡沫，情况就严重了。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发展成了赌博活
动的副产品时，很难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华尔街，作为一种制度，其正当的社会目的是
将新投资指引到在未来收益方面最有利可图的管道，以此来衡量，它不能被看作是自由
放任资本主义的杰出成就－－如果我的看法，即华尔街上最聪明的人所追求的其实是其
他的目的，是正确的话，这并不令人奇怪。”〔7〕
凯恩斯认识到，在私人市场经济的范围内，是不可能克服投资的不稳定性的，也不
能避免严重的衰退和萧条。何文说：“凯恩斯主义的最大成就是促使人们认识到这一点
：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不是作为经济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作为合
作者、催化者和促进者。”我们不妨看看凯恩斯本人是怎样说的。在《通论》第12章结
尾处，凯恩斯说：“我希望能看到，国家在直接组织投资方面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因
为它有条件从长期的观点、从一般社会利益出发计算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因为看来，市
场对不同类型资本的边际效率的估计，…其波动可能会如此之大，以至不能被任何实际
可行的利率变化所抵销。”在全书接近结束时，凯恩斯又说：“国家将不得不通过税收
措施、固定利率，或者其他手段对消费倾向发挥指导性的影响。不仅如此，看来不大可
能仅仅通过影响银行界的利率政策就能实现最优的投资率，所以，我设想，某种全面的
投资社会化恐怕是确保接近充分就业状态的唯一手段。”〔8〕
美国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海门·闵斯基（Hyman P. Minsky）继承了凯恩斯
利润在市场经济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思想。在闵斯基看来，当前的投资水平（通过决定当
前的产出和就业水平）决定当前的利润水平，当前的利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投资者
的利润预期，从而决定未来的投资水平。利用卡莱茨基（有世界声誉的波兰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家）的假设－－“工人花掉他们所挣到的，资本家赚到他们所花掉的”，闵斯基
指出，企业部门的利润总额大体上应相当于投资与政府赤字之和。这可以用下面的公式
来说明：
工资＋利润＋政府税收＝消费＋投资＋政府支出
公式的左边为国民收入各项，公式的右边为工人、企业和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
出。如果没有国外部门，国民收入应当等于国民支出。假设工人没有储蓄，企业收入不
用于消费，则工资应当等于消费（这个假设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中穷人储蓄率大大低于
富人和富人占有财产收入，而穷人则几乎没有财产收入的经验事实）。于是，上述公式
经调整可以重写为：
利润＝投资＋政府支出－政府税收＝投资＋政府赤字
闵斯基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小政府资本主义时代，当私人投资减少时，由
于政府没有实行赤字开支，或者由于政府规模太小，限制了赤字增加幅度，企业利润往
往随之下降。企业利润的下降破坏了利润预期，动摇了私人投资者的信心，导致投资进
一步下降，从而形成利润崩溃和投资崩溃的局面，引发严重经济衰退或大萧条。在大萧
条以后，市场经济国家进行了重大的社会经济改革，进入了大政府资本主义时代。美国
联邦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29年的2.5％增加到1949年的16％和1959年的
18.7％，以后常年保持在20％上下。如果发生经济衰退，政府通过增加赤字开支，可以
抵销私人投资下降对企业利润的消极影响，从而维持企业利润水平，防止投资和利润崩
溃。〔9〕
大政府要多大才能有效地用赤字开支抵销私人投资减少对企业利润的冲击呢？由于
政府赤字形成政府债务，在长期必须通过政府税收来偿还，政府赤字相对于政府规模不
宜太大。如果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17％，而政府常年收入只占2.5％，那么如果投
资减少三分之一，政府赤字必须达到政府常年收入的200％以上，才能抵销投资下降的影
响，这样有造成政府信用崩溃的危险。闵斯基根据美国历史经验推断，为了抵销私人投
资波动的影响，联邦政府规模至少应相当于私人投资的规模，而在经济低于充分就业运
行的情况下，联邦政府规模应当适当大于私人投资的规模。这样，如果私人投资以一定
比例下降，联邦政府基本上可以通过同比例地增加赤字开支来稳定企业利润和投资。如
果发生最坏情况，私人投资完全崩溃，那么为了挽救经济，联邦政府赤字可以控制在常
年收入的100％以内。在八十年代的美国经济，闵斯基推断，联邦政府常年收入以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20％左右为宜。〔10〕
如果把凯恩斯、闵斯基的思想应用于目前的中国经济，那么公共部门的规模应当有
多大才能确保避免严重的宏观经济波动、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呢？在回答这个问题
时，我们需要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的特点。首先，中国经济是一个高储蓄、高投资的经
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经常保持在40％左右，而
其中一半是波动性比较强的非国有部门投资。以非国有部门投资占全社会投资45％计，
非国有部门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左右。其次，中国经济又是开放程度相当高的经
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
35－40％，相当于美国经济的两倍，其中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经常保持在20％以
上。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上升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受世界市场波动冲击的可能性。
如果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稳定扩张的状态，那么，比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或许不
会对一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威胁。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和自由化，资本
在世界各国自由流动的能力大大增加了。资本市场开放的国家，由于害怕造成资本外流
和国际收支赤字，被迫实行保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则被迫实行
经济紧缩，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紧缩压力，其结果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率下降。
以OECD（即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为主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为例，实际GDP的年平
均增长率，1959－70年为4.8％，1971－82年为2.9％，1983－94年为2.8％。以不变价格
计算的世界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从1959－70年的8.0％，1971－82年的6.2％，下降到19
83－94年的5.8％。〔11〕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说明当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已经达到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样，中国国民经济总需求中，至少有38％（非国有部门投资和出口合计）有可能
发生比较严重的波动。用闵斯基的推断方法，则中国经济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避免严
重的经济衰退，公共部门至少要相当于国民经济的38％。否则，如果遇到投资和出口大
幅度下降，公共部门就可能因为规模过小，无力充分增加赤字开支以抵销总需求的下降
。那么，目前中国的公共部门实际上有多大呢？首先看政府部门，经多年连续下降以后
，到九十年代后半期，国家财政收入（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终于稳定在10－12％。以12％计，则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所必需的38％相比有26％的缺
口。可见，仅凭政府部门本身是完全无力承担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任的。
不过，中国还有一个相对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由于其软预算约束的特点，国有企
业部门在中国经济中客观上起着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在微观经济层次上，软预算约
束可能造成错误的激励机制，如负盈不负亏、道德风险等，导致效率低下。但是，软预
算约束在宏观经济意义上的优点常常为经济学家所忽视。如果发生总需求下降的情况，
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下降，私人企业会一方面收缩投资，另一方面减少工人人数，或迫
使工人降低工资，而投资、就业和工人收入的减少会加重总需求下降的趋势，形成恶性
循环。至少到九十年代初期，国有企业的行为是与上述私人企业的行为显著不同的。即
使是在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下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工人的就业和收入一般来说是比较
稳定的，不受经济衰退的冲击或受冲击不大。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也可以通过
银行贷款避免破产。即使利润下降，国有企业仍然有比较强的投资冲动。对于国有企业
经营者来说，企业规模越大，其政治经济地位越高，而企业盈利则是相对次要的目标。
这些在微观经济层次上或许是不合理的，但是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却起着积极的作
用。在经济衰退期间，国有企业部门收入减少，但是其总支出（包括企业投资和国有企
业工人的消费）不但不减少，反而可能继续增长，因而起着抵销总需求下降、促进国民
经济回升的作用。如果把闵斯基的公式略作修改，加上国外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则有
下面的公式：
非国有部门工资＋非国有部门利润＋国有企业部门收入＋政府税收＝非国有部门消
费＋非国有部门投资＋国有企业部门支出＋政府支出＋出口－进口
如假设非国有部门工资等于非国有部门消费，则有：
非国有部门利润＋进口＝非国有部门投资＋出口＋政府支出－政府税收＋国有企业
部门支出－国有企业部门收入
非国有部门利润＋进口＝非国有部门投资＋出口＋政府赤字＋国有企业部门赤字
可见，如果非国有部门投资和出口下降，就要求政府赤字和国有企业部门赤字相应
增加，以维持非国有部门利润、投资和总需求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由政府和国有
企业共同组成的公共部门的总规模应与非国有部门投资和出口之和相当，即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至少38％。而在国民经济显著低于充分就业运行的状态下，这个比重还应该更高
一些，以40％以上为宜。这就要求国有企业的税后总收入（工资和利润之和）应相当于
国内生产总值的28％左右。由于国家财政收入有三分之二来自国有企业，即政府收入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12个百分点中，有8个百分点其实是国有企业贡献的，将8％和28％相加
，即得出国有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达到36％左右。据估算，至1996年，国有企
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6％左右，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规模占中国国民经
济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所必需的低限了。
四、经济改革和有效需求
从官方统计的经济增长率来看，1997年和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8.8％和7.8
％，虽然与九十年代前期相比有显著下降，仍然大大高于上一次经济衰退中1989年的4.
1％和1990年的3.8％。关于官方统计的经济增长率的可靠性，国内外学者有争议。从若
干实物产量、物价水平、就业、工资和企业盈利等指标看，本次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在
若干方面超过了上次经济衰退并且有显著的新特点。
从表2可以看出，与1987－90年的经济衰退相比，本次衰退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
本次经济衰退最突出的特征是通货紧缩。价格总水平在1997年以后持续下降。这是中国
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其次，经济衰退导致就业规模萎缩，劳动者工资收
入增长缓慢，社会劳动力大量闲置。据测算，1997年底，我国城乡综合平均实际失业率
达到25.3％，失业人员总数1.72亿人。〔12〕第三，企业盈利水平显著下降。不仅国有
企业而且非国有企业都面临盈利危机，并且其严重程度明显超过上次经济衰退。企业盈
利水平低下反映有大量生产能力过剩。与上次经济衰退期间相比，资金利税率的下降幅
度大于产值利税率的下降幅度，说明生产能力的过剩程度超过上次经济衰退。
表2
1989－90年和1997－98年两次经济周期低谷比较（单位：％）
1989－90
1887－9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3.9
8.3
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率
3.0
-1.1
电力消费增长率
6.7
3.8
钢产量增长率
5.7
6.9
货物周转量增长率
4.8
1.9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率
9.7
-0.9
职工人数增长率
1.6
-8.8
职工工资总额增长率
12.9
2.4
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增长率
-1.5
-3.7
国有独立核 资金利税率
14.8
5.7
算工业企业： 产值利税率
13.5
10.2
非国有独立核 资金利税率 13.5
8.9
算工业企业： 产值利税率
8.1
6.7
资料来源：1990、1991、1997、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
以上三个基本特点说明，本次经济衰退是典型的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衰退，
是在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以后才可能出现的特有的经济现象。在以
往的经济周期中，启动经济周期的主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由于地
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不以或者主要不以利润为目的，他们的投资冲动在相当程度上
不受市场需求的约束。这样，这种投资冲动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必然遇到能源、原材料
、劳动力、交通运输和外汇等各种资源瓶颈，引起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迫使中央政府
实行紧缩政策。在紧缩政策实行以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会降温，使各种资源
紧张状况得到缓解，在资源瓶颈缓解到一定程度，进行新一轮扩张的物质条件具备以后
，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就会发动新一轮投资扩张。
表面上看来，直到1993年，本次经济周期似乎仍然符合上述的国有部门投资冲动型
的经济周期模式。实际上，如表1所示，在本次经济周期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非国有部门投
资而不是国有部门投资。另一个拉动本次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是自1991年开始的、至19
97年结束的出口高速增长。1991－97年，中国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以美元计为16.7％
，以人民币计为25.2％。〔13〕
自1993年开始实行紧缩政策以后，至1996年实现“软着陆”，通货膨胀率降到一位
数，即资源紧张的局面已经大大缓解或者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时
候会出现新一轮投资扩张。但是，中国经济确由此开始了持续通货紧缩的时期。虽然有
大量生产能力、劳动力过剩，经济却迟迟启动不起来。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基本运行机
制已经与八十年代根本不同了。
这一时期，有两个事件加剧了中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严重动摇了非国有部
门的投资信心，造成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从1993年的99.4％降到1998年
的10％）。首先，自1992年起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以建立起“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
企分离、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目的的新阶段，大批国有企业以兼并、联合、托
管、股份制改造、拍卖、合资、租赁、破产等形式进行了重组。在重组过程中，大批工
人下岗，至1997年城镇职工下岗总数达到1846万人，除去已再就业的480万人，未能再就
业的下岗职工占当年末城镇劳动力总数的7.4％。〔14〕国有企业重组和大批职工下岗客
观上减少了社会有效需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有企业部门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
所能起到的宏观稳定作用。
表3 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增长比较（年平均增长率％）
年份 国有单位 非国有单位
1986 21.0 24.7
1987 13.3 19.9
1988 23.8 26.0
1989 13.5 8.4
1990 13.4 7.8
1991 11.7 15.5
1992 19.1 22.1
1993 23.4 39.7
1994 35.8 25.0
1995 17.4 31.5
1996 11.7 14.4
1997 6.2 -0.2
1998 -5.5 2.5
资料来源：1997、1998、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非国有单位为城镇集体单位、
其他单位和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之和，其中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用乡镇企业职工人
数和城镇集体单位平均工资推算（1998年城镇集体单位平均工资按与1997年可比口径推
算）。
表3显示，在1986－1990年的经济周期中，在经济扩张的1986、1987、1988年非国有
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增长始终超过国有单位，但是在经济收缩的1989、1990年非国有单
位工资增长速度锐减，而国有单位工资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两位数。可见，在这一时期
，国有单位工资支出明显起着反周期的稳定作用。在1991至1993年的经济扩张期，非国
有单位的工资增长又一直超过国有单位。所以，不仅是在投资行为上而且在就业和工资
行为上非国有单位都对1993年的经济过热负有主要责任。在1997、1998年的经济衰退中
，非国有单位工资增长基本趋于停滞。但是，与1989、1990年不同，这次，国有单位在
就业和工资支出方面没有起到反周期的作用，以抵销非国有单位工资支出减少的影响。
相反，在1998年，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也出现了负增长，反而加剧了有效需求的不足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事件，是1997年开始的东亚经济危机，后来波及东欧、拉丁美洲。
受危机冲击，中国对外出口急剧萎缩，出口增长率从1997年的21％锐减到1998年的0.5％
，使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势更为严峻。
可见，中国经济自1997年以来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局面，根本不是什么“
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而恰恰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的产物。市场经
济不仅不能够以合乎效率的方式配置资源，而且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不稳定。一方面，
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各种资源配置中市场已经取得主要地位。另一
方面，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80年代，仍然把中国经济当作
一个基本上是计划主导的经济来分析和批判，面对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隐含的危险缺乏
起码的警惕。据此提出的改革设想已经越来越脱离中国经济的实际，并且对中国经济造
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如果我们同意凯恩斯的观点，即市场经济是内在不稳定的，是可能造成大规模失业
和经济萧条的，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一套能够
有效稳定宏观经济的制度，特别是发挥公共部门在这方面的作用，以防止可能的经济危
机。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忙于在有效的经济稳定机制尚未具备以前，就盲目地发展资本
市场，金融深化，全方位提高市场化程度，其前途是十分危险的。中国侥幸在东亚经济
危机中经受到不大的冲击。遗憾的是，现在能够从中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的人还不多。
就设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宏观经济稳定机制提出政策建议，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但是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考虑的：
有必要重新思考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围绕着如何
在微观意义上提高经济效率，并且主要关注于改进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在
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国有企业工人的激励问题。在宏观层次上，任何一个现代市场经济，
没有一个相对庞大的软预算约束部门都很难保证经济稳定和不发生大的动荡。只有一个
软预算约束的部门，才能在危机发生时，超越私人利润动机和一般的信用规范，以私人
部门（硬预算约束部门）所不可能的方式扩大支出和信用，挽经济狂澜于既倒。这个软
预算约束的功能，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是由大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的，在中国现有的条
件下（高投资、高出口、小政府－仅占GDP10％左右），则需要一个相对庞大的国有企业
部门。
国有企业部门可以考虑实行相对软预算约束的原则，为工人提供就业保障和稳定的
工资、福利待遇，原则上不破产或少破产。一般认为，软预算约束必然导致微观经济效
率低下。但是，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经验研究都表明，实际情况未必如此。企业的发展不
仅取决于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努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工的贡献（在市场经
济国家中，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通常占70％，资本只占30％）。要使职工贡献他们的
努力程度和技能，以及积累人力资本，企业必须愿意与职工分享企业的剩余，并且通过
就业保障使职工对企业有比较长期的认同感。布雪莱和克里斯滕森通过对15个发达市场
经济国家的数据做经济计量分析发现，工人获得的权利保障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程度
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成显著的正相关。〔15〕据测算，1980－1992年，中国国有工
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5％，并且没有有力的证据表明非国有工业企
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在这一时期比国有工业企业快。〔16〕相比之下，美国、日本、韩国
在1952－197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26％、3.74％、1.84％，在1978
－1995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38％、0.66％、1.46％。〔17〕所以，
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在80年代所取得的技术进步速度从国际比较来看也是相当快的。在英
国任教的中国香港经济学家卢荻在其博士论文中也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刚性的劳动体
制，有利于保持职工对企业的长期认同，从而有利于通过集体学习，提高企业专用技能
，促进生产率提高。可见，软预算约束与提高（微观意义上的）经济效率未必是相冲突
的。但是，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实现经济效率的前提是，为劳动者提供就业保障，并且
允许劳动者分享企业剩余和技术进步的成果，即确立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社会契
约。但是，这就要求扭转近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出现的片面夸大经营者作用、忽
视乃至侵犯劳动者利益的倾向。
本文认为，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公共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宜在40％以上，才能保
证宏观经济稳定。这是以中国是一个高投资、高出口的经济为前提的。如果居民消费占
国民经济的比重大幅度上升，比如从现在的45％左右提高到65％左右，而投资、出口的
比重相应下降，政府公共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就可以从40％左右减少到20％左右。但
是要提高居民消费的比重，必须大大增加劳动者工资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在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与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大体上是一样的。中国包
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国有、非国有部门职工工资总额占第二、第三产业GDP之和的比重现在
只有不到25％。所以要改善国民经济的支出结构，必须首先改善收入分配，特别是提高
劳动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这就要求政府通过行政、法律方面的有力手段有意识地加强劳
动在资本面前的谈判地位，而不是简单的把劳动与资本的交易交给市场去决定。
〔1〕本节所引用的统计资料，除另外说明出处以外，均引自刘伟、高明华：《转型期的
国有企业重组》，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9页。
〔2〕John Maynard Keynes,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第148－149页。
〔3〕同上，第149页。
〔4〕同上，第161－162页。
〔5〕同上，第160－161页。
〔6〕同上，第155－158页。
〔7〕同上，第158－159页。
〔8〕同上，第169，378页。
〔9〕Hyman P. Minsky, 1982, Can ItHappen Again? Essays on
Instability and Fi
nance. Armonk, N. Y.: M. E.
Sharpe, Inc.
〔10〕Hyman P. Minsky, 1986, Stab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New
Haven and L
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1〕引自David Felix, “Asia and the Crisi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In
Dean Baker, Gerald Epstein and Robert
Pollin ed. 1998. Globalization and Pr
ogressive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刘伟、高明华，同上，第307页。
〔13〕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表17－3。
〔14〕刘伟、高明华，同上，第299页。
〔15〕Robert Buchele and Jens Christiansen,1999,“Labor Relations
and Produc
tivity Growth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
cal Economics, 31(1):87-110.
〔16〕李京文、钟学义主编：《中国生产率分析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第190－212页。
〔17〕Angus Maddison, 1998,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De
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
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