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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与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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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 七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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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THE WORLD, No. 48
总第四十
八期，二○○○年七月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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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七月号目录（本期分zs0007a,b,c三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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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会】关于史诗剧《切·格瓦拉》创作及演出的一些情况 黄纪苏
【经济危机研究】现代金融危机的来龙与去脉 刘宇凡
【七一论坛】社会主义需要新的探索 房宁
【时事评论】“一个中国”与“台独”的名与实 李山
本期英文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in English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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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中国与世界》 总第四十
八期，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创刊
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０９１－９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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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会】
关于史诗剧《切·格瓦拉》创作及演出的一些情况
黄纪苏
《切·格瓦拉》演出期间，常常散场后有观众和我们在剧场门口，在街灯下，在周
围的小饭馆里，在深夜的电话中继续剧中话题的讨论，戏剧小舞台无形中伸展到人间大
舞台。格瓦拉这位人类正义事业的使徒和殉道者所具有的永恒现实性，本是我们创作的
起点，但《切》剧所引起的反响之强烈，却为我们始料所不及。以下就本剧创作的初衷
、演出情况、社会反响三个方面做一简要回顾。
一、为什么要创作这部戏
这个问题经常分解为三小问：（1）你们为什么要搞戏？（2）为什么选择格瓦拉？
（3）你们有什么“特别”背景没有？
《切》剧属集体创作，这个集体的几个主要成员无一从事专业戏剧创作。沈林的本
职是西方戏剧理论研究，张广天从事的是工业化时代民间音乐的研究与实践，我本人则
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说，我们参与文艺特别是戏剧活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作为
知识分子，作为认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伟大传统的当代读书人，思考天人古今
、关心国计民生是我们生不能辞、死而后已的义务。至于以什么样的形式担当起这种责
任，则并不重要。去年杂文，今年戏剧，明年数来宝也说不定。但有一点，只要我们从
事艺术，那就肯定是有感而发的艺术、载道的艺术、为人生的艺术；只要我们从事戏剧
，那就肯定不是为了戏剧的戏剧、醉生梦死的戏剧、脱离人民的戏剧。
为什么选择瓦拉？直截了当地说，格瓦拉对于我们只是一个载体，当然是最合适的
载体。其承载的，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命运的思考和感受。引一段我们在创作之前写的
《创作思想大纲》：
我们将要在舞台上塑造一个怎样的格瓦拉呢？通过这位格瓦拉我们将要向观众传达
些什么呢？
本世纪以来，世界大战、经济危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矛盾冲突，将人类带入空前
的浩劫，使人民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对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史的生活原则——剥削压迫—
—发生了深刻的怀疑。民族解放运动一时波澜壮阔，社会主义思想一时深入人心。格瓦
拉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时代英雄。他不是那种礼花式的政治明星，而是真正地体现
了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对正义理想社会不屈不挠的追求。
历史并没有随革命的血与火飞流直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经历一番风雨飘摇之后
终于稳住了阵脚。旧世界的新一代统治者痛定思痛，在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以
缓和社会矛盾，使人民在花花绿绿的小恩小惠面前忘记或默认了被剥夺的事实。他们还
把全世界的财富巧取豪夺到几个资本主义“窗口”国家，然后锣鼓喧天地向全人类举办
“资本主义成就展”。八、九十年代保守主义张牙舞爪、新自由主义风行一时，“全球
化”、“市场化”之说甚嚣尘上。资本主义俨然“长宜子孙”了。与此同时，处在旧社
会滔天汪洋包围渗透下的新社会，倒是险象环生，终于一朝倾溃。昔日的革命者争先恐
后地浪子回头，到各处的忆苦思甜会上哭诉革命的“暴政”，摩挲资本家的红包。为换
取剥削社会的良民证，他们公开放弃了对正义的追求、理想的探索，当众宣布与格瓦拉
们的事业一刀两断——就像我们局长处长们在去美国的签证表上纷纷脱党那样。如此看
来，我们舞台上的格瓦拉就不仅仅要立于五六十年代的风云前了，他还要立于八九十年
代的反思前，更要立于对反思的反思、也就是世纪末的回想前。
我们从格瓦拉的一生中选取了几个片断，让它们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意义的联系
。比如第一幕“格拉玛号起航”，我们把格拉玛号从社会主义革命如日中天的五六十年
代，放到社会主义在全球失败的世纪末，重新思考人类追求平等大同的事业究竟能还是
不能，该还是不该。又比如第二幕“人间长街”，通过格瓦拉学生时代漫游南美大陆，
从中产阶级走向底层人民，从街北走向街南，我们在舞台上就贫富这一最具社会本质意
义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再如第三幕“建设新社会”，我们对社会主义这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走出社会丛林的伟大尝试及其艰难历程做了沉痛的回顾。总之，格瓦拉可以说是
一面镜，给现实一个打量自己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一条船，装着对过去现在的思考，驶
向未来。
关于“特殊背景”问题，曾辗转听到一些议论，说《切·格瓦拉》必定有“来头”
。不过某观众曾援引某名流的话：这是几个“无门无宗”的人搞的一出标新立意的戏。
我们知道，名流从入门混到掌门，对各家各派的谱系无不烂熟于心，他们的见解应该具
有一定的权威性。我们这些人的确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平民百姓，甚至党员也没有一个。
做这出戏，根据的是独立思考，进行的是独立表达。比起抛出共产股吃进资本股、整日
在外国基金会左近熟悉地形的所谓“自由”精英，我们真要纯粹出不少百分点。“谈艺
不入文社，论世不缘政党”之类的佳话暂时还轮不到他们。
二、关于演出的一些情况
包括加演的三场，义演的一场，《切》剧一共上演了三十七场，平均上座率达120％
，共接待了一万多人次的观众，有时过道都坐满了人，迟到观众站着看的情况并不少见
，笔者就从家里带去几个折叠凳以备不时之需。演出真正达到了媒体所说的“火爆”程
度，票房自是“不俗”。有些城市和大学还邀请我们去他们那儿演出。
关于演出的效果，媒体使用了“震撼人心”之类的描述，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相核
对，大体属实。当然“震撼”并不就意味着认同，有观众看了戏“整个找不着东南西北
了”，有观众看了戏“对生活开始迷惑”了，又有观众“出了一头冷汗”，还有观众听
了某段台词“想落荒而逃”，这些都在证明该剧的效果以及效果的多向性。连看两遍的
观众大有人在，不少人看了五六场，最多的一位竟达十二场。这不免使人想到《泰坦尼
克号》上演时的情况，并进一步思索争夺青年、争夺心灵的文化战争。难怪自由主义学
者认为《切》剧在搞“精神吸毒”，难怪自由主义作家叹息，“这是人们，尤其是生活
在21世纪之初的北京人和中国人的悲哀之所在”。
这次演出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以突出的思想内容和明确的社会功能改变了现有话
剧观众的结构。大约前十场，来的还是传统的小剧场观众，即实验、先锋艺术的爱好者
。在那之后，就有大学生络绎不绝地到来，约占去了观众总数的40％，印象中以清华、
北航的同学最多。再就是不少老同志。天津赶来的一位女观众，用她的话说，是“普通
退休职员”，在听了电台播放的实况录音后，十几个朋友在电话上进行了长久热烈的讨
论。她在演出后的座谈中作了动情的发言。看着老人拄着双拐走出剧场的样子，我们整
个演出集体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一些单位还专门组织党员来看戏，有同志开玩笑说
，这里快成“三讲”基地了。
我们平日听到不少艺术“规律‘如何、艺术市场怎样的教条，意思不外乎把文艺定
作三陪，将观众视为嫖客，让老鸨也似的文化商人捞得脑满肠肥。这种教条大行其道的
结果，文艺领域风雷息而风情煽，风月长而风云暂，充耳的是淫声，累牍的是肉色。我
们这次演出，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他们的花花规律，证明了文艺绝不是“下半身”的一
统江山，正气一样会摇荡人心，高尚一样能赢得市场。亚子说这次演出“是文艺界的平
型关战役，打破了二十年来右派不可战胜的神话”，这当然是过誉，不过我们总算在“
历史终结”“告别革命”的水潭里丢了一块石头，给逍遥其中或正宽衣解带的人煞了回
风景。
三、社会反响
有媒体在《切》据演出不久便指出，这不仅仅是“一次戏剧行动，也是一次社会行
动”。为人生的艺术理应如此，我们所极力追慕的兴观群怨、文以载道的屈杜传统历来
如此。戏剧小舞台如果不能通向世界大舞台，满台的活色生香都只不过行尸走肉。应该
说，《切》剧的特点在于它触及了重大现实历史问题，它的意义在于触发了大家对这些
问题的思绪。亚子写到：
“在这里，切格瓦拉本人构成了一个伟大论坛，因他的缺席而形成的戏剧空间极大
地扩展了该史诗剧的思想容量。紧紧围绕贫富问题、压迫与反抗、历史与人性、全球化
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重大问题，在正反人物之间，艺术
化地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激辩。”
对《切》剧的反应见仁见智，毁誉势同水火。一位从郑州专程赶来的观众，说这是
他“二十年来最痛快的一天”；而网上的一篇文字，则说这是“二十年中国话剧的奇耻
大辱”。处于中间状态的则游移徘徊，矛盾重重。有位中年女记者对我说：“结尾的时
候我也流着泪唱《国际歌》，但一边唱我一边对自己说，不行不行，社会主义就是没救
了，中国就是没戏了。”每天演出后我们都和观众座谈，一问一答不免演成不同观点、
价值、立场的激烈交锋。例如一次有位老者厉声喝问：“那你们如何看待输出革命！”
我们也不禁火起：“那是因为帝国主义在输出反革命！”有时辩论就在观众之间展开。
一位中年男观众在历数社会主义累累“罪行”、认定只有美国才真正代表人类文明的发
展方向时，被一位大学生打断：眼光应该放远点，社会主义毕竟刚刚几十年，一时失败
不等于永远失败。一位中年妇女忿忿道：你凭什么不让人把话说完，还有没有民主？！
学生身后的老师：正因为我们的大学生敢于打断你们的话，我认为中国才有希望！辩论
还从剧场扩散开去。有位留美学生约我改日继续探讨。后来我们就前东欧解体后的命运
、就民主自由问题、专制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平等、人性等等交
换了意见。有位记者告诉我，他到西安去，也听人家议论这出戏，“什么意见都有”。
另一位记者最近来电话说，他一篇评论文章竞写了几个星期还是觉得思绪不清，以往写
剧评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以下将这些反应分为正、反、中三种，并稍作分析。
持肯定意见的观众几乎都为该剧所宣扬的正气所打动，很多人能够认同格瓦拉身上
所体现的价值观和生活原则。几位从事新闻外交工作的老同志在演后座谈中热泪盈眶，
说目前社会上自私自利歪风邪气盛行，正需要一声春雷。一位青年观众说，“这个戏反
映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它让我看到不平等、压迫永远也无法阻挡正义的声音出现——
这是一种启示，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一位大学生说，“我觉得大学生现在都处在一
种迷茫中，忧患意识慢慢地被掩盖、被埋没了。这部戏重新点燃了它，让我们得以重新
思考路该怎么走。”另一位大学生说，“我们对现实已熟视无睹。这出戏重新触动我去
分析、去思考，辨别善恶是非“。一位中年观众说，“谢谢你们告诉我，世界没有变—
—真善美没有变，正义没有变！”一位母亲说，“在当今赚钱为上、做官为上的时代，
我们的理想和信念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部戏直指人心。现在的孩子们都是以我为
上，我想这部戏也是对年轻人的最好教育。”有位上了年纪的观众说，“在忙着崇拜西
方的年代，能有这样的戏，我为现代青年的精神自豪。”一位研究劳工问题的教授说，
“我没想到年轻人在考虑这么深刻的事情。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现在是老板文化，而你
们却为工人、穷人说了话，我非常高兴。今天我们系的全体教师都来了，明天我们要组
织全体学生来”。
有些观众还能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有一次来了十几位老部长，最大的已经87岁了
，其中一位代表他们发言：“当今有人在‘告别革命’，而你们却在宣扬革命，坚持革
命，有很多新思想、新论断。”有一位观众说，“整个世界弥漫着资产阶级的倾向，但
无产阶级总有一天要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早晚要垮台。”有位从
事新闻工作的中年同志讲到“父辈们开创的革命”时不胜感慨，声泪俱下。
清华有位博士生在给张广天的长信中反省了自己的经历，讲得朴素真切，其中有这
样一段话：
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看不惯很多不公平的事。看不惯当官的欺侮穷人，搞不懂为
什么父母拼命干活而收入却远远低于那些什么也不干的人，更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高
考报志愿时我报清华，那时我想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回到家乡当个市长，好好治一治
这些贪官。上了大学以后，感觉眼界一下子开阔多了，竟有些不知所措……对于国家，
劳动人民我却关心的少了，感觉是渐渐地被这个环境同化了，整天想的是小资产阶级情
调，还经常无缘无故地感伤（无病呻吟），这就是一年以前的状态。去年的5月8日，美
国的几颗炸弹炸醒了很多人，也炸醒了我，虽然那时有许多东西还看不清楚，但已经足
够使我产生很大的变化。到今年的三月台湾大选，我的政治热情（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词
）被激发起来了。《切格瓦拉》则给了这一切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我告别了过去的
生活，走上了“革命”的第一步，也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回归。（这封信在网上发表后，
点击率非常高）
反对的观点除了在演后座谈会上以及私下交谈中听到，还在网上和报刊上读到不少
。这读到的，因为不存在真人对真面的问题，颇有几篇直呼我们为“这些家伙”——切
齿之声宛如听到。反对的意见相当成“体系”，而且情与理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仅三年
五载的社会化绝达不到不了这番境地。例如，觉得格瓦拉是疯子的人，多半也认为“两
弹一星”无聊，不过“加强了共产党的暴政”；听见“革命”二字便反感的人少不了要
在艺术上对“活报剧”“广场剧”嘲讽一番。他们对《切》剧的“质疑”可以归结为以
下三点：1）格瓦拉们的社会理想纯属虚妄；2）格瓦拉们的政治道路通向法西斯；3）资
本主义才能拯救人类。总之，是对社会主义全盘否定（而且还要株连法国的资产阶级革
命以及庚子年间的义和团），视由美国领衔新罗马帝国为人间坦途。有位观众的发言很
有代表性：
所有的革命者都说要带领人民走向天堂，结果却把他们引进了地狱，包括格瓦拉、
马克思等人。文化大革命也犯了很多错误，儿女反对父母，母亲出卖孩子，这是人性的
堕落。我觉得改造社会应该用改良的办法而不是革命。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
最发达的国家，谁都愿意去美国，不想往穷国家跑。比如，我听说中国的外交官就不愿
意去阿尔巴尼亚。
有位作家在评论文章中以跟美国鏖战了多年的越南为例，进行奚落：
时隔半个世纪，越南人自己戏言，战争时期，我们的口号是，赶走了美国佬，一切
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在，人们说，美国佬回来了，一切问题就会解决。
其实，持右翼观点的人不乏和我们一样疾恶如仇、居心善良的方正之士。大家如今
的针锋相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民族经历的曲折、求索的艰难。记得有回演后座谈
会结束了，还有些观众还在那里辩论，一位中年女性异常激越：“这么多年轻人跟着激
动，我觉得太恐怖了！难道四九年那次抢劫还不够么！”后来他们邀我到附近的小铺继
续辩论，大家比较平心静气地谈了几个小时。分歧当然不可能消除，但都同意应对一些
似乎已不是问题的问题做重新思考。我有时在想，知识分子具有两重性，他们的屁股既
分别坐在他们所代言的阶级一边，但两脚也插在同一大堆中西书本里。他们的分野既是
立场的，也是认识的。有时辨来辩去辩出一句“穷人活该”或“人渣就配吃药渣”，辩
论只好结束，因为接下来的是立场或社会存在了。但也不排除有人昨天读了马克思于是
左倾，今天读了哈耶克便右转，来日很可能取中间立场，因为枕边正放着本《正义论》
。立场与认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演出集体中一个家道颇殷实的演员，初
来时觉得这出戏是针对她的，听了台词直脸红。后来通过学习思考比较认同了《切》剧
的立场，经常在组里做好人好事。
中间的观点很值得玩味。有个观众说，“《国际歌》响起的时候，我热泪盈眶，可
是走出剧场又回到了现实。这个戏在多大程度上，能象台词里说的‘将人心点燃’？”
某文学杂志的负责人说，“看你们的戏流泪激动，但回家以后再一琢磨，不对啊，格瓦
拉是行不通的。这个社会有脑无心，可你们的戏是有心无脑。”另有一个年轻观众说，
“我非常非常愿意停留在这出戏的气氛中，因为人跟人应该是这个样子，但问题是戏总
要散场，我还要回家”。一位做网络的青年人在海报上给我写了一番话，“看了这出戏
，我很受震撼。我不会改变的的生活，但我对自己的生活一定会重新思考。”还有一位
观众说，“我是一个从文革中过来的人，已经50多了。以前看过格瓦拉的日记，当时我
的战友中有很多人受了他的影响去越南参加抗美援越，不少都牺牲在越南。抚今追昔，
思绪万千……没想到你们把格瓦拉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了。这样做，很有意义。但转
而一想，又觉得这些问题恐怕永远解决不了，人类只能得到相对的公平。”这些人大都
认同正义理想，但他们所面对的是社会主义新败、资本主义中兴的事实以及各类“历史
终结”的叫嚣。
还有些观众希望把格瓦拉对于“正义”价值的一般追求，从他对道路的具体选择中
剥离出来，使他成为一个纯粹的大侠：资本主义有罪恶他固然要吊民伐罪，社会主义出
了问题他也应一视同仁，断然倒戈。一位在世行工作的观众说“我同意格拉玛号‘前往
前南母亲默默流泪的地方，前往战斧导弹满天飞舞的地方’，但为什么不能前往北朝鲜
大饥荒的地方，前往红色高棉大屠杀的地方，前往斯大林大清洗的地方？”应该说，这
种见解具有深刻的合理性，但它在似乎直面现实的同时，却未能正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的本质区别。
南方有位学者对我说，左派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和经验上的劣势。这话有几分道理。
要想追求一种更人道的生活，就不免要背离四千年虎狼之道的“经验”，常常落入无所
依傍的尴尬境地。理想的正义与路途的艰难既造成了现实政治的分野，也构成了《切》
剧的悲剧底色和孤绝姿态。我们戏中有首歌是这样唱的：“陆地淹没了/你就在海上飞翔
/海洋干涸了/你就在天上飞翔/天雷滚动了/你就在火里飞翔/火焰熄灭了/你就在苦难中
飞翔/过去倒下了/你就在未来飞翔/未来退却了/你就在现在飞翔/现在迟疑了/你就在心
中飞翔/心灵败坏了/你就在创造中飞翔”。以人道为终极目的的社会主义探索，是人类
在价值上告别动物世界的一次最悲壮的出走，是一段百折前徊历程，是一首悲欣交集的
史诗。有位观众讲得非常好：
我是40多岁的人了，一直觉得社会要达到公平和正义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一直在
这种矛盾中徘徊。这个戏我已经看了第五场，每次看都受到更深的感染，唤回我内心对
正义和理想的渴望和追求，让我知道自己以后加倍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什么结
果。
演出结束后我们在《真理的追求》编辑部召开过一次座谈会，在京以及外地甚至海
外的学术思想界朋友一共来了几十位，大家进行了十分坦诚热烈的交流。亚子在他的文
章末尾期待着这出戏的“理论续篇”。如今社会主义处于低谷，这未尝不是我们文化思
想工作者退而结网、检讨过去思索未来的最好季节。这个季节的劳动，将会直接关系到
社会主义能否重新出发，格拉玛号能否再次起航。
2000年6月15日
（原载《黑板报文艺周刊》总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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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传统主义与现代化：从五四到革命
祝东力
辛亥革命给清王朝致命一击。此后皇权不复存在，整个官僚阶级亦遭受重创。从此
，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就长期处于涣散、瓦解的状态中。前面（书稿《反传统主义与现
代化－－以中国革命为中心》第１章）已尝试指出，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中，上
层结构主要由权力集团和知识阶层组成，下层结构则是广大的底层民众。在２０世纪初
期的中国，当权力集团陷于衰败萎缩境地的时候，知识阶层渐渐脱颖而出，以西方近代
资产阶级的价值理念为号召，开辟了一个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短暂的知识分子时
代。在五四启蒙运动将人们从传统纲常名教的伦理约束中解放出来之后，随后的时代又
以阶级革命的原则将人们重新组织起来，走上了在新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重建中央集权
制度的漫长道路。关于五四，已有的研究文献已经汗牛充栋，因此重复叙述其一般过程
已无必要。本文只拟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和看法，并将五四纳入到近代史主题与革命现代
化的论述框架中予以重评。
一、知识分子与五四
１、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现代知识分子运动。因此，有必要先对知识分子阶层的
特质做一深入的理解。
从定义来看，知识分子作为“知识体系”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与社会现实之间构成
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不论哪一种知识体系，都是以概念符号和理论的方式对实物世
界不同层次的原理、规律和价值所形成的认识。它们以感性现象背后的普遍性为对象，
试图揭示事物的一般本质，因而并不关注，也不完全适用于某一事物具体的个案情况。
知识体系的这种抽象的特质也传递给了它们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总是透过各式
各样的知识体系来与社会现实建立联系。因此，比较而言，他们总是倾向于从个人身边
狭小的环境和利益中超越出来，以追求和持守更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立场和目标，并以
各种知识体系为参照，对现实保持一种反省的批判态度。
然而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知识体系在赋予知识分子上述品格的同时，也常常使他
们易于陷入一种空洞、抽象、苍白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在使知识分子超越有限的个人
环境的同时，往往也在同样程度上使他们缺乏现实的具体针对性。知识分子常常远离生
活的大地，悬浮于观念的虚空，倾向于从各种空泛的、教条式的原则和信念出发，误读
现实，偏离真正的问题所在。他们常常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习惯于按图索骥，
纸上谈兵，所提出的理论和策略往往难以付诸实行。因此，知识分子经常容易陷入普遍
原理与具体实践、一般与特殊、方法与问题、西方与中国等等矛盾分裂的困境中难以解
脱。
２、由于上述根源性的原因，现代知识分子几乎是先验般地与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
隔膜。这种隔膜由于他们所掌握、运用的知识体系（即西学）的外来性质而更加深刻化
、结构化了。
从全球史的角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那些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围国家的知
识分子，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凡是企图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其适应一个外来文明
的节奏时，都需要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变压器’的作用；
为了满足这个要求，这个常是突然而人为地应运而生的阶级，通常总是用一个
特别的俄罗斯的名称，称他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批联络官，他们
很快的就学会了入侵文明的种种本领……第一批知识分子的成员是海陆军官们
，他们掌握了统治社会的战争艺术……然后又来了外交家，这一批人是在战争
失败以后不得不同西方政府打交道的时候，懂得如何办交涉的人……然后又来
了商人……最后，当西方文明的酵母在它所渗透或同化的社会的生活方式里发
生了更大作用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发展了他们所最为特有的形式：学会了传授
西方学科的教师；学会了根据西方程序管理政府事务的文官；学会了根据法国
的司法程序引用一两句拿破仑法典秘诀的律师。[1]
这里，汤因比所说的从最早的“海陆军官”到“外交家”和“商人”再到“教师”
、“文官”和“律师”的这一“知识分子”的身份系列，客观上象征、缩影了资本主义
中心国家对落后地区从军事侵略到文化征服的全过程。因而，这一身份系列的前后顺序
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近代中国同样不能逃脱这个历史必然性。西方文明的传播在这里也经历了从军事入
侵到文化征服的全部阶段。从输入西方军事－工业技术及相应的科学知识（洋务运动）
，到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盛行和制度的西化（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２０世纪初
欧美哲学、文艺作品的翻译介绍和西式教育体系的建立（五四前夕）－－也就是说，从
洋务运动到五四前夕，西方文明的传播和渗透已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外部物质技术到知识
体系、价值理念和内心情感世界的相对完整的行程。在这个行程的终点，站立起来的是
中国现代新型知识分子的群像。因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包含有一条外来的路线
，在他们身上一直烙印着鲜明的外来文化的特征。
如前所述，一部中国近代史，始终包含着两种彼此纠缠、对立和斗争的社会变迁过
程：一方面是一个中央帝国沦为边缘地区，即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心理的全面殖民地化；
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新型国家，即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和解放。从历
史分期的角度看，人们曾注意到西文的“modern”一词在中国经过转译，演变成了“近
代”和“现代”这两个分别表示不同历史阶段的概念。其理由似乎在于，从资本主义世
界体系扩及东亚、入侵中国的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先后走了一条下降的路和一条上升的
路，即沦为世界体系边缘地区的阶段（近代史）和走出半殖民地梦魇的阶段（现代史）
。这两个性质截然相反的历史阶段使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始终无法统合在单
一的西方话语的“modern”范畴之下。而“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点，则以从辛亥到
五四之间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为标记。其深刻原因在于，中国上
述两种社会变迁过程之间的纠缠、冲突和斗争只是到了这一时期，才有了越来越明朗的
解决的前景。从本时期开始，以现代知识分子启蒙运动为先导的，全民族的觉醒和解放
依次以大革命、土地革命、全民抗战等等为具体时代内涵，集合成汹涌巨大的历史运动
。在这个意义上，由传统士大夫阶层经西方文明冲击洗礼而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作家
、教师、记者、科学家以及青年学生群体－－这一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历史走向，便值
得特别关注。更进一步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克服该阶层本身固有的前述抽象的普
遍性及其身上外来文化的片面性，对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的前
途命运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３、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作为一场单纯的政治革命，它并未触动社会经济
结构的基础，更没有主动变革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系统。翻开任何一部中国近代经济
史或文化史都可以发现，无论按照哪一种标准，有关的历史分期都与辛亥革命没有什么
关联，并未受到它多少影响。皇权的确被打倒了，但传统的官僚阶级依然存在，并时刻
都可能酝酿一个新的皇权。因此，袁世凯称帝在先，张勋复辟在后，都不是偶然的插曲
。由于民国初年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这种传统性质，政治革命的成果也只能徒具形式
。在传统经济结构的支持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下，压迫性的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依然故我
。因此才有陈独秀当年的沉痛断言：“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此单
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2]另一方面，在清王
朝的衣钵继承者北洋政府手中，中国依旧沿着从半殖民地到殖民地的路线下滑，民族生
存的近代史课题仍看不到解决的前景。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像中国这样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国家，面对各资本主
义中心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强大攻势，必须动员社会各阶层特别是
人口众多的广大底层人民的潜力，直至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打一场超乎常
规的“人民战争”，才能完成在常规条件下由国家政权完成的各项使命。特别是在传统
政治精英已无力承担社会领导职能的前提下，社会总动员的任务就更为迫切了。而要调
动广大社会阶层特别是底层人民的潜力，就意味着使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获
得解放，包括颠覆上智下愚、尊卑贵贱的传统意识形态体系，废除半封建的和资本主义
的生产关系，以及改变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也就是说，进行一场自下而上的广泛的社
会革命，通过社会革命的途径完成民族生存这个中国近代史主题。
这当然是２０世纪整个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五四运动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一代先
进知识分子愤然打碎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教伦理，解除固有文化观念对传统社会政治
经济结构的支撑作用，为广泛的社会革命进行先期的意识形态动员－－这就是五四启蒙
运动的实质。这个以社会革命为最终目标的意识形态动员实际上又分为两步，即打碎和
重组。首先是打碎偶像，推翻教义，将人们从传统封建伦理的层层束缚中解放出来；然
后是重组，即走出纲常名教的网罗的人们，将以新的阶级革命的原则重新集合起来，汇
合成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洪流。实际上，五四启蒙运动只完成了这个意识形态动员的
一半工作。
二、五四与民族资产阶级
１、五四启蒙运动的开端以陈独秀１９１５年９月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原名《
青年》）为标志。在《新青年》１卷１号的发刊辞中，为塑造新青年人格，陈独秀郑重
陈述的“六义”是：（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
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
非想象的。[3]
五四启蒙运动的主观逻辑是，要取得民族生存权，必须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成长为“西洋式之新国家”；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就必须倡导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伦
理道德。正如陈独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
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
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
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
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4]
五四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直接来自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它们作为近代欧美
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思想前提，随这些革命的成功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广被于全世
界，一度成为人类普遍信奉的价值准则。但尽管如此，这些理念的原初阶级属性仍是一
目了然的。五四启蒙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两面大旗，追根溯源，它们同样也出
自近代西方主流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如本书第２章所述，欧洲近代
科学相对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来说，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是，科学及其背
后的理性主义理念之所以制度化地成为西方社会的构成要素，也是因为体现理性主义理
念的科技文明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支撑。另一方面，宗教信仰自
由、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以及普选制的逐步实现，的确使欧洲社会享受到近代民主政
治的成果。然而资产阶级又是其中最大的获益者。只要保留私有制，在去除了宗教、王
权和关税等束缚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挟资本和技术优势的阶级自然可以轻易打败其他阶
级，通过大量占有社会生产的剩余而上升为统治阶级，以至于将这种统治扩张于全世界
。
因此，“科学”与“民主”的确具有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和价值，可一
旦还原到一个社会具体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它们同时也会反映出特殊的阶级利益和
需求。五四启蒙运动的初衷是为一个西方式的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摇旗呐喊，它
的价值理念也具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性质，而且不容否认的是，在深层它还折射着当时中
国社会的阶级利益分野。
２、陈独秀指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之义乃经济学生产之大
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
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5]伦理学与经济学、个人人格独立与个人财产独
立彼此印证，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最终的物质支持。与这种理论模式相对应，五四启蒙运
动也有其自身的社会基础，其最直接的部分是伴随近代教育体系的确立而大批涌现的城
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群体。科举制罢废（１９０６年）和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定和推
行（１９１２－１３年），这一破一立，在中国从体制上促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正式形
成。然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由于远离物质生产，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独立存在的社
会阶层。作为不同知识体系的生产者－传播者，他们总是以各种理论和信仰代表其身后
的不同阶级利益。
在五四启蒙运动初期，知识分子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所反映的最终的现实运动，
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快速成长。这种成长主要得益于当时的国际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世界体系外围的立场看，实际上是欧洲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一场
内战。战争迫使列强暂时减缓了对中国政治经济的侵略，客观上将不平等条约所强占的
一部分中国国内市场，归还给初生的民族工业。同时，战争导致了世界范围内对食品和
原料需求的增加，这同样刺激了作为初级产品供应者的中国的经济生产。这样，从１９
１２年到１９２０年，中国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１３.８％。如此惊人的增长速度只是
到１９５３－５７年的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实现。[6]据当时北京政府农商
部统计，历年注册的国内工业公司，在１９１４年８月以前，共１４６个，资本额为４
１，１４８，２０５元；而自１９１４年８月到１９２０年，在６年多一点的时间里，
新注册的工业公司即达２７２个，资本额为１１７，４３４，５００元。[7]与经济繁荣
同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趋势。例如在上海，华界人口从１９１０年到１９２０年增长了
３倍。伴随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一个
狭小的社会圈子，他们献身于振兴实业、自由企业和经济合理化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
真正现代化的资产阶级。”[8]
但是，打击接踵而至。一次大战期间，日本一方面由于远离战火而免于战争破坏，
另一方面由于战争景气，国力迅速增长。与此同时，由于欧洲各中心国家无暇东顾，使
其在东方的霸权旁落。日本乘机加紧侵略中国，企图分割和控制东亚的巨大市场和资源
。从入侵山东到二十一条再到西原借款，日本在政治、军事、财政诸方面取得了在中国
的特殊地位。对于民族资本主义来说，当时更直接的威胁来自日本企业的压力。以中国
民族资本发展最快的纺织业来说。从１９１８－２４年，日本在华纱厂的纱锭增加了３
８８％。同时，日本还通过贷款控制中国企业。从１９１７－２２年间，中国纱厂谈判
的１９项外国贷款中，有１４项是由日本提供的。当中国企业无力偿还贷款时，它们即
被日资吞并。[9]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及东亚之后畸型成长起来的，受到国际
垄断资本的压制和蚕食，原料被争夺，市场被挤占，因而具有一定的“反帝”倾向。但
同时，他们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又严重依赖国际垄断资本，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雄厚资
本、先进技术和各种政治、经济特权面前，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只能走一条垂直依
附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不可能提出任何彻底的“反帝”纲领。因此，和传统的
皇权－官僚阶级一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样无力承担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建设“西
洋式之新国家新社会”的政治理想必然以一个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为前提，而这个前提
在中国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中是无法产生的。陈独秀们的主观逻辑在现实面前碰了壁。
这是五四启蒙运动被中国革命迅速超越的根本原因。由此，２０世纪反传统主义思潮中
的“民主与科学”阶段也由于背后阶级基础的薄弱而让位于“奴隶史观”阶段。
三、从五四到革命
１、五四启蒙运动发轫之际，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
这场持续４年的世界体系中心地区的内战，不过是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及其危机的一种最
高形式。只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就必然带来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就必然导致社会购
买力不足、大量产品积压和资金周转凝滞。由此产生的经济循环梗阻必然使银行不良债
权剧增，从而引发信贷危机，最终爆发全面的经济危机。此时，社会风潮、动乱、战争
或革命便随之而来。这是自由市场经济始终与危机相伴随，并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所扬弃的根本原因。
德国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到１９１４年，其工业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已超过
英国，这意味着德国需要相应规模的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然而，当时世界范围的殖民
地主要掌握在英国手中。因此，大英帝国便成为德国扩张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德国的战
略是通过控制欧洲大陆来挑战英国的世界霸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传统的大陆国家与
海洋国家之间的争夺增添了新内容。英国自１９世纪末以来一直处于衰落之中，其工业
产值先后被美、德两国所赶超。在这个意义上，从１９１４年一次大战爆发到１９４５
年二次大战结束，这期间的所谓“新３０年战争”，实际上是大英帝国遗产在世界范围
内的继承权之争。最终，挑战者德国与被挑战者英国两败俱伤，取得大英帝国继承权的
是另一个海洋国家美国。
新３０年战争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总爆发，严重消耗、削弱了欧洲各中心国家
的政治、经济实力，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和旧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准备了条件。另一
方面，在总危机爆发而使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失去魅力的同时，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普通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这对于正在探索自身解放道路的
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
从今天的观点看，五四启蒙运动的误区之一，是当世界体系中心地区正在因资本主
义固有矛盾的尖锐化而爆发危机、战争和屠杀，资产阶级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严重动
摇，甚至濒于毁灭之际，仍然一厢情愿地要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纳入到经典资
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中，并幻想以此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课题。
需要指出的是，１７至１９世纪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废除王政，建立资
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世纪后期以来特别是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后，商人－资产阶级长期
积累和发展的历史结果。２０世纪初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以及当时国内国际形
势，与当年的西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乃至东亚各国家和地区的资产阶级（日本是
唯一的例外）由于资本和技术的薄弱，只能对外依附于国际垄断资本，对内托庇于一个
半封建的军事独裁政权。在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内，资产阶级经过长期积累、壮大，最终
才能在国际垄断资本的默许或支持下，以各种方式取代半封建的军事独裁政权－－这就
是后来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东亚各国家和地区的所谓“民主化”过程的实质。而在２０
世纪初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完全不具备类似的政治经济环境。
２、实际上，在２０世纪初期，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结构留给中国对其自身发展道
路的选择，范围是十分狭小的。一方面，民族解放的近代史课题在传统上下尊卑的等级
秩序中无法完成；另一方面，日本又由于其国内市场狭小、资源匮乏的硬约束以及争霸
世界的野心而对中国步步进逼。既然历史留给中国的时间和机会都极为有限，因此中国
必须在日本大举入侵之前，改变国民麻木、愚钝和一盘散沙的状态，完成全社会的总动
员，即进行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在社会各阶层中，这一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作为
新知识新思想掌握者的知识分子肩上。知识分子阶层对自身道路的选择，对于整个国家
和民族有着重要的范导作用和象征意义。
１９２３年底，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
。摆脱夫权、走出家庭的“娜拉”，作为个人，面对新的复杂险恶的社会环境将向何处
去？鲁迅提问的直接对象，是五四启蒙运动后期的青年知识女性。但是，在当时中国的
社会语境中，这个问题却具有普泛的寓言性质。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在沿海城市和广大内地的结构分布上是极不
均匀的。在沿海沿江的所谓口岸城市，那里作为世界体系的外围地区，垂直依附于国际
垄断资本的现代工商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此作为物质基础，包括知识分子在
内的一些社会阶层，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中的半封建性质已日趋淡薄。事实上，五四
启蒙运动的范围主要限于城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群体。它的反传统主义精神之所以能
在短期内席卷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正是由于这一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其生活方式已经基
本上摆脱了传统纲常名教的约束。五四启蒙运动不多不少，只是在相应的社会存在基础
之上，完成了其意识形态的份内工作。
在古代中国，皇权－官僚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通过一整套考试制度（科举制）把民
间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地吸纳到体制中来，使其精英分子循序进入权力阶层，知识和权力
由此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但是，清末科举制的罢废作为传统中央集权制度衰败瓦解
的一种结果，中断了知识分子进入权力阶层的原有途径，使他们沦于一种集体性的在野
地位。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与权力集团分离的同时，也就在相应程度上走出了传统的
政治文化结构，使他们有可能摆脱正统纲常名教的束缚。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告别
传统皇权－官僚体制，走出了传统政治文化话语的知识分子，将向何处去呢？换句话说
，“娜拉”走后的个人问题也象征着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
知识分子从传统体制内的出走，其最终指向是体制外的广大工农群众。只是他们那
时的身份不再是个人，甚至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新生的政党。五四启蒙运动以“打倒
孔家店”为旗帜，破坏偶像，推翻教义，将个人从传统伦理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打
碎”的方面。另外，“重组”的方面，即从纲常名教的网罗中解放出来的个人们以新的
原则方式重新聚集的工作，从运动后期就已开始酝酿了。各种各样的青年知识分子社团
，例如学生救国会（１９１８年５月）、国民社（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平民教育讲演
团（１９１９年３月）、少年中国学会（１９１９年７月）等相继成立。其中规模最大
的少年中国学会以创造“适合于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为宗旨，兼收并蓄了各种倾
向的知识分子。打碎－重组的工作横跨了五四启蒙与中国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因此，尽
管从同仁社团到政党组织只有一步之隔，但这一步迈出去，五四启蒙运动就被跨越了。
３、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经历了科技（洋务运动）－－政体（戌戊和辛亥）－－
文化（五四运动）三个阶段。也就是从输入西方科技、振兴实业，以维系皇权－官僚阶
级的传统政治－文化秩序，到维新、革命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再到引进西方民
主、科学观念以改造国民素质，一般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遵循了一条层层递进和深入
的路线。这种对中国近代史的概括方式早在梁启超的《中国最近五十年进化概论》（１
９２２年）中就已经提出，它以西方社会为中国近代变迁的原初中心，从西学东渐的角
度理解中国近代史，并主要着眼于中上层阶级的历史运动。由于西方列强作为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长期支配着广大外围地区，因此，“
西方中心观”在解释外围国家的社会现象时，常常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由
于太平天国、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相继被扑灭，从洋务到五四，中上层阶级大体上的确
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行动者。因此，以中上层阶级为焦点的近代史观占据主流，也并非
毫无依据。
但是，在科技－－政体－－文化这个三段式之外，我们还可以五四启蒙运动为中心
，概括出另一种三段式，即义和团－－五四－－大革命。义和团作为以农民、手工业者
和码头搬运工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群众反帝运动，成员众多，声势浩大，但由于缺乏正
确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而迅速归于失败。五四启蒙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培养了一代掌
握新知识新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随后的大革命则把民众运动与先进思想综合起来，初
步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史任务。与上述西方中心论的、中上层阶
级的近代史观相对立，这里实际是一种中国中心论的、反帝反封建的、中下层阶级的近
代史观。只有在这样的近代史观指引下，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早期中共领导人对义和
团运动的立场观点。例如，陈独秀在批驳了有关义和团“野蛮排外”的错误观念后，郑
重宣告：
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
验过；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
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10]
瞿秋白在五卅运动之后，认为“最主要的是义和团运动里，没有一个先进的有组织
有力量的阶级做主干”，并指出：“义和团的反抗精神的完全恢复，而打破这种媚外的
、鄙视‘下等社会无知愚民’反对压迫的心理，一直经过五四运动到五卅的屠杀后方才
实现。”“五卅运动，实在说起来，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不过五卅运动的
方法、组织、策略，完全与义和团不同了。”[11]革命的近代史观的观点，新三段式与
正、反、合的观点，在这里都已经具备了。因此，不但义和团反帝运动，而且五四启蒙
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将被超越与综合。
实际上，从五四启蒙运动自身的标准观察，由于启蒙主要局限在城市知识分子和青
年学生群体，因而颠覆尊卑贵贱的传统意识形态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因此，中国历史
的重心仍然必须继续下移，即从知识分子（五四）到产业工人（五卅）再到农民（大革
命及其后）。启蒙运动只有深入到广大工农阶级，社会总动员的任务才能完成。
应该说，民族生存和解放这一近代史课题是从洋务运动到共产党革命，从传统官僚
集团到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问题。例如张之洞《劝学篇》就认为，１９世纪末的中
国面临着三大任务：“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
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12]换句话说，张认为只有依靠清帝国的政治权力结
构，才能维系固有的意识形态系统；只有在“保国”、“保教”的前提下，才能完成“
民族生存”的近代史课题。然而，现实的历史运动却把张的这个逻辑顺序颠倒了过来：
民族生存的课题即“保种”，恰好是在彻底扬弃了传统的“国”（辛亥革命）和“教”
（五四运动）之后，才得以解决的（中国革命）。
注释：
[1]《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中册，第１９１－１９２
页。
[2]《文学革命论》（１９１７），见《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
４８页。
[3]《敬告青年》（１９１５），见《陈独秀选集》，第１１－１５页。
[4]《宪法与孔教》（１９１６），见《陈独秀选集》，第４２页。
[5]《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１９１６），见《独秀文存》一，第１１７页。
[6]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８３９
页。
[7]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８０页。
[8]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８４７页。
[9]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８８３页。
[10]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原载１９２４年９月３日《向导》
第８１期，见《陈独秀选集》，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11]瞿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原载１９２５年９月７日《向
导》第１２８期，见《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０４、２０７、２
０９页。
[12]《劝学篇·同心》。
（本文是作者的书稿《反传统主义与现代化－－以中国革命为中心》的第三章：“反传
统主义：民主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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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精神的“病灶”与其他
龚书铎 宋小庆
（一）
现实由历史而来，从历史中可以探寻现实的成因，站在现实的高度，有助于深刻地
把握历史。所以，谈古论今本无可非议，由此引发不同的意见自然也实属正常。近来，
看到了一篇以揭示、疗治民族精神的“病灶”为主旨的文章，对于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
做了这样一个判断：
“民族主义来源于中国近代历史受尽外敌凌辱的集体记忆。但是它有两种表现形态
。一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既能严守民族气节，又能与左倾排外划清界限。其最佳事例，
是在五卅运动那种狂飙突进的方式之后，丁文江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迫使英国当局放
弃上海租界的领事裁判权。沉溺于国内意识形态教育而不知反刍的部分留学生，脚在彼
岸海外，心在意识形态，大半是不会知道甚至不愿了解这一类历史知识的。二是狂热的
民族主义，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内频频发作，至今没有得到清理。后者
之肇祸，莫过于义和团扶清灭洋，以辛丑条约收场，民族危机跌入更深一重。此后中间
一幕，是文化革命中火烧英国代办处，烈火熊熊，叠映出席卷世界的1968年左倾学生政
治与扶清灭洋的荒诞联系；至本世纪末，在大陆特定政治环境中，终于出现‘中国可以
说不’那样的装腔作势，以及此次科索沃危机发生时部分留学生的各种亢奋表演。”（
《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505－506页。）
把自己所不喜欢的人和观点一概加以“左”的恶谥，再冠冕堂皇地以反“左”的名
义予以封杀，这在某些人那里已成为一种时髦。这种浅薄的做法，相信作者是不屑为之
的，对此我们暂且不论。这里，只想先对于所谓理性民族主义的“最佳事例”作一点检
讨。
让我们来看看史实方面的问题。作者盛赞丁文江在谈判桌上的据理力争，迫使英国
当局放弃了上海租界的领事裁判权，并且指责他人由于“心在意识形态”而表现出对历
史的无知，其态度之严正、上纲之高，真不由得不让人产生几分敬畏之意。然而，遗憾
的是，这个被用来代表理性民族主义的“最佳事例”，所依据的基本史实却不够真实。
显然并没有“沉溺于国内意识形态教育”的作者，在指责他人“无知”的时候，却为何
自己也暴露出同样的问题，这实在是耐人寻味。实际上，丁文江当时力争并最终收回的
只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它与领事裁判权根本就是两个概念。对此，只要查
阅一下1868年签订的《上海洋泾滨设官会审章程》便可知晓。再退一步说，即使没有看
过1868年的这个章程，不懂得“会审公廨”与领事裁判权的区别，其实也并无大碍，因
为只要真的读过丁文江据理力争所取得的“成果”－－1926年8月31日签订的《收回上海
会审公廨暂行章程》，那么，就一定会发现，它的第一条甲款即已清清楚楚地规定：“
江苏省政府就上海公共租界原有之会审公廨改设临时法庭，除照条约属于各国领事裁判
权之案件外，凡租界内民刑案件均由临时法庭审理。”（《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
591页）1927年1月1日，北京政府接收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改组为临时法院。由于上
述所订章程依然保留了列强非法攫取的诸多特权，所以，武汉国民政府当天就发表宣言
，正式予以否认，再次强调了无条件收回的原则。对于这一所谓“成果”，当时的学术
界也多有批评。比如，有学者将《上海洋泾滨设官会审章程》与《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
行章程》逐一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后者“丧失国权更甚”。（《上海公共租界
史稿》第173－174页）至于英国领事裁判权的正式废除，则已是在1943年1月11日。
其次，近代以来，出于对中西国力的考量和对西方价值的幻想，确实有不少人曾经
以为仅仅依靠“理性”、通过谈判，就可以废除不平等条约，挽回失去的权益。然而，
事实却使绝大多数人最终认识到，这种做法无异于与虎谋皮。中国在西方的眼里是野蛮
、落后的，所以被中国视为不平等的条约，实际上代表着文明和进步，中国欲改变条约
，必先按照西方的模式来改变自己－－这是西方列强为不平等条约进行辩护的一个基本
的逻辑。中国人也曾经按照这一逻辑来思考。以领事裁判权为例，黄遵宪早在1878年就
已对治外法权的的危害给予了深刻揭露。但让他感到为难的是，在国力衰弱的条件下，
“一旦强使就我，其势又甚难。而现行条约隐忍不改，流毒之深安有穷期？”思前想后
，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今日之势不能强彼以就我，先当移我以就彼，举各国通行之例
，译采其书，别设一词讼交涉之条。凡彼以是施我，以是报我，采彼法以治吾民，彼虽
横恣，何容置喙。”黄遵宪以为如此一、二年之后，即可顺利改约。至于租界中的会审
公堂，黄遵宪正确地指出：那是属于“法外用法，权外纵权，为条约之所未闻，章程之
所不及”。但是，他却又天真地以为这一切不过是驻华领事们的私人行为，与各国政府
无关。“吾恐各国外部且不料领事纵恣如此也，莫急之务，尤亟告之公使，达之外部，
扫除而更张之。”（《近代经世文选译》第137－138页）
20世纪初开始的晚清司法制度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正是要为收回领事裁判权
做准备。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曾上奏朝廷：“国家既有独立体统，即有独立法权，法权
向随领地以为范围。……独对于我国藉口司法制度未能完善，予领事以裁判之权，英规
于前，德踵于后，日本更大开法院于祖宗发祥之地，主权日削，后患方长。此毖于时局
不能不改也。”（《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46页）列强当时在这方面也相应
地作出了姿态。英国在与清廷签订的《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二款就规定：“中国深
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
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09页）随后，美、日、葡也做了同样的承诺。这使得国人
颇受鼓舞，以为只要参酌西法，同国际接轨，便可以收回治外法权，这样就抓住了“变
法自强之枢纽”，“可默收长驾远驭之效”。（《伍廷芳集》上册，第257页）
然而，事与愿违。帝国主义强迫落后的国家按照它的要求进行改造，这完全是为了
满足其殖民统治和掠夺的需要，它不愿意更不允许其侵略、压迫的对象真的摆脱落后，
成为一个能够与之抗衡的先进国家。以为单纯地依靠自我的改革和“理性”的谈判，就
能够与国际“接轨”、使列强“平等待我”，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虽然从晚清至
民国，中国已对自己的司法制度进行了很大的改革，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也经过了
二十多年的努力和预备了。法典虽未曾全部完成、正式公布，但确已参酌现代法律精神
，大部分编纂完竣，而且事实上早已通行适用；法庭和监狱，虽不能如各国那么完善，
但确已次第组织成立，行之多年，得有相当成绩，……中国的法庭审判，绝对不会妨害
到外侨利益。”而列强却迟迟不履行早就做出的承诺，原因实际并不在于中方，而在于
西方坚持以“中世纪以来传统的骄傲思想”来对待中国。在“礼让的谈判终不见谅”的
情况下，自言是中国“最温和那一派代表”的梁启超也极有预见性地警告列强：在被逼
得无路可走之后，中国人就不免要铤而走险，选择一条俄国的“革命外交”之路。（《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第108－113页）
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同列强进行谈判上的据理力争是必需的，但仅此还远
远不够，因为从根本上说，双方所持之“理”是截然对立的。一位美国学者指出：丁文
江的一个弱点就是“太热中于中国在行政管理上、经济上的西方化了，竟识别不出英国
人反对中国当局毫无理由。理性信念导致他信任英国人的善意。”与此同时，对于民众
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丁文江却又估计不足。（《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第158－
159页）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收回会审公廨？难道仅仅是因为丁文江有着比前人更大的耐心
和更高超的论辩技巧？美、英为什么会在1943年放弃了早已作出许诺、却又迟迟不愿撒
手的领事裁判权？难道是因为在几十年之后它们的“天良”终于发现？或是又出现了某
位丁文江式的人物，以其更深沉的“理性”使之不得不再度折服？答案当然没有这么简
单。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把眼光仅仅限制在小小的谈判桌上，就不能仅仅关注几位
精英人物的“理性”，而必需用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
在当时被列强指责为极端排外，在今日一些人看来也不那么“理性”的民族主义－－尽
可能全面地纳入进来，比如那令列强胆丧心惊的义和团反帝斗争，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
运动，席卷全国的五卅反帝浪潮，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后出现的全国性废除不平等
条约运动，那无数次的罢工、罢市、罢课，那动辄几万、十几万人参加的反帝示威游行
；比如在人民的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强扣粤海关“关余”、平定商团叛乱；武汉国民
政府强行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艰苦卓绝的全民的抗日战争……等等。正是因为有
了这一次次各阶层群众参加的狂飙突进的反帝斗争，才迫使在谈判桌前的帝国主义者开
始比较认真地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那些曾对中国指手划脚的公使们面对这种情形，也
不得不承认：“还想拿二十年前对华的外交来对今日的华人，完全不对的，是办不到的
。……现在中国民众与从前完全不同了”。（《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233页）正如陈
独秀所言：
“事实告诉我们：英国每次口中说：准备要送中国的一些好东西，都是因为中国有
了‘片面的革命行动’，都不是因为有了正当的手续和友谊的精神；采用正当手续和友
谊精神的和平谈判而停止革命行动，反而只有使帝国主义者收回他们口中所说准备要送
我们的东西……。我们并不拒绝谈判，可是停止革命行动或减少革命行动，而希望友谊
的和平谈判得到点什么，便是上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其结果必一无所得！”“必须懂
得抑制民众革命行动而以和平面孔取悦于外人，本是北京军阀官僚政府的外交秘诀”。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194－1196页）
这才是基本的历史事实！这才是得自事实的基本经验！
相反，在民众的反帝运动高涨之际，精英们对所谓理性的强调，则不仅反映了他们
对民众和列强两个方面的判断都存在着失误，而且往往暴露出自身勇气的匮乏。在这方
面，曾与丁文江等人在五卅运动中联合发表宣言，强调稳健、理性的梁启超，倒是有过
一段不加掩饰的自白。他在强调自己的温和立场时这样说：“这是代表中国最温和（或
者可以说是最懦弱）那一派的人的说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第108－1
13页）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对于领事裁判权得以废除的主要原因，做一简要的概括：首先
，日本的侵略，已使英、美领事裁判权在大片的沦陷区名存实亡。正如美国参议院议员
、参议院外委会委员托马斯在参院的的讲演中指出：“作为一种战时措施，美、英应向
中国表示，他们将放弃领事裁判权……而且，所有的领事裁判权目前在中国实际上已不
复存在。我想不出为什么我们要等到和平之后，才和中国谈判一份领事裁判权条约。”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203页）不仅如此，为了掩人耳目，并挑拨中国与英
美的关系，日本还率先同伪“满洲国”以及汪伪政权签订了协议，放弃了领事裁判权，
从而使英美陷于一种尴尬、被动的境地。其次，中国的反帝斗争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
同情，不平等条约不仅为中国人民所唾弃，而且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的批评。比
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史沫特莱女士就曾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指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
东南亚迅速取得胜利，并且在一些地方被视为救星而受到欢迎，是因为：“我们文明的
核心里有个正在露出来的溃疡，这个溃疡就是我们自认为白种人优越，命定要统治有色
人种。日本人正将这一信念打得粉碎，并将它淹没在我们自己的血泊里。他们呼吁所征
服的亚洲人民抓住这一历史时机，把白种人赶出去。”她在很多次的讲演中都一再强调
，对付日本挑动民族仇恨宣传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把中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国家。（《
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第295－296页）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
一点，这就是中国人民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抗击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声望，以致
英、美也不得不对于这个不可缺少的同盟国给予必要的尊重。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彻底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真正改变，还是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远没有取得其所标榜的作用－－改
变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的地位。这一方面表现为在旧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之后，又签订
了新的不平等条约，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在所谓友好、平
等的条约之下，依然存在、掩盖着大量不平等的现实。直到共产党领导人民以革命战争
的形式，彻底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建立了新中国，这才标志着“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
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4页）
（二）
经历过太多的战乱，就愈发渴望和平与发展；目睹了太多的血腥，就更加企盼“让
世界充满爱”，这是很自然的。但与美好的理想相比，现实往往是很残酷的。“冷战”
的结束并未带给人们预想中的和平，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造成的也非平等的利益均沾。那
些在历史上曾倍受欺辱的国家和民族逐渐发现，他们对发展的追求，依然每每受阻于有
着历史渊源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西方世界的领袖们则是把强化而不是改变这一
秩序，当成了最高的使命。他们的战略学家曾明确表示：“帝国地缘战略的三大任务是
：防止附庸国家相互勾结并保持它们在安全方面对帝国的依赖性；保持称臣的国家的顺
从并维持向他们提供的保护；防止野蛮民族联合起来。”（《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
位及其地缘战略》第54页）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就职演说中论及美国21世纪新战略的时候
，就特别强调要保持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并继续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这位掌握着世界
上最庞大的战争机器的领导人，曾半是炫耀、半是恫吓地宣称：“相对武力而言，我们
更愿意依靠外交，但在有必要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时，我们也总是愿意使用武力。正像
本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做的那样，我们将通过我们作为榜样的力量来领导，但也准备在
必要之时，通过榜样来显示我们的力量。”（《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
的挑战》第104页）
这种“榜样”的力量，世界已经屡屡并仍在继续领教：如果你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需要捍卫而不愿沦为它国的“附庸”，如果你也有自己的民族尊严必须珍视而拒绝向“
领导者”顺从，那么你就将被“文明世界”当成“无赖国家”、“野蛮民族”。这时，
纷至沓来的将是对你人权、民族等各种内部事务的说三道四、指手划脚，是经济制裁、
武器禁运，甚至发动战争。而这一切当然是你自作自受，谁让你不自量力地指望以“野
蛮”抗拒“文明”！
现实引发思考，但同样的现实却往往能够给人以不同的感受，从而得出不同甚至相
反的结论：有的人坦言了自己从80年代的“崇美”到90年代的“悔悟”所经历的那一段
心路历程，意在使更多的人警醒，进而能够对来自西方的霸权大声地说一声“不”！反
之，也有人对此旗帜鲜明地进行了“交锋”，发出了“呼喊”。他们认为改革开放的威
胁主要来自中国的民族主义，声称从“说不”的人那里看到了昔日义和团那种反西方的
种族主义阴魂的复活，是一种最糟糕、最落后的种族主义，一种顽固拒斥现代文明的种
族主义。当北约轰炸南联盟、袭击我使馆，造成馆毁人亡的惨剧之后，国内爱国主义一
片高涨，这时也有头脑冷静的精英呼吁要警惕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有趣的是，这类对
中国民族主义的批评和谴责，与近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发出的某些声音不谋而合。如1996
年8月11日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可以说不》是“敌视外国的
偏见和新民族主义的混合物，跟30年代的日本的言论一模一样。”13日，美国的《华盛
顿邮报》则有文章称该书是由官方新华社宣传的“狂热反美”之作。（《妖魔化中国的
背后》第356－357页）在学术界，也有一些美国学者指责正在复兴的中国民族主义具有
“强悍”的特点和“鲜明排外的主题”，“尤其令人担心”。他们还这般点拨那些至今
仍不愿忘记历史的中国人：
“因为一个无法规避的现实是，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中国领导人自己造成的。当然
，外部世界曾经不公正地欺侮过中国，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必须跨越那个刺伤中国自尊
心的不幸年代，并且认识到，这些往事虽然痛苦和不正义，但是今天人们所感受到的昔
日的余痛，多半上只是一种虚幻的痛苦。”（同上，第172页）无论是追溯历史以便更清
晰地揭示现实的本质，还是重估过去以求更顺利地同国际“接轨”，都可以让人清楚地
看到历史与现实在这里的交汇。作为一个历史上曾倍受欺辱、目前以及在未来很长一个
时期都仍将处于弱势的国家和民族，应该如何认识来自西方的文明？又将怎样面对仍在
扩张中的西方霸权？这恐怕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其中某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也有必
要予以澄清。
世界近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建立起世界体系的历史，但是这种发展是以对
世界广大地区的殖民为基础的，是以这些地区的停滞或扭曲的发展为代价的；西方资本
主义的发展和世界体系的建立，有着历史的进步性，但同时也包含着巨大的不合理性。
落后国家对这种不合理性的反抗，同时反映了对文明进步的追求，这同样是世界历史中
一种真实、重要的存在，并非史家的虚拟可以轻易地否定或忽视，它推动着世界历史的
发展，也有着不容质疑的进步性。
就近代中国而言，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主
题，就更不是人为的主观假定。列强在晚清所发动的一次次的侵华战争，中国遭割占的
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勒索的相当于国家年收入几倍乃至10几倍的赔款，林立的租
界，丧失殆尽的各种利权，民国年间军阀混战背后列强时明时暗的影子，以及那场导致
中国人死伤数千万、财产损失上千亿美元的日本侵华战争，等等，将中国一步步推向了
绝境，同时也激起了全民族联绵不断的悲壮的反抗。这种斗争是残酷的，其间那一幕幕
血与火的悲惨场面，并不是一句“文明的传播”就可轻巧地将其替换或遮掩。1941年元
旦，长沙民众召开追悼抗战殉职军民大会，有联云：
挥泪叙从头：抗战三四年，吾伯有死、吾叔有死、吾兄有死、吾弟有死、吾师有死
、吾友有死、吾徒有死、吾侄有死，到如今五亲离散，六眷飘零，总算为国家尽忠、替
民族尽孝；
伤心话遗裔：悲愁千万种，饥者无依、病者无依、老者无依、幼者无依、鳏者无依
、寡者无依、孤者无依、独者无依，徒令我两鬓枯萧，百忧丛集，真不知何处报怨、到
几时报仇？（《名联谈趣》下，第719页）
这真可谓一言一血，一字一泪。但它绝不是一种文学的夸张，因为中国近代的侵略
与反侵略斗争之惨烈，损失之巨大，都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更非本文所能道其万一。
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当然需要从多种角度加以研究，但恐怕都无法回避争取民族解放这
一历史主题。即以近年来颇受重视的近代化研究为例，闭口不谈外国资本的倾压，不触
及侵略者要把中国变成“日本帝国控制下的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农业国”以及“防止汉
族自身的资本主义化”的企图，（《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第121页）又怎么能
够深刻地揭示出中国近代化举步维艰的发展历程？美国的艾奇逊先生们无法懂得为什么
“失去”了中国，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都被他们当成了“友谊”；所以，也就
更不可能理解，他们曾寄予厚望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何纷纷拍案而起，投入反帝的阵
营？贫病交加的朱自清先生宁可饿死，也拒绝接受美国的“救济粮”，这又岂是文明－
野蛮的分析模式所能解释的了－－须知，朱自清先生本是一个不问政治、在子女眼中甚
至是有几分懦弱的书生，况且又是受过良好的欧美教育。
既然野蛮的侵略和勇猛的反抗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一历史（也是现实
）现象的主观审视，就不可避免的有了一个立场的问题。以为有了“世界历史”就应该
放弃民族立场、国家利益的观点，这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哪怕是因此而被指责为执着
于“狭隘的民族史观”。近代中国与世界是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所以，懂得外国的
历史、掌握世界发展的大势，确实是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必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研
究者的立场也可以转换到一个抽象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即使是在今天全球化的
呼声已响彻云天的时候，它也不是抽象的，而是仍然以不同的国家、民族的形式存在着
的，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也仍有着诸多的矛盾和冲突，有着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反
抗。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无视这一点，提出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本国利益、追求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思维”，虽然博得了一时的喝彩，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在一个
曾令世界生畏的超级大国沦为欧美的“小伙伴”之后，已有美国的战略学家指出：所谓
“新思维”不过是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则干脆将其视为
对本国利益的无耻叛卖。所谓的全球化必须以各国家、民族的相互平等为前提，否则它
一定有失公正与合理，强调这一点对于落后的、处于不利的地位的国家和民族尤为重要
。在研究充斥着奴役、压迫的中国近代史时，应该鲜明地把立场置于遭受奴役压迫的中
华民族的一边，难道这也需要质疑？！
与曾对殖民主义者抱有幻想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不同，中国共产党人自其诞生之
日起，就明确提出了反帝的主张。反帝并不意味着就是要固守落后的传统、回到闭关的
时代，共产党人并没有放弃对先进的学习和对世界潮流的追赶。他们懂得：“所以学欧
美正是因为要与欧美敌对，要打倒欧美加于我们的经济压迫。……我们要求与欧美争存
，不能不采用欧美的生产方法，所以亦不能不酌量移植一些欧美的文化。”（《恽代英
文集》上，第400页）共产党人的视野是开阔的，它坚定地以人类优秀文化的结晶－－马
克思主义为指针，但并没有因此就“忽视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
价值”。（《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1页）所以，从一开始它就注意到必须反对“奴
性或保守性的见解”；（《恽代英文集》下，第827页）共产党人对世界发展潮流的把握
是准确的，但是它强调只有彻底解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使被长期束缚的生
产力得到发展，中国人民才能对世界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才有可能在平等的基础
上同各国进行大规模的合作。（《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8页）事实上，新中国的发
展已经对此作出有力的证明。毛泽东曾经指出：对于帝国主义者不能抱有幻想，必须彻
底揭露、坚决打倒，“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
道。”（《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页）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对于我们研究近代的历
史，认识依然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现象的国际现实，都还是很有意义的。
站在不同的立场，是会对于近代历史的侵略与反侵略得出不同的判断。从列强的角
度来看，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就是“排外”，是用“野蛮”抗拒“文明”。而义和
团则往往是其必举的例子，它近乎成为了中国的象征－－一种野蛮、落后的象征。对此
，列宁早就在《对华战争》等文章中做了畅快淋漓的批驳，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义和
团的爆发之间所具有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有大量的严肃的史学著作和文章给予了深刻
的揭露和阐释，自然无需赘言。这里，我们只想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义和团将斗争的
矛头直指外国的教会势力，但是，在历史上，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都早就传入了中国，却并未出现群众性的排教运动。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现了联绵不断
的反洋教斗争。这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不是偏见过甚，就连义和团的敌人也
可以看到这一点。义和团运动时期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的柴武郎（后升任为大将）
，在使馆被围期间负责指挥日军作战。对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他的分析是：“近年来，
支那国势不振，外国人或租借或掠夺其部分土地，并有大批传教士涌入腹地，对教民实
行法外保护，教民则倚仗外国势力，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为此，本为无害的义和团一
变而为激进排外主义集团。”（《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80
3页）
美国学者柯文指出：西方在近代中国人心中有着两种形象，一种是现代化，代表着
文明、进步；另一种是帝国主义，意味着野蛮的征服。他认为正是中国人对西方形象的
不同认识，造成了对义和团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同上，第52－53页）这一分析很有
道理，但并不全面。实际上，除了柯文指出的一点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就是如何认识和估价人民群众在反帝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长期、艰巨的反帝斗
争中，究竟谁是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的知识精英？如果认为应该以后者
为主体，那么即使看到了西方野蛮的一面，也会在精英心态的影响下，带着对下层民众
的鄙夷，对人民反侵略斗争中的弱点进行挑剔、夸大，进而否定斗争本身。反之，则会
在充分肯定人民斗争的前提下，对这些弱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且在斗争中逐步加
以纠正。在俄国十月革命期间，曾有一些知识分子对于革命战争中的“野蛮”现象多有
渲染和批评。对此，列宁指出：“能够想象军队和人民群众经过多年战争而不野蛮化吗
？当然不能。多年战争产生的这种后果，在若干年内，甚至在整整一代都是完全不可避
免的。”但是，列宁不同意把这种野蛮化归咎于革命。因为，“其实非常清楚，这种野
蛮化完全是由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任何一个革命，不进行长期斗争，不采取许多严厉
的高压手段，便不能摆脱战争的这些后果。”列宁指出，革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
是在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中鲜血横流的土地上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是在被这大厮杀
弄得备受折磨、痛苦不堪和野蛮化的千百万人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列宁选集》第
3卷，第554－555页）列宁的这种分析，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是很
有启发意义的。近代中国的民众文化水准不高，思想观念也不乏落后之处，但他们绝非
天生劣种，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使然，是由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
没有这最初的在“精英”看来是无法接受的“野蛮”的斗争，中国就将被迫永远停滞于
野蛮的境地。他们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和这样的一个起点上开始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
在斗争中学习、提高自己的认识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的那样：
“既然英国人把他们当作野蛮人对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他们充分利用他们的
野蛮所具有的长处。……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
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
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
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
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者民族
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0页）
反之，如果按照当初批评义和团的“文明人”的思路去做的话，那么实质上就不是
逐步提高中国人民的斗争水准，而是根本取消了斗争本身。
诚然，中国人民也是经过摸索才逐渐提高了反帝斗争的水平。其间，也曾经历过初
级、原始的阶段。这里，就有了一个如何看待用较为落后的思想和方式所进行的人民的
反侵略斗争，比如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义和团运动自其爆发至今，对于它的评价始终就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
看法认为它是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另一种观点则断言它是排斥外来文明的野蛮之举。
与那些否定义和团的“文明人”相反，共产党人首先高度评价了义和团大无畏的反抗精
神，肯定它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771页
）同时，他们也分析了义和团迷信、排外和对清廷本质缺乏认识，以及没有先进的阶级
领导等弱点，但是认为不应该以此“非难义和团”。（《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814
页）而对于以“排外说”彻底否定义和团运动的观点，共产党人也早就给予了本质的揭
露。正如瞿秋白所指出，自从《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者“便在思想上征服了中
国。一般‘士大夫’和‘文明人’从此绝口断定‘拳匪’是野蛮的暴徒；帝国主义者教
训中国人应当怎样服从外国人，怎样遵守所谓‘国际公法’，怎样尊重外人的生命财产
……，中国人都伏伏贴贴的遵从；从此以后，稍有反抗侵略思想，便是‘排外’‘拳匪
’‘下流社会的无知愚民’；政治上、舆论上、社会上无不以外人的一言为重；直到辛
亥革命，各派政党都争以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为荣，未求民众的赞助之前，先求外人承认
他是‘适当的’‘驯伏的’代理外人管理中国的统治者。这种心理和‘舆论’，便做了
好几十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六大以前》第325－330页）
也许，这才真的是一个残存至今、亟待疗治的精神“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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