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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与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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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 十二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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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THE WORLD, No. 53
总第五十
三期，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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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十二月号目录（本期分zs0012a,b,c,d四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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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主席】毛泽东：一份沉重的遗产 旷新年
【政治经济】关于中国经济与加入世贸组织致人大、政协会议的建议 金矢
【社会报道】悼念亡友王大英－－兼论中国农民之处境 鲁豫
【历 史】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上） 萧喜东
【文 艺】诗四首 夏弓人
本期英文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in English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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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中国与世界》 总第五十
三期，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创刊
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０９１－９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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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主席】
毛泽东：一份沉重的遗产
旷新年
当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对新旧中国作过这样的对
比：“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层层压榨之下暗无天日的社
会。是一个农村整个破产，工业被帝国主义全盘控制的社会。用鲁迅的话说，是一个吃
人的社会。”“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产生了新的精神面貌，在第三世界产生
了新的世界观，在发达国家里产生了对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估定。”[i]芝加哥大学历史
系何炳棣教授说：“毛主席将一盘散沙、各自为谋、忍辱待毙、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
为艰苦卓绝、急公好义、勤仆俭武、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国。”“从客观
历史观点看，毛主席无疑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物。”[ii]委内瑞拉的
外交部长埃斯科瓦尔·萨洛姆甚至这样认为：“没有毛主席的形象，就写不出二十世纪
的历史。”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历史事件，毛
泽东所发动的中国革命则更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结构。彭德怀元帅在朝鲜战争结束
以后说，帝国主义只要在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东方国家的历史已经过去
了。毛泽东有力地扭转了人类的历史，扭转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和
世界观，他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告诉人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然而，当
今天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面前土崩瓦解和全面溃败，当资本主义宣告历史已
经终结了的时候，再来谈论社会主义，谈论毛泽东，已经成为了一种冒险。今天即使是
在中国，毛泽东的影响也正在日渐消失。在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各种媒体上，毛泽东被涂
描成为一个封建暴君，毛泽东的时代被涂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社会主义的
实践被视为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是饥饿和迫害的象征，甚至被他们称为“国耻”。当
然在中国，也有人在怀念毛泽东，而且这些人比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数量要大得多，但是
他们与任何话语权力无缘，因此这种怀念在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上几乎没有公开表达
的可能性。他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这也因此使我一直对“言论自由”的可能性
和有效性充满了怀疑。言论自由真正能够使所有的观点都能够得到正常的表达吗？尤其
是能够使资源和权力匮乏的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意志能够获得表达的机会吗？）中国的沉
默的工人和农民以他们的方式怀念着毛泽东－－这位人民共和国的缔结者。当中国的官
僚和知识分子极力丑诋毛泽东的时候，他们却把毛泽东神化了，他们把毛泽东当成他们
的保护神。在城市，司机们在他们的驾驶室里挂毛泽东像；在农村，农民为毛泽东修建
清官祠。尽管工人和农民的这些表达在意义上是含混的，但是却与官僚、知识分子对毛
泽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毛泽东在今天中国被分裂成为完全不同的两幅肖像，正
像今天的中国被分裂成为官僚、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两个不同的中国一样。在某种意
义上，毛泽东表征着今天中国官僚、知识分子与工人和农民之间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
严重的分裂和思想的巨大的鸿沟。
在今天，毛泽东（如果不是诅咒毛泽东的话）已经成为了权力话语和知识话语的一
种共同的禁忌。在１９９９年国庆５０周年的时候，即使是官方也很不情愿把１９７９
年以后“改革开放”的２０年与毛泽东的时代联系起来，人们感觉不是国庆５０周年而
是国庆２０周年。倒是一位外国记者把５０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并且把它和另一个
同样是大国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邻国印度进行了比较。１９９９年8月10日，《洛杉矶
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五十年的
历史和道路。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
制度，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
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
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
五十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
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
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
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
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
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
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从1990-1994年，
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
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
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
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原因何在呢？
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
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
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
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1950
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
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
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
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这
样一种历史的思考方式启发了中国的一位名叫韩德强的年轻学者，使他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５０周年国庆前夕写下了《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一文。韩德强的文章遭到了来
自知识分子合作撰写的匿名文章的攻击和诽谤，对毛泽东的否定代表了今天的政治正确
。因为这种不容置喙的困境，所以借用他人的语言来表达我的话语就成为了这篇短文的
一个特点。
实际上毛泽东思想是一笔含糊不清的遗产，有人认为毛泽东所推行的是国家资本主
义，至少不能把它称为社会主义，因为它距离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非常遥远，８０
年代的改革派就认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笔封建主义的遗产；然而，它无论如何也不是资
本主义，因为它明确反对私有制，９０年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就是要使历史转向毛泽东
时代的反面。毛泽东一开始定义他们的事业就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
新民主主义。现代中国的基本特征是所有社会阶级都是软弱的，因此在现代中国所建立
的是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组成的联合专政。毛泽东说：“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
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iii]莫里斯·迈斯纳指出：“在１９５０－
１９５２年新政权主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在农村地区废除了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消
灭了绅士地主阶级，并且重新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不过，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具有激
进的社会意义，它决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用马列主义的术语来说，废除资本主义前的土
地关系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要进程的一部分，它是创造真正的全国性市场和政府
所需要的基本措施。用毛泽东主义的术语来说，土地改革也是‘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
一幕。”[iv]但是，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决心将它迅速转变成为社会主
义革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与刘少奇等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刘少奇等人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应该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也就是说，应该
让资本主义充分发育成长。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的报告中仍然肯定了中国资本
主义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很快就宣布进行农业、手工
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文革结束以后，尤其是９０年代以来，对毛泽东
这种急剧的转变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义，并且因此提出中国应
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然而，如果在今天简单地提出“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的话
，那么它却包含了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的简单化理解。
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称为大革命）以国共分裂
而告结束，这场革命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而且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流产。１９
２７年国民党的“清党”使它丧失了对于社会底层的有效动员，它没有能够完成土地革
命，使得国民党成为了一个脱离了社会基础的孤立的军事利益集团。确实不论毛泽东为
社会主义的历史事业的贡献是多么有限；然而，毛泽东却有力地扫除了资本主义道路上
的障碍，完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没法完成的历史任务，他完成了土地革命，建立了一个现
代民族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的前提。
毛泽东高度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是实际上这个国家一直并没有
放弃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一直是国
家的目标。“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在文革后期１９７５年１月的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来
所以是并不意外的。莫里斯·迈斯纳说：“毛泽东时代的许多观察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设
想：使现代工业化手段同社会主义目标相调和的独特尝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毛
泽东时期所独具的特色之一。无疑，这就是毛泽东的目的，而且一定也是毛泽东派的主
张。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人物终于比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成功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与一些人对毛泽东时代的通常认识相一致。这些人说毛
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了‘现代化’，并且宣称，当这位已故的主席为了建立一
个社会主义的精神乌托邦而着手进行一种无效的追求时，经济的发展被忽略了。实际的
历史记录表明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
……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３８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９０倍。从１９５０年
到１９７７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１９５２年算起，那就是
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
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
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v]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经
济建设的成果不是为一部分所垄断，而是相对公平地为全社会所分享。也正是这样，毛
泽东接管政权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３５岁，而当他的统治结束的时候，中国的
人均寿命达到了６５岁。也就是说，在他统治中国的２５年里，中国的人均寿命翻了不
止一番。与此同时，中国的婴儿死亡率降低到了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中国的基础教
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已经基本普及了廉价的中学教育，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学校
；“赤脚医生”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遭到了嘲笑，但是对于从来就是缺医少药，得不到
现代医疗保护的广大农民来说，确实减少了他们的疾病，延长了他们的寿命；不仅城市
职工实现了免费医疗，在广大农村也建立了合作医疗，不仅在城市建立了职工退休保障
制度，在农村也建立了严格的“五保户”制度，使需要救济的农村社员获得基本的生活
保障。正是在这些方面体现了这个政权的一些社会主义因素。因此毛泽东在中国所进行
的又确实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
的中国及其发展》所说的那样：“把中国共产党人简单地看作‘民族主义者’或‘推进
现代化的人物’，既不能公正评价他们的目标和努力，也不能让我们有一个足够高而强
有力的判断标准去评估他们的成败。”[vi]
我们通常低估了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或者仅仅把它理解为一场灾难。这是与我们通
常的观察角度有关的。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农村医疗条件得
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上山下乡”改变了城市对于农村的单纯汲取的政策，毛泽东时代
杂交水稻的试验为８０年代粮食产量的突然提高奠定了技术基础，２０年来农村的发展
仍然受惠于毛泽东时代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人们都道文革时期高等教育遭到了严重破
坏，但是基础教育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现在被谴责的‘文革十年’里，农村中、
小学的注册人数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十年里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16亿增加到1.5亿人
，中学的注册人数从1500上升到5800万人。”[vii]在文革后期，已经开始普及了中学义
务制教育。然而，今天九年义务制教育却依赖于“希望工程”。 毛泽东时代为国家的长
远利益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邓小平时代的物质繁荣正是毛主席时代所积累的巨大
潜力突然释放的结果。相反，二十年来对于毛泽东时代资源的单纯的掠夺性利用，不仅
使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下降，使得９０年代以来水旱灾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
的灾难性影响成为了经常性的；而且也毁坏了我们这个民族无形的道德基础。与毛泽东
时代对于基础设施的战略眼光相对照，９０年代急功近利的政策甚至使得水利工程等基
础设施也成为了“豆腐渣工程”（ 朱熔基总理的说法），甚至“豆腐花工程”。我本人
正好在７０年代完成中小学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学期的学费分别从1.5元到7.5元，而今
天则是从几百元到几万元。１９７７年正式恢复高考，我又在８０年代初免费完成了大
学教育。如果没有毛泽东，我就不可能有上中学的机会；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我则
会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所进行的主要是基础工业、基础教育和基础
设施的发展和建设，尤其过分偏重于重工业，相对来说忽视了粮食、住房和日用消费品
的发展。与此同时，相对忽视了上层阶级的利益，而发展了下层阶级的利益。在某种程
度上，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政权的“工农联盟”的性质。可以说，毛泽东的政治不是“锦
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然而，对于毛泽东的评价的困难并不在于１９４９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于
１９４９年之后的历史。重要的也不是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以后在国家经济建设上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单纯这些经济成就的罗列并不能显示出它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实践
的任何差别。真正构成了毛泽东的中国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区别在于其它的
方面，尤其在于它区别于斯大林模式的不同政治经济。也就是说，是毛泽东的独特的“
后革命”的历史实践使他成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伟大历史人物。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
书中引用罗伯特·迈克尔的话说：“虽然社会主义者也许会取胜，但是社会主义不会胜
利，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的信徒们获得胜利的那一时刻灭亡。”莫里斯·迈斯纳接
着说：“使当代中国成为独一无二的现象，并且引起人们对它产生特殊历史兴趣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似乎与‘革命后’社会历史的一般模式不相同。而且，更坦率地
说，那种模式就是：当革命家变成统治者的时候，革命就灭亡。当社会的新统治者们着
手处理革命后局势中的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的实际状况时，他们就往往把革命的人道主义
目标和平等目标推迟到越来越遥遥无期的将来，就会与过去的传统和残余妥协，并且自
觉或不自觉地成为那些背离他们自己对一个全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历史过程的指挥者
。革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模式是，革命的乌托邦目标不久就变成空洞的仪式，使那些在
革命后时代出现的不平等和压迫的新形态合理化。”[viii]毛泽东的历史实践就是与这
种宿命的伟大的悲剧性的抗争。莫里斯·迈斯纳说：“为了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在
现代革命通史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意义，人们最好记住各种革命所共有的厄运，认识到失
败似乎是革命成功所固有的。因为中国自１９４９年以来一般说来也许是在引人注目的
历史中具有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因为一直是中国极其努力地扭转革命可能会在革命后的
时代灭亡这种似乎是普遍的趋势，阻止会窒息革命要求的‘官僚主义的制度化’进程，
并且努力保持中国革命的乌托邦目标和理想，作为当代社会行动的活的源泉。”[ix]毛
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在革命成功后仍然继续要求推进中国的
革命，要求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对他自己的统治和政
权进行革命。毛泽东对于历史的最大挑战在于他对于官僚体制的批判和对于技术化的、
僵硬的斯大林主义的继续革命与历史性偏离。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
以后转变成为一个简单的执政党和利益集团，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思想不遗余力地推
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化”，企图仍然使它保持“革命党”的活力，这是毛泽东发动“
百花齐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但是历史的悲剧在于，毛泽东要摧毁僵化的
官僚机器，然而他本身又是这架巨大的官僚机器的一部分。毛泽东发动了“百花”运动
和文化大革命，但是同时毛泽东又是这两场运动的直接的镇压者。这正如莫里斯·迈斯
纳所说的那样：“这既具有讽刺意味，也具有悲剧性。”毛泽东是在与自己的宿命进行
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无疑是左倾政治的失败，是毛泽东思想的悲剧。然
而，在另一方面与其说文化大革命是单纯的左倾激进化政治，还不如是一场内战（在某
种意义上，这场内战也发生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也不论
左派还是右派，在文革中同样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和严厉的清算。文化大革命本身充满了
不断的妥协和退却，最后以左倾激进化政治的失败、崩溃和对它的全面否定而告结束。
文革结束，历史似乎又重新回复它既定的轨道。
毛泽东侵犯和触动了官僚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
中国历史传统上官僚和知识分子联合的封建士大夫统治传统不同，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
济利益都受到直接的威胁，甚至于使得他们感觉到是毛泽东有意地耻辱了他们。“思想
改造”是毛泽东的一种创造，他企图通过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
思想改造运动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措
施不仅是毛泽东“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
差别）的目标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毛泽东激励人们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一部分。毛泽东没
有为他的家族留下任何遗产，甚至他的子女在今天会遇到普通的生活上的困难。但是他
却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丰富的甚至可以说是永恒的财产。这一财产就是人的自由与尊严，
也就是现代个人自由和民族解放的双重目的。在这方面我们对于毛泽东的态度是复杂的
，因为他既唤醒人们破除对于一切权威的崇拜和迷信，但是他却是利用人们对于他的崇
拜用强制的力量去摧毁那些腐朽的权威；他唤醒人的尊严，但是，他却是以对另一部分
人的践踏来作为代价的，他通过对于一直盘踞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的任意耻辱来使人
民的地位得到提升。即使如此，今天那些自以为是运用西方的思想在同“毛泽东的专制
遗产”进行斗争的人，实际上也是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直接的鼓励和启发。中国人曾经
是最驯服的臣民，正是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奴性。毛泽东是五四的伟大
的儿子。他一直号召人们参与到公共的政治生活之中去，“要关心国家大事”。他希望
人们起来造反、革命，摆脱历史和社会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任何束缚。英国历史学家汤因
比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公开嘲弄了中国官吏，但他并没有杀死他们，而是
让他们官复原职；那些取笑过中国官吏、并且看透了他们的人们，现在也许不会那样卑
下地向他们叩头膜拜了，而按照传统人们是倾向于这样做的。……我认为，毛泽东主义
的宗教观正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尊重人性的尊严，不容许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国官吏
的凌辱。”[x]正是因为这样，黄克诚将军尽管曾经在漫长的时期里和彭德怀一起被受到
极端不公正的迫害；然而，当８０年代否定毛泽东成为了一种潮流之后，他却站起来捍
卫毛泽东思想。
莫里斯·迈斯纳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失败并不在于它没有引起根本
的社会变革，在经济匮乏的条件下，根本改变现存的劳动分工和取消阶级区分的任何尝
试无疑会导致经济的混乱。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失败是它没有产生大众的、民主的政治机
构和制度，从而允许劳动群众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并且随着发展现代生产力，最
终实现他们自身的社会经济解放，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解放。”“无论文化大革命开始
时毛泽东的意图是什么，他最终满足于重建一个经过思想整顿的党和经过改革的国家机
构。”[xi]莫里斯·迈斯纳批评说，尽管毛泽东重视上层建筑，但是文化大革命却并没
有能够产生新的政治制度，而是恢复和重建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发动文
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官僚主义；然而，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使官僚受到了空前的
冲击，另一方面却又没有从根本上对官僚制度有任何革新。“如果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政治改革减轻了官僚优越感的一些较突出的表现，那么，它们并没有根本改变国家和社
会之间的关系。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关系是国家（以及作为其代表的官僚）对社会实行
全面统治的关系。”[xii]他说：“虽然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们对于平等和反官僚
主义抱有同样的目的，但是他并不赞成他们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想法。建立政治民主制度
和从制度上保证思想自由是建设社会主义缺一不可的两个部分，毛泽东不承认或者不愿
意承认这个事实，毛泽东的这些缺点后来成为‘毛泽东主义对未来的设想’的致命缺陷
之一。”[xiii]
莫里斯·迈斯纳在评价毛泽东的时代的时候引用了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的话说
：“危险不在于我们避而不谈十月革命史实上的巨大污点、那场革命使人类付出的痛苦
代价、以那场革命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总想全部忘记并且在缄默中忽视
那场革命的巨大成就。”然后，他接着说：“卡尔的话适用于俄国，同样也适用于中国
。不幸的是，人们不容易对革命做出公正的评价。社会大变动总会激发起人们对未来的
、伟大然而达不到的期望，一旦希望破灭，长期的幻灭感和愤世嫉俗的态度便必然接踵
而来，而实际的历史成就却被抹煞或被遗忘了。真正看清历史的画面往往需要远离那个
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用几代人的时间。现在深深铭刻在当代政治意识
和历史意识中的毛主义的记录上的污点，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人们不能也不应
该遗忘：那些事件是大失败，而且使许多人丧生。然而，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一定在不
忽略那些污点和罪过的情况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作为世界历史
上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作为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时代载入史册。”
[xiv]
毛泽东在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控制和消灭流行疾病、农村水利基本建设、消
除贫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扫盲、夜校等许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些方案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地铺展开的，这些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特殊贡献。这些当然都
还做得不够，但哪一个政府会去做这样一些事情，甚至想到去做这样一些事情呢？毛泽
东时代犯了许多错误，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比如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２年发生了人
类历史上灾难性的大饥荒，发生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同时，我
们不应该忘记：如果毛泽东时代存在着“红色恐怖”的话，在海峡和大洋的另一面存在
着同样的“白色恐怖”：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实行军事统治，台湾省的戒严直到毛泽东逝
世多年以后才解除；美国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１９６２年的大饥荒既不单纯是毛
泽东时代所解释的自然灾害的结果，也不完全是后来所解释的由于政策失误所导致的歉
收的结果，而是由于这一体制的任性专横和拒绝任何批评所导致的灾难，因为就在大饥
荒发生的同时，中国的粮食出口却增加了一倍。毛泽东时代一方面利用计划经济和国家
有效动员的优势发展了生产和国家建设，在国家工业化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它也
造成物质资源尤其是人民的劳动、热情和理想的极大浪费。以胡风案为代表的对知识分
子的大规模迫害，大跃进，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是巨大的历史灾难。灾难的重要根源在于
思想、学术和新闻、言论自由没有得到制度性的保障。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
人们忘我热情以及他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相比较起来是黯然失色的。８０年代初
，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邓小平时代
不应该看作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简单否定，反过来，毛泽东思想也不能看作是对邓小平理
论的简单批评。毛泽东的遗产的某些方面仍然在困扰着今天的中国，毛泽东和邓小平都
没有解决民主的问题。民主是一种制度，同时，民主也是一种传统。毛泽东曾经为中国
人提供了“大民主”，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民主”遭到了否定。不论怎样，如果
今天我们对于民主仍然怀抱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态度，那么带给中国的就可能并不是进
步，而是灾难。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说：“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
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xv]毛泽东思想是马
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
创造性的发展，尤其是比斯大林主义更加充满活力和开放性。毛泽东相对于正统马克思
主义来说，它更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视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毛泽东的
“群众路线”的思想补充和修正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毛泽东却似乎
对制度建设缺乏真正的兴趣和足够的耐心。社会主义实践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一方面因
为它受制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另一方面也因为第三世界革命内在地包含的历史矛盾。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方现代的，我们应当抛弃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看法。我
们今天不应该再简单地用“进步”这样一个时间观念来评价一种思想，用单纯的“赶超
”思维来对待今天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和社会上的距离。在今天我们不应该是简单地适应
西方的模式，而是要以提升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作为目标，我们不能通过毁灭
人的尊严而获得“发展”，而是应该使人类的生活更加人性化。邓小平说：“发展是硬
道理。”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否定过发展，而是相反，“只争朝夕”。毛泽东一方面遵循
现代化的逻辑，另一方面又试图克服现代化的后果。毛泽东在现代性的悖论与困境中的
挣扎奋斗使很多人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充满了误解。比如很多人责难毛泽东对马寅初的
批判“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然而，事实上正如西方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中国
一面批判马寅初的理论，一面实行计划生育：“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秩序使计划生育政策
受到挫折，１９７０年以后，这项政策逐步走向严格，每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小孩，并为
实施政策而建立了严格的奖励和处罚制度，采取避孕措施有时甚至连妇女的月经期都受
到了单位和邻居的监视。”[xvi]实际上相反，中国５０年来的根本思维并没有脱离现代
化和“发展主义”的轨道。今天中国的思维却仍然缺乏对“发展主义”的必要反思。今
天我们继续在“自由”、“解放”、“发展”这些宏伟的叙述下漠视人们具体的利益和
牺牲，“效率优先”和“减员增效”等理论的泛滥正在摧毁我们生存的道德基础和生存
本身，片面的“发展主义”已经导致了“只要发展，不要生存”的灾难性后果。今天中
国的某些“改革”理论家在历史目的论和“代价”论高高的旗帜下蔑视人民的利益，然
而，毛泽东时代我们正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那些用“市场”来反对“国家”
的理论家也恰恰忘记了不论中国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从来都是由于国家的
推动。
弱肉强食是资本主义的规律，然而，中国经济学家房宁却提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和
谐”。面对今天日益扩大的社会阶级差距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社会主义是一种和
谐”的理论犹如空谷足音。我一直关注中国现代思想对于现代性的丰富，它的丰富的批
判现代性的内容。批判现代性既是现代性思想的一部分，同时又具有反思的特点。毛泽
东思想是中国现代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现代性和批判现代性的复杂内涵。中
国自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思想由严复、梁启超等人传入中国的时候开始，就遭遇
到章太炎等人的批判。辛亥革命以后所引进的比如议会民主所引起的曹锟贿选（用金钱
收买议员促成自己当选总统，那些被收买的议员则被称为猪仔议员）以及政治腐烂，这
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它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明显的耻
辱，使中国人对于这一制度充满了怀疑。今天中国的理论家正鼓吹和设计中国的私有化
，和俄罗斯公开的全面的私有化不同，今天在中国理论界和实际上正在发生一场悄悄的
私有化。一位中国的理论家这样解释私有化：私有化必须首先搞垮国有企业，国有企业
就像一个饭碗，谁要取得这个饭碗，唯一的办法就是往里面吐一口痰。今天中国的所谓
“自由派”迫不及待地要推广的就是这样一种肮脏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
的合流是中国９０年代思想的秘密，也是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自由派”鼓吹往饭碗
里吐痰，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往碗里吐痰的，只有那些拥有“化公为私”的特
权的“大佬”才可以往饭碗里吐痰，才有权力“私有化”。有人把俄罗斯称为强盗资本
主义，而有人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描述为：坦克＋私有化。中国资本主义的设计师把
私有化的策略描述为往公共的饭碗里吐痰，他们对待毛泽东的遗产也是同样一种态度。
然而，我们却不是这样，不想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与今天许多流行的观念相比，毛泽东思想可能会被认为不过是异想天开的奇思妙想
，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像汽车轮子与人的两条腿之间的区别一样，就像飞机与汽车之间的
区别。韩德强在另一篇文章里说：“不错，文革是一场灾难，但它是在寻求理想征途上
的灾难。正如第一架飞机掉下来一样，有人会站在旁边冷嘲热讽，甚至激烈抨击，飞机
掉下了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物，我早就说过，铁疙瘩怎么能上天呢？人性怎么能不自
私呢？也有人会仔细分析飞机掉下来的原因，重新考虑飞机的结构、强度、气动原理，
再造一架新飞机。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恐怕也需要像研制飞机一样。如果只是简单地否
定文革，而不是仔细地解剖其残片，分析其黑匣子，那么人类社会仍然会在以暴易暴的
循环中难以自拔，甚至有可能会毁于一旦。”
在半个世纪以前，在韩国的领土上发生过一场中国和美国的战争。一方面，中国在
不情愿和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相遇，这是包括中国的领导
人自己和他的敌人在内都没有预料到的一场战争，因为中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中国国
内的统一还没有完成，更重要的是中国一直是一个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欺侮的国家；
其结果同样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没有赢得胜利的战争。然而，
另一方面当战争结束以后，中国迅速撤走了自己的军队，而美国军队的占领却成为长期
的事实。这不仅是两种不同的战争，而且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
今天由于过分重视眼前的利益而远离了毛泽东的遗产，我们越来越迷信实力、竞争
力、效率，人类的远景正在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毛泽东思想也许不合时宜，但是并不
意味着它是过时的，或者不必要的。曾经担任西德总理的勃兰特说：“对于一部分人来
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政治上永久的挑战。”[xvii]
完稿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８日
[i] 杨振宁《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８年。
[ii] 何炳棣《毛主席功绩永存于世》，《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８年。
[iii]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６１４页，１９６９年。
[iv]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６９页。
[v] 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４８２－４８３页。
[vi] 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５页，张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vii] 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４２４页。
[viii] 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６４页。
[ix] 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６６页。
[x] 《儒家文化与工业化》，《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１２５页
，王少如、沈晓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
[xi] 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４３４页。
[xii] 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４３６页。
[xiii] 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２１４页。
[xiv] 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４８９页。
[xv]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１４
卷序，３页，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xvi]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７
６５页，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xvii] 《西德政界人士的声明和谈话》，《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１０４页。
（为韩国《进步评论》作；原载《新呐喊》http://leftvoice.8u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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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七问
卢周来
我想就文革提出以下七个问题请教于在座各位大方之家：
第一，谁更有资格评价文化革命？
对于什么是历史，本世纪初的一位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曾说过一
句很有名的话：“历史不是别人而是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
唯一方法。”另一史学家克罗齐也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与汤因比齐名
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则说得更白：“所有的宏观历史都是自传。”但这几位史
学家所说的历史都是历史的认识，因为历史认识是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回忆与思考，是知
识分子个性化的话语表述，因而是主观的。但在历史认识之外还有一个历史的本体。历
史的本体则是唯一的、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换言之，历史本体是客观的。几位历史学
家说这些话，决不是说知识分子由此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制造历史。恰恰相反，
因为知识分子掌握着对历史认识的话语权利，所以要求知识分子在尊重历史本体、完整
准确地把握历史本体的前提下去认识历史，以尽知识分子作为历史见证者与记载者的责
任。
正因此，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所谓“历
史与思想、情感的二律背反”。他说，伟大历史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于他的个人
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情感的强烈性与深刻性，但是在这种方式下，“我们怎么可能
希望达到历史知识的最终客观性呢？”
为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美国有个历史学家叫Barbara Tuchman写过一本《实践中
的历史》的书，书中有一节叫“历史从何时开始”，其意思是说，历史学家写历史，必
须具备与历史的疏离感。他说，历史学家既是同时代人，更是后代人。要做一个历史学
家，需要具备从外部观察事物的态度。后代历史学家的最大有利条件是他描述的事件与
他之间的时间上的间隔。有了这个间隔，他就能更清楚地认识、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
。他至少可以做到相对客观，有可能作出比同时代人更为正确的评价。同时代的历史学
家的不利条件是缺乏超然的态度，无法对冲突的双方进行公正的评判。这位历史学家本
人曾经写过一种当代中东史，写得很精彩，但最终他还是将手稿付之一炬，就在于他认
为，作为中东当代史亲历者，他的东西有太多的情感因素从而妨碍了对历史客观公正的
记录。
近年来，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撰写回忆录，叙述自己
在这场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文化大浩劫中的所遇、所思、所想，这其中不乏很优秀
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认识文革，再反思文革自有其意义。我尤其
看重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印红标先生声称的“历史考证”，因为这恰是对历史本体的钟
情，而非先搬出历史认识；另一个是张祥平与高粱先生作了将文革放在中国历史大背景
下看，而不是将自己也卷进去，这样可作到“旁观者”。但勿庸讳言的是，更多的个性
化的回忆恰无法达到对“文化革命”的客观认识与评价，因为它们始终有几个问题未能
很好解决：首先是掺杂了个人太多的主观的东西。有一些回忆甚至都有相互矛盾之处，
以至于还有人在回忆录中就一些细节问题“打笔仗”，由此降低了这些回忆具有的史料
价值及其客观性；其次是情绪化突出。一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在回忆录中
往往因不能摆脱过去痛苦而显得理智不足，不是把这场运动放在大历史的角度去思考，
而满足于在回忆录中对曾“亏待”过自己的人与事大泄不满；再次是少数人回忆文革的
目的值得人怀疑。用福柯的说法，这种人似乎想摆出自己所受的苦难，或者说明自己在
文革中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来巩固或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力”，提高他们的地位；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现象，知识分子首
要的任务是以求真的精神来作历史主义的思考，而不应该首先把个人的好恶加上去对其
进行个性化的价值判断。因此，首要的任务仍应该是对历史本体完整、准确的把握，然
后才谈得上进行理性的认识。但这些回忆录恰把事情做颠倒了。
现在有一种现象：对于“文化大革命”，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
子，都以为自己最有资格评价文革；对于没有亲历文革或者受文革冲击不大的年轻一代
关于文革的认识，则要么不理睬，要么怀疑对方的动机。最典型的一句话莫过于：“让
这些家伙也经历经历文革，他们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在我看来，恰是这些年轻
的一代，才具备“历史疏离感”，因而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才能做到较为客观公正；恰
是文革过来人，不具备这种历史的疏离感，纠缠于文革中个人经历其中，百千情结不能
自解，以至于让种种如浓雾般业障、无明、烦恼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因此，我认为，年
轻的一代更具备评价文革的资格。所以，我很同意邓小平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他彻
底否定了文革，但他又说，文革作为一段历史摆在那里，到底怎么看，相信后来人比我
们看得清楚。
当然，我不是说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没有关于对历史的认识，我说后人更
有资格评价文革，但我认为更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由谁来评价”，而在于“怎么评价
”，毕竟，作为文革，那么一段切近的历史摆在那里，而且我们亲身经历过，所以每个
人都不免会回首前尘，但到底谁看得更透，人与人之间不一样。至今仍有“文革情结”
的人是作不到“看透”的。
第二，文化革命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了什么角色？
比如，我上文所指一些个性化很强的回忆录，几乎都将“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知识
分子角色定位在“受迫害者”，但却忽视了另外一个事实：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
大革命”也有不光彩的记录。人们除了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整知识分子最狠的是知识
分子，除了知道臭名昭著的诸如“梁效”“石一歌”之类批判小组其实都是由知识分子
组成，根据文献可知：“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张大字报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对教育界
的所谓“两个估计”以及提出知识分子“再教育”也是首先出自知识分子之手；第一批
造反派出自于某大学，取消高考制度建议者还是某大学……也许有的知识分子会为知识
分子开脱：我们“毕竟是书生”，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也就被迫这么做了。这种开脱是
一种最典型的“制造”历史。因为历史的真实是：按李慎之先生的说法，如果说“文化
大革命”是整个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本应该最清醒的知识分子此时竟也构成“
集体无意识”中一部分，即知识分子中清醒者是少数。同时，自古以来就“好为王者师
”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这样一个大变局下面是不甘心寂寞的，许多人是自觉地参与
，从整人始到被整终，所以，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知识分子的悲剧，那么这种悲剧
是双重的。由此，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应该要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
进行更全面的反思。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到底谁应该为文革忏悔？刚才李盛平先生的意思是，知识分子
不应该忏悔，因为更应该忏悔的人没有忏悔；又说应该是这个体制忏悔。我不同意这种
说法。忏悔本来就是一种主动的姿态，不存在谁逼谁忏悔，谁说谁应该忏悔的问题。如
果说知识分子作为这个社会中的“良心”，是最应该具有淑世与宗教情怀的群体，都不
去为文革这样的大灾难进行忏悔，我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那些本来被他们视为
不具有反省精神的统治者们为文革忏悔。还有，我也不认为文革的责任可以无限上推到
毛泽东一人，象在座有人说的，难道最后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要反思？至于体制，不过是
人的行为的载体，说整个体制要忏悔没有任何意义，应该是这个体制中的行为主体忏悔
才对。
第三，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问题上，为什么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具有空前的一致性
？我不同意有人说的，表面上一致，实则存在很大的分歧。我认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都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其共通之处就在于利益两字。正如大家所
说，邓小平复出后，官方彻底否定文化革命，是因为他们想以此确证文化革命中他们失
去的利益具有合法性，必须恢复到文化革命前的利益格局；但知识分子何尝不是这样。
正是因为文化革命使知识分子原本优越、尊严而体面的生活受到了空前的损害，所以，
他们要彻底否定文化革命。
承认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都不过是从切身利益考量来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并不是什
么低下的事，并不是说就有什么不对；但是，我看不惯有些知识分子在那里将自己扮成
先知先觉，认为自己是出于什么“自由主义的理念”。当然，我也不排除确有少数这样
的人，但恰也不是现在“争相撩起自己的衣襟数伤疤，仿佛谁的伤疤少谁就不好意思”
的知识分子们。
第四，毛泽东究竟是理想主义还是暴君角色？
在座有人说毛泽东是想利用文化革命巩固解决毛的独裁体制，是一个暴君角色。我
只想提醒注意毛泽东的另一面。我从毛在莫斯科谈话以及７０年与斯诺谈话中，看到了
毛的另外一面。即毛想用一种大众民主取代现在的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识分子）政治。
他说，尽管我们是人民的国家，但人民却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所以号召人民
“踢开党委闹革命”；他还说，共产党进城后蜕化成了官僚，“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
”。他与斯诺的谈话中，毛的确说了他想用“个人崇拜”来推动民主的意思。毛用“大
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等手段的确将人民的参与意识空前地发动起来了，并彻底打破了
死气沉沉的官僚秩序。排除其他考虑，那时的情况是，除了他一人之外，人民想批谁就
可以批谁。
至于在座的说文化革命充满血腥味，责任应该由毛泽东负。我想指出的是，毛本人
的初衷是在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革命，但最后的局面发展到了他无法控制的地步。说到这
里，我想起黑格尔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伟大的人物走过的地方，难免会践踏一些花草
。他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对文化革命有两点最不满意：一是打人，二是虐待俘虏，我
们战争年代都不虐待俘虏。有人说他是说假话，但他反复与斯诺说，我们都没有变，我
不对你说假话，你也不要对我说假话。而且，从他与斯诺的那次谈话的全文看，至少我
没有看出他偏要在这一点上说假话。
到底谁应该负责任的问题上，我想要有一种历史主义情怀。在这点上，我反倒又倾
向于制度学派许多观点。制度学说认为制度是更基础的东西，而且宣称“两个基本观点
：一是传统很重要，一是时间很重要”。理解毛的大众民主失败以及文化革命演变成血
腥味的运动，包括追究责任，用制度学派的观点我看很有用。当然，这也不能成为可以
开脱毛责任的理由，正如上文所说的不能成为开脱知识分子的理由一样。但我们的知识
分子可以以此开脱自己，却为何不彻底遵守形式逻辑，也以此来理解毛呢？
（王小东：赵紫阳也想用专制推进市场经济。听说严家其在海外说，毛泽东说，修
正主义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现在看来对了。）
有些认识，虽然非常不对，但这是现实。
（高粱：其实1993，1994年毛泽东热，和法轮功，说明一些问题。）
第五，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许多文化革命过来人尤其是普遍百姓怀念文化革命？
刚才王东成先生也承认，在他们家几个兄弟姐妹中间，考上大学的都彻底否定文化
革命，而在工厂当工人的却讲文化革命的好话；还说了到江西调查时，农民对于文化革
命并不反感。这其实还是个案，却也很能说明问题。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大骂文化
革命，而普通百姓尤其是中西部农民与下岗职工，却都怀念文化革命。其原因是什么？
我也说些现象给大家听。尽管改革开放使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有一些事情老
百姓都有判断力。比如科技成就，建国以来我国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就，都是在文化革
命时期搞出来的；比如农村医疗保健，正是毛泽东当年的培训留得住用得着的农村自己
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得中国当时即使是最偏远的农村农民也能享受到比较好的医疗保障
，而改革开放二十年农村医疗保障水平随着毛时代赤脚医生的老去反倒倒退到解放前；
再比如毛在文化革命时期搞的教育革命，尽管不无乌托邦色彩，但今天中国农村稍年纪
大的一些人识字脱盲正从那时开始，而改革开放二十年，农村扫盲运动也早已名存实亡
；还有水利设施，现在农村用的水利设施还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二十年随着集体资产
的从有到无，这些水利设施也因缺乏管理与规范而正遭到破坏；更不用说下岗工人为什
么怀念毛泽东时代了。
我想，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正视这些对比。因为老百姓也是从切身当下利益考量来
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第六，为什么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在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等诸多问题上存在这样大
的差距？
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尤其是号称自己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尤其是改革中
利益受损的劳动阶层之间在认知上的距离如此之大，反映在文化革命这个具体的问题上
仅仅是冰山一角。
汪晖先生最近在一本书上说了这样的意思：九八大洪水最需要我们做点什么的时候
，可我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在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而欢欣鼓舞。余世存先生在
给友人一封信中说：“洪水当前，万方多难。我们却象文化山上一群聪明人，吃着从奇
肱国运来的粮食，能够专心研究学问。而这学问是怎样的学问啊。数理逻辑、几个名词
。名人就让我们象找见情人一样目无他人，只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不得了的一个人。我
们的学者以能进入国际学术界为荣，我们的眼睛盯着国外的明星一样的学术大师，我们
的青年学生以追星为时尚，我们的大学如清华、北大以成为留美预科班为办学的本质和
荣誉……在一些知识社会学者眼里，中国的学术界完全不同于还没有进入现代化或现代
性的中国社会，它独立于社会其他任何阶层……当知识分子只成自己的前卫和时髦时，
它就完全退出了一个欲求发展的民族社会的前列。”
因为余世存先生的话我认为最能表达我的这种思想，所以，我还想再引用上一段：
“如今，我们的知识界以为自己是天生幽人独来独往。除数十年前粱漱溟先生为中国农
民说过话外，对中国农民这一沉默的最大多数的国民歧视现象，几乎没有任何人站出来
说点什么；除了几个留洋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在数字模型运算中关照过下岗工人外，几乎
没有人站出来为几十年听信名词作出贡献的产业工人们说话。逢年过节，城市象防贼一
样对待大地上流动的喑哑的农民工人；媒体舆论甚至卖唱艺人都在劝导下岗工人“从头
再来”，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当然可以冷血地称赞知识界同谋犯得来的稳定大局。可
是，这些中国国民最重大的处境都不被认真对待，中国能有什么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呢？
余世存的话如果说还仅仅在表达知识分子脱离民众很到位的话，那么，知识分子为
利益阶层说话，尤其是目前经济学的极右翼思潮，代表权力资本一统天下。将中国普通
百姓重新推到一个无产者的位置，则是对民众的直接伤害。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一方
面鼓吹彻底私有化，鼓吹彻底的自由市场化，鼓吹腐败有理，鼓吹合法的“抢劫”，鼓
吹改革成本应该有人负担，另一方面还批判民众不觉悟，没有更新观念。这样，知识分
子和普通民众就不仅仅只有认知上的差距了，在利益上已经站到了对立面。
因此，我常有一个担忧，中国还会不会发生再一次文化革命。目前社会上各种矛盾
的累积总得有一个解决的方式。处理不好，完全可能再发生一次文化革命。而这样的动
乱局面中，受到民众批斗的还是两种人：一种是政府官僚，因为人民对他们的腐败早已
忍无可忍；另一个就是今天最得势的精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但不为民众说话，罔顾
民众的利益，而且为官僚阶层与资本阶层不顾侵害民众的利益提供合法性辩护。但愿我
的担心是多余的。
第七，文化革命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什么？
我以为最主要的是关于权力的架构问题。即在一个专制统治近五千年的国家，如何
演化出一种现代性政治。
现代性政治，最主要的内容当然是民主，而民主的最基本原则是“多数原则”。从
这个意义上讲，毛设想的大众民主是符合现代性政治要求的。问题在于，民主需要一套
适当的权力架构，即需要一定的程序与一定的形式作保证。毛大众民主的悲剧恰在于没
有探索出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而后来者却连同“大众民主”的现代性政治内容也一起
否定掉了。最近《书屋》杂志刊登的胡绩伟先生的文章很有意思，里面批露了一则历史
真相：当初，胡耀邦等人并没有彻底否定“四大”的意思，甚至曾打算将“西单民主墙
”保留下来，只是要挪一个地方，比如曾考虑挪到中山公园。只是遭到了更强大的力量
的反对才没有如意。这说明，文化革命并不在于民主的不是，而在于没有找到恰当的民
主的架构。所以，我不反对一些青年学者试图从文化革命中寻找针对当下的合理性因素
；当然，我更认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找到一种程序化形式化与法制化的民主的权力架
构，以使大众的民主真正有其制度的归皈。
（本文摘自“思想讨论会纪要”，2000年1月－200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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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文艺与政治：毛泽东的话语实践
韩毓海
现代社会科学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那就是事物本身具有相对的均衡性、同一性
和稳定性，事物的这种性质，使采用稳定的、准确的概念来“把握”现实成为可能。现
代社会科学就是建立在这种“所指”与现实的稳定关系的假设上的。这种假设是科学主
义的产物。作为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者，毛泽东深深的怀疑这个假设，他认为世界上万
事万物，无不处于变化之中，假设一种概念是固定的和僵化的，那么，就意味着它指涉
的现实是固定的和僵化的。我认为这就是毛泽东对“现代专制主义”根源的最深刻理解
，这种理解超越了表面上的“私有制”或者“官僚政治”与现代专制主义的表面上的联
系，直接直向现代性方案的规划框架本身。毫无疑问——不遗余力的鼓动和正视现实的
变迁，清醒于现实的不确定性的信念，使毛泽东不承认某种概念本身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相反，毛泽东主张不断“开放”那些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所谓“文化革命”也就是
指在文化和社会科学知识领域里，对这些概念进行颠覆和造反，把这些概念理解为话语
实践。——这些概念包括：阶级、阶级斗争、政治和生产力诸如此类现代知识和马克思
主义社会科学的底座和基石。
在这些概念中，阶级和阶级斗争具有优先性。在马克思主义教义中，阶级和阶级斗
争是一个确定性的概念，与“财产关系”相联系，甚至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
。但是，在毛泽东那里，这种固定的联系并不存在。在他那里，现代社会的政治斗争形
式虽然主要是阶级斗争，但是，政治活动的动力却并不总是围绕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
起来的。
它今天，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
批判和发展有许多貌似相同的地方。但是实际上，由于它们发生的历史条件和针对的问
题，特别是解决问题的指向非常不同，所以，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如此，还是应该
强调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它们的确提出了同一个问题：现代性造成的“政治的终结”
。——这就是“革命政治”的终结，政治在被合理化之后成为被动的，官僚化的，“反
革命”的力量。
具体说，尽管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不把“财产关系”看作当代社会生
活和政治生活的主要分析对象，——这是它们与经典马克思的显著不同，但是，它们这
样看的出发点并不相同。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
力的发展和总体物质生活的提高，由“财产关系”造成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的恶化状
况，已经大为减弱。相对的，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政治变成了科学管理
，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和政治统治的形式同时发生变化，造成人们参与政治和政治反抗
的能力大为减弱，而这些都是工具理性发展的结果。
这样的“政治终结”同时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虽然马克思不是一般的要求废除
私有财产，而只是要求废除那一部分被当成“资本”的私有财产，但是，由于经典马克
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
的财产关系——即私有制，所以，苏联的社会主义者才可能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已经废
除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阶级斗争和
生产力/生产关系间的根本矛盾。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消灭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就意
味着“政治的终结”。
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财产关系”不是由于生产力的高
度发展而减弱，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废除了”“财产关系”。但是，与苏
联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毛泽东发现，这样的废除“财产关系”也带来了相应的后
果，那就是，把围绕着“财产关系”的社会利益纠葛和社会利益的分层，转化为“政治
地位”，“阶级地位”和意识形态分层的纠葛和分层，斗争。于是，看起来与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表明上相似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财产关系”也成了“衍生物”，而阶级
地位，政治地位和意识形态的“优先性”——即所谓“红”——成了社会分层和“确定
身份资格”的标准，相应的，围绕着意识形态优先性的斗争成为政治的根本动力。
社会主义的政治不是围绕着财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围绕着“身份政治”
建立起来的。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废除财产关系”，既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
的特征，也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结构建设”的特征。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从变
革“生产关系”入手的革命，是一种自觉意识到“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因
而自觉去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但是，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从“生产关系”入
手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构成方式，作为这种革命的继续，也必然是围绕着这
种“生产关系”建立起来的，即使那些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和集团，成为领导
和支配阶级和集团，其他则是被领导和被支配集团。同时，又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
废除了财产关系，这样，就使分割社会利益的标准，“确定社会身份资格”的标准，不
可能是围绕着财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而只能是围绕着“先进阶级”，“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标准建立起来的，这样，围绕这些东西的“竞争”和“斗争”—
—对于这些“红”的身份和资格的争夺就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动力，而“财产经济
关系”反倒成了“衍生物”。于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社会的确也存在“阶级斗
争”，但是，它并不直接表现为“经济斗争”，而是表现为“文化斗争”和“意识形态
领域里”的斗争。不是围绕“经济能力”而争夺，而是围绕“政治表现”而争夺——这
就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判断。
也正是因此，我们才可以说：社会主义虽然消灭了财产私有的经济关系，造成了相
对的经济平等，但是，也就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构成方式，它就
不可避免的使围绕政治（身份）的斗争代替了围绕经济（身份）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
，不可避免的使政治的不平等，代替了经济的不平等。社会主义的围绕“先进生产关系
”的标准建立“身份政治”，以此取代围绕“财产经济关系”建立的身份政治，其结果
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困境：以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方式来追求平等的社会，却造成了一种
新型的社会不平等关系。这个困境不在社会主义是否发展了“生产力”，而在社会主义
实际上没有象它宣称的那样——彻底改变了不合理的“社会关系”，这当然不是说社会
主义的“社会关系”不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但是，这却不等于说这种新型的“
生产关系”就是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斗争，就是建立
在这个社会关系的实际上不合理之上的，无论这些矛盾是否“破坏了生产力”，无论我
们是否用苏联的“承认这些矛盾就会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借口压抑这些矛盾，——这些
矛盾早晚是要爆发的，是不可能绕过去的。——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所说的以政治为
基础的新官僚阶级就是这种特定的阶级分析视野的一个发现。迈斯纳指出：正象当年对
中国农村进行阶级分析一样，毛泽东也对新中国的社会阶级构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和苏联一样，（在中国）以经济为基础的旧统治阶级消失了，但同时出现了以政治为基
础的新官僚阶级。”“官僚主义者的势力，特权及其起源在于政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这个术语的运用，——集中在拥有政治权力而不是占有财产
为基础的不平等和社会关系上。”[1]
根据这一切，毛泽东认为政治没有“终结”，相反，是“革命的政治”在现代条件
下遇到了全新的挑战。
“政治”是另一个在毛泽东那里没有确定性的，或者不稳定的概念，因此，毛泽东
所谓的政治，在一部分人那里是解放的永恒的旗帜，在另一部分人那里经常成为压迫的
工具。毛泽东是斩钉截铁的认为文艺应该从属于革命的政治的理论家。这个论断也是他
被歪曲使用，被攻击的诸多论断中最著名的一个。由于政治被封闭的理解，在一些人那
里，政治就是统治者的命令，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是不服从这些命令。其实，毛泽东
的论述是清楚的，他所说的文艺要从属的政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不是哪个阶级
和哪个利益集团碰巧执政的那种政治，毛泽东所说的政治只有两个历史含义：民族解放
的现代政治和人类解放的现代政治。要理解毛泽东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论断，首先
就必须承认一个简单的基本事实：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是现代“革命政治”。毛泽东所说
的政治既不是现代官僚“管理”，也不是某个阶级或利益集团的统治，相反，革命的政
治就是对这些管理，这些统治的永恒的挑战。无论在现实还是知识领域里，政治是一个
策略，更是一个不断开放的、不确定的、没有固定本质的构成。作为人民革命家的毛泽
东的政治是人民革命的政治，是面向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政治。毫无疑问，艺术与这
种政治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把毛泽东关于艺术从属于革命政治的论断，歪曲为艺术从
属于某种管理或者从属于某种统治，认为毛泽东的艺术从属于革命政治的论断是艺术工
具论，这样的说法既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代历
史的无知。是对革命政治的庸俗化。
毛泽东关于艺术从属于革命的政治的论断，是与他关于革命政治与资产阶级政治的
区分的论断紧密联系在一起来论述的，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首先造成的是政治的异化
，造成政治丧失了解放的功能，而艺术的丧失解放功能是这种政治解放功能丧失的一个
结果。因此，与托洛茨基不同，毛泽东指出，对人类的现代解放而言，首先必须恢复的
是政治的解放功能，而不是等待和依赖艺术“天然具有”的解放功能。下面就是他那段
被广为攻讦的经典论断——在这个论断中，他主张把政治从资产阶级职业政治家那里“
开放”出来，成为人民革命的“大众政治”，同时，文学也从“个人主义”哲学中“开
放”出来，成为“群众艺术”：
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
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就象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
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
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所谓政
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人的行为
。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
的需要才能集中的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
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
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
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
庸俗化，是不对的。[2]
“开放”政治这个概念，——或者用一个学院派的说法：把政治从现代资本主义总
体异化中拯救出来，倡导革命政治的复活或政治的革命性的复归，在毛泽东那里包括新
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两个历史进程。
首先，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
国家”[3]。这当然意味着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点是
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主要担承者，由城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转移到
广大下层中国社会身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从这个广大的基层入手，自下而上的变革
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自下而上的组织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从城市资产阶级手里转
移到大众手里，这种“开放”既是一个原有秩序解体的过程，也是一个新秩序生成的过
程。按照B．安德森的论断，这种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过程是黑格
尔所说的辩证过程。即一方面这个国家的本质具体的体现在其主要承担者——人民大众
身上，另一方面人民大众只有通过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想象的共同体才能发现自己的本
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实践就是这样的组织想象的共同体的辩证过程，毛泽东深刻
的指出，这种革命政治的辩证法与艺术的辩证法是一致的。他说：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
，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
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
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
但是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并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
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4]
在毛泽东关于艺术的“现象”和“本质”，关于“自然状态”与“典型”的论述这
里，我们很容易认出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很容易认
出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然状态”与他的“类本质”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毛泽东关于“典
型”的论述，也只有放在这种具体的历史过程，即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
革命文学的语境中，才能够被理解。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国家”的基础是市民社会
，这样的国家不可避免要采取官僚机构的管理形式，用马克思的话就是：“‘官僚机构
’是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它作为特殊的同业公会，是‘国家的意识’，国家的意
志‘国家的威力’”。[5]但是，毛泽东的国家主体不是市民社会，而是广大下层人民，
这个“广大下层”人民却不是哪个阶级或者阶层，它甚至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只是一
种“开放的范式”。他的国家不表现为官僚制度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的“程序的民主”和
经济自由主义，而是表现为人民通过广泛的参与的人民民主——“大民主”。毛泽东把
现代辩证法成功的运用于创建新民主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革命，在这里广大下层
人民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关系是互相发现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发现了它的承担
者，广大下层人民，而人民通过新的国家发现了自己的本质——社会和国家的主体，毛
泽东认为，这样的政治的方向与新文艺的方向是一致的——人民的生活成为文艺的唯一
源泉，而人民则通过新文艺认出和发现了自己——而通过这样的辩证法，确切的说，通
过革命的政治运动和革命的文艺运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崭新视野里，人民第一次出现
。通过毛泽东思想，沉默的幽灵一般的人民聚集成了‘人民的力量’。从此，人民进入
了历史——人民创造历史。毛泽东思想成为第三世界人民最富有悲剧性的现代经验。毛
泽东思想成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遗产。”[6]过于神化这种遗产是非历史的，但是，在没
有了解它全部的丰富理论内含，没有具体了解它与整个中国历史和现代性的关系，在没
有在更广泛的历史实践中真正弄懂它就轻率的否定它，那就不会理解阿玛提亚·森所谓
现代中国“开放的心灵”正是这种开放政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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