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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与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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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年 第四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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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六期，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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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问题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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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讯】于无声处听惊雷－－俄罗斯劳动人民的声音 喜东
【读者来信】希望多写一些这样的文章·确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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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中国与世界》 总第六期，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创刊
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０９１－９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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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
崔之元
一、引言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翻开了改革开放的新一页。改革开放的内涵，
起初是比较明确的：在经济领域，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国营企业
的“两权分离”；在政法领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思想文化
领域，对极左思潮拨乱反正，开展思想解放运动。
弹指之间，自１９７８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至今，已经过去十六年。在这
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１９９３年判
定，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家：政治上，几经风雨；在思想领域，最重大
的变化是，已经牢固确立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改革的具体内涵却不如起初那么
明确了。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形态，究竟是什么？怎样才算
理顺“市场经济下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在“股市热”、“外资热”、“民
工潮”下，如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究竟是“新权威主义政体”还是民主政
体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一回事吗？“市场经济”
这一概念，有唯一最优的制度表达形式吗？在“一切向钱看”的浪潮中，如何开
发能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资源？
这一系列问题，是对中国理论界的新挑战。二十一世纪，是需要新思想的世
纪。冷战时代的旧的概念范畴，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和世界的需要。时代呼唤制度
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国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们可以从“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
思主义”和“批判法学”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发：然后，以中国深厚的土壤为基
础，将中国已经出现的一些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萌牙培育、壮大起来。
二、新进化论与制度形态的无限性
当然，有人会对“改革”的内涵不如起初明确之提法不以为然。他们认为，
苏东体制在８９年的瓦解，预示着“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应
统一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上。然而，这一论点遇到两大致命困难。
首先，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并无统一的制度可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标。美
国克林顿总统的政策研究班子提出，美国在工人培训、政企合作关系上，应效法
德国、日本。但是，意味深长的是，德国和日本理论界和企业界的新动向，却是
认为他们应效法美国目前的体制。近两年来的两本畅销书，可表明在探求“制度
样板”方面的世界性混乱。一本是法国最大保险公司总裁阿尔伯特（Ｍｉｃｈｅ
ｌ Ａｌｂｅｒｔ）写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着干》，另一本是麻省理工学
院管理学院院长梭罗（Ｌｅｓｔｅｒ Ｔｈｕｒｏｗ）写的《头碰头》①。这两
本书通俗的语言，表达了西方学术界近十几年来工作的主要结果：即对统一的“
西方资本主义”概念的抛弃。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历史终结论”的“改革目标统一于西方资本主义
”之说，乃是基于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按此“自然选择”理论，苏东８
９年的瓦解，已证明“西方”是“适者”－－“适者”才能“生存”。但是，近
十几年来生物学最新研究成果，已形成了“新进化论”。该理论的重要结论之一
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永远不是最终的。让我们以“返祖”现象为例来说明“新进
化论”的核心思想。
我们从生活观察中知道，鸡不长牙，马只有一个脚趾头。但史书记载，凯撤
的马有五个脚趾，有时我们也见有六个手指的人。传统的、以强调“自然选择”
为主的进化论，对这种“返祖”现象难以给出理论解释，只好将此现象作为“例
外”来处理。然而，“新进化论”认为“返祖”现象恰恰说明生物有机体从未完
全丧失过去的遗传信息：例如，马并没有丧失产生多于一个脚趾的遗传信息。１
９８０年２月２９日，一项震动生物学界的实验成功了：鸡与老鼠的基因混合重
组后，“鸡”又长出了牙齿！这一实验表明，“自然选择”的结果并不是最终的
，过去的遗传信息可以在新的条件下重组成新的形态而再现②。
例一，我们都有目共睹，中国乡镇企业在十四年的改革开放中突飞猛进，成
为中国经济中的一支生力军。但不少人忘记了，乡镇企业最初是１９５８年“大
跃进”时办起来的。在斯大林模式下，工业积累靠工、农产品间的“剪力差”，
故斯大林在１９３８年取消了集体农庄办工业的尝试。道理很简单：因工业品价
高利大。若许集体农庄办工业，“剪力差”的积累机制就难以维持下去了－－农
民会转向干工业。但是，毛泽东１９５８年的名言却是：“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
业。”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即开始了改革苏联式经济体制的探索
③。据巴图的研究，１９５８年４月毛泽东讲到：“王震参观日本农业，发现许
多工业分散在农村，我们要学习日本这种方法，省、地、县都应搞工业。”④后
因“大跃进”犯了“冒进”的错误，１９６１年中央文件规定人民公社一般不再
办工业⑤。但是，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３月１日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备战
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信》中又提出，“为了农业机械化，……要为地方争一部分
机械制造权”。江苏省终于抓到１９７０年北方农业工作会议要求搞农业机械化
的机会，乡镇企业重新上马，并通过“以工补农”的制度创新，使部分农民安心
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实现了在国家“剪刀差”大循环下的、地方发展乡镇工业的
“小循环”。１９７８年后，乡镇工业更是大放异彩。中国乡镇工业发展史，生
动地说明了“大跃进”冒进的失败，并不妨疑其中的合理因素即乡镇工业，在新
的条件下重组而再现。
例二，我们知道，“农业学大寨”中有许多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事。但是
，正如《农民日报》吴思先生的深入调查表明，“大寨经验”中的合理因素－－
抓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陈永贵创造的“深刨法”－－仍是中国今日发展农业的
有力促进因素⑥。实际上，今日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
既不是纯私有制，也不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而是“入股分红”和“按劳
分配”相结合的“初级社”的某种“返祖”。
可能有人会说，将“新进化论”类比于社会现象是不恰当的。但问题在于，
目前生物史学家一致公认，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是受马尔
萨斯（Ｔｈｏｍａｓ Ｒ．Ｍａｌｔｈｕｓ）和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
ｈ）的影响而产生的，故是社会观导致了自然观，而不是相反⑦。因此，不论我
们愿意与否，“新进化论”必将影响到我们看待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它最深刻
的启示是，我们不仅要注意到被动的“自然选择”。而且更应注意到主动的“变
异”－－制度创新中类型的无限性，是不能被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
分法所包括的！事实上，达尔文本人就很重视“变异”，他认为“返祖”现象是
理解“变异”的主旨，并将他最长的一部著作命名为《家养动植物变异》⑧。只
是后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曲解了，这种曲解误导人们忽略制度创新
的无限可能性，并将少数制度安排视为生存竞争中的“适者”，以服务于少数人
的既得利益。
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一个重要流派。罗墨
（Ｊｏｈｎ Ｒｅｍｅｒ）教授即是此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分析的马克思
主义”试图对马克思学说严格解释，去粗取精，以在当代条件下推动人类全面解
放、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实现。
我国学界熟知，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序言》中提出，
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潜力尚未停滞时，是不会灭亡的。但是，在马克思《资本论
》中，又有一条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基本规律。马克思认为
，“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是由技术进步造成的。初看起来，这似乎造成了一
个自相矛盾：“有机构成提高”、“技术进步”的说法，意味着马克思从未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会停滞，而这和《大纲·序言》结合起来，则意味着资本
主义不会灭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埃尔斯特（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
注意到了这一表面上的矛盾。他经过考证和重新解释，认为所谓“生产关系阻碍
生产力发展”中的“阻碍”，并不应理解为“使生产力停滞不前”，而应理解为
：“现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言是次优的”。换言之，尽管生产力
在现存生产关系下仍然在发展，但在另一种生产关系下会更快地发展⑨。这一新
解释摆脱了技术决定论的毛病，大大开拓了人们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想像力空间。
近十几年来，西方学术界对工业化历史与现状的新研究，充分支持这种对生产力
、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新解释。让我们通过“福特生产方式”和“灵活专业
化”的辩论，来进一步阐述“非技术决定论”。
１９１３年，福特在密执根的汽车制造厂决定专门生产“Ｔ模型”。这标志
着从亚当斯密到亨利福特的一派工业发展理论取得了统治地位。该理论以斯密的
技术分工论为基础，认为通过工序的不断细分、专用化机器，可以不断降低对工
人技能的要求和实现“规模经济”。“福特主义”即意味着“不断降低单位成本
的大批量地生产单一产品”。但是，“福特主义”却有着不便灵活转产的特点：
它虽实现了“规模经济”，却牺牲了“范围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
ｃｏｐｅ）。
１９８４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皮而瑞（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ｏｒ
ｅ）和塞勃（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ｂｅｌ）提出了向“福特主义”挑战的“灵
活专业化”理论。他们指出，恩格斯已注意到早在达芬奇（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ｄａ Ｖｉｎｃｉ）的时代，人类就掌握了机械制图的原理：后来机器设计向“
福特主义”方向（专用化而非通用化机器，降低而非扩展工人的技能）发展，并
非由于内在必然的技术规律。事实上，就在珍妮自动纺织机出现于英国的同时，
法国里昂地区也发明了雅各布自动纺织机。与珍妮机必须大批量生产不同，雅各
布机可根据定货需要小批量生产，它以卡片操作，转产灵活，被现代技术史家认
为是计算机的先驱。雅各布机最终未能竞争过珍妮机，并非由于任何内在技术原
因，而是由一系列社会政治斗争的结果所致⑩。这个例子说明，尽管生产力在用
珍妮机时仍在发展，但若另一种生产关系支持雅各布机的使用，生产力可能得到
更大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早在４０年代就对“福特主义”做出了
深刻批评。他敏锐地观察到，抗日战争时间，上海大工厂不得不把许多车间分散
到农村，但产量并未下降。这说明经营规模与制造规模并非一回事，并无铁的技
术规律支配经营规模［１１］。我国近十几年来乡镇企业“船小好掉头”，正好
是与福特主义相对立的“灵活的专业化”的最好实例。发人深省的是，“福特主
义”与“指令性计划经济”本质是相同的，它们都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稳定需
求”（通过垄断资本主义或中央指令保证产品有销路），否则灵活转产的困难将
使大批量生产的优势被抵销［１２］。
需要指出，我国乡镇企业的升级换代，并不见得需要建立福特主义的大工厂
。因为一旦我们摆脱了技术决定论，就会认识到，“规模经济”并非只有一种实
现的路途。目前世界上一些地区兴起的“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网络式生产”
，正可供我们乡镇企业结构改组借鉴，它将有助于实现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大
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新型乡镇企业发展模式。
罗默教授在建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时，也深刻
批评了前苏联、东欧国家通过发行“私有化证券”（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
ｎ ｖｏｕｃｈｅｒ）来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做法。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俄国将
１．５亿“私有化证券”分发给俄罗斯公民，作为“股权认购证”，每张面值１
万卢布。问题在于，由于不限制“股权认购证”向现金的自由转化，相对穷的人
必然出于对现金的需要而将认购证卖出。这样不需多少时间，财富便会集中在少
数富豪手中（或他们控制的证券机构中）。
罗默证明了一条深刻的定理：少数人占社会财富的分额越大，他们行为的“
负外部性”也就越大［１３］。例如，美国电视在出兵伊拉克前进行民意调查，
发现多数人宁愿石油价格稍涨一点而多等些时间以观“禁运”是否生效，但大石
油公司却迫不及待，因为他们集中的财富不堪石油涨价的损失。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的理想历来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
经济民主”，来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分析的马克思主
义”另一代表、芝加哥大学教授普泽沃斯基（Ａｄａｍ 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
）指出，“资本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妥协，而社会主义则是
经济、政治民主的同义词。中国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
是经济民主的重要的体现。日本企业的工人参与质量管理，西德公司董事会的１
／３成员要由工人担任，均是受到“鞍钢宪法”的启发。政治民主，是保证公有
资产不被少数人“自发私有化”的必要条件。美国十九世纪末，还曾爆发十几年
的轰轰烈烈的“进步运动”和“平民运动”，其纲领实即反对少数铁路公司对美
国原公有土地的“自发私有化”。相比之下，今日俄国和东欧却没有群众民主运
动去抑制大规模的“自发私有化”，可见那里的“资本主义民主”中“民主”是
多么微弱了。
四 批判法学：超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分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概念，已和传统
用法有所不同。在本文中，“资本主义”指少数经济、政治精英操纵社会资源的
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指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美国８０年代中发
展起来的“批判法学”。正是向超越传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分法的方向迈
进。
批判法学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是揭示出西方十八世纪以来民法的最核心内
容－－绝对的财产权－－已经解体。“绝对财产权”，是指财产“最终所有者”
对财产的排他性处置权。１９８２年，美国钢铁公司（Ｕ．Ｓ．Ｓｔｅｅｌ）要
关闭它在一小城的两个工厂，工人和工厂所在地的居民群起反对。“美钢”以公
司法人的绝对财产权为由，拒绝工人和居民的反对。受批判法学影响的进步律师
以“离婚”为例，为工人和居民辩护。其推理过程如下：为什么“离婚”时双方
原则上应平分财产，尽管结婚前双方财产并不相等？这无非因为婚姻的“长期关
系”本身，赋予了双方同等的财产权利。美钢及其工人和居民之间也形成了“长
期关系”，故工人和居民也应有一份财产权利，美钢不应以“绝对财产权”为由
而擅自作出关闭决定。
“美钢”的案例不过是批判法学的“绝对产权解体论”的应用之一。批判法
学继承了本世纪初美国大法官霍姆斯（Ｏｌｉｖｅｒ Ｈｏｌｍｅｓ）的“法律
现实主义”传统。霍姆斯最有名的判决之一，是指出房主的“所有权”，并不意
味着对房客的任意排他性处置权。批判法学更一般地指出“所有权”不是一个权
力，而是一束权力，如“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现有资产管理权”
、“转让权”、“托管权”等等。这一束权力可以、而且正在被分解成不同的持
权人或机构。
财产“权力束”的分解与重组，在西方已是天天发生的事实，问题是如何使
这种分解与重组，向更加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方向发展。例如，目前争论的焦
点之一，是美国的工人持股计划中是否应包括工人股的投票权。美国的经济精英
总是对经济民主能挡就挡的。我国学者对经济组织中“复合激励结构”的研究，
和批判法学的“财产权力束分解”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１４］。从“财产权力
束”的观点来看，比“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更准确的说法，是“剩余索取权
与经济权的分离”，是“所有权”作为“权力束”本身的分离解体。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在概念层次上，超越“私有制／国有制”的两分法，从而把注意力转
移到实质性问题上，即如何通过“财产权力束的分离与重组”来扩大经济民主。
批判法学的另一重要观点，如哈佛法学院昂格（Ｒｏｂｅｒｔｏ Ｕｎｇｅ
ｒ）教授所说，是重新解释而非拒绝“基本权力”的概念。传统的资本主义，将
对人的基本权力的承认和保障，混同于对“绝对财产权”的承认和保障。它事实
上把绝对的财产权置于人的生命与自由之上。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莫里斯（Ｇ
ｏｕｖｅｒｎｅｕｒ Ｍｏｒｒｉｓ）说得明白，“生命和自由一般被误认为比
财产更有价值”，但是，“财产是社会的主要目的。野蛮国度也许比文明世界更
重视生命和自由，但只有文明世界才会为了保护财产而建立政府”［１５］。这
句话是传统资本主义将财产权置于优先地位的明证。不言而喻，当批判法学在理
论上将“财产权力束”分离之后，生命与自由的权利将得到比财产权更重要的宪
法地位，从而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和保障。
值得重视的是，近年美国宪法学重要的著作之一《迟到的封建主义》，对于
美国自由主义宪政的历史发展，作出了新的解释，与那种流行的、认为美国没有
封建传统、“生而自由”的理论相反，加州大学奥伦（Ｋａｒｅｎ Ｏｒｒｅｎ
）指出，由于美国多数州在十九世纪继续延用英国中世纪民法，故美国的劳工制
度充满了“封建性”。只是经过工人阶级从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斗争，直到１９３
５年“新政”通过允许自由组织工会的《瓦格纳法案》，美国自由主义宪政才建
立起来［１６］。这一研究启发我们，工人阶级是推动西方国家已存在的自由、
民主权利的动力，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而且能够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五、批判“制度拜物教”
１９７８年开始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拨乱反正、纠正“两个凡是
”的偏向，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但是改革开放在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口。
改革的目标已不像初期那么简单明了。在这纷乱而又充满诱惑力和生机的历史时
刻，各种传统的两分法－－“私有／国有”、“市场／计划”、“中体西用／全
盘西化”、“改革／保守”－－似乎都失去了它们刻画现实、想像未来的效力。
我们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
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像力空间；它将不再留恋于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而将
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为指导思想，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
“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将给第二次思想解放
运动以重大启发。而最根本的，还在于扎根于中国现实。应该注意到，“制度拜
物教”妨碍着我们认识中国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制度创新的事例。
“制度拜物教”是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的一种思维方式。它的特点是将某种
具体的制度安排直接等同于抽象理念。例如，有人将美国公司直接等同于“市场
经济”，将两党制直接等同于“民主”。这种思维方式给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
制度安排以超历史的神秘的“必然性”，故被称为“制度拜物教”。
下面，我将以中国改革中的两个事例，说明“制度拜物教”的危害在于妨碍
制度创新。
例一，“股份合作制”。
近年来，我国乡镇企业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
它的特色是将股份制与合作制的原则结合为一体。“一股一票，按股分红”是股
份制原则：“一人一票，按劳分配”是合作制原则。“股份合作制”将这两者结
合起来：部分利润依股份制原则支配，部分利润依合作制原则支配。尽管各地“
股份合作制”的企业章程有异，但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两者的结合。
如何看待“股份合作制”？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股份合作制”非
驴非马，只不过是向“真正的股份制”的过渡阶段。这种观点正是“制度拜物教
”的表现，因为它预设某种“真正的股份制”可以体现“市场经济”的抽象理念
。显然，持这种“过渡阶段论”的人，必定会忽视“股份合作制”作为制度创新
的事实（或至少是忽视它的创新潜力）。
实际上，“股份合作制”是在中国的深厚土壤上产生的，且是具有世界意义
的制度创新。请看中国先行实验“股份合作制”的地区之一－－山东省淄博市周
村区周村镇长行村。
１９８２年，当联产承包制改革进入长行村时，村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一
些原来的集体财产不便于瓜分到个人，如拖拉机、耕牛等。与其他一些地方“砸
拖拉机、杀耕牛”去卖钱的做法相反，长行村村民在村委会主任张中兴的带动下
，开创了“对原村集体财产清算核实折股量化到个人，然后集中进行民主管理”
的新做法。随后，整个周村区进行了“股份合作制”的实验。由于不少老社员已
离开社队企业，现有的集体资产并不都是现有职工的劳动成果，故不宜将全部集
体资产都折股量化到个人，而是继续保留部分集体公股。经过十年的实践周村区
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基本上形成了，它以“乡村集体股”和“职工基本股”为
两大构件。“乡村集体股”原则上采用“一人一票”的民主支配办法，而“职工
基本股”（进一步分解为工龄股、基本工资股、岗位股、风险股等）则是采用“
一股一票的决定办法。根据农业部１９９０年２月发布的（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
行条例），这种新生的组织形式正在对城市企业的改革产生影响。
持“股份合作制”只是“过渡阶段”观点的人，无非认为“集体股”的“一
人一票”等做法“不规范”，不符合“真正的股份制”，他们对“真正的股份制
”产生了“拜物教”［１７］。殊不知今日西方有识之士正试图将“真正的股份
制”改革成“股份合作制”，但阻力重重，进展很慢。实际上，西方十九世纪有
限责任公司法出台，是基于“合作社会主义”者穆勒（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等人的努力。当时的工人合作社，比之于私人大资本，更不能承受
“无限责任”，故穆勒（欧文的积极支持者）在社会中极力主张“有限责任”，
终于在１８６５年使有限责任公司法在英国建立［１８］。尽管“有限责任”使
得工人合作社有了在竞争中得以喘息的条件，但工人合作制在资本主义大环境下
仍有一个悖论：若向外部私人投资者发行股票，则容易失去内部“一人一票”的
民主控制：若不向外筹资，又不能成功地与私人大资本企业竞争。故到二十世纪
初，工人合作运动基本失败于“一股一票”的“真正的股份制”。
可见，“真正的股份制”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制度要求，而是资本主义大
环境下各种社会力量斗争妥协的产物。７０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和
石油危机，西方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改变劳动与资本分离对立的主流公司制度（所
谓“真正的股份制”）。诺贝尔经济学将得主詹姆斯·米德（Ｊａｍｅｓ Ｍｅ
ａｄｅ）主张建立“劳资合伙制”，部分税后利润则按“一人一票”决定分配，
部分税后利润按“一股一票”决定分配。１９８０年，美国法律允许工人合作企
业对外发行“不具备投票权”的股票，并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从而部分解
决了上述工人合作企业“向外筹资与失去控制权”的悖论。现在克林顿总统的经
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Ｌａｕｒａ Ｔｙｓｏｎ）和顾问委员会第二位
成员阿兰·布兰德（Ａｌａｎ Ｂｌｉｎｄｅｒ）指出，美国生产率相对于德国
、日本的下降，是在于劳资对立的生产关系。日本的终生雇佣制、西德工人参与
管理，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１９］。１９９３年底
，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联合航空（Ｕｎｉｔｅｄ Ａｉｒｌｉｎｅｓ）
－－成为以内部劳动者为控股主体的企业［２０］。不难看出，不论在理论上还
是在实践上，西方有识之士正探索超越“真正的股份制”之路。著名耶鲁大学政
治学家达尔（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ｈｌ）将这种探索称为对“经济民主”的追求
。
但是，西方私人大资本的既得利益对这种探索设置了重重障碍。与我国“股
份合作制”中的“乡村集体股”不同，詹姆斯·米德的“劳资合伙”中的“资”
，仍然不得不以私人大资本为主［２１］。认为我国“股份合作制”只是“过渡
阶段”的人会说，“乡村集体股”仍是“产权不明确”。然而没有任何内在理由
可以说明“集体股”一定会是“产权不明确”。只要切实实行“一人一票”的民
主管理，“集体股”的产权是完全明确的。一旦我们摆脱了对“真正的股份制”
的“制度拜物教”，就会发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灵活向外筹资，又能保持
内部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它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有待我们的共同努力。至少
，我们不应以所谓“真正的股份制”为由，对“股份合作制”轻视、歧视甚至打
击。
第二，村民委员会选举。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４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村
委会组织法），其第九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
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其成员可以连任。该法自１９８８年６月
１日以来，在全国各地试行。目前，全国已有２７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程
度地贯彻执行了（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直接选举已进行了两届。这是亘古以
来未有的大事变。例如，辽宁省铁岭市在１９８８年第一次村委会选举中，有８
７６条村（占村委会总数的４４％）实行了竞争选举［２２］。
但是，许多海内外知识分子对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不以为然，认为它不算是
“真正的民主”，理由是没有反对党参加竞选。显然，这种观点把两党或多党制
直接与“民主”等同起来了。又犯了“制度拜物教”的毛病。殊不知美国宪法的
起草人麦迪逊（Ｊａｍｅｓ Ｍａｄｉｓｏｎ）、杰佛逊（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
ｆｆｅｒｓｏｎ）等人，也是反对政党的：美国两党制是建国以后很久才逐步发
展起来的。没有任何理由以两党制为标准，来否定我国基层农民竞选村委会的重
大意义。
对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另一种不积极态度认为，基层民主为时过早，应等所
谓“中产阶级”出现以后再说。这种观点是“制度拜物教”的另一体现。它把资
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看不到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内在矛盾［２３］：资本主义
的逻辑是“越有钱越有发言权”，而民主的逻辑是“人人都有平等发言权”。现
在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妥协的产物。事实上，
欧洲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是最主要的推动者。英国的宪
章运动不仅要求普选权，而且要求降低报纸的价格。当时贵族、资产阶级的“精
英”们曾以抬高报纸价格的手段。限制广大劳动人民对政治的参与。因此，在摆
脱了私人大资本控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理应得到更充分切实的发展。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保、甲长一类地方乡绅长期支配基层政治，广大人民
无民主可言。１９３７年，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陕甘宁边区，首次在林伯渠的直
接主持下，开展了基层政权的直接选举。美国学者马克·赛尔顿（Ｍａｒｋ Ｓ
ｅｌｄｅｎ）认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对于推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作用极大。１
９５８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虽然不如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灵活
，但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首先，土地的集体所有，为乡村
的民主自治的切实实行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印度地方选举常被大地主操纵的现象
，说明社会主义对民主的促进保障作用。其次，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双层
经营”，并非简单地分田单干，乡村公共建设、产前产后服务等“集体层”更加
重要，各家各户在为乡村公共财政交纳税费时，必然同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从
而为乡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质利益动机。前述乡镇企业的“股份合作制”在此尤
其重要，它为我国基层“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共生共进关系的发展，开
拓了光明的前景。
至此，我以我国“股份合作制”企业和“村委会直接选举”为例，说明了“
制度拜物教”妨碍我们辩认和促进“制度创新”。“制度拜物教”给某些具体的
制度安排以“虚假的必然性”，将其直接等同于抽象的理念。这种思维方式是对
人类想像力、创造力和民主潜力的破坏。只有摆脱这一思维方式，我国改革中已
经出现的大量制度创新，才能得到国内外充分的认识、研究和进一步的发展。这
正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任务之所在。为此，中国知识界和各行各业的“有
机知识分子”实任重而道远。
注释：
［１］Ｍｉｃｈｅｌ Ａｌｂｅｒ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ｖｓ．Ｃａｐｉ
ｔ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３）；Ｌｅｓｔｅｒ Ｔｈｕｒｏ
ｗ：Ｈｅａｄ ｔｏ Ｈｅａ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ｏｒｒｏｗ，１９９２
）。
［２］“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ａ
ｙ Ｇｏｕｌｄ．是他的Ｈｅｎ＇ｓ Ｔｅｅｔｈ ａｎｄ Ｈｏｒｓｅ＇ｓ
Ｔｏｅｓ （Ｎｏｒｔｏｎ，１９８３）一书对“返祖”现象与鸡鼠基因重组的
实验分析。
［３］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９３），页７８５。
［４］巴图：《生存、温饱、发展－－毛泽东的人权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页８１．
［５］莫远人等著：《江苏乡镇工业发展史》（南京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
。
［６］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３
）。
［７］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ａｙ Ｇｏｕｌｄ：Ｅｉｇｈｔ Ｌｉｔｔｌｅ Ｐ
ｉｇｇｉｅｓ （Ｎｏｒｔｏｎ，１９９３），Ｐ．１４８．
［８］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ａｙ Ｇｏｕｌｄ ：Ｈｅｎ＇ｓ Ｔｅｅｔｈ ａ
ｎｄ Ｈｏｒｓｅ＇ｓ Ｔｏｅｓ （Ｎｏｒｔｏｎ，１９８３），Ｐ．１８６
．
［９］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ｘ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５）。
［１０］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ｂｅｌ：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２），ＰＰ．３８－３９．
［１１］费孝通：《乡土重建与乡镇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２］详见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ｏ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ｂ
ｅｌ：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１８
４），列宁之所以喜欢泰勒、福特，不是偶然的。
［１３］Ｐ．Ｂａｒｄｈａｎ ａｎｄ Ｊ．Ｒｅｍｅｒ，ｅｄ．：Ｍａｒｋｅ
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
ｓ，１９９３），Ｐ．９９．
［１４］邓英淘：“经济组织中分立型与复合型激励结构的比较”，《科技与发
展、中国发展专刊》（１９９４．１）。
［１５］引自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Ｎｅｄｅｌｓｋｙ：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
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
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６８．
［１６］Ｋａｒｅｎ Ｏｒｒｅｎ：Ｂｅｌａｔｅｄ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９１）。
［１７］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各派争议，请见王立诚、查振祥主编：《中国农
村股份合作制》（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该书是目前讨论“股份合
作制”最详尽的论文汇编。
［１８］穆勒的“合作社会主义”观点在国内鲜为人知，在西方人们也多谈他的
《论自由》，而少谈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
第四编第七章（商务印书馆译著１９９１年版）名为“论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
，阐述了他的合作社会主义的理论。穆勒的社会主义相当复杂，最详尽的研究著
作目前当推Ｓａｍｕｅ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ｖｏｌ．１１ （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５）。
［１９］Ａｌａｎ Ｂｌｉｎｄｅｒ，ｅｄ．：Ｐａｙ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
９０）。此书是从生产关系上解释美、日差别的力作。
［２０］见《纽约时报》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仅管阻力很大，但８０年代
以来美国劳动者控股的企业（简单ＥＳＯＰ企业）有越来越多的势头。最详细的
资料见Ｊｏｓｅｐｈ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Ｂｌａｓｉ，Ｄｏｕｇｌａｓ Ｋｒｕ
ｓｅ：Ｔｈｅ Ｎｅｗ Ｏｗｎｅｒｓ （Ｈａｒｐ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１９８９）。
［２１］詹姆斯·米德的合伙制理论，见Ｊａｍｅｓ Ｍｅａｄｅ：Ａｌｔｅｒ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Ｒｅｍｕ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ｅ
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１９８６）。
［２２］关于村委员选举的情况，本文作者感谢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王振耀先
生的介绍。
［２３］资本主义与民主之矛盾的分析，见Ａｄａｍ 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ｈｉ：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ａ
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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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
崔之元
中国政府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在海内外学人和舆论界中
引起了不少疑虑。一些人彼此心照不宣地认为，“市场经济”前面的形容词“社
会主义”，只是出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约束而不得不加上去的。按照这种观点，
“市场经济”只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才得以存在；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是不能在理论上成立的，也不会带来实践上好的效果。
无论明言与否，这种观点在海内外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中，实际上已经
据于主流地位。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改革大致有两种评价。一种评价认为，中国改
革不成功，因为没有走东欧和前苏联那种彻底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大爆炸”道路
；另一种评价认为，中国改革相当成功，是一种减少社会震荡的“渐进主义”道
路。这两种评价，在表层上截然相反，但在深层上却一脉相承：它们都接受改革
目标就是“市场经济加私有制”，而只在达到这一共同目标的手段上、时间次序
上产生分歧。
发人深思又饶有趣味的是，正当东欧、俄国和中国的一批“新精英”阶层和
他们在知识界的代言人们将“私有制”奉为新“圣经”的时候，美国的公司法却
发生了向相反方向的深刻变革。长期以来，私有制在公司法中体现为如下公司治
理结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股东是“所有者”，
经理必须，并且仅仅为股东的利润最大化服务。但是，从１９８０年代末至今，
美国已有二十九个州（即超过半数的州）修改了公司法。新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经
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服务，而不仅为股东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ｓ）服务。换言之，股东只是“利益相关者”中的一
部分，而劳动者、债权人和社区则为另一部分“利益相关者”。［１］公司法的
这一重大变革，突破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私有制逻辑（即股东是“所有者”，经
理只为所有者服务），成为美国近年政治、经济舞台上最有意义的事件。
那么，美国公司法的变革，对中国有何意义呢？显然，常常做横越太平洋旅
行的美国经济学家不曾提到这一变革。为什么呢？这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
是说，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比较脱离美国经济的实际，故不了解或看不出美国公司
法变革的重大意义；另一种解释，是由克林顿总统三人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不
完全信息经济学创始人斯蒂格利茨所提出的。他风趣地说，美国经济顾问对社会
主义国家的建议，可用一句话概括：“按我们说的去做，但别按我们做的去做”
（“Ｄｏ ａｓ ｗｅ ｓａｙ，ｎｏｔ ａｓ ｗｅ ｄｏ”）［２］。这两
种解释究竟何者更接近事实，这里不去管它；我想强调的只是，虽然西方经济学
家没有对中国介绍美国公司法的变革，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不重视、不思考该变革
对中国的意义的理由。
当然，我国有一部分学者颇受斯大林“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的思想方式的
影响。即使他们主观上反对斯大林，但往往不能避免“必然阶段论”的思维方式
。例如，前些年颇流行的“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课”之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
体现。现在，不难想象，有人会说：“美国公司法的变革是美国高度发达阶段的
产物，中国还是要按部就班地学习美国以前的私有制”。对此我只能说，我们即
不能照搬美国的过去，也不能照搬美国的现在；但我们应该密切注意西方理论和
实践上的变化，认之作为中国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借鉴。
本文将首先介绍美国公司法变革的著名案例，即１９８９年宾夕法尼亚州（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公司法及其引发的全美论战，然后集中讨论公司法
变革的经济学和法学背景，以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可能性提供
理论启发。
一、“宾夕法尼亚州式的社会主义”
美国１９８０年代兴起了一股公司之间“恶意收购（ｈｏｓｔｉｌｅ ｔａ
ｋｅｏｖｅｒ）的浪潮。这一浪潮是“公司控制权的市场”（ｍａｒｋｅｔ ｆ
ｏ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的集中表现。该市场的运作机制
大致如下：恶意收购者高价购买被收购对象公司的股票，然后重组公司高层管理
人员，改变公司经营方针，并解雇大量工人。由于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可以高价将
股票卖给收购者，他们往往同意“恶意收购者”的计划；如果按照传统的公司法
，经理必须、并且仅仅对股东股票价值最大化负责，那么经理就有义务接受“恶
意收购”，事实上，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在８０年代大都发了大财，因为收购者提
供的价格一般都在原股票价格的５０％到一倍以上。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贝
纳德·布雷克（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ｌａｃｋ）生动地说：“本杰明·富兰克林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１７８９年断言，死亡和税收是生活
中最确定的两件事。如果他活到今天，他会加上第三件确定无疑的事实，即股东
从收购中获利。［３］
但是，这种股东接受“恶意收购”的短期获利行为，往往是和企业的长期发
展相违背的。一个企业在发展中，已经建立起一系列的人力资本、供销网络、债
务关系等，这些安排如果任意被股东短期获利动机所打断，必将影响到企业的生
产率。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史来弗（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和沙默斯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Ｓｕｍｍｅｒｓ）对美国“环球航空公司”（ＴＷＡ）被
“恶意收购”的案例做了研究，他们发现，ＴＷＡ股东收益的增加额是由工人工
资的减少额带来的，后者是前者的１．５倍。［４］。也就是说，“恶意收购”
只代表财富分配的转移，并不代表新财富的创造。因此，美国工人之反对“恶意
收购”，是不难理解的。
一些高级经理人员也反对“恶意收购”。通用汽车公司（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ｏｔｏｒｓ）前总裁托马斯·墨非（Ｔｈｏｍａｓ Ｍｕｒｐｈｙ）在１９９
０年说，“许多所谓‘投资者’，只注意短期投机股票生意，这些人根本不配被
称为‘所有者’。”［５］至于受“恶意收购”之害的债权人和被收购公司所在
地的社区居民，也有控制“恶意收购”的强烈愿望。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许多州从８０年代末开始修改公司法，允许经理对比股
东更广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从而给予经理拒绝“恶意收购”的法律依据，因
为尽管“恶意收购”给股东带来暴利，但却损害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宾
夕法尼亚州在公司法上的变革，以其与传统公司法的鲜明区别，引起了全美金融
企业界的大论战。
１９８９年，为了抗御“恶意收购”，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提出了新的公司法
议案。它包括四条新条款：
第一，任何股东，不论拥有多少股票，最多只能享有２０％的投票权。这是
为了对付“恶意收购者”常用的“借钱买公司”（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ｄ ｂｕｙ
ｏｕｔ）策略的。这一条款突破了传统公司法“一股一票”的原则。
第二，作为被收购对象的公司，有权在“恶意收购”计划宣告后１８个月之
内，占有股东出售股票给“恶意收购者”所获的利润。
第三，成功了的“恶意收购者”必须保证２６周的工人转业费用，在收购计
划处于谈判期间，劳动合同不得终止。
第四，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条款，是赋予公司经理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权
利，而不象传统公司法，那样，只对股东一方负责。［６］
美国商业界的主要刊物之一《商业周刊》（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ｅｅｋ）
对宾夕法尼亚州的新公司法极为不满，认为它“破坏了资本主义的核心概念：董
事会和经理对股东的责任”。另一家颇具影响的商业期刊《富布斯》（Ｆｏｒｂ
ｅｓ）则干脆有了“宾夕法尼亚州式的社会主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Ｐａ
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ｓｔｙｌｅ）一词。［７］虽然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
宾州的新公司法仍显示出生命力，目前全美已有２９个州采用了类似宾州的新公
司法。宾州新公司法的起草人沃尔曼（Ｓｔｅｖｅｎ Ｗａｌｌｍａｎ）也被提
升为联邦政府证卷委员会成员［８］。在宾州实践的影响下，美国重要思想库布
鲁金斯研究所（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开展了对新公
司法的大量研究，于１９９５年出版了《所有制与控制权：重新思考２１世纪的
公司法理》一书，其核心思想是将股东视为公司的“所有者”是一个错误，［９
］公司经理应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部“利益相关者”负责。
由此可见，８０年末期以来美国公司法的变革是和反对“恶意收购”这一实
践背景相联系的。但是，公司法的变革，同时又是对传统的私有制逻辑的重大突
破，因此不可能没有深厚的理论背景。下面，我们就来介绍西方经济学和法学的
若干新进展。这些进展为突破私有制逻辑提供了管理上的条件。
二、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效率的矛盾
近年来，西方经济理论的重要新领域－－“委托－代理”（ｐｒｉｎｃｉｐ
ａｌ－ａｇｅｎｔ）理论－－被介绍到了中国。该理论旨在设计有效率的激励机
制，以克服代理人的“败德”（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问题，从而使代理
人更好地为委托人服务。从事“法律与经济”研究的学者［１０］，很自然地将
传统公司法中的股东当做“委托人”，经理和工人当做股东的“代理人”。
但是，颇有意思的是，“委托－代理理论”的新发展，揭示出不仅“代理人
”有“败德”问题，而且“委托人”也有“败德问题”。这一结论是“赫姆斯特
姆”（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不可能性定理”的结果。
赫姆斯特姆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委托－代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他证明了如下的“不可能性定理”，“纳什平衡”（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
ｂｒｉｕｍ）和“帕累托最优”在“预算平衡”的团队中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
［１１］在经济学中，“纳什平衡”是“个人理性”的条件，“帕累托最优”是
“集体理性”的条件，而“预算平衡”则指团队的产出将全部被团队成员分享（
但不一定每人均等）。因此，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又可被陈述为：在“
预算平衡”的团队中，“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相互矛盾的。
最初，人们认为“赫姆斯特姆定理”可用来支持阿尔钦（Ａ．Ａｌｃｈｉａ
ｎ）和德姆塞茨（Ｈ．Ｄｅｍｓｅｔｚ）的私有制理论。阿氏和德氏认为，一个
团队的工人总无法克服“搭便车”（ｆｒｅｅ ｒｉｄｅｒ）（偷懒）问题，因
此需要在团队之外有一个监督者；而谁来监督“监督者”呢？阿氏和德氏认为，
解决之道在于使监督者成为团队产出的“剩余索取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
ｌａｉｍａｎｔ），即所有者。这样一来，“监督者”就有干劲了。“赫姆斯特
姆定理”证明了预算平衡的团队不可能同时实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
从而可有如下含义：为了同时实现“个人理性”（纳什平衡）和“集体理性”（
帕累托最优），必须打破“预算平衡”，即团队成员所得之和要小于团队总产出
，而作为“剩余索取者”的所有者恰恰满足了打破“预算平衡”功能。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对“赫姆斯特姆定理”的似乎有理的解释，却被
发现陷入了自身设下的陷井。因为，若设原来有个ｎ个人，那么加上“剩余索取
者”之后，我们还可视其全体为一个“ｎ＋１”个人组成的团队。而关键在于，
对这个“ｎ＋１”人的团队而言，“预算平衡”还是存在的（因“剩余”只不过
是团队总产出减去成员总所得，现在将“剩余”加上成员总所得还是等于团队总
产出），故根据“赫姆斯特姆定理”，这个“ｎ＋１”人的团队仍不可能同时实
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１２］。
现在，如果我们将“ｎ＋１”团队中的“剩余索取者”的“个人理性”解释
为“利润最大化”，将“集体理性”解释为“帕累托最优”，我们就得到了令人
震惊的结论：剩余索取者的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是相互矛盾的。换言之，如果我
们认为“剩余索取者”是“委托人”，团队成员是“代理人”，团队成员的“搭
便车”行为是一种“败德问题”，则“赫姆斯特姆定理”意味着委托人也存在着
败德问题。例如，可以设想，剩余索取者和团队成员订下一个集体合同，规定产
量若不到一定数值，整个团队成员不能得到某项收入；但“剩余索取者”却可以
“败德”，采用收买团队成员之一的办法，使团队总产出与规定数值相比只差一
点，这样他一方面不必按原定额支付收入给团队成员，另一方面又没有重大损失
。而一旦“代理人”预见到“委托人”的败德行为，“委托人”设计的任何激励
机制，对“代理人”来说，都不会起作用。
众所周知，“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所钟爱的原
则。“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的深刻意义在于，它迫使人们在这两个原则之
间做出选择。显然，“利润最大化”是属于“个人理性”范畴；而“帕累托最优
”（Ｐａｒｅｔｏ 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ｔｙ），则属于“集体理性”范畴，因为
一项交易“帕累托有效率”（Ｐａｒｅｔ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是指它使某
些人境况更好，而又不使任何人处境更坏。
面对“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的选择，“法律与经济学”学派的领
袖人物波斯纳（Ｒ．Ｐｏｓｎｅｒ）法官决定放弃“帕累托最优”原则。［１４
］他转而采用“希克斯效率”（Ｈｉｃｋ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原则：所谓
一项交易是“希克斯有效的”，指的是赢家赢得比输家输得更多。很明显，这种
对“帕累托效率”（集体理性）的公然放弃，表明了波斯纳赤裸裸地为股东单方
面利益考虑的偏好［１５］。
波斯纳对“帕累托最优”原则的放弃，将目前西方经济学的深刻危机突出地
挑明了。一般说来，不到万不得已，经济学家是不会放弃“帕累托最优”原则的
。因为，一旦放弃这一原则，“利润最大化”就变成了为股东单方面利益服务的
“赤裸的偏好”，而西方经济学原本的得意之作，在于“证明”利润最大化恰好
也同时带来对社会整体的“帕累托最优”。
由此可见，证明“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之间相互矛盾的“赫姆斯
特姆不可能性定理”，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了：它打破了股东利润最大化自动导
致“帕累托最优”的神话。从而，它也为公司法的变革－－经理应对公司的“利
益相关者”负责－－提供了经济学上的依据。
有意思的是，甚至连波斯纳的得意学生依斯特布鲁克法官（Ｊｕｄｇｅ Ｅ
ａｓｔｅｒｂｒｏｏｋ），也认为放弃“帕累托最优”原则实在说不过去。他竟
出人意料地在１９８９年关于威斯康星州新公司法的合法性的判决中，支持“利
益相关者”之说法，认为“恶意收购”虽有利于股东，但剥夺了债权人，经理和
工人的人力资本。［１６］
三、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的矛盾
如果说，揭示出“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学为
公司法变革提供的依据；那么，揭示出“市场竞争”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则是法学为公司法变革做出的贡献。
初看起来，这种说法好象是“天方夜谈”，因为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
制”是“孪生兄弟”，已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根深蒂固的看法。他们本能地会问：
岂有“市场竞争”与“私有制”相矛盾之理？
但是，法律史学和法理学的新研究，却表明“市场竞争”的确是和绝对的私
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相冲突的。体现这种冲突的法律案例，多得不胜枚举。哈佛大
学法学院墨顿·霍尔维茨（Ｍｏｒｔｏｎ Ｈｏｒｗｉｔｚ）教授，在其经典性
著作《美国法律的转变》中，就列举了大量“市场竞争”和“私有制”相冲突的
法律案例。
例如，１８３７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了后来极为著名的“查尔斯河建桥案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ｓｅ）。该河位于波士
顿，一家公司从麻省政府得到特许权已建了一条桥，但另一家公司随后又建了一
条桥；于是，前者起诉后者侵犯了财产权。因为财产权包括收益权和控制权，后
者与前者竞争，减少了前者的收入，故构成对前者财产权的侵犯。所幸，最高法
院驳回了起诉，认为前者将财产权绝对化，实际上是主张不合理的“封建性权利
”［１７］。
比“查尔斯河建桥案”更复杂的是有关同一河流上、下游工厂的用水竞争的
大批案例。从所周知，以水力推动的纺织工业，是美国１９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
的领头产业。用水竞争，则是上、下游工厂常常出现的法律冲突。一开始，处于
下游的工厂往往起诉上游工厂将河水改道的行为，因河水在上游被改道，将减少
对下游工厂的水能供应，从而破坏下游工厂的财产权收益；但后来，由于大型水
坝技术的成熟，下游工厂可以通过建立水坝将河水返回上游，淹没上游工厂的纺
织机，坝上游工厂也起诉下游工厂侵犯它的财产权收益。这样，法院就面临着两
难困境：保护一方的绝对财产权，就要侵犯另一方的绝对财产权。最后，法院只
好将财产权“相对化”，强调“市场竞争比保护绝对私人产权更有利于公众利益
”。［１８］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非强调绝对私人产权呢？如果我们承认相对私有制
，市场竞争与私有制的矛盾不就不复存在了吗？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
相对私有制”将取消“私有制”这一概念的独立的理论价值。因为，“私有制”
这一概念如果“相对化”，马上就产生谁来决定“相对度”的问题；而“私有制
”原本的吸引力，则在于一旦找出“所有者”，关于财产控制权和收益权的一切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吸引力的大前提是“私有制”必须“绝对化”，否则找
出“所有者”之后，“控制权”和“收益权”的一切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便不难理解威廉·布莱斯通（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ｌ
ａｃｋｓｔｏｎｅ）为什么在他１７６５年的普通法（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
经典著作中，一定坚持将“私有制”定义为“对物的绝对统治”了。布莱斯通的
原话是，财产权是“一个完全排他的对外界物品的单一的、专制的统治”。［１
９］由于布氏是英语世界中第一个系统著述“普通法”的人，他对私有制的“绝
对化”定义对英、美法律影响极大。而他本人已经暗示到，绝对私有制与市场竞
争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他对此的解决之道，是坚持绝对私有制，限制市场竞争
。这充分反映在他关于“所有者不仅有权拒绝邻居穿行，而且有权制止邻居在该
邻居自己的土地上做任何他不喜欢的事”的说法［２０］。
但是，上述“查尔斯河建桥案”和“上、下游工厂用水案”的判决，却采用
的是和布莱斯通相反的方法：坚持市场竞争，将私有财产相对化。而一旦将“私
有制”相对化，出于前已论述的理由，“私有制”这一概念的独立的理论吸引力
就消失了。于是，“法理学”进入了以“法律实证主义”（ｌｅｇａｌ ｐｏｓ
ｉｔｉｖｉｓｍ）取代“自然法”（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的新阶段。
“法律实证主义”强调法律的社会、政治基础，否定“自然法”学派关于“
权利”的“超验”来源的理论。在英国，“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边沁（
Ｊｅｒｅｍｙ Ｂｅｎｔｈａｍ）和穆勒父子（Ｊａｍｅｓ Ｍｉｌｌ 和Ｊｏ
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在美国，则以霍菲尔德（Ｗｅｓｌｅｙ Ｈ
ｏｈｆｅｌｄ）为最杰出的理论代表。由于反对“权利”有“超验”来源的“自
然法”学说，霍菲尔德认为，不应在“所有权”概念中只强调“权利”（ｒｉｇ
ｈｔ），而应强调所有权是“权利”、“权力”（ｐｏｗｅｒ）、“特权”（ｐ
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和“豁免权”（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的复杂的复合体
。换言之，“所有权”是可以不断分解和重组的“权利束”或“权力束”。［２
１］因而在否定“自然法”的“法律实证主义”中，“权利”和“权力”的截然
划分是没有意义的，“权利”无非是社会承认的相对稳定的“权力”。
“法律实证主义”在“财产权”问题上的应用，即是指明财产权的相对性。
它突破了“自然法”学派给绝对私有财产提供“超验”基础的理论［２３］，从
而为在“市场竞争”与“绝对私有制”之间选择前者准备了法理学的依据。
经过这一番论述，我们正可以看出，揭示市场竞争与私有制的矛盾，有力地
从理论上支持了公司法的变革。这首先是因为，即使我们硬要把“股东”叫做“
所有者”，由于私有财产权的相对性，我们也还是不能自动从“所有权”推导出
安排谁掌握控制权、收益权的方法［２４］，其次，由于“恶意收购”仅使股东
一方得利，损坏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人力与货币资本，因而必使公司的生产
力下降，使之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坚持“市场经济”对“绝对私有
制”的优先性，我们有必要变革公司法，使经理不只为股东一方服务，而为公司
全体“利益相关者”服务，从而促进公司生产的长期发展。
四、对我国改革的启发
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的变革，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很重要的启发作用。
首先，它有助于我国经济学者打破对私有制的迷信，增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制度创新的信心；第二，关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概念，直接有助于我
国国家体改委正在着手组织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
需要指出，美国２９个州公司法的变革中，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度
在各州是不一样的，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和威斯康星州，劳动者和管
理者一起，积极参与了新公司法的出台过程；而在康涅迪格州，新公司法则主要
体现了管理者对股东支持“恶意收购”的反击，劳动者和社区并未参与。［２５
］尽管如此，美国公司法变革的大方向是“经济民主化”，使各方“利益相关者
”都能够参与经济过程的控制和收益，还是明确的。
我国有条件和潜力，在“经济民主化”上，比美国做得更好。实际上，我们
常说的，在企业经营中，必须“兼顾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就是“利益
相关者”概念的体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中，我国学者不局限于
对“现代企业制度”一刀切式的理解，已经做出了一些具有重大价值的理论创新
。
例如，朱熔基副总理过去的研究生陈传明博士，提出了和“利益相关者”式
公司治理结构十分相似的“Ｓ型企业制度”［２６］。陈传明指出“Ｓ型企业制
度”是一种“综合逻辑”的制度，它不同于已经出现过的三种“单一逻辑”的制
度。这三种“单一逻辑”分别是：（１）“资本的逻辑”，其代表是传统的西方
股份制；（２）“劳动的逻辑”，其代表是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３）“经
理的逻辑”，其代表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股份制企业。陈传明依次分
析了这三种“单一逻辑”的困境，提出了“综合逻辑”的“Ｓ型企业制度”，其
要点是企业的“各类参与者”“权力共使，利益分享，风险共担”。
又如，我国颇有影响的《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了卢昌崇的关于在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中如何处理“老三会”与“新三会”的关系的文章。所谓“新三会
”，是指１９９４年７月《公司法》生效后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和“监
事会”；而“老三会”，则指“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卢昌
崇指出，应将企业职工入选董事会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因为，“在传统的企业
组织模式中，民主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根本制度是借助于行政权力自上而下
贯彻实施的……行政权力干预弊端很多，无疑应当削弱，但是在原体制下靠行政
干预得以维系或贯彻的某些可取的制度安排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如何发扬光大
，却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但又一直未曾获得妥善解决的一个‘年轻’的老问题
”。［２７］卢昌崇进一步指出，“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我国的《公司法》并没
有全面地反映出职工参与制应作为一种可取的制度安排加以确立这一世界性的发
展潮流。我国《公司法》规定，只有在国有独资公司中职工代表方可入选董事会
而在股份有限公司和其它形式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职工代表只能入选监事会”，这
就“使职代会和董事会之间失去了联系纽带和相互作用的支点”。［２８］
卢昌崇关于“由职代会推举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的建议，并不是“南斯拉
夫式工人自治”的主张；而是和陈传明的“Ｓ型企业制度”一样，十分类似于美
国公司法变革中用“利益相关者”取代“股东至上”原则的做法。
事实上，本文所介绍的美国２９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经济学与法学背景对我国
改革思路的启发，可用卢昌崇的一段话来很好地概括。为了表达对陈传明和卢昌
崇先生（以及许多与他们一样的致力于我国制度创新探索的“同志”）的敬意，
我引用卢昌崇这段话来结束本文：
“唯股东利益马头是瞻的理论观点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我们在探索我国公司
法理机构模式过程中即令不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也大可不必被这种陈旧
的理论观点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我国目前的理论界有些人动辄拿‘国际惯例’来
吓人，全然不计法无通法的辩证原则；其实，仅就公司治理机构而言在全世界范
围内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都有自己的特色。
我们完全有理由在企业制度创新过程中探索出一个中国模式，万万不可邯郸学步
甚至是削足适履。”［２９］
［１］关于这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详细资料，可见Ｓｔｅｖｅｎ Ｗａｌｌ
ｍａｎ，“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
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ｏｕ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ｙ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Ｄｕｔｉｅｓ”，Ｓｔｅ
ｔｓ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１，１９９１，ｐｐ．１６２－
１９６．
［２］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Ｆ
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Ｅｍｅｒ
ｇ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Ｃ．Ｃｌａｇｕｅ，ｅｄ．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
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Ｂａｓｉ
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２，ｐ．１６２．
［３］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ｌａｃｋ，“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Ｇａｉｎ
ｓ ｆｒｏｍ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８１ ａｎｄ １９８６：$１６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ｓ ａ ｌｏｔ ｏｆ Ｍｏｎｅｙ”，Ｐ．５，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
ｐｐｌｉｅ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９８８，Ｓｐｒｉｎ
ｇ ｉｓｓｕｅ．
［４］Ａ．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Ｌ．Ｓｕｍｍｅｒｓ，“Ｂ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Ｈｏｓｔｉｌｅ Ｔａｋｅｖｅｒｓ”，ｉｎ Ａ
．Ａｕｅｒｂａｃｈ，ｅ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ｓ，Ｕｎ
ｉｖ ｏｆ Ｃｕ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５］Ｌｏｕｉｓ Ｌｏｗｅｎｓｔｅｉｎ，“Ｗｈ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Ｈａｖｅ Ｒｅｓｐｅｃ
ｔ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Ｆａｌｌ １９９１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ｐ．２
．
［６］关于宾夕法尼亚州新公司法法，详见Ｓｔｅｖｅｎ Ｈｉｌｌ，“Ｓｔａ
ｋｅｈｄｄｅｒｓ ＶＳ Ｓｔｏｃｋｈｄｄｅｒｓ：Ａ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
ｎｉａ Ｍｉｒａｃｌｅ”，Ｄｏｌ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ｓ，Ｊｕｌ
ｙ／Ａｕｇ，１９９５，ｐｐ１６－１９．
［７］同［６］注，ｐ．１７。值得指出《富布斯》杂志的创办人的儿子Ｓ．Ｆ
ｏｒｂｅｓ是１９９６年美国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之一。
［８］联邦政府证卷委员会是１９３３年建立的调节全美股票交易的最高权力机
构。
［９］见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Ｂｌａｉｒ，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
ｎｔｒｏｌ：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
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ｕｔｕｒｙ，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９５．
［１０］“法律与经济”（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是西方法学
界的一个学派，试图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法律问题。
［１１］Ｂ．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ｉｎ ｔｅ
ａｍｓ”，Ｂｅｌ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１３，１９８２，ｐｐ．３２４－４００．可参见拙文《对南街村克服“搭便车
”问题的思考》对该定理数学证明的介绍。
［１２］最先提出“ｎ＋１”团队仍适用“赫姆斯特姆定理”的文章是Ｍ．Ｅｓ
ｗａｒａｎ ａｎｄ Ａ．Ｋｏｔｗａｌ，“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
ｄ ｏｆ Ｂｕｄｇｅ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Ｒ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ｌ．１５，Ｎｏ．４，ｐ．５８１，１９８４
．
［１３］对委托人败德的更多的研究，可参见Ｇａｒｙ Ｍｉｌｌｅｒ，Ｍａｎ
ａｇｅｒｉ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Ｃｈｎｐｔｅｒ ６，１９９２．
［１４］Ｒ．Ｐｏｓｎ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
ａｗ，ｐ１２．
［１５］“赤裸的偏好”（ｎａｋｅ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是芝加哥大学
法学院Ｃａｓｓ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教授用的术语。见其“Ｎａｋｅｄ Ｐｒｅ
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一文（Ｃｏ
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４．１９８４，ｐ．１６８９
）。
［１６］见Ｍ．ＭｃＤａｎｉｅｌ，“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Ｓ
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Ｓｔｅｔｓ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２１，ｐ．１２３，１９９１．
［１７］Ｍｏｒｔｏｎ Ｈｏｒｗｉｔｚ，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
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１７８０－１８６０，ｐ．４７，Ｈ
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此书荣获美国
史学的Ｂａｎｃｒｏｆｔ奖。
［１８］同［１７］注，Ｐ．４３，括号中引语系纽约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
用水竞争与私人产权的矛盾，决不是个别的例外现象：同样的矛盾在石油开发，
天然气开发上也普遍存在。霍尔维茨教授指出，关于用水竞争的案例，反映了产
权与市场竞争之矛盾问题的“基本结构”（同［１７］注，Ｐ．３５．）
［１９］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ｔｈａｔ Ｓｏｌ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ｐｏｔｉ
ｃ ｄｏｍｉｎ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ｏｎｅ ｍａｎ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引自Ｋ．Ｖａｎｄｅｖｅｌｄｅ，“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
ｔｕｒｙ”，Ｂｕｆｆａｌ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９，１９８
０，ｐ．３３１．
［２０］同［１７］注，ｐ．３１．
［２１］参见拙作《再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对“权力束”的进一步
说明，载《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５年２月号。
［２２］见Ｍｏｒｔｏｎ Ｈｏｒｗｉｔｚ，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１８７０－１９６０．ｐｐ．１５
１－１５６，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２３］关于“自然法”与私有财产之关系，详见拙作《罗尔斯对自由主义的重
构》。
［２４］例如，如果私有产权是绝对的，则罢工、集体谈判就都是对雇主财产权
的破坏。关于劳工问题在打破“绝对私有制”概念上的作用，详见拙作《关于美
国宪法第１４修正案的三个理论问题》。
［２５］对美国各州公司法出台过程的差异的研究，可参见Ｊｏｈｎ Ｃｏｆｆ
ｅｅ，“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ｓ，Ｓｔ
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ｔ－ｕｐｓ”，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Ｌａｗ Ｒｅｒｉｅｗ，１９８８，ｐｐ．４５９－４６２．
［２６］陈传明，《比较企业制度》，１９９５年，人民出版社，第六章。
［２７］卢昌崇，《公司治理机构及新、老三会关系论》，载《经济研究》１９
９４年第１１期，第１０页。
［２８］同［２７］注，第１１页。
［２９］同［２７］注，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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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主的两层含义
崔之元
我所理解的“经济民主”，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宏观上的，另一个
是微观上的。
在宏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将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原则－－“人民主权
”－－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
整。在微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促进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
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
我将首先讨论宏观经济的“经济民主”。为了深刻理解“人民主权”原则贯
彻到经济领域的意义，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人民主权”（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理论的历史渊源。
从国王的两个身体到人民的两个身体
“人民主权”的理论最初诞生于１６４０年至１６６０年的英国革命中。它
与英国中世纪后期“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有着复杂的牵连。
按照“国王的两个身体”（Ｋｉｎｇ＇ｓ ｔｗｏ ｂｏｄｉｅｓ）理论，
国王具有两个身体，一是“自然身体”（ｂｏｄ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另一是
“政治身体”（ｂｏｄ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⑴。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抽象的
。这一理论在当时影响极大。甚至当国王的军队于１６４２年开向议会时，议会
方面起初还坚持说国王的“政治身体”仍与议会同在，交战双方只是议会与国王
的“自然身体”。⑵但英国议会在战争中认识到，只有以“人民”的代表自居，
而不是变通运用“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才更有利于使国王就范。
然而，议会自封的“人民”代表资格受到了“平等派”（ｔｈｅ Ｌｅｖｅ
ｌｌｅｒｓ）的挑战。１６４７年，克伦威尔军队中和社会上的“平等派”要求
取消不经选举产生的上院，进行下院议员的年度选举，将选举权扩大到除仆人，
罪犯外的全体男性公民，并将选举制度设计为“比例代表制”。
“平等派”的要求，实际上把“国王的两个身体”发展为“人民的两个身体
”。这是因为，他们借鉴议会用国王的“政治身体”约束国王的“自然身体”的
经验，采用更广义和更抽象的“人民主权”来制约议会。在此，“人民的两个身
体”意味着任何具体的人（包括议会）都不能自封代表“人民”。政府只是人民
的具体的身体，而“人民主权”则是人民的抽象的身体。前者受后者制约，并随
后者的变化而变化。
“人民主权”作为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基础的深刻意义，本文无力全面论述
。⑶在此，我只想指出与“经济民主”特别有关的一点，即“人民主权”是一个
“动态的理想”，“它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却值得永远追求”⑷，因为它激
励我们不断改进现状，使各项现实的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调整和变
革。
既然“人民主权”是一个“动态的理想”，它一经出现于历史舞台，就具有
不断扩张的趋势，必定要从政治领域走向经济领域。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达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ｈｌ）在其《经济民主绪论》中对这一趋势有很深入的分析
⑸。简言之，少数人的经济特权必然要体现到政治过程中去，从而背离“人民主
权”。我们若要坚持和不断发展“人民主权”，就必须使经济制度的安排也依据
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这就是我所谓“宏观层次”上的“经济民主”
的意思。
“大众主义”对美国经济制度的影响
对于宏观的“经济民主”的一种常见的反对意见，是强调经济生活有其自身
的“铁的纪律”或“自然规律”，因此“民主”不应涉及“经济”。
但是，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表明这种反对意见是站不住的。一个有说服性
的例证是“大众主义”对美国经济制度的影响。
从托克维尔（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到霍夫斯塔
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ｆｓｔａｄｔｅｒ），许多学者指出“大众主义”（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是美国民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核心之一。“大众主义”激发
了美国历史上的“平民运动”，“进步运动”和“新政”，对美国经济制度的变
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⑹
“大众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主张经济权力的分散化，反对经济权力过
渡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美国“反垄断法”在１８９４年的出台，就是当时轰轰烈
烈的“平民运动”争取的结果。美国对于银行和保险公司持有工业公司股票的额
度限制，也是“大众主义”反对金融和工业资本紧密结合的产物。只有了解美国
“大众主义”的深厚传统，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罗斯福总统１９３３年任命的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第一任主席道格拉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ｏｕｇｌａｓ）
著有《民主与金融》一书。⑺
从经济自由不能导出经济权利
对于宏观层次的“经济民主”的另一种反对意见，是认为“民主”将妨碍“
经济自由”。但是，这种反对意见是基于“前霍菲尔德”时期（Ｐｒｅ－Ｈｏｈ
ｆｅｌｄ）的法学观点，它已被霍菲尔德以后的法学发展所有力驳斥。
霍菲尔德（Ｗｅｓｔｅｙ Ｈｏｈｆｅｌｄ）于１９１３年在耶鲁大学法学
院杂志上发表了他划时代的论文《论应用于司法推理的某些基本法学概念》⑻。
他尖锐地指出，以前的法学理论犯了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即误以为“自由”逻
辑上包含了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换言之，霍菲尔德认为，一个人有做某件
事的法律自由，并不逻辑上意味着他（她）做该件事时享有不受他人干涉的“权
利”。例如，一个厂主雇佣非工会工人的“自由”，并不逻辑上意味着他（她）
有阻止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而工人组织工会实质上就是干涉厂主雇佣非工
会工人的“自由”。⑼
关于“自由”不能导出“权利”的更一般的法学论证，是“竞争性损害”（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ｊｕｒｙ）或“不受补偿的损害”（Ｄａｍｎｕ
ｍ Ａｂｓｑｕｅ Ｉｎｊｕｒｉａ）。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经常损
害竞争对手的权益。如果按照“前霍菲尔德”时期的错误观点，则市场经济不能
得到充分的发展。我在另一篇论文中，已论述了市场经济只有通过打破绝对的财
产权，才能得到发展⑽。
因此，“后霍菲尔德”（Ｐｏｓｔ－Ｈｏｈｆｅｌｄ）的法学理论认为，“
有自由，并不一定有不受干涉的权利”－－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当然
，这里的干涉并非任意的行为，而是通过民主和法制的过程界定并重新界定经济
行为者的权利。换言之“权利”并非从“自由”概念中逻辑地导出，而是由民主
过程去界定的。例如，美国公司进行股票交易的“自由”，并不自动表明它具有
什么样的“权利”，它所具有的“权利”是１９３３年民主通过的“联邦证券交
易法”所界定的。由此看来，“经济民主”不但不妨碍“经济自由”，而且还是
赋予“经济自由”具体内含的基础。
以上，我简略地讨论了宏观层次上“经济民主”的含义，并回应了两种反对
意见。下面我将讨论微观上的“经济民主”。
后福特主义与固定成本的灵活性
我所说的微观上的“经济民主”，是指在企业生产中贯彻“后福特主义”原
则，其核心是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讲的“即时或无库存生产”（ｊｕｓｔ－ｉｎ－
ｔｉｍｅ，ｏ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ｌｅ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无库存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及时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在
有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
序的半成品的质量；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们就不得不关心上、下道
工序的质量，积极参与团队协作，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⑾
可见，“即时或无库存生产”是一种“背水一战”的生产哲学，它“迫使”
劳动者的创造性、主动性和合作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里，经济民主与经济效
率达到了统一。
与“背水一战”相联系的“后福特主义”的另一要旨，是使“固定成本灵活
化”，即把“固定成本”变得不那么“固定”了。这是因为“固定成本”并不是
由技术设备所唯一决定的，而和生产组织的灵活性有很大关系。例如，著名的“
丰田生产方式”（后福特主义的先行者），起源于将原来被视为“固定成本”的
换模（ｄｉｅ－ｃｈａｎｇｅ）时间减少。这样一来，即使是小批量生产，也是
合算的了；因为“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原本是在“固定成本”灵活化，批量也
就可大可小，依需求而定了。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丰田之所以能够减少“
换模”时间，是他们取消“换模专家”（ｄｉｅ－ｃｈａｎｇｅ ｓｐｅｃｉａ
ｌｉｓｔｓ）、由一线工人协作换模的结果⑿。在这里，经济民主与经济效率又
结合起来了。
经济民主对我国当前改革的意义
在简略讨论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的“经济民主”概念之后，我想说一下
“经济民主”对我国当前改革的意义。这也是我在最近几篇文章中提出“经济民
主”问题的动机。
从客观上看，我国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的制度选择与制
度创新时期。我们应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
绝不应使少数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操纵我国的经济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例如，我
国近年金融市场投机严重，仅以国债期货交易为例：全国可流通国债面值才４０
０多亿元，而国债期货成交量日最高额却达几千亿元。⒀因此，１９９５年５月
１７日政府决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是宏观的“经济民主”
的体现之一。同理，“经济民主”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股票市场的有效制度规范，
消除日益严重的股市“大户”坑害“小户”的操纵市场行为。总之，经济改革中
的制度试验和宏观经济政策，应成为全民关心讨论和监督的对象，这样才符合“
人民主权”贯彻到经济领域的宏观的“经济民主”原则。
从微观上看，我国公有制企业目前面临严峻的困难。许多亏损是因一些人侵
吞公有财产而造成的。对此，一种思路是“将错就错”，索性进行大规模私有化
。但这种思路只是在财产再分配上做文章，至多制造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并不
能保证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我所提出的微观的“经济民主”，实际上代表一种
不同的思路。它反对“将错就错”的私有化，而是“知难而上”，还“公有制”
的“经济民主”的本来面目。通过先进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人民广
泛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我国的公有制企业将能够出现“社会化”、“民主化”的
新面貌，从而我国人民４０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将能造福于全体人民，而不为少
数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所吞蚀。⒁
任重而道远。但我对于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民主”在我国的前途，是充满信
心的。
注释：
⑴关于“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经典著作，见Ｅｒｎｓｔ Ｋａｎｔｏｒｏｗｉｔ
ｅ，Ｔｈｅ Ｋｉｎｇ＇ｓ Ｔｗｏ Ｂｏｄｉｅ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Ｐｒｉｎｃｅｔ
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国王的两个身体”理
论又与“基督的两个身体”理论有着复杂的牵连。
⑵见Ｅｄｍｕｎｄ Ｍｏｒｇａ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
ｅ：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
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５５，Ｗ．Ｗ．Ｎｏｒｔ
ｏｎ，１９８８。此书是研究“人民主权”理论来源的最佳著作之一。
⑶参见拙作“卢棱新论”（载《读书》１９９６。７）中对“人民主权”的论述
。
⑷Ｍｏｒｇａｎ，同⑵注，Ｐ．３０６．
⑸见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ｈｌ，Ａ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⑹对“大众主义”的经济影响的最新系统研究，当推Ｍａｒｋ Ｒｏｅ，Ｓｔｒ
ｏ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Ｗｅａｋ Ｏｗｎｅｒ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
ａｎｃ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
４．
⑺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ｏｕｇｌａ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
ｎｃｅ，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０．道格拉斯
后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⑻Ｗ．Ｈｏｈｆｅｌｄ，“Ｓｏｍ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２３，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１３
．
⑼此例引自Ｍｏｒｔｏｎ Ｈｏｒｗｉｔｚ，Ｔｈｅ Ｔｒａｍｓ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１８７０－１９６０，Ｐ．１５５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此书荣获美
国历史学会的最高奖。
⑽见拙作“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本期。
⑾见拙作“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１９９６．３。
⑿Ｊａｍｅｓ Ｗｏｍａｃｋ，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
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Ｐ５３，Ｈａｒｐｅｒ Ｐｅｒ
ｅｎｎｉａｌ，１９９１．此书是麻省理工学院世界汽车工业研究项目的主要成
果。
⒀引自欧阳卫民，《中国金融市场导论》，第１页，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
⒁详见拙作，同⑽注，同⑾注。
（本文是崔之元先生在去年夏天北京“天则研究所”和“公共论丛”编委会联合
召开的“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研讨会”上的发言。）
≈≈≈≈≈≈≈≈≈≈≈≈≈≈≈≈≈≈≈≈≈≈≈≈≈≈≈≈≈≈≈≈≈≈≈
马克思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
晨钟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和小资产阶级的假社会主义作不懈的斗争。
无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还是夺取政权之后的相当的时期内，小资产阶
级民主派在小生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中都有着很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它不但包括
资产阶级中最激进的部分，以及广大的城乡小生产者，跟着它走的还有无产阶级
中受它影响的一部分人。代表着无产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与小资产
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能否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
不再被它们所利用，不再成为它们的附庸和尾巴，因而能在认清自己阶级利益的
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政党，取得和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大问
题。这一斗争的实质，是关系到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要不要一步步
地创造条件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巩固的工农联盟
是其社会制度和政治统治的阶级基础，也是联合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的最
强大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国家在那里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
人阶级一齐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被资产阶级所利用，将小生产的自发势力演变
成资本主义的同盟军和后备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资产阶
级分裂工农联盟的主要武器。无产阶级若不能在坚持反对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的
同时，取得对小资产阶级改造的不断进步和胜利，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最终战胜资
本主义，也不可能最后争得自己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坚持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被人无端地诬蔑为“固
守僵化的教条”、“死抱陈旧的观念”、“坚持歪曲了的原则”，是必须坚决反
对的“左”的“主要错误倾向”；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却
被这些人从历史垃圾堆中翻腾出来，精心地打扮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鲜花。因此
，重温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搞清楚近一个半世
纪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原则上的根本对立，无疑是有它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的。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
一般特征；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观；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
商品拜物教意识；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法学幻想；五、农
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同时表现为小农经济的殉难史。
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般政治
要求，首先在十九世纪小生产占人口大多数的法国流行起来。马克思把蒲鲁东的
《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称为“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马恩
选集》第２卷第１４５页）。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中，“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
已失去了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
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马
恩选集》第１卷第６３１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小资产阶
级社会主义提出过形形色色的社会改良方案，给自己抹上了光怪陆离的革命油彩
，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有资产阶级的生存基础和生活条件，又没有
这一制度必然造成的悲惨后果。他们总是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掩盖阶级斗争的现实
，用超阶级的一般“民主”国家取代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社会民主派的
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国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
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同上，第６３１
页）“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
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马恩全集》第３
５卷第１９３页）因此，列宁有时又把它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
小资产阶级永远在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摇摆：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资产阶级的
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物的领导以
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唯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小资产阶级内部
从经济地位看，有上、中、下三个阶层，其对待革命的态度也相应地取右、中、
左三种立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曾对这个阶级的内部状况
作过极其生动的描述。在小生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这个阶级是无产阶级和
大资产阶级争夺的主要对象。这个阶级的向背往往成为革命斗争成功或失败的决
定性力量。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实际上更集中地反应了这个阶级内部上层和中
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城乡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在这个阶级内部造成的分化，特
别是半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趋势，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和取得成功的
重要条件。
虽然小资产阶级的一般要求最终是由这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但是
它往往把保证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看成也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看
成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马恩选集
》第１卷第６３２页），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过来的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
好的世界。制造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点。
这种真正乌托邦式的空论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为独立的
历史运动以前，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在这以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总是
站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之外，“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
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３
８５页），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找支持，鼓吹劳资合作的福音，化解使这个社
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那个时代，无产阶级宁
愿把一般的“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让给小资产阶级，而把自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
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可能与小业
主或小店主相隔天壤。但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
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
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
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同上）
马克思曾经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先生描绘了一幅维妙维
肖的画像：他“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科学’自夸”，“甚至把
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
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他的所有著作都“暴露出矛盾的、双重的
性质”（马克思：《论蒲鲁东》，《马恩选集》第２卷第１４５、１４１、１４
７页）。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方面和坏的方
面。“好的方面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
。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
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蒲鲁东
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
。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
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
，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辩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一个合题，结果只
不过是一种总和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
果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１２２页）“蒲鲁东是天
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
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象历史学家劳
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马恩选集》第２卷第１
４７页）
１８８７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的第二版序言中写道：“我深深感到国
际工人运动在最近十四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在此之前的二十年中，
罗曼语各国的工人除了蒲鲁东的著作外，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再加上无
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也把蒲鲁东称为“我们共同的导师”；而现在连罗曼语各国
的工人运动也把蒲鲁东彻底抛弃了。但是，“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
过很大的作用”，至今“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蒲鲁东主义不但在罗曼语各
国仍然代表着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欲望；在象德国这样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国家中仍
然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日益“
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
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
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因此，
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根据情况而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
‘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恩格斯这里指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把一切雇
佣工人同时变成资产者”的反动欺骗，见下文和《马恩选集》第２卷第４９３－
４页－－笔者注）“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多明确的轮廓
－－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
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以上见《马恩选
集》第２卷第４６０－３页）
恩格斯的这些深邃的预见，不但为后来完全投入资产阶级怀抱中的西欧与日
本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为近年来东欧和原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剧变所
证实，而且为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所证实。毛泽东不但领导我们党克服了陈独秀
的“二次革命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错误，而且在他的晚年曾反复告
诫全党，一定要和党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作长期不懈的斗争。
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观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从这个阶级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地位出发，把市场经
济幻想成一个充满美妙的人间四部曲的天堂：诚实的劳动－－十足的占有－－公
平的交易－－满意的消费。他们实际上把市场经济看作仅仅是小生产者以使用价
值为目的的交换，以为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作为“永恒的规律”，将在这个基础
上获得充分的实现。由此产生的明确的商品所有权和公平的自由竞争，将保证小
私有者对自己的劳动获得“十足的收入”并换取“十足的价值”补偿。他们“把
小生产颂扬为‘社会的支柱’”，“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发展的顶峰
”；“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上见《马恩选集》
第２卷第５３０页，并参见第４７８－９页；《资本论》第１卷第８４页注＜２
４＞；《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１１８页）按照这套发展生意经的逻辑，市场经济
会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刺激起一架又一架无限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的永动机，
其结果是，一方面将促进生产力和财富持续的增长，另一方面将把“一切社会成
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马恩选集》第２卷第５３０页），社会就能自然
而然地避免两极分化的弊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这样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描
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理想画图。在法权领域中体现了小资产阶级意志的关于永
恒公平的幻想，成了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高原则。他们将不顾这个社会
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
资本主义愈是发展，价值规律愈是充分展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愈是发现
他们头脑中关于市场经济的幻觉与现实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尖锐矛盾。他们解
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时指出的，是要在不触动资本
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和基本社会关系的前提下，把现代社会“机械地划分出好、坏
两面”，并用个别学究头脑中先验的活动代替整个社会现实的基本矛盾运动，虚
构出二者相互平衡的综合公式，建立整套或半套的体系，保留其好的方面，消除
其坏的方面（《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１１１页）。
所谓好的方面，就是上述他们理解的市场经济所体现的永恒公平的原则。所
谓坏的方面，就是集中起来的大资本主要以债权人身份在不公平的垄断性竞争中
对这个阶级的迫害和扼杀。于是，就有各种各样社会改良方案的问世出台。其中
包括：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设立国家信贷机构给小生产者优惠贷款，
颁布取缔高利贷的法令；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以便在农村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
关系和造成一个小资产阶级；建立由国家维持的合作社；实行累进税，限制继承
权；发展国家资本经营的企业以限制私人资本的增长和集中；以及部分地用国家
保证工作的办法，部分地用各种慈善救济的办法，使工人有较高的工资和较有保
障的生活；等等（见马克思；《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恩选集》第１卷第
３８４－５、３８９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反复讲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的社会民主纲领中那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与《共产主义原理》
和《共产主义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立即实施的初步措施的
一部分，是相似的或一致的（见《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２２５、３８６、３９１
页）。但是他们只希望通过和平的民主发展，取得议会中的多数，从而利用现有
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虽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口头上说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他们的利益，但是
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工人“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
工人”，“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
（《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３８４、３８５页）。因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
是把他们希望实现的《宣言》和《原理》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当作引向共产主
义的过渡办法”，“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实际
上他们的“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阶段
相对抗”，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有财产的要求推到“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
的未来”（《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２２５、３８５、４７９页，第２卷第４６３
页）。马克思正是在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关于“三个消灭一
个改变”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
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
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
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恩选集》第１
卷第４７９－４８０页）因此，“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
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
在于建立新社会。”（《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３８５页）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往往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附庸和应声虫。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也不断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援手，特别是在鼓吹“劳资合作”的
现代骗局上。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曾援引一篇出色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
。“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立一支
反对无产阶级的军队。”－－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打碎成
为许多零星的小块土地，因而造就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到拿破仑第三发行
小额国家公债券企图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到现在提出按逐年付款的条
件由工厂主把小住宅卖给自己的工人，使背起沉重的抵押债务的工人真正变成了
自己主人的奴隶，束缚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离开，只好同意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
条件。－－他们都力图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因素“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
马恩选集》第２卷第４８４页及注＜１＞）。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方面说，资产
阶级经济学旨在保证市场经济“最佳经济效益”的“铁的规律”，即依靠饥饿纪
律保证资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基本条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一方面
又安抚工人，等待着将由他们为其找出一些手段和办法，诸如说服富人兴办慈善
事业，大家努力把ＧＮＰ的蛋糕做大点以产生“涓流滴下”的效应，以及由国家
出面用工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建立一套临时救济工人的社会保险制度，等等，
来把无产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福利“提高到有产者的水平”，“使一切雇佣工人都
变成资本家而又不失其为雇佣工人”。这些杯水车薪、纯粹演说式的辞令，就象
发誓要把拿破仑的“带着元帅杖的全体士兵都变成元帅，而又不失其为普通士兵
”，“使德意志帝国的四千臣民都变成德国皇帝”那样荒谬可笑。（以上见《马
恩选集》第２卷第４９３－４页）“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本者，…愿意保
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
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认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
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资产者。”（《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１２１页）“它要求
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
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马恩选集》
第１卷第２８０页）在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普遍沦为劳动力商品、成为资
本的雇佣工人的历史条件下，制造和贩卖诸如此类的有产者先富、无产者后富、
最终人人成为资产者的社会幻觉和精神鸦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功能。
因为“抹煞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所造成的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
继续存在的条件这一事实，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马恩选集》第２卷第
４９４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蒲鲁东主义唯心史观及其错误理论的批判，以及在这
个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阐述，今天尤其值得人们温故而知
新。
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商品拜物教意识
以蒲鲁东主义为典型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把具有特定社会
阶级内容的生产关系混同于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换的生产力范畴，把商品拜
物教的性质当成社会生产的自然规律；把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定混同于这种规定所
反映的现实经济形态，把表现为国家和长官意志的法律和法令以及个别人物头脑
中先验的公式，当作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东西。因而，用生产力范畴和法权关系
取代和取消了作为社会结构之基础和本质的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定。蒲鲁东先生的
唯心史观“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
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
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马恩选集》第４卷第３２５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在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的基础上，市场经济的自
由竞争将为所有的人提供自由发展的机会，驱使每个人都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地
谋求发财致富，这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取之不尽的根本动力，而且会由于个
人之间、企业之间自发的盲目的相互制约和反馈调节，使稀缺的资源得到最合理
的分配，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最大的利益。关于市场经济的这种渗透着阶级偏见
的意识形态，仅仅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和中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和狭隘眼
界，而由其御用文人们以系统化的学究方式编织起来的似是而非的表面文章，是
“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宣布为
永恒的真理（《资本论》第一卷第９８页注＜３２＞）。
市场经济在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在
广大下层小生产者眼里，则是一幅完全不同和更加真实的血泪斑斑的图景：自由
竞争吗？这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者对被他们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继续进行
放任的剥削和掠夺。效率优先吗？这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和最优化。资
源的合理配置吗？这是按照资本的垄断程度分配剩余价值所必然导致的生产过剩
和大众贫困的持续对立。社会的最大利益吗？这是让丧失了劳动权利、丧失了享
有自己劳动果实权利的无产阶级，俯首贴耳地去养活一小撮穷奢极欲的寄生的资
产者阶级。
蓄意抹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基本规
律，极力掩盖这一社会由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和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构成的本质关
系，这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首要任务。他们的基本做法是，把市场经济这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历史的暂时的社会特殊形式，说成是生产力自身发展的
自然本性，以至美化为人类进步最深厚的泉源、最合理的法规，是社会发展不可
愈越的普遍原则。正如马克思在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中所指出的：“经济学家所
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
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
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马恩选集
》第１卷第１１８页）资产阶级经济学虽然反映了市场经济表象之间的多种现实
联系，但是由于它们歪曲了在更深的层次上最终规定表象的本质关系，所以这些
描述只有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生存条件的局部经验的范围内，才有其客观存在
的实际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入发展，这些互相矛盾的局部经验
，正如历史所表明的，总是象走马灯式地被交替使用和交替抛弃，无论何者都终
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两难的困境。
由于小资产者从他们自身的经济地位出发，“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
人发展的顶峰”（《资本论》第一卷第８４注＜２４＞页），因此他们的代表人
物不但不可能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实质性的批判，而且必然成为它们的间接维
护者。如果说在无产阶级尚未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成长的初期阶段，
随着产业革命的展开，面临巨大冲击的小生产还能产生出象西斯蒙第那样的人物
，既作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法国的最后代表、又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经济
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歪曲了的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有过难得的尖锐批判，那么随着小生产无可挽回的衰落及其完全从属于资本
主义的统治，“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马恩选
集》第１卷第２７６页）。也许在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它们之间还会
有局部或表面的争执。但是，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小资产
阶级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共同的出发点。这是阻止它们从局部经验产生的幻觉中走
出来的致命障碍。
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揭示了商品拜物教性质虚幻形式背后掩盖着的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实质，科学地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学说，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大
厦奠定了基石。在马克思看来，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他
的剩余价值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归根到底是一个如何认识商品经
济的问题：“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
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
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者的永恒的自
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视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视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
－－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资本论》第１卷第９８页注＜３
２＞）
这个学说告诉我们，商品形式是劳动的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社会关
系，不是人与自然之间表现为具体劳动的形态变化及其产品的物理性质的物质转
换关系；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在历史上所采取的一定社会形式，不是社会化生
产自身的自然属性；它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价值规律作
为商品生产的规律，是社会生产在私人劳动的条件下，依照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
社会需要的构成，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量的一定社会历史
形式，不是社会总劳动量按比例分配自身的自然的永恒规律。
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
劳动的社会规定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属性，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
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
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
会的物。”（《资本论》第一卷第８９页）商品形式这种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
的社会联系，本来是历史上一定的特殊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但它现在却反转过
来，荒谬地成了再生产过程中支配生产当事人的独立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商品的
拜物教性质，即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生产关系。实
际上，“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
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
，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同上，第８９页）把物
化了的商品形式的表象关系所采取的虚幻形式，当成就是社会劳动产品物理性质
的天然属性，当成就是社会化生产永恒的自然规律，这是直观地反映商品拜物教
性质的商品拜物教意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
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同上，第９３页）。因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就
成了永恒的制度。
本来，马克思已经把颠倒的理论颠倒过来了。他所确立的科学的价值理论已
经为历史的实践所证实。但是现在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者和历史虚无主义者，既
拿不出稍微象样一点的理论证明、又不对历史过程及其经济思想史进行任何严肃
的系统分析，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凭着随机的灵感，就想把颠倒过来的理
论重新再颠倒回去。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在下面大段地引述马克思当年对庸俗经
济学家的批判。
马克思说：“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
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
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
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
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借以实现的形式，正
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马恩选集》第４卷第３６８页）“它们是属于生
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
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象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
《资本论》第一卷第９８页）“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
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
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
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
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
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
处呢？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
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
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
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
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科学的王牌了。”（《马恩选集》第４卷
第３６９－３７０页）
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自古代以来就曾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缝隙中
存在着。这种即使是偶然的或非日常性的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存在，也会伴随
着商品以或大或小的规模、定期地集中进行交换的场所即市场的发展，这是不言
而喻的。但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的存在，与市场经济构成了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再
生产过程调节机制的基础，完全是两回事。后者要求一切生产要素和劳动产品必
须主要经由市场的流通，才能进入社会再生产的其他各个环节，因而生产从一开
始就是为了交换价值的目的而生产的。这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能成为现
实的经济形态。在此之前，“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
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
狭隘的。”（《资本论》第一卷第９６页）不但供直接消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占据
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生产过程的大部分时间，因而可供交换的剩余产品是十分有
限的；而且，生产资料占有者阶级从劳动者阶级手中攫取剩余劳动的方式，是以
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的。在社会分工很不发达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无
论占有者阶级还是劳动者阶级，在他们消费的生活资料中，在这种生活资料的生
产过程中，由于受到上述生产力的最终限制和所有制关系的直接限制，商品生产
与交换虽然存在，但都不但可能成为它们中的主要社会生产形式，都没有引导到
资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城市小手工业者之间，之所
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没有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而得以世代延续下来，除了生产
力发展程度的限制外，是手工业行会组织内部在生产资料的占有、管理和经营方
面，为限制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实行了极严格的行政管理和法律措施的结果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制关系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限制，不是抽象的
，而是通过所有制关系在生产和交换的经营管理中的实现方式来具体实施和体现
的。当着这种限制作用与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形式
发生严重的冲突时，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代到来了。直至产业革命
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市场经济包括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和它们的世
界市场，才得以确立起来。总之，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缝隙中处于从属
地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为通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这一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矛盾运动在历史上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的
产物。
小商品生产者对生产资料完全的所有制，包括享有合一的所有权、支配权、
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是他们之间进行等价交换的必要条件。这在
“只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是个人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
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资本论》第一卷第６４４页，第三卷第９
０９页，并见第一卷第８３０页）小商品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这种促进作用
，大量地和短暂地发生在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农业尚未
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统治的社会转型期内。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小农经济生产的
主要目的仍然是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现在只是把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个
体经济所有制的确立，而增加的剩余产品更多地拿到市场上去交换扩大了的消费
所需要的其他使用价值。这时，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还未成为占统
治地位的普遍的生产方式，价值规律也还不可能成为调节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本
规律。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市场经济可以使人人都发财致富的幻想，正是建
立在这样一个高度不稳定、势必为后来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竞争所扼杀的、临时性
的过渡经济和无法持久的初期繁荣上的。
市场经济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普遍形式，市场调节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
础，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法律规定为转移，必然地把剥夺劳动
者阶级的生产资料、使劳动力普遍成为商品作为自己的基本历史前提。马克思指
出：“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
起，每个产品才开始就为了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
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社会，但也只有这时，
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资本论》第一卷第６４４页）这是因为：只
有当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劳动力普遍成为商品并通过它的买卖与生产资料
重新结合时，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才能强迫他们超过必要劳动的工作时间，无偿地
为自己生产剩余价值，生产资料才因此转化为资本。资本的使用权因为有了榨取
剩余价值的功能，才进而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才有资本市场的出现。在劳动者
与生产资料分离、被迫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同时，也把原来由劳动者自己通过农
业和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生活资料游离出来，为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业和轻工业的
建立提供了大规模的消费品市场。市场经济的这些基本要素的发展，进一步推动
了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社会分工。随着产业革命的深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工
业部门特别是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及其市场。
从整个生产关系及其市场构成的总和看，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
中其他一切市场的基础；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社会结构，是
市场经济社会形式中最本质的关系。所谓市场经济对合理配置稀缺资源的决定性
作用，到处都是以资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或最优化为唯一价值取向的；到处都是以
这个寄生的有闲者阶级的社会需要为最终目的的；到处都是以把劳动者阶级这个
社会生产的主体和首要因素，变成供占有者阶级任意处置的活人机器，在肉体和
精神上放肆地进行折磨与摧残为根本任务的；到处都是以这个阶级不得享受自己
的劳动成果，被过度劳动所摧毁，被抛入资本的劳动后备军、断绝生计为代价的
；到处都是以周期性地破坏生产力的生产过剩危机，作为资本存量盲目调节的实
质性手段的；到处都是以滥用土地自然力，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作为其短期
掠夺的长期外部效应的。市场经济，无论在多大程度上以资产阶级国家的宏观调
控为补充，都是而且只能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实现形式。只有在这样的历史
条件下，价值规律才能得到全面的展开和充分的表现。这样全面展开和充分表现
的价值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剩余价值规律。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
的基本结论。几百年来，无论哪个阶级都把市场经济这种生产力发展在历史上独
特的社会形式及其社会性质，叫做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仅仅在词汇学中进行花样
翻新，将不会对当代世界这样一个其历史内容已经充分展开和完全确定的现实社
会经济形态，有一丝一毫的触动和伤害。
不错，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国家宏观调控。但这是
一种具有什么样社会性质和社会形式的计划性呢？这是为了确保少数剥削阶级特
别是其中的垄断资本占有大多数生产者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由国家出面进
行的对社会化生产的宏观管理。国家宏观调控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内容，在根本上
都是由总供给和总需求中现已存在的阶级结构决定的，它们是历史上一定的生产
资料的分配方式及相应的产品分配与交换的产物和实现形式。在原则上，资产阶
级经济学把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及其购买力都看成是既定的东西，具有铁一般的刚
性，他们的储蓄率也可视为零，这些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国家可调控的对象。换句
话说，国家绝对无意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基本关系。要调控的主要是有产者阶
级公司的和个人的收入及其用于消费、储蓄和投资的比例，包括它们在国民收入
的再分配中，可供用于公共消费和国家投资的部分，可供国家直接用于雇佣劳动
力的社会再生产支出的限度，以及这种再分配造成的对雇佣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
边际影响的范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以反周期为主要目标
的宏观调节，是建立在市场机制盲目的自发作用基础上的，是以保证少数有产者
阶级的社会总资本最大限度的增殖和他们的社会需求最大限度的满足为根本目的
。既然这种企图稳定地扩大其占有方式的社会再生产基础的计划性，是以维护经
济结构内部的阶级对抗关系为前提，其实施的可靠性必然是表面的、局部的、自
相矛盾的和有限的。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这种对劳动者
阶级来说非实质性的计划形式，与建立在社会化生产的公有制基础上，劳动者阶
级自己掌握了生产资料因而对自己的社会需求，包括社会消费、社会投资和社会
保险等，通过国家所进行的直接宏观调节的计划性混为一谈呢？资本主义的所有
制关系不是停留在法权领域的独立关系，它全面渗透到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宏
观管理中，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实现形式之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在组
织、协调社会化生产和剥削剩余价值方面的两重性，既不是机械的组合，也不能
机械地被分开。前者是通过后者普照的光，迂回地折射出来的。形而上学的经验
主义者是思想上的懒汉，他们总是不加分析地把现象当成本质。然而，否认了马
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就被釜底抽薪了，无产阶级
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就会轰然倒塌。只晓得共产主义的ＡＢＣ，自己不读也反对
别人研读和弄通《资本论》的人，是没有资格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马克思的旗帜下
的。
蒲鲁东主义社会改良的基本目标，是要竭力提倡以个人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
起家的小私有者的占有规律，把它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人们效仿的先进
范例，企图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私有者和小资产者。他们还自以为这样做是
在反对资本主义。他们从商品拜物教性质的意识出发，不可能了解私人劳动条件
下的价值关系，即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抽象劳动的社会规定，是决定商品
交换价值的东西；因此也不可能懂得，随着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逐步展开，商品
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必然会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马克思说：“蒲鲁东把永
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对立起来，想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所
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资本论》第一卷第６４４页注＜
２４＞）
在西方历经数百年之久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各类政体的重商主义国家，
从君主专制、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到波拿巴式的权威主义政府，都曾直接使用有
组织的暴力并扶持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大规模地或渐进地剥夺小生产者的生
产资料，使他们成为“自由”的无产者和游民，成为在小块地旁苟延残喘的半无
产者，同时把生产资料和货币集中到少数占有者手中，为新社会的诞生起了助产
婆的作用。这是一部用血与火写成的转型社会的编年史。但是，即使没有国家使
社会转型大大加速的干预，单纯由于小生产之间特别是他们与大生产之间在不同
的生产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所形成的商品的不同生产成本，以诚实劳动和合
法经营起家的小私有者的商品生产所有权，经过市场经济重复亿万次的商品自发
的自由竞争，也会缓慢地和自然地转变为资本占有权，形成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
。马克思认为，从洪水期前的小私有者的商品生产所有权到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
转变，是市场经济发展、价值规律日益在深度和广度上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他
指出：“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
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
，成了似乎是一个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其间，“尽管每
一个单纯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而
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同一所有权，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
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
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
期，也是有效的”。（以上见《资本论》第一卷第６４０，６４３－４页）
几个世纪以来，商品生产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的历史和实践，都证实了马
克思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它们清晰地显示了以下的长期相关趋势：
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转型社会中，生产力的增长同阶级的对抗一起发展，规模
经济的增长同资本对小生产的排挤齐头并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劳动力的破坏
与闲置同时推进。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愈是严重，生产愈是相对过剩；市场竞争
愈是激烈，资本愈是趋于集中。小生产愈是为大资本所割断命脉、成为它们的附
庸，落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农业基础愈是遭到严重的破坏，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社会主义关于人人都将成为小私有者和资产者的弥天大谎就愈是迅速地破灭
。本世纪在俄国、中国等不发达国家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这一类矛盾在世界
范围内作用的产物。
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法学幻想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完全颠倒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
把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定、表现为国家法令的长官意志和个别人物头脑中虚构的先
验公式，当作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东西。
马克思指出：“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
会关系描述一番”（《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１４４页）。它们是由生产、分配、
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组成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一切现实经济形态的生产关系
的总和，是动态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的占有过程和扩大再生产过程。
但是，蒲鲁东主义把资本主义所有制看成是独立于这些关系之外和之上的、作为
国家意志的法律对财产关系的规定。这样，他们表面上自以为是在谈论所有制和
生产关系问题，实际上他们早就离开了现实形态的生产关系领域，转入了上层建
筑中的法权领域，并用法律规定的内容及其变化与否来判断、解释和规定一个社
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和基本性质，因而陷入了马克思一再指出的在所有制问题上“
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同上）。
在法学家的幻想中，社会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是由法律创造的，是可以由滥
用国家权力的个人通过随心所欲地发布各种直至完全相反的法令而恣意改变的。
今天认为需要的生产关系可由颁布相应的法令来创立，明天发现试错了的生产关
系亦可凭一纸命令来改变。实际上，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反
映为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旧的法律和法令对于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生产关系，
新的法律和法令对于尚未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都是无能为力的一纸空文。因此
，“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
作斗争。”（《马恩选集》第２卷第２８４页）
“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
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
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跳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马
恩选集》第２卷第４７５页）说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呢？这
恰恰是被马克思所推翻了的“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
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发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
的观点”，恰恰是和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
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的唯物史观根本对立的唯心史观（见《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１０页）。
不仅如此，在蒲鲁东主义看来，构成长官意志自上而下地改革社会的根本依
据，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中那些被说成是反映了市场经济的“铁的规律”的
经济范畴。这些范畴当初是那些经济学家们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表象中概括出
来的，并被他们说成是抽象的非历史的永恒的东西，现在则成了蒲鲁东思维加工
唯一的原材料。他在谈论这些经济范畴时，从未想到要去研究它们从表象上所反
映的那个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历史的实在过程，“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
懂得它们的发展”，更没有在这个基础上提供充分的理论证明。“因为他的历史
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是“人类没有人身的理性
”在他自己头脑中的最高发展和实现。他在脱离和不了解历史和社会发展过程的
情况下，单凭经验感觉和臆想推测，开动起“自己头脑中辩证的旋转”，对这些
范畴好的和坏的方面进行主观随意的甄别，按照“正、反、合”的秩序把它们“
安置、对置、结合”起来，平衡出一个没有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自诩为“科学
”的体系。其结果必然是“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他看
不到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现在它们达到的平衡的公式是唯一可能的公式”；
而解决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所以，蒲鲁东先生
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对现代世界进行变革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
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
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
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
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个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
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
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们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
的天机。”（以上均见马克思：《致安年柯夫＜１８４６年１２月２８日＞》，
《马恩选集》第４卷第３１９－３３１页）
在资本主义所有制问题上，蒲鲁东之所以“把生息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
，并且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
《马恩选集》第２卷第１４６页），从而陷入了法学的幻想，是与资本主义社会
中它的所有制关系，于相当大的范围内发生了在所有权、支配权、经营管理权方
面的分割或分离密切相关的。由于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
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这类分割，是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限度内所进行的局部
性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自我扬弃。前面已经提到，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土地、货
币和生产资料的资本化，使它们成为一种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它们在生产
过程中的消费具有榨取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功能。资本拜物教的神秘性质
，集中地表现在生息资本这个最无实体、最虚幻的形式上。它们象普通耐用商品
那样，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分期零售自己的使用价值。地租、利息和股息，就是生
息资本所有权分期零售的市场价格。生息资本的所有者在他的商品被分期让渡出
去的时期内，主要凭借法律上确认、规定和保证的所有权（如租赁合同、存单、
股证、地契等法律凭证），定期获得让渡生产资料经营管理权在上述价格形式上
的补偿即收入。同一个资本不会二重存在，既在它的法律上的所有者手中，又在
它的从事生产的经营和管理的实际支配者或占有者手中。资本在哪里？当然在后
者手里。生息资本家作为虚拟资本的所有者，只是名义或法律上的资本所有者。
他们之间在虚拟资本所有权上的买卖，哪怕倒手了成千上万次，也是与现实资本
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转移毫无直接关系的。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
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
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马恩选集》第２卷第１４２页）但是蒲鲁
东主义却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财产的一般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把后者作为
判断所有制关系性质的唯一独立的存在形式。于是，他们一方面把生息资本当成
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主要社会形式，另一方面则把资本在生产中的经营管理看成是
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完全分离和无关的、可以由国家任意选择和改变的中性的
东西。
从资本的名义或法定所有制出发，不可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而
且还必然歪曲它们的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说明，发生在资本名义所有者之
间以及他们和资本的实际占有者或经营管理者之间的上述关系，是一种最普遍的
商品交易，是一种发生在有钱人之间而并非发生在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商品买
卖。这是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分割剩余价值总量的收入再分配。这种再分
配无论如何不会改变他们共同占有的剩余价值总量。这种再分配要成为可能，剩
余价值总量必须已经生产出来。我们知道，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并于此过程中
以利润的初次分配方式首先占有剩余价值，这是从事生产资料即资本的经营和管
理的职能资本的功能。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的过程，首先而且主要是职能资本的
利润扩大再生产的过程。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特殊方式
和方法，是在职能资本的运动中实现的。只有职能资本才是二者结合的现实存在
形式。虽然土地和货币从一开始就把寻租和生息这类自我增殖的性质，颠倒地表
现为它们天然的社会属性，然而，资本名义上或法律上的所有权带来的收入，只
是让渡出去的土地和货币，在转化为生产资料经营时才实际发生的那种雇佣劳动
关系的结果。地租和利息都来自经营和管理生产过程的企业主的利润。职能资本
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按市场价格支付了它向生息资本分阶段购买的使用价值，它现
在是资本法定的实际支配者。在现代垄断性的股份公司中，大股东、董事会、公
司主管往往是相互兼职、相互渗透、相互控制的同一批人。通过小股东委托投票
制，现代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越来越集中在公司主管手中。资本名义
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完全分离，只是对于中小普通生息资本才是真实的。后者
经由资本市场的分离，正是为了确保前者以相对有限的资本在所有权、支配权和
经营管理权的相对结合和高度集中中，对广大的中小生息资本实行垄断性的控制
。因此，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从事生产资料的经营和管理、实际支配资本运动的
职能资本，才是真正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有制本质的社会关系。小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犯了本末倒置、舍本求末的错误，起了为资本和
雇佣劳动关系辩护的作用。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的错误理论时就曾指出：“土地资本的代表不是土
地所有者而是土地经营者，作为资本的土地带来的收入不是地租而是利息和经营
利润。”“地租是实行土地经营时那种社会关系的结果。”（《哲学的贫困》，
《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１５３页）他还说：“很清楚，土地所有者自己为了购买
土地而投入的资本，对他来说，虽然也是生息的投资，但与投在农业本身上的资
本毫无关系。它既不是在农业上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也不是在农业上
执行职能的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它不过为买者提供索取年租的权利，但是和这个
地租的生产绝对无关。”“正如某人在证券交易所中投入的用来购买股票或国债
券的资本，对这个人来说，代表一种投资，但并不是‘投’在任何生产部门。”
（《资本论》第三卷第９１１页及同页注＜４７＞）“因此，借贷资本的出发点
和复归点，它的放出和收回，都表现为任意的、以法律上的交易为媒介的运动，
它们发生在资本现实运动的前面和后面，同这个现实运动本身无关。”（同上，
第３８９页）由于“这种转移通常在一定的法律形式和条件下进行”，因而马克
思把借贷资本的放出和收回分别称为“第一个”和“第二个”“法律上的交易”
，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同上，第３８１、３８９页）。这里，“它不过转手而已
，它只是在Ｂ手中［即职能资本手中－－引者注］才实际转化为资本”（同上，
３９０页）。恩格斯在住宅问题上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论
点，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租赁合同是一种最普遍的商品交易”，“
这种交易是按照调节一般商品买卖以及‘土地占有权’这一商品买卖的经济规律
进行的。”“这点同样适用于生息资本和出租的耕地”。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价
值总量的增加，即“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引起的那种特殊后果，在这里是完全
没有的。”“因此，企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等
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这种关系。”（《马恩选集》第２卷第４７３－４，５３
２－４页）蒲鲁东主义一方面竭力掩饰现实生产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实质性关系，
另一方面又企图诉诸于“革命的法权观念”一类的空话来改造现代社会，而不了
解世界上一切法权理由“只可能是经济条件引起的结果（这种经济条件可能在法
权理由下获得社会的承认）”（同上，第４７５页），这才是真正十足的空想。
总之，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是构成历史上一定类型的社会结构之本质的
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有制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的特殊社会形式
决定的，是生产资料占有者阶级凭借对生产条件的分配而占有劳动者阶级生产的
剩余劳动的特殊社会方式。这一结合的特殊社会形式首先是在生产的社会劳动组
织及其经营管理中实现和体现的；这一占有的特殊社会方式是由生产资料的实际
支配者在现实经济形态的生产、交换和初次分配过程中首先实现的。在以对抗为
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支配生产资料的占有者阶级与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
级不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同一个主体。在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上
没有发生内部分割的条件下，这个阶级直接占有可供支配的全部剩余劳动。这一
占有的正常的特殊社会形式本身，直接构成了历史上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的本质。
生产资料所有权、支配权和经营管理权在生产资料占有者阶级内部的分割，会导
致社会剩余劳动总量在国民收入上的再分配。对于历史上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的基
本特性来说，只要这种分割和再分配的特殊方式及其变动，在还没有引起生产劳
动组织的经营管理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从而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方
式发生新的质变的的限度内，总是派生的、处于次要地位的附属形式。
生产力是社会生产方式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革新和改造
、科学技术知识的发现和发展、以及二者日益自觉的结合，都会引起劳动分工和
协作在组织方式上的变化。生产力发展这种潜在的对劳动组织变化的客观要求，
首先是在既定的所有制关系所能容纳的限度内，通过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的相应
改革，而展开、实现和表现出来的。但是，当着生产力的进步及其对劳动组织变
动的要求，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超出了现有所有制关系所能容许的范围时，就会
在阶级社会中引起代表生产力发展的劳动者阶级与代表现有所有制关系的占有者
阶级之间剧烈的阶级对抗和社会冲突。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和暂时的倒退，斗争
的最终结果，总是代表生产力发展的劳动者阶级打破了原来的占有者阶级所有制
关系的限制，在新建立或经过调整的所有制关系所具有的更大容纳程度的范围内
，使其社会劳动组织及经营管理方式能够更多地适应和实现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
对劳动组织方式变化的技术要求。这样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矛盾运动，构成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的二重性问题。一
方面，它作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业已产生的既定所有制形式的实质性关系
和实现形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作为在生产过程中对生产力新的发
展所提出的技术要求的直接的随机的反映，生产的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又
具有易变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这样集中地在生产劳动组织的经营管理
方式上反映出来。例如，原始社会从自然分工和财产继承等经济关系来看的母系
氏族向父系氏族的演进；封建社会中，土地的经营管理方式从劳役地租到实物地
租再到货币地租的转变；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私人独资公司、合伙公司、无限公
司、股份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资本的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等等；都是
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所有制关系限度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
突出表现。其间，所有制关系的部分质变，往往是由生产中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
理方式的累积变化引起的，也是由这种变化来实现的。而且，只有在这种变化已
经稳定或巩固下来的时候，体现在相应的所有权上的法律规定才显得成熟起来并
有了充分贯彻的切实保证。
不仅如此，当新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出现和生长起来的时候，
首先发生变化的往往也是生产的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而且又是这种劳动
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变化的不断积累，造成了既定所有制关系无法再容纳的部
分质变，形成了基于不同占有关系的物质利益的明显对立，对整个旧的生产关系
形成了日益重大的压力和冲击。这就引起了原有的占有者阶级全面的阶级警觉和
动员。但同时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也在不知不觉的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的累
积变化中，静悄悄地诞生和逐渐凝聚起来了。于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进入了
白热化阶段。反复冲突的最终结果，总是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新的社会生
产方式的稳固确立扫清了道路。例如，在原始社会的解体过程中，从经济关系来
看的世袭的酋长特权制度的出现，对偶制及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形成，从杀戮战俘
向使用奴隶的转变；奴隶社会瓦解过程中，罗马帝国后期与分封制相结合的土地
租佃制的出现；封建社会瓦解过程中，货币地租的形成及小农从自然经济向小商
品生产的转变，土地经营分成制的出现，控制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包买商制度及其
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变，等等。再如，我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从临
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农业初级社的转变；以及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对私人工商
业的各种渐进的改造形式，包括从“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到“四马分肥”
的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再到实行定息制度的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所有这些从原
有的生产方式中演变出来的社会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的中间变化形式，都
对新的占有方式的形成起了巨大的过渡作用。
总之，社会现实形态的劳动组织方式的经营和管理，即经济体制或经济管理
体制，是既联系生产力又联系生产关系的最重要的中间环节，是既具有生产力性
质又具有生产关系性质的唯一的中介要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对立统一的
矛盾汇集点。生产资料发展水平的进步从而生产技术方式的变革，必然要求生产
的劳动组织方式（社会劳动的分工与协作方式）的相应变动。生产力物质内容这
种内在的或潜在的基本发展要求，究竟通过什么样的现实的社会的劳动组织分工
协作及其经营管理方式去实现，直接取决于业已存在的所有制生产关系的性质及
其民族国家经济特征所能容纳或适应的程度。当然，生产关系不是仅仅被动或消
极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及其自我调整的弹性，都可能通过社
会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相对独立的变动，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
反过来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能动地组织和推动技术方式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的发展
。不待赘言，上述一定时期历史上业已存在的所有制关系的合理性，最终同样是
因为它们曾经在历史上适应了以前生产力的技术性质和发展水平的缘故。现实经
济形态的社会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既是这样两类不同层次并处于稳定的
社会结构中的因素相互作用、复合连动的产物，又是这些因素相互媒介的枢纽和
中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由生产力因素和生产
关系因素的对立统一构成的矛盾运动的一般特征。在阶级社会中，劳动组织的经
营管理方式的特殊社会性质，分别是奴隶与奴隶主、农民与地主、无产阶级与资
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在各自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对立的集中表现。在《资本论》
这部光辉巨著所留下的大写逻辑中，马克思关于劳动组织、劳动过程及其经营管
理方式的二重性在媒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的关键地位和枢纽作用，是
他的一个至关重要并贯彻始终的基本思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即是沿
着这样一条红线被展开来叙述的。他指出：“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
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
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
（《资本论》第一卷第３６８页）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二重性是由它所管理的生
产过程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决定的：“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
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时，却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
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同上，第３６９页）
如果在分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过程中，把社会劳动组织方式与经营管理方
式看成是与所有制性质完全不相干的中性的东西，那就不可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对立的统一体中，动态地跟踪研究它们客观的真实的矛盾运动，社会生产方式
就失去了它们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就成了两张
完全脱节、任人随意舞弄的理论标签。历史唯物主义就被肢解和窒息了。认为社
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而且就是要全盘照搬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
及其“现代企业制度”的经营管理方式，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在基本设计的指导思
想上所犯的致命错误。所谓“西化”问题，例如在宏观调节上采用凯恩斯主义的
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在所有制的法权关系上搞私有化，这一类东西是比较
容易识别的。真正构成危险的，是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和
基本观点原封不动地拿过来，偷梁换柱地用它们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以此作为理论思维想当然的基本前提或公理；然后在生产的社会劳动组织与经营
管理中全面地改变所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性内容，同时在所有制的法权关
系上暂时保留一个自欺欺人的虚假外壳。这就是现代特洛伊木马计最深藏的奥秘
所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情地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空想的反动性：“这种社
会主义按其积极的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
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
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
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２７６页）就象每
一代人都把前一代人获得的生产力成果作为自己开始新的生产进步的起点和原料
一样，人们也不能凭自己的臆想和意志，任意选择所有制生产关系。无论法定所
有权，还是在生产的经营管理中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支配权，最终都是由生产力发
展的社会本性决定的。劳动分工的广泛发展，机器的发明和使用，科学技术在生
产中的运用，到处都是以一定规模的集合劳动为前提的。离开了具有一定规模经
济的社会化生产，就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如果一面强
调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一面又分解规模经济、瓦解集体劳
动，把单干、分散经营和市场机制对社会化生产的盲目调节当作发展生产的主要
手段和方法，这显然是自相矛盾、南辕北辙的政策和做法。恩格斯指出，当着许
多人共同劳动以及应用机器和科学在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中都成为社会通例
的时候，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却“逆着社会一百年来所顺从的潮流”，主张把“
这个社会倒退到以单独生产者因循守旧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去”，要劳动者
阶级重温“享用‘家园’所有权”的旧梦。这种倒行逆施的作法，是要把“世界
历史的时钟倒拨一百年”，使我们“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
会陷于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态，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马恩选集》第２
卷第４８３、４８０页）
五、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同时表现为小农经济的殉难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以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当时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
国家为典型，论述了农业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怎样必然地同时表现为小生产
者的殉难史。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为典型，分析了资本原始
积累过程的来龙去脉，那是以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用暴力大规模剥夺农民土地为基
础的。而似乎鲜为人知的是，在法德等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化，除了普鲁士容克地
主的半封建土地经营方式向资本主义市场经营方式的缓慢转变外，主要是那里的
小生产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两极分化的结果。这段长程历史虽然与
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小农经济的状况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所揭示的关于市场经
济作用的普遍性，却仍然是值得引起我们今天严重关注的。
小农经济，包括同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只有在资本主义
经营的大农业尚未加入竞争、城市工业的发展还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时期，对
于这些国家来说，才是保证劳动者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
相当不错的基础。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农村的发展和产业革命的胜利
，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法德等国曾经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起源和盛行的地
方。在市场经济的统治下，历史的长期发展趋势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想完
全背道而驰。自那时以来，这些国家的小农经济遭受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不断败落
和日益贫困的悲惨命运。造成这种历史趋势的基本原因和主要条件，有以下几个
方面。
小块土地所有制本身，是以生产资料、资金和生产者无止境的分散为条件的
。它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根本“就排
斥社会劳动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
的不断扩大的应用”（《资本论》第三卷第９１０页）。仅小农经济自身的这种
性质，就造成了其耕种土地的不断贫脊和枯竭。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土地买卖盛行起来。它迫使小农为了占有和保持一小
块土地，不得不从少得可怜的农业资本中拿出一大笔钱来购买土地。随着小农从
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资金周转日益成为再生产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农业不是建立在人工控制的工艺流程基础上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的物质转换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由变化无常的气候条件规定的自然生产力，从而农产品的
人工生产和自然生长过程的非直接同一性，是农业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商品和资
金周转的这种长期性和不规范性，给分散和微弱的小农经济在市场条件下的再生
产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经常遭遇的青黄不接的农业季节，资金的短缺使他们不
得不以土地和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为抵押，长期遭受高利贷的盘剥。大土地所有者
的介入，霸占了他们原先用于饲养牲畜和发展林业的公有地。大工业的建立则破
坏了曾经作为他们正常补充物的家庭手工业。国家沉重的赋税和摊派对他们更是
雪上加霜。他们以简单再生产为主的经济基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片的可耕地
不断被豪华别墅、围猎场、高尔夫球场和风景林区所霸占。
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商业和金融业的媒介下，大工业还和按工业方式经营
的资本主义大农业携起手来，和面向世界市场的种植园经济一齐加入了农业的竞
争，给小农经济以致命的打击。农产品价格大幅度地下跌，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慢
性的世界农业生产过剩危机。为了使农业的生产成本保持在低于价格的水平上，
现在要求有较大的投资、一定的规模经济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由竞争规定的
社会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农业预付资本额大大提高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
者都出于对“市场价格的依赖”，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经营。前者是由于滥用了“
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科学”；后者则是由于完全缺乏这种手段（《资本论》第三卷
第９１６页）。前者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后者则陷
入极大的困难或破产。小农被迫超常规地增大劳动强度，早出晚归直至精疲力竭
，最后还得以大大低于自己生产成本的市场价格出售农产品。“这种较低的价格
是生产者贫困的结果，而决不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他们“把剩余劳
动的一部分白白地送给了社会”（《资本论》第三卷第９０９页）。分散的小农
经济无法在一个充分展开的市场经济中与集中经营的大资本进行竞争。生产愈是
社会化，资本，特别是农、工、商、银行相互紧密联系或一体化的垄断性资本，
就愈容易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割断小生产的命脉，使他们成为自己为
所欲为的附庸和牺牲品。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品经常保持着垄断性的高价。
由于大资本日益控制了农业劳动的产前、产后服务和加工部门，包括良种培育、
饲料配制、谷仓冷贮、加工制作、交通运输和市场销售等等，在农产品的零售价
格中，小农自己所得的份额不断下降。在工农业商品比价剪刀差的重压下，他们
只能匍匐在自己的小块地上苟延残喘。马克思指出：“生产条件日益恶化和生产
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于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
是一种不幸。”（《资本论》第三卷第９１０页）
在市场经济连绵不断的打击和摧残下，小农大量地破产，租地农户的数目不
断增多，土地日益集中在以资本主义方式使用雇农从事规模经营的地主和富农手
中。小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半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成为不可逆转的
历史趋势。“仍然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和他对这块土地的纯粹有名无实
的所有制”的小农，现在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一部分，以
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以利息的形式交给高利贷者，以利润的形式交给农业、工
业和商业资本或它们的联合经营，而他们分散经营的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同时又
破坏了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抗的力量，从而“陷入了同产业工人相对立的极其不
幸的境地”（《马恩选集》第２卷第４５３页）。法国小农经济一个多世纪的悲
惨命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实际上，小农上述不堪忍受的重负，已经由于他在种植业、饲养业、林业和
传统家庭手工业所面临的全面困境，而不可能再由土地的收益来支付和补偿了。
小农家庭必须从农业以外的收入中，为这种渐进的剥夺寻找新的支付和补偿的来
源。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必然带来小生产的没落和破产。但是，“对人口的这
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它只
是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周期性波动创造出潜在的和停滞的相对过剩人口，为资
本积累“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资本论
》第一卷第７０４－５页）。流动于城乡之间、经常准备着在城镇找到打工机会
的农村过剩人口，作为产业后备军的潜在形式，是以农村大量停滞的相对过剩人
口为基础的，因而是长流不息的。由此造成的劳动力长期的买方市场，使“这种
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使大量来自农村的民
工“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
最低”（《资本论》第一卷第７０５页）。
作为城乡之间的游民，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半失业状态漂流困苦的生活，必
然影响到农村更为贫困的停滞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走向，“把备受高利贷者盘剥的
小农强迫地赶到现代家庭工业中”，使他们不得不以更加沉重的代价，通过分包
合同等方式为工业资本、包买商们从事现代家庭工业劳动（《马恩选集》第２卷
第４６７页）。他们和外出打工的民工们一样，同时是一小块土地、菜园和小房
子的所有者或长期稳定的占有者，因而在资本家支出的雇佣劳动工资中同样拒付
其供养家庭成员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甚至也不完全付给家庭雇佣工人自身再
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但是，家庭工业工人“不能不接受这种工资
，否则就必须另找工作，而他要这样做就只有变成无产者，也就是说要抛弃自己
的－－不论是自己所有的或者租来的－－小房子、菜园和一小块土地。只有在万
不得以的情况下，他才会走这一步。”（《马恩选集》第２卷第４６５页）“这
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比较早的历史阶段上曾经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东西－
－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占有房屋、菜园和土地，稳定的住宅－－现在在大工业的
统治下，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锁，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
工资无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并且不仅个别部门和个别地区是这样，全国各
地也是这样。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扣除工资过活和发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工人占有住宅，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
一切农业灾难的唯一单方！”（同上，第４６７页）“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
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
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６９６页）在这种情况下，“
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
《资本论》第一卷第７０５页）当时仍遭受容克地主沉重的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
双重剥削的德国小农经济，正是农村现代家庭工业的典型。
当俾斯麦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为德国工业的迅速发展扫除了政治上最
严重的封建割据的障碍之后，它发现：（１）“世界市场大部分已经被占据了”
；（２）现在是“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进行竞争”（《马恩选集》第２卷第４６５
、４６６页）。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为了在与英法等先进国家工业发展初期
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争得世界市场上的一席地位，与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
农村家庭工业，成了“德国出口贸易以及全部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同上，第４
６７页）。即“构成我国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业至多只为小商品供
应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则大部分由农村家庭工业来供应”（同上，第４
６６页）。这是德国小农经济的地位和命运不同于其他西欧发达国家的一个最显
著的特点。“于是，自己的小屋子和小块土地的占有给予现代工人的‘恩惠’，
就十分辉煌地表现出来了。任何地方－－甚至爱尔兰的家庭工业也不见得要除外
－－的工资都不象德国家庭工业中的工资那样低到了可耻的地步。”（同上）它
象“铅秤锤一样也压低了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工人的工资，使它降低到劳动力价
值之下”（同上，第４６６－７页）。“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德国才具有在世界
市场上销售一系列小商品的竞争能力。资本的全部利润都用扣除正常工资的方法
榨取出来，而全部剩余价值则可以白送给买主。这就是大部分德国出口商品价格
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同上，第４６６页）沿着这样的历史道路发展，国
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化，“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几乎
一半德国小农被剥夺”，“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
工业和农业的革命”（同上，第４６８页）。
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这种“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劳动生产
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资本主义
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
－－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一卷第５５２页）。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小生
产的衰亡和城市产业工人的联合与反抗，组成了几个世纪中动荡起伏的资本主义
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历史凯旋曲主旋律中响亮的三重奏。
小农经济日益贫困和破落衰亡的历史命运，就是这样地被市场经济长期发展
趋势的必然规律决定了。至于一个国家具体的小农经济形式，究竟是采取法定的
小土地所有制，还是通过租赁方式实际上长期占有小块土地，这个问题在马克思
和恩格斯看来，不会从实质上改变上述他们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小生产历史发展
长期趋势的基本分析。
资本主义只是发展到了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资
本主义大农业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奠定了发达的现代农业生产力的基础
上，才通过国家的强烈干预，使小农经济作为一个整体，随着农业长期落后和停
滞状况的根本改变，避免了在风雨飘摇中彻底毁灭的命运。这个时期的国家，已
经发展到能够依靠庞大的赤字财政预算和保护关税，自上而下地建立各种致密的
机构设施网络，在农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对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诸多自发作用
实行严格的限制，不惜花费大量的国家补贴用以规划、组织和保护小农经济的生
存和发展。同时，工业和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又不断从农村吸纳过剩的劳动力。
在生产力发展新的高度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些局部调整，扩大了垄断
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基础，使他们与小资产阶级长期脆弱的联盟得以稳定下来。
然而，小生产者的分化仍旧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市场
经济条件下人间天堂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
口口声声把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当作中国经济改革的理想目标的人们，
只讲它静态的即时结果，不讲它的对抗性矛盾及由此引起的发展趋势，更不讲造
成这种结果的历史过程和历史条件。他们把市场经济奉若神明，一次又一次地顶
礼膜拜。他们忘记了或有意掩盖，西方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阶段的转变，暂且不说它们对世界落后国家的殖民侵略和掠夺，其社会自身亦历
经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剧烈动荡。这对于象德国这样后起的、具有二元社会结构特
征、农业长期落后、重工业急速发展的国家，尤其是灾难性的。内部社会结构和
阶级结构的断裂，外部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造成了容克地主阶级、垄断资本、
中小资产者、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之间连绵不断的社会冲突和阶级对抗。植根于
深厚土壤中的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长期活跃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
从“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到伯恩斯
坦主义，社会庸医的灵丹妙药裹胁着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的大棒一度甚嚣尘上。
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和帮助下，德国革命工人运动的独立发展也曾使
它成为当时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正如昙花一现的魏玛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命运所
表明的，在当时的德国，不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阶级联盟无法建立起
来，就是表面独立于社会之上、象水蛇般在各个冲突的社会力量之间来回游动，
以不断寻求权力平衡点的波拿巴式的权威主义政权的长期统治，及其对社会生产
和发展过程的强烈国家干预，也无法解决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跳跃式发展所带来的
巨大不平衡问题。为了摆脱无法缓和的国内矛盾，德国竟贸然发动了两次世界大
战，最后不得不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伪装下，求助于希特勒血腥的法西斯独裁
统治。今天津津乐道地谈论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甚至不加批判地
把它们统统称之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的人们，不应当忘记在世界市场
已被占领并处于生产过剩的历史条件下，德、意、日这类后起的跳跃式发展的资
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为了取得这一套东西，是怎样残无人道地牺牲了本国人民和世
界人民无数的生命和财富。这才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真实发
展的历史。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一个多世纪中一直是它无可奈何的悲愤的受
害者。
结 束 语
巴黎公社起义的失败，宣告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各种超国家的阶级调和理
论的破产。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胜利，同时使得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
物不得不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在共产党内。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
与这股后来演变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党内右倾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后，应当如何对待农民问题，一直是党内马克思主义与以修正主义面
目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斗争的焦点之一。这在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落后国
家尤其突出。
正是鉴于法德等国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必然遭受的悲惨历史命运，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过渡时期的一定阶段不得不保留
对立的所有制关系和商品经济的情况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的社
会主义纲领“所许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
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
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恩格
斯；《法德农民问题》，《马恩选集》第４卷第３１２页）“工人政党当然应该
首先维护雇佣工人，即维护男女长工和短工的利益；仅仅由于这一点，工人政党
就不能向农民做出任何包括有让工人雇佣奴隶制继续存在的诺言。但是只要还存
在真正的大农和中农，他们就非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们支持小块土地农民想
长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的希望是荒谬的话，那末向大农和中农做这样的许诺
就几乎是背叛了。”（同上，第３１３页）党内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
，不但反映在他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过渡时期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的
原则争论上，而且也必然反映在这一时期党的组织路线上。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
政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
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要求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的农民
或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者，“我们是不需要他来做党员的”（同上，
第３０５，３０９页）。如果在党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中竟反映和支持这
些利益集团的要求，并在组织上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那是“根本违反社会主义
的基本原则”的（同上，第３０５页）。
列宁和毛泽东之所以被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公认为最杰出的马克思主
义的继承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俄国与中国这类小农占
人口大多数的落后国家的革命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从不发达的资本
主义社会跨越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过渡到不发达社会主义社会
的历史道路，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关于列宁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包括第二国际修正
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斗争，以及他的新经济政策所引起的争论，我们将在以后的
文章中加以论述。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特别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十分广泛的社
会基础和社会影响。在改革开放中，解散人民公社，分田承包搞单干的做法，就
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他们最初幻想主要依靠农村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分散经
营的小农经济就能在不发生两极分化、不为资本主义农、工、商业控制的情况下
，顺利迈入小康社会，一举解决中国农业长期落后的老大难问题。农村改革的实
践已经并将继续充分地证明：中国的个体农民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
政党的领导下，重新回到毛主席指引的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上来，和工人阶级
结成巩固的联盟，坚持反对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才能使自己获得真正的解放。
中国农业长期落后的问题，只有依靠集体农民当家作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积
极性，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要在现代生产力的基础上，把集体所有的生产资
料和集体农民的社会劳动重新结合起来。一旦组织起来的集体农民在联合劳动中
自己支配了他们创造的剩余劳动，而不再将它们白白地送给贪婪的外来资本和城
乡新兴的资产阶级，就能避免人力、物力、财力和地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在坚
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机构的指导和帮助下，自主地创造性地为自己的解放谋利
益。正如南街村等一批坚持和壮大集体经济的先进典型经验所告诉人们的：他们
能够利用商品生产，发展真正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和开展其他多种经营活动，在
集体经济内部自觉地限制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打破下属各单个企业之间完全独
立的自负盈亏的狭隘界限，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农工商一体化的联
合经营，通过“以工补农，以工养农”的内部转换，把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转变
为现实形态的农业投入，从现在起，就昂首阔步地走上大农业集约化合理经营和
共同富裕的阳关大道，建立起一个又一个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自主发
展的新型小城镇社区。认清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掌握了自己的发展命运，在新的
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毛主席当年关于建设人民公社的宏伟蓝图，正在他们手中
开花结果。各地的情况和条件有所不同，发展也不平衡。但这确实是已经基本上
走完了或即将走完其短暂的初期自由发展，今天日益成为市场经济牺牲品和国民
经济瓶颈的小农经济，以及因此而加剧的中国社会的二元经济结构，最终得以解
脱的根本出路。这是中国亿万农民阳光灿烂的无限光明前程的真正希望所在。离
开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集体劳动组织的重建和发展，好的政策、科技
和国家资金的投入就失去了其运行的主体和载体，就必然会为他人做嫁衣裳。
如果真的想去掉十几年来市场经济改革中巨大的盲目性，接受其中沉痛的经
验教训，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正视人类社会（包括中国自己）自进入近代和现代史
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发达和不发达的各类国家和地区中不平衡发展的
真实历史过程，真心实意地坚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已为它们的基本实践
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现在搞
的市场经济，不是某个神明从天外携来并吊在半空中的神秘东西，它是在这个世
俗的世界历史时空中生长和发展出来的东西。要承认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现今中
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与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之间必然存在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
理论上系统地拿出实事求是的、经过充分论证的、经得起历史考验、有说服力的
具体分析来，反对散布极为有害的和愚拙的形而上学与法学的幻想。不管人们现
在的主观愿望如何，价值规律作为剩余价值规律在中国这个断裂性的二元经济结
构社会中的充分展开及其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将促使越来越多真正关心祖国命
运和前途的人们，朝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辟的道路和方向去思索。也许，
上述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批判的回顾，能帮助我们
找到一个打破关于市场经济的迷信与神话、认真进行反思的恰当的切入点。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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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讯】
于无声处听惊雷－－俄罗斯劳动人民的声音
喜东
三月二十七日，在俄罗斯广阔的大地上，爆发了苏联解体以来最为声势浩大
的抗议和罢工行动，示威者反对叶利钦政府的私有化及其他有关政策，要求政府
和私人雇主补发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也有一些抗议的人群要求叶利钦及其刚于
上月委任的政府新内阁下台。
在俄罗斯全国各地，从波罗的海沿岸到太平洋远东地区，从加里宁格勒到符
拉迪沃斯托克，数百万俄罗斯工人响应全国性的大罢工，他们举着列宁像和苏联
的镰刀锤子旗纷纷走上街头。工会组织说，全俄罗斯大约有四百万人参加了这次
抗议行动（俄罗斯内政部宣称参加者有近两百万人）。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发生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警方说，大约八万人参加了莫斯科的示威活动，四万人冒
着大雪参加了圣彼得堡的示威。这次罢工抗议行动的主要组织者是工会组织和俄
罗斯共产党。
在叶利钦总统的故乡、乌拉尔山区的叶卡捷林堡，抗议人群的标语牌上写着
：“丘拜斯下台！”人们呼喊要求叶利钦辞职的口号。
和去年总统竞选中所用的伎俩如出一辙，叶利钦政府又想在最后一分钟靠给
群众手中塞钱来拢络人心。罢工开始的前一天，总理切尔诺米尔丁宣布给一部分
工人和一部分地区补发被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然而这没有能阻止罢工抗议行动
。
一些政府官员甚至想以参加到抗议人群中去来平息局面。刚刚上任不久的第
一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特地赶到尼日尼·诺夫格勒市参加那里的集会，当他
准备在台上讲话时，被群众的嘘喊声所赶下台。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说，
游行示威活动表明，人民对叶利钦政府投了不信任票。
这次示威活动表达了俄罗斯劳动群众对过去六年来所推行的私有化、市场经
济政策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的忍无可忍的愤怒。由于推行私有化、大规模地解
体苏联原有的经济体系带来的种种恶果，包括巨大的贫富两极分化、黑社会势力
控制了很大一部分经济、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社会道德规范的崩溃和普通劳动者
的普遍贫困化，俄罗斯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使得以私有化为内容的经济改
革已经走进死胡同，无法继续推行下去。然而，在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真正策划者
、指挥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之下，叶利钦总统不久前对政府进行了改
组，任命了以私有化改革的得力推行者著称的涅姆佐夫和丘拜斯为第一副总理，
以便为几乎全面停滞的经济改革“注入新的活力”。丘拜斯曾在叶利钦政府中担
任过副总理的职务，许多人指责他在私有化过程中以低廉的价格出卖了国有资产
。
目前，在俄罗斯全国，工人被拖欠的工资及退休金达五十万亿卢布（八十八
亿美元），其中政府所拖欠的为十万亿卢布（十八亿美元）。得不到工资的工人
被逼向死路的消息不时有报道。在雅罗斯拉夫尔，一位有五个子女的父亲，因被
拖欠工资而无法养家，愤而自杀。抗议示威活动的支持者、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
久加诺夫说：“几千万人已经沦为贫困人口，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俄罗斯三分之
一的人似乎注定要被杀光。叶利钦总统和政府已经对这个国家的局势失去控制。
”莫斯科工会的领导人米哈依尔·诺盖采夫说：“为了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黑社会金钱势力，而使劳动者遭受苦难，这还要有多久？”
然而，俄罗斯的苦难还远远没有结束。为俄罗斯设计私有化改革的西方专家
们认为俄罗斯的私有化还不够彻底，有必要将经济进一步向私有集中。美国的一
个为俄罗斯私有化出谋划策的研究班子成员、路特格斯大学教授约瑟夫·布拉西
说，俄罗斯最大的一百家公司中仍有百分之二十属于国有，它们都有待于全部私
有化（路透社三月二十七日报道）。
九十年代以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到社会主义国家，一种市场万能、私有
制是人类最完美制度的传说甚嚣尘上。它向人们许愿，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会
把人类社会引向一个富裕美好的世界大同。而支持这种美好传说的证据，据说就
是所谓“四小龙”的成功和“苏联人民的选择”。
去年十二月，为了应付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南韩国会修改劳工法，加大
资方解雇工人的权力，并限制工会的活动权利。有着光荣斗争传统的南韩工人阶
级发动了长达一个月、有百万人参与的罢工抗议活动。同样处于国际资本主义压
迫下的俄罗斯劳动人民，今天以自己的声音表达了对私有化、市场化的反对。
“于无声处听惊雷。”当着大多数国家对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参与越来越
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就会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全面
爆发出来。到那时，社会主义运动也将会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兴起。那种只着眼
于极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当前的发展，从而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类历史的顶峰的观
点，就当前来说也是片面的，而就长远来说，更是浅薄的和短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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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尊敬的“中国与世界”的编辑及作者：
你们好！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ｎｅｗｓ中无意之中看到这
一本杂志，读罢诧异、激忿同时涌上心头。
我今年２８岁，未曾经历过中国最苦难的时期，对帝国主义没有感性上的认
识，今天可以说上了一堂课。今天离解放已有近５０年了，又是处在改革开放，
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对过去的种种渐渐地淡漠，贵杂志的出现正是及时雨，是
民族的警铃，要时常敲。希望多写一些这样的文章。有了你们这些打更人，我们
睡得会更好些。
遗憾的是，今天国内使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人尚少，知道有“中国与世界
”这样一本网上杂志的人更少，还需多作宣传。我也会做一些努力。
我没有ｅｍａｉｌ信箱，希望能将杂志的投递日期，新闻小组名称等引导性
读物时常放在新闻小组中。谢谢。
祝 健康、进步
一读者 于中国江苏
１９９７．０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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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
最近看到贵刊９７年第一期上有关《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
》的报导。我个人的看法是确有其事。我料方志敏确是亲眼所见。但该牌子在１
９２７年北伐大革命之后的某一天就已经摘除了，并没有如传说的那样延续１９
４９年解放。方志敏当是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之前看到的。
又，外国在上海等处租界里的“治外法权”也在抗战时期主动放弃了。其原
因有两。第一是英美等盟国参战之际有感于中国在前此抗战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以此作为报答。其二是这些租界实际上已经控制在日本占领军手里，这些国家
的“治外法权”已经形同虚设。抗战胜利后这些“治外法权”没有再恢复，也并
没有延续到１９４９年解放。
美国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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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顾问】
如何从网络上读《中国与世界》
墨石
有些读者朋友可能是在打印版上或是别人的计算机上读到本期《中国与世界
》的，所以有必要介绍一下怎样用您自己的电脑收读《中国与世界》。
《中国与世界》的发行渠道是网际网络（即internet，又称国际网络、交互
网、互联网），主要靠万维网（World Wide Web）本页和电子邮件寄送。所以，
收读《中国与世界》所需要的硬件设备，就是个人计算机，以及一个联结电话线
的调制解调器（modem）。
您还需要有一个上网的账号，一般包括TCP/IP拨号账号，和一个电子邮件账
号。一般可从学校里申请，也可向当地联网公司（internet provider）订用账号
。
所需要的软件则包括网络浏览器，和中文环境软件。目前流行的网络浏览器
主要是Netscape和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中文环境软件有很多，建议读
者采用南极星中文环境软件，它适用于Windows 3.1，Windows NT和Windows95，
并能够自动识别国标或大五码。可以从下面地址提取这个软件（有关FTP文件提取
和网际网络浏览器的用法请向提供联网服务者咨询）：
http://www.njstar.com
或：ftp://ftp.ifcss.org/pub/software/ms-win/c-sys/njwin120.zip
将这个文件下载到您的计算机的硬盘上，它是压缩过的文件，需要用pkunzi
p.exe解压缩（解压缩软件pkunzip.exe可从以下地址得到：
ftp://ftp.ifcss.org/pub/software/dos/utils/pkunzip.exe）。
解压缩后应出现一个setup.exe文件，进入到视窗的文件管理（File Manage
r)中，运行setup.exe文件，并按照提示一步步去做，南极星中文环境软件就安装
进您的计算机了。
然后运行中文环境软件和网络浏览器，并用浏览器打开《中国与世界》的网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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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就可以阅读《中国与世界》杂志及其有关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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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所有电子邮件用户所接受，所以本刊仍采用它作主要寄送方式。收到编码的
电子邮件后，先存盘成文件（比如说取名为zs.uue），您需要在DOS下执行如下命
令：
uudecode zs.uue
解码后的国标文件就生成在同一个子目录里了。假如您没有“uudecode”编
码软件，可从以下地址得到：
ftp://ftp.ifcss.org/pub/software/dos/utils/uudecode.com
有许多阅读国标文件的软件，包括任何用于DOS或Windows的中文环境软件。
也可用专门的国标码阅读器，如GBLIST，可从以下地址得到：
ftp://ftp.ifcss.org/pub/software/dos/viewer/gblist20.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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