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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与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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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年 第十二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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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十四期，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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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目录（本期分zs9712a,b,c,d,e五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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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连载】“一个当代、两个就是”的提法是科学的吗？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之一 晨钟
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
－－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而作（四） 郑言实
【热点问题】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 何清涟
贫富差距表现种种 童兴
【文献参考】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
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 魏明
【国际风云】金融癌症：世界金融和经济秩序总危机 乔纳丹·泰纳鲍姆
论游资 马宾
美国“索罗斯基金会”简介 当代世界
东南亚国家货币台风给我们上了什么课？ 王春生
韩国奇迹的消失 劳利斯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演讲 厉以宁
厉以宁先生的花枪 肖柏兴
【中国农业】应充分重视农村集体经济 韩元钦
单干破坏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 山娃
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丛中笑
【群言堂】 老战士给老将军的一封信 老战士
何物“闪光”？何谓“轮回”？ 雁湫
私有制是“道德社会”的基础吗？ 闻山
珍重历史 林木
为“第三代人”争公道 杨帆
“魔术民主，压迫自由”－－闻魏京生获释来美有感 李良
【信息交流】新闻数则
【读编往来】读者来信及编者答
本期英文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in
English at the end ～～～～～～～～～～～～～～～～～～～～～～～～～～～～～～～～～ ◎１９９７《中国与世界》 总第十四期，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创刊
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０９１－９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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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当代，两个就是”的提法是科学的吗？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之一
晨钟
三、马克思主义严密的理论体系不能割裂（继前）
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一泻千里的逼人形势下，近一二十年来一些理论
家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当作自己的光荣职责，竭尽歪曲嘲弄之能事，得
寸进尺地蚕食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以至今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按照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展开所持意要克服的严重障碍，已经危及新中国所要建
立和巩固的社会制度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的稳定。
理论与实践之间日益无法掩饰的分裂之加剧，在目前条件下又导致了改革开
放理论在背离其初衷方向上的进一步变异，导致了这个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理论体系之间不断加深的紧张关系。
无法自圆其说的“只有”论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理论家们在邓小平逝世后又匆匆忙忙请出了一对不可
理喻的“当代中国”和“和平发展新时代”的孪生概念，以示解围。这类捉襟见
肘的权宜之计，实际上给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工作者们以及思想理论
工作宣传者们，提出了在这两个子虚乌有的“新”境界中重新解释当代历史这一
难以承当的任务。迄今人们看到的对“一个当代，两个就是”提法的急切表白，
主要来自这样一个说法：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
决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问题。这种看法是对百年来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历史进程
做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总结吗？
列宁在批评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些“从来没有参加过革命，或者没有深刻地探
讨过革命史”的“空谈革命的学理主义者”时，曾告诫说：“使一种新的政治（
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
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
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使可以弄到
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
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２１７页）如果真的要爱护邓小平这面旗帜，那么就应该注
意不要让它在邓小平身后务虚名而遭实祸。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之所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结果。离开了这个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就根本谈
不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在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历史时代，殖民地半
殖民地附属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可能承担起扫除封建障碍、实现民族的真正独立
和进行自主的工业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
民族革命以其向社会主义及时的转变和持久的战斗，才可能不断挣脱帝国主义设
置的旧的和新的枷锁，使被压迫人民真正获得解放，掌握自已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就是这样由紧密衔接的两个历史阶段的进程所
构成的，是为这两个阶段包含的双重历史任务的实现所决定的。而对这一双重任
务的提出和实现做出了最重大理论贡献的，正是毛泽东思想。
在解决当代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上篇文章中，毛泽东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指
导下贡献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创建了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
起来的，有着三大优良工作作风的革命政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
革命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曲折道路取得了武装夺取全国
政权的伟大胜利。这样，１９４９年胜利后建立起来的全国革命政权的性质，就
自然地转变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
任务，通过剥夺帝国主义在华资本与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也就顺理成
章地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对私有制进行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起点和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全面胜利，从根本上奠定了在中国建设
社会主义的政权保障和经济保障，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具有极其重大的国际意
义。
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根本不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按照
“只有”论的逻辑，是不是说在当代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不经
历长期的人民武装斗争，不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不需要掌握战胜敌人
的三大法宝，不必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
设，就可以直接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呢？这不是又重新回到了帝
国主义御用文人－－现代化学派为在第三世界推行新殖民主义而设就的黑暗巢穴
中去了吗？如若不然，为什么说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
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与前途问题？
在解决了当代中国革命的上篇文章及其向下篇的承转问题之后，毛泽东领导
全党和全国人民又开始了全神贯注地解决下篇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伟大实践。１
９５６年在谈到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曲折
历史过程时，毛泽东指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以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
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见吴冷西《忆毛
泽东》、《当代思潮》１９９６年第６期转载的有关部分，第６页）。在马列主
义基本原理的指引下，有苏联经验教训的先例可资借鉴，又十分注意从自己的错
误与失败中及时地进行总结，总的来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
程中，毛泽东的“第二次结合”取得了与他的“第一次结合”同样震惊世界的伟
大业绩，在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
杰出的贡献。毛泽东贡献和解决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
会主义改造、巩固和发展两种形式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贡献
和解决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
和实践问题；贡献和解决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关于如何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
和封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实践问题。对于毛泽东“第二次结合”的这些伟大
功绩，中共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都曾予以阐述和肯定。决
议写道：建国３２年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
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
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当然，毛泽东最重要的（也是目前在国内最有
争议的）贡献，是他在反对以苏共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西方“和平演变
”策略的斗争中，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揭示
以及如何解决这些矛盾而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这个重大
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讨论中展开论述。
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的废墟上，在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和封锁中，仅仅用了三十二年的时间，就建立
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主导地位，两种形式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
经济体系，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和对外关系领域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这些基本内容的全面建立，决定着我们社会
、国家和党的基本性质，也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的最根本的历史前
提、社会基础、政治保障和国际条件，又是改革开放所应当维护、发展、巩固和
完善的根本目标。正是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两次结合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
度，才使得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一下子难以得逞，从而使改革开放在一定的时期
内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毛泽东两次历史性结合的丰功伟绩，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浓缩的表达
方式载入了宪法与党章的，也是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
改革之前既有的成就，都不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诚如邓小平自己所
指出的：“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
坚持的。”然而按照“只有”论的形而上学逻辑，是不是说这些“旧”的东西都
是不必要的，都是无助于或有害于解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问题的，都
应当在“没有结合”、“没有回答”、“没有意义”、“没有出路”的名义下强
行剔除出去归入另册，而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第二次结合已经做出的
历史评价则必须统统推倒重来呢？如若不然，为什么说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
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与前途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１９２１年创建以来，尽管在路线问题上发生过多次“左”的
和右的严重错误，但全党对于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作为自已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和理论基础的信念从未有过动摇，从未发生过现在伪托的那种所谓多次易帜的做
法。鉴于毛泽东两次结合在实践中实现的历史性飞跃，全党如实地把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铭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学生与先生之间的
师承关系也从未被割裂和质疑。在党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头版显著位置，指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超阶段的空想”，是应当拒之于门外
的别的异已理论，发生这类事情，直至邓小平在世视事期间也都是难以想象的。
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他的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与对立起来，从来没有把他的思
想凌驾于马列主义之上，甚至取代或取消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他反对宣扬讨嫌
的“四个伟大”，反对“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反对“称天才”、
赞“顶峰”一类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唯心史观。在中国革命与建设遭遇到大
的挫折，在党内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出现了大的思想理论混乱的关键时期，他总
是一再发出联系实际问题多读一些有关的马列原著的号召，以便从事务主义中解
脱出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
那样一些人的当。在他看来，只有不断地联系实际读懂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
，比较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仅仅学会背诵他们的个别结论
，不是用学习毛泽东思想挤占和取代马列原著的学习，才能够在反对教条主义和
修正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中，通过比较，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多次批评的那些错误倾向又都故态复萌了，形而上学
和唯心主义一再盛行。似乎思想解放的次数，创造性发展的高度，历史性飞跃的
跨度，都主要取决于主观夸张的嗓门亮度，标新立异的想象能力，在道听途说基
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任意歪曲的大胆程度。而且，这股邪门歪道的学风还有愈演愈
烈的趋势。殊不知在人们津津乐道地忙于包装推销的思想加工“新”产品中，有
许多是对早已为马克思主义批判过的积年陈贷的拙劣盗版，甚至是西方社会也无
处遣散的洋垃圾。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认为，自由是在反复实践基础上对必然的认识，并依据
这种认识对世界进行的合乎预期目的改造；而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则常常需要有考
验的历史时间；不应当把由实践到认识和由认识到实践这样两次不同性质的飞跃
混为一谈。
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战胜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潮与派别
的影响，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新的里程碑地位的确
立，主要都不是在他们的理论提出的时候，而是在成熟理论揭示的规律、提出的
任务已于主要方面或基本上为实践过程的历史发展所证实的时候。从某一发展时
期总的实践和认识过程来看，对于反映该时期客观过程规律性的正确思想的形成
所必然要经历的两次大的飞跃来说，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比起从实践到理
论的第一次飞跃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因为受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一般地说
，在第一次飞跃中形成的最初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
来的事，是很少的”。由于在深入实践的过程中发生了前所未料的新情况、新问
题，揭示了以前尚未充分暴露的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
、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
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
，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
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
得到预想的结果。”（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２７０－２
７１页）
因此，在复杂曲折的实践过程中要随时注意：（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
般原理的指导下”，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与现状之统一的发展过程的矛盾运动“作
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
”，“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
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７５４－７５９页）。（２）要“遵照‘七次量衣一次裁’的规则”，“仔细地
研究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坚持不懈地、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实事求是地
检查”我们所做的事情，特别是“应当详细研究我们计划的执行情况、我们在这
种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以及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若不进行这种研究，我们就
会盲目行动，”“要在一定的方法、一定的管理制度、一定的比例、一定的人才
的选拔等等都已经充分证明效果良好以后再向前进”。（《列宁选集》第４卷第
４４８页，第４７４页）（３）要记住，“最勇敢的前进步骤是出现在早就组成
一个理论部分的那个领域里，是出现在主要从甚至完全从理论上论证过的那个领
域里。”（《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７０７页）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沿着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继续前进。
改革开放中的许多想法做法在认识论的指导思想方面，是否发生了与上述经
典作家的立场观点方法背道而驰并至今不自觉的情况呢？
坦率地说，由于极坏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人们对于
当前中国和世界格局急剧变化中许多最基本问题的认识，至今仍停留在若明若暗
甚至“瞎子摸鱼”的迷离混沌状态中，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过去决议中留下
的只言片语，“想当然”地在那里夸夸其谈，发号施令。
例如，说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不错，
１９４９年以前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经过建国３２年自力更生的高速度建设后，
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如何呢？又经过改革开放１８年的高速增长，与马恩列当年战
斗生活的那个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相比，现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
状态又低到怎样的程度，以至必须否定他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时期关于对私
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呢？而其中判断生产力
发展水平高低的相对与绝对标准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些涉及最基本的立论能否成
立的依据，至今很少见到周密的系统的动态的调查研究和比较分析。
再例如，说中国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然
而，当前中国社会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状态，分别与五十年代进
入前时期与进入后时期的所有制阶级结构与社会状态相比较，究竟哪个在结构上
更相似呢？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如何才能重新进入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是要总结为何进入后又南其辕北其辙地再退出初级阶段的
严重历史教训。至少应当对这方面的问题，同样地作出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和比
较分析。
只有在对上述二者的运动过程和状态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深入调查和研究
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与中国社会的矛盾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系统认识和正确把握，
从仅仅描述表象与假象的浮浅认识中解放出来。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当前
中国社会不容回避的最重大的中心的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现代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历史地
位的确立，是在经受了极其严峻曲折的长期历史考验中取得的。任何称之为社会
科学的理论都无法逃脱历史无情的检验。邓小平的理论同样有一个在实践基础上
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包括由他自己和后人纠正为后来的实践证实是不符合客
观规律性的当初主观主义的错误（例如，他最初对改革开放不会产生一个新的资
产阶级的错误估计）。邓小平理论是关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本世纪五十年
代中期到下世纪中叶的一百年中）通过改革开放在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理论。对于这个理论真理性程度的实践检验，不到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完
成之日，是不会结束的。至少，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在全国范围内按原来标准和规
划的真正实现（不是处于社会两极分化中虚假的人均ＧＤＰ指标的字面统计），
是人们得以检验这个理论并对它做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的一个重要界碑。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还要求我们从矛盾集合体总体联系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分清主次缓急，全面把握它们复杂运动的规律性，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
的歪曲的考察。
这意味着，要全面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辩证关系。要承认正是这些基本矛盾在对立面之间既
统一又斗争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单方面改革或斗争的一重作用，构成了推动社会
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历史的具体
的统一。
中国社会自五十年代中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通过新制度在这些领
域中正在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面地体现、实现和存在着的
。这些新的社会关系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它们相对于生
产力以及经济基础的发展，是相适应的，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这些新的社会关
系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相对于生产力以及经济基础的发展又是矛盾的
，这是局部性的问题。（以上是理论分析通过抽象力对客观过程作出的反映。在
现实的具体社会关系中，适应与不适应的对立统一往往是在相互渗透中实现的，
分清二者的界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只要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就
始终存在着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不适应问题。）承认不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估计
，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命运的兴亡成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巩固
和发展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占主体和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
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不但对新的生
产关系中局部性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完善方面进行的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
的动力；对这些关系中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主体方面的继续巩固与发展也是而
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更加是推动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把改革说成是社会
主义发展的唯一动力或主要动力的看法，是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把针对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中不完善的局部性问题所进行的改革，扩大为在总体上进行的彻底变
革，这样的看法更是错误的。类似的严重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有先例。无论是
“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彻底变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二者都借解
决相应的局部性不适应问题而在不同的领域中自毁长城，把“革命”革到了本来
要巩固与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头上。不继续革命或不继续改革不适应的方面，看
不到这些方面问题存在的严重性，是错误的；夸大问题存在的范围，借继续革命
或改革，打倒一切，搞乱自己，彻底否定基本适应的方面，同样是错误的，事后
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与代价，才可能予以纠正。把实现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
关系统统说成是“旧”的东西予以全盘否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社会主义制度
的抽象肯定，就成了法学上的幻想和现实中的骗局。
改革开放是在毛泽东第二次结合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最基本的历史条
件下展开的，如果真想彻底变革这个制度在当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再加上最初
改革在总体上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政策。因此，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
，改革开放的积极成果与问题主要是这样几种力量与因素相互作用合力产生的实
际结果：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首先被改变或易于改变的往往是那些与生产力发展
有矛盾或不稳定的薄弱环节，而取代这些薄弱环节的市场调节因素则由于下面两
种力量的限制还不可能全面展开；经济基础中适应生产力发展因而较稳定的基本
方面尚无力被大规模地改变；与这些尚未被震荡的基本方面紧紧纠缠在一起处于
深层的不适应方面仍还存在。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战略上可能发生的最大错误
，就是不了解实际发生着的相互作用过程，孤立地抽象出一个单线因果链，一叶
障目，盲目地以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在这个阶段取得的积极成果只是市场调节作
用的唯一产物，进而被一步步逼入和拖入市场经济内在逻辑所设定的彻底变革的
陷井中。
虽然从总体形式来看，这样一个客观上造成的并在各方面关系中都尚未“理
顺”的计划经济加市场调节的大致格局，也许就是不发达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条
件下于十分有限的历史时空中自主发展所能做出的一种仍不失为较优的选择，但
是现实关系中具体的矛盾运动的发展显然不可能使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均衡长久地
维持下去。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中，确实还存在着需要通过继续改革才能
解决的处于深层关系中的不适应方面的矛盾。而不发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适应
与不适应的矛盾本身又是一个受不同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制约、需要由实践的多
次尝试才可能从正反两方面的深刻教训中权衡利弊（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动态相
对平衡问题。正如列宁所说：“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个单独的尝试都
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些不相适应的毛病－－”才能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
列宁选集》第３卷第５５１页）。而且，这样的经济改革必然引起国民收入的再
次分配和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其中最大的得利集团显然不愿意在中途停滞下
来。再者，盲目引进的大规模外资势必使社会力量对比的天平迅速向一端倾斜。
更重要的是，国家这个社会经济杠杆发挥作用的方向。从狭隘的经验主义出发，
认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没讲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改革开放不能起指导作用
，把“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提高到改革开放战略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来，
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不可能不从根本上开始被动摇了。一旦新生的、尚在
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以单一的市场经济逻辑全面导向的改革开放的严
重摧残，上述合力的相互作用过程将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也就寿终正
寝了。
其实，市场导向的改革只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系统工程中的一部
分。除了流通领域和国家计划经济中存在的不适应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僵化管理体
制问题外，直接生产过程中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劳动分工
协作方式在如何沿着《鞍钢宪法》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的问题上；在全民所有制
与集体所有制财产的管理、核算、运行和收入分配中如何建立和发展自下而上的
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使公有制的形式与内容在法律的保障下逐步充
实地统一起来，防止管理者阶层蜕变为特权阶层以至官僚资产者阶级的问题上；
在国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如何既利用市场调节又不归结于市场调节，在
相关企业之间直接建立长期的专业化生产分包合同、销售定货合同和科技合作协
议，加强联合与集成，以广泛分布于大中城市和农村小城镇的公共社区民主建设
为依托，改善和发展国家计划经济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主导方面，从而向着自主
的全社会计划协调的远景方向发展的问题上，如此等等，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在
所有这些相互联系的方面都面临着迫切需要在实践的反复尝试中不断探索和解决
的系统任务。尤其在自发的市场调节盲目破坏作用越来越泛滥的情况下，解决这
些方面改革任务的迫切性就更加突出了。
不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西方现代化学派指挥棒
下筑就的“结构性调整”市场经济改革模式的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就
不能大踏步地持续迈出自己历史前进的坚定步伐。列宁说得好：“社会主义需要
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超过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社会
主义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体地说，按照苏维埃的方法－
－来实现这种超过。”（《列宁选集》第３卷第５０１页）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
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局部性方面进
行的调整和变革，巩固和发展联合劳动者在新社会初步取得的社会主人的支配地
位，使他们进一步从社会上、经济上、劳动上和文化上获得解放。联合劳动者阶
级作为生产力发展首要的和最强大的力量，他们主人翁地位在继续解放过程中的
不断提高，既是社会主义生产力高速持续发展最深厚的源泉，也是使发展起来的
生产力为人民所占有、为人民所服务的根本保障。这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与资
本主义方向的经济改革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苏联东欧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教训都告诉我们，在国际资本加速全球化的汹
涌浪潮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一定要注意主要防止右的错
误，就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首位，就一定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名符其实地放
在党的基本路线“三个点”之间相互联系中的统帅地位。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统帅地位，首要的条件就是要：（一）
在总体联系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分清主次缓急，全面地辩证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矛盾运动的上述内部联系；（二）把
握它们与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内在关系；（三）把握
这两种联系与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整体关系。列宁说：
“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
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否则，
我们就可以看到，“政治错误如何使我们离开了经济任务”。“一个阶级如果不
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就不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因此，“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
义最起码的常识”。（《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４４１、４４２、４４４页）他
还说过：“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
的无产阶级的关系。”（《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３７０页）所有这些人们并非生
疏的忠告，都是以流血的代价换来的；不幸，又都被流血的代价所证实。
一个没有无产阶级政治作为灵魂与统帅的改革开放，必然会迷失社会主义的
发展方向。一旦迷失方向，摆在人民面前最紧迫的任务，便是要拾回在矫枉过正
中错误丢弃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以此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考虑自已的前途问题，既包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走过的历史道路
的客观必然性和其中的是非曲折，又包括对尚处于改革开放认识第一次飞跃过程
中的邓小平理论作出较为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从而提高对帝国主义历史条件下
不发达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
“只有”论对于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在中国前途与命运问题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毛泽东“两次结合”的全盘否定，对于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包括初级阶段）矛盾
运动一系列根本问题表现出来的巨大盲目性，这一切都恰恰表明，它所谓的“第
二次历史性飞跃”还只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美好理想，只有到来的严酷的充满矛盾
的世界历史进程才能迫使沉迷于其中的一些人走出幻觉。
对邓小平理论的离异（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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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
－－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而作（连载之四）
郑言实
七、关于党的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历史地位问题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当指出，我们现在所坚持的“邓小平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是不科学的，正确的提法应当是“党的走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后一种提法，表明我们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
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自己特色
的发展道路，来建设社会主义；前一种提法则表明我们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一般
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式的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这种特殊的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什么，恐怕我们党是很难说清楚的，它在根本上是把那些
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上的非本质区别当作本质区别
对待了，这是不正确的。退一步说，如果这一命题的理论原则是可以成立的，那
么在世界上就必然会有多少国家地区就会有多少种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
会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的多元化理解，并且不仅会导致革命队伍中在思
想理论上的极大混乱，而且会导致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极大混乱，这是有利于机会
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而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所以，我们党应当
十分明确地肯定一个提法，即坚持“党的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
的提法，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必须否定“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并且还必须否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回到十四大之前“党的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
论”的正确提法上来。回到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走中国自己的
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并且只有在这个理论内涵上，我们党才可
以继续保留“中国特色”的提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即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和社会议改造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革命历
程中这三个发展阶段斗争的最伟大的理论表现。以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
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
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仅开创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
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而且开
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所以，坚持
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同样也是由毛泽东同志开创与奠基的
，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以后的新的伟大发展，并且这也就是这一伟大理论的重要历史地位。
胡绳同志最近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正确地指出：毛泽东
一生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
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
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
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
成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
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
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压力，从而发动并坚持进行这种探
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重的笔墨记载在史
册上。”（《人民日报》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７日第五版）
然而现在，在我们党内、社会上与理论界却有种种的说法，认为走中国自己
的道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既不是发端于我国进
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也不是由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这个理论原则与方向道
路的，而是发端于１９７８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由邓小平同志纠正
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而创立的。这就是说，在这之前，党和毛泽东同志压根
儿就没有提出走中国自己道路和思想，我们党既没有这样的理论建树，也没有这
样的实践。并且认为“邓小平特色理论”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
实践相结合发展史上第二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以党的七大召开为转
折点，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作为党指导思想历史地位的确立；第二次
飞跃则以党的十四大召开为其转折点，它标志着“邓小平同志的特色理论”的形
成及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的确立。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
步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发
展社会主义的一系更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进
一步上升为党的新的伟大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成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
业的新的伟大旗帜，成为我们民族振兴发展的新的伟大精神支柱。
多年来，理论界就有一些同志写文章和发表讲话，认为“邓小平理论”是马
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七十年”的伟大代表，是第三个里程碑
。也有的同志主张第四个里程碑的提法，即毛泽东思想是第三个里程碑，“邓小
平特色理论”是第四个里程碑。党的十四大之后，有的同志写文章指出：党的七
大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党的十四大的伟
大功绩则在于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认为中国革命的上下两篇文章，上篇的代表是毛泽东，下篇的代表是邓小平。
好象我党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已经结束了，从而开始了以“邓
小平理论”为代表的新时代。所以，从党的十四大以来，许多同志写文章或讲话
，往往只提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而不提或很少提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了。有的同志甚至专门著文，提出“五两论”的新提法和新概括，即所谓“
两位伟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
、“两大理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特色理论”）成果”，进一步系统地高扬
“邓小平创立特色论”的伟大功绩与历史地位，从而把邓小平与毛泽东并列起来
，甚至摆到毛泽东之上，抬高到中国的马克思这一至圣的地位上去了。
上述那些提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并且也是很难令
人信服的。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９年９月的一次谈话中曾郑重地指出过：“对我
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份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
不好了。”邓小平同志指出这一点绝不是一种谦词而已，因为历史本来就不是这
么回事，我们也不能开这这种历史的玩笑。事实上，如果再客观一点讲，对邓小
平的评价不仅不能放到毛主席之上，即使放在一样高的规格上也是不可以的，同
样是十分荒谬的。所以“五两论”的提法，尤其是十分错误的。对中国革命历史
阶段的划分，把１９７８年以后的革命叫做“第二次革命”，把１９７８年以前
的革命叫做“第一次革命”，这究竟有什么历史的和科学的依据呢？这恐怕是连
提出者自己也很难说清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并且是一场十分深刻
的革命，这样讲当然是十分正确的，但若说成“第二次革命”，就大谬不然了。
据此又臆造出一个与“中国革命的上篇”－－毛泽东思想相并列的“中国革命的
下篇”－－“邓小平特色理论”来，进而上升为全党的新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并高扬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高扬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伟大旗帜，
高扬为我国民族振兴的新的强大精神支柱，这就更加大谬不然了。这些同志不断
地向党和人民炮制出许许多多的新论断与新提法，千方百计强加给党和人民，但
他们又从来不准备认真地加以论证的。比如这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
个“当代”的理论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是１９１９年以来，还是１９４９年以来
？还是１９５６年以来？还是１９７８年以来？还是１９９２年以来？拟或其中
的任何一个？但其根据又是什么呢？这绝不是由哪位领导随便宣布一下就能解决
问题的！不能开这样的历史玩笑！
又比如，讲“邓小平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理论”，同样是十分荒谬的。我们从整体上讲马克思主义，讲科学社
会主义的理论，创立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至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都
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而不能说他们创
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又怎么能在这个意义上随便地讲邓小平创立了
当代马克思主义或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呢？同时，现在党中央概括的“邓小
平理论”的九条理论内容中，除了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条外，有哪一条是邓小平同
志创立的？并且如果从国际发展史的角度讲，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是由邓小
平同志创立的，而且也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这里，首先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无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
大历史发展，还是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实践，都证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走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理论，不应当也不允许是与马克思主义社
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与实践相悖的理论，只有同时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原则的特色论，才可以称得起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理论。我们一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与社会主义一起存在下去，正象
马克思所讲的那样：“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
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就在于不断革命，丢掉了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就等于
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给丢掉了。我们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四项基
本原则的核心和灵魂也在于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丢掉了社会主义不断革命，
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和灵魂也就不存在了。我们就会在坚持声中反而使其遭到严
重的削弱，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就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危险。所
以，关于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唯一正确的提法应当是：“关
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
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的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理论的一条根本原则，这才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也才是真正毛泽东思
想的。
毛泽东同志从来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建设当作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来把
握的，他从来就反对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尽管他在探索实践中曾有过严
重的失误，但这个理论原则的根本方向，则是无比正确的。而现今我们所做的理
论概括以及在社会主义实践的把握上，却正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在
理论与实践上都是讲不通的，并且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
论原则的。因此，邓小平同志那种否认和取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绝不能认为是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的特色理论。
而且必须如实地承认，十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着许多困惑与说
不清的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因为，彻底否定或者从根本上否定与背离
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与实践，我们不但很难科学地
回答与解释当代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中所提出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
，同时也很难真正成功地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资本主义复
辟、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道路继续胜利前进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就无
法保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甚至重蹈历史上农民革命战争胜
利后失败的覆辙。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社会主义各国的历
史发展实践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其次还应当指出的是，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并列
的一种自成发展阶段的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而只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
与组成部分罢了。唯有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
正博大精深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才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代表，
才配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同时还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毛泽
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不但是坚持了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严重背离的一面；我们不
但成功地正确地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左”的错误，坚持纠错为正，实
现了思想理论上的重要的拨乱反正，同时也存在着纠正为错和拨正反乱的严重问
题，即毛泽东同志本来十分正确的东西也当作错误的东西给批判或否定掉了；这
些年里，我们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有了巨大的前进与发展，同时在某些重要
方面也存在着倒退了的严重问题。对此，我们确实应当如实地承认并很好地加以
总结，在来一个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这是当前我们思想理论战线上所面临的一个
十分重要的历史任务。
回顾历史，在三十年代苏联党内曾掀起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热潮中，赫鲁
晓夫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口号。后来《乌克兰
共产党人》杂志在专门驳斥这种提法时曾严肃地指出：“作为一种学说或社会制
度，从来不存在什么‘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是帝国主义宣传机关所发
明的，目的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用来
修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转引自《毛泽东与斯大林》第６３８页）这
被认为是在斯大林授意下发表的重要文章。斯大林明确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提
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就根本不存在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
之外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的理论贡献仍然是属于列宁主义的，是列宁主义
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前进与发
展，至多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评价。并且，邓小平绝不是中国的斯大林。所以，
我们尤其不能同意讲在毛泽东思想之外还存在一个什么独立的邓小平的特色理论
，不能同意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提法，也不能同意“把
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
论”，说成是发端于邓小平和由邓小平创立的，是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
是在十二大之后确立的，因为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实践并
不是这么一同事，我们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探索，既不是从１９７８年才开始的，也不是从邓小平同志
那里才开始的，并且邓小平同志的探索也不是从１９７８年才开始的。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坚持的研究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论时曾深刻地指出：历史
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研究问题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性。我们在正确评价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理论的历史地位时，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应当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理论，根本上是我国历史发展进入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斗争实践在理
论上的科学表现。这个历史阶段是从１９５６年为其历史起点的，我们党在理论
与实践上的探索也是从那时就开始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划时代的著作，就是这个探索发端的伟大代表之作
。此后我们党又一直在一条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粉碎“四人帮”后和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只是这一探索的继续罢了，而不能认为只有十一
届三中全会才算是这个历史阶段与党和人民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的开端。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口号，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坚持这个原则与道路并不是首先由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而是
在二十六年前早就由毛泽东同志十分明确地提出来了，并且建国后特别是生产资
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以及
“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也都是由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来的。据吴冷西同志回忆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同志领导起草“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文
章时，曾多次谈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具体道路的问题。（参见吴冷西著《忆毛主席》）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
同志不但是我们党内第一个不赞成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道
路的伟大领导人，同时也是我们党内第一个不赞成亦步亦趋跟着苏联走，照抄照
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建设道路的伟大领导人。从１９５６年起一直到他逝世为
止，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探索走出一条根本不同于苏联那样的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
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
其成功与失误，根本上都是发端于不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与道路，发端于从中国
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
和我们党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二十二年中所进行
的艰苦探索，不过是一种失败的探索和失败的纪录而已，党和毛泽东同志在这一
时期就没有什么伟大的理论建树。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相反，在这一时期里
，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贡献是极其丰富和伟大的。毛泽东同志在此期间总结我
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是
划时代的伟大理论贡献。他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十年总结》、《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七千人大会
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以及在毛泽东同志领导和指导下，按毛泽东同志
的观点写出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
线的建议》、《九评》等反修大论战檄文，都是极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
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伟大的
科学新创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奠基之作，并且永远是指引我
们胜利前进的光辉指针。已经被我们根本否定掉的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社会主义
建设总路线的理论与方针，实践证明它在根本上也是正确的。第一，它是一条坚
持政治挂帅的建设路线，即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的建设路线；第二，它是一条坚
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建设路线；第三，它是一条坚持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大干苦干实干，“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建设路线；第四，它是
一条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系列并举、一整套两条腿
走路方针的建设路线；第五，它是一条反对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反对跟
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实行赶超战略
，实现中国大跃进的建设路线。总路线的这些基本精神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是
我们永远必须坚持的。所以，历史的结论只能是，只有毛泽东同志才是我们党关
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与实践的当之
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只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是我们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伟大旗帜！至于我们后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以後和十一届三全
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只是把毛泽东同志曾经做的这篇文章继续做下去，
其中既有坚持，又有发展，并且把过去做错了的改正过来，在许多方面比毛泽东
同志在世时做得更好、更有创造和更有成效罢了。绝不能认为只有十一届三中全
会才是党的这一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的这一历史发展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历史发展
的起点，更不能认为这种新发展并且是创立了一种独立于毛泽东思想的党的新的
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无法割断历史，尤其不能把毛泽东
的错误扩大化，从而一笔勾销他探索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史
贡献，而应当用浓重的笔墨去如实地反映他之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功绩！
因此，我们在对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进行评价时，绝不能说
党和毛泽东同志过去曾主张搞教条主义，主张固守陈规，而我们今天则主张搞改
革；也不能说党和毛泽东同志过去主张闭关锁国，而我们今天则主张实行对外开
放；不能割断历史，不能为了高度评价现在而贬低甚至否定党和国家过去的历史
。必须如实地看到，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在根本上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国内斗争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进入七十、八十年代以
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产物，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条件，也是毛主席领
导党和人民进行长期的胜利斗争而奠定的。建国初期，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我
们还只能对社会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则只能主要通过香港
和他们搞间接的经济交流。香港的主权为什么不收回，党和毛主席一个很重要的
战略上的考虑，就是为了对付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后来，由于苏联
变修，对我国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东西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联
合起来封锁我国，因而当时我们只能采取高度自力更生的政策。六十年代末七十
年代初，随着国际斗争格局的新变化，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毛泽
东同志及时改变我国国际斗争的战略与策略方针，积极改善同美国和西方各国的
外交关系，以乒乓外交为突破口，及时促成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及随后的中日、中
美建交，从而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孤立封锁我国的战略格局
，为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前提条件。不仅如此，早在１９７２
年，我国就确立了引进１３套合成氨项目，从７３年开始又搞了“四三”项目，
即４３亿美元的引进成套设备项目。这实际上是我国对外开放迈出的第一步。粉
碎“四人帮”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和国内形势的转变，华国锋同志
代表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伟大口号，实际上已
经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明
确宣布这一点，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时党中央利用当时出现的国际国内大好
形势，从华国锋同志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
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华国锋同志并且提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
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著名口号与号召，并且领导了被后来
称之为“洋跃进”的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经济建设高潮，当年利用外资７３亿
美元，这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所迈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一步。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此后所迈出的第二、第三、第四步而已。
所以，我们对１９７８年的“洋跃进”也必须讲两句话：第一，它是我们党把工
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我国新时期进行社会主
义改革开放所迈出的重要一步；第二是犯了冒进的错误。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
真正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所以，不仅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历史功
绩不应当被抹杀掉，就是华国锋同志的这一历史功绩也不应当被抹杀掉，讲新时
期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决不能抹杀或不讲这一点，而应当从粉碎“四人帮”后华国
锋同志和党中央发动的新长征和“洋跃进”讲起。
从前面的理论的论述和历史的回顾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的
理论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根本原则，是地地道道的
取消主义、机会主义的理论。他提出“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论”的谬论
，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已被他从根本上丢掉了。他所讲的“市场社会主义
”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实际上就是刘少奇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
义论”，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那一套理论的新翻版，是一种主张复辟倒退
的理论。他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论”，这在实质上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
义论”的新翻版，标志着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被他从根本上丢掉了。他重新用“
生产力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用“生产
力标准”作为衡量姓社姓资的标准，作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用发源自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科学，
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和革命本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这把刀子也被他从根
本上丢掉了。［编者注：作者在这里的一些结论，看来还需要依据实事予以较充
分的分析和论证。例如，邓小平同志是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新时
代论”的主要发明与推行者，本刊已经（见九七年第九期晨钟文）并将继续刊登
各种看法，以期对如何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从这
一部分一开始的论述中，我们就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本身
就是不科学的，实践证明，它并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的命题，是用来取
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的。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过当时有六种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
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
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的社
会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一直坚持“无产阶
级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唯一科学的提法。只有国际共产主义中的机会主义者、修
正主义者，才千方百计抛弃或改变这一提法，才有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国
家社会主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富裕、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马克思主义者是从
来不屑于这样作的，并且是坚决反对和批判的。
所以，我们必须十分严肃地指出：我们绝不能同意“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
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提法与结论。从党的
七大以来到现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十分清楚，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东
西，必须是同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理论体系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之所以把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也称之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对这一科学理论
体系的全面的系统的历史性发展，从而形成这一科学理论发展的第二、第三个里
程碑，并且只有这样的科学理论，才能称之为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谁都知道，邓小平同志根本不是一个理论家，他不但没有写出过任何一篇哲学著
作，而且也没有写出过任何一篇经济学著作，甚至有许多东西在根本上背离了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关于这一点，本文中已经涉及到一部分，同时还需要另文
专门加以论述）。实际上，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主要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一
些东西一些东西，就是在这个领域里，他也没有什么杰出的理论著述，并且有许
多理论思想是十分错误的。拿他那样的三卷文选，又怎么能和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相比呢？要把邓小平同志的两论－－“猫
论”、“摸论”捧得象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那样高，甚至比毛泽东
的两论还要高，那无论如何是不行的。特别是被现在有些同志宣布为对马克思主
义创立１５０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一贯坚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论画
了句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这并不表明邓小平同志对马列主义的伟大
发展，而恰恰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终结，标志着他在理论上最终离开了马克思主
义（对此，作者在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难点问题》中，
作了回答，这里就不作论述了）。据此，我们又怎么可以将他的思想理论称之为
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第四块里程碑，称之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呢？我们一些
理论家同志如此荒谬地无限拔高地宣传邓小平同志，不仅邓小平同志受之不起，
难道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同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就能信之服之吗？！
因此，必须十分严肃地指出，毛泽东同志虽然逝世了，但是我们党的旗帜上
写着的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依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是任何
别的什么理论，比如现在有人讲的所谓“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原则问题，是不容动摇的！
（下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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