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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与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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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一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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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三十期，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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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一月号目录（本期分zs9901a,b,c三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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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及
【时事焦点】主人翁为什么下岗？ 石克
【国际风云】道·琼斯指数面临危险 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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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文化帝国主义与在第三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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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伤残打工者状告深圳社保局案 余刘文 刘开明
【读编往来】读者来信选登
【新闻摘编】纪念毛主席诞辰105周年文艺晚会在京举行
本期英文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in English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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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中国与世界》 总第三十期，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创刊
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０９１－９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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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及
资产阶级是否重新产生了的问题
——对影响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的分析
盛哲会
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本质上是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与社会阶级关系中的
地位问题。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无疑是影响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因素，因此研究新时期我国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问题，就必须首先认
真地研究并搞清新时期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以及资产阶级是否重新产生了
的问题，研究这个新变动对于我国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影响的作用，这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遇到一个对十几年来我们党一直坚持的一个重要理论观
点的看法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
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
，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
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这是邓小平
同志首次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的
重要论断。以后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如果”和“三个不可能”的重
要观点。他一方面指出：如果社会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那就
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那改革就失败了；如果又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
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十分肯定地回答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不可能产
生两极分化；不可能产生新的百万富翁；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参见《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154、172页）。既然认为我国社会资产阶级与其他剥
削阶级已经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我国社会主义
的发展当然也就不再具有重要意义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反修防修、反
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
当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历史依据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从而就成为历史了，党和
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了。新时期
，我们党正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新论断与新认识，从而从根本上取消了社会
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取消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取消了反修防修
、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口号与方针。这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所一直坚持的一条基本的理论与方针。
十几年过去了，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断与回答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正象我
们十几年前批判“两个凡是”时所坚持的原则那样，检验的唯一标准同样是社会
实践，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作为一个严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真
正站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立场上看问题，那就应当如实地承认，苏联十月社
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特别是进入八十、九十年代以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与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酷现实，都十分生动地证明
，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新论断是根本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也是根本
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如此鲜明的历史事实面前，敢不敢公开承认并向党和人民
指出这一点，这是检验我们党敢不敢把实事求是原则和革命实践真理标准贯彻到
底的一块试金石，也是检验我们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敢不敢坚持真理、敢不敢坚
持革命原则的一块试金石。
由于邓小平同志生前对于他自己的这一新论断并未根据历史发展的实践加以
纠正，因而直到今天，我国思想理论界以及党和国家的不少领导同志仍然坚持以
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断为依据，继续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
动，继续否认我国社会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继续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
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论，或者想方设法极力回避这个问题
。这绝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方针。所以，在今天，在我们讨论新时期我
国所面临的社会矛盾问题时，首先就遇到一个敢不敢唯实、敢不敢实事求是的问
题，我们既不能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也不能象邢贲思同志所主张的那样以邓小
平同志的理论为座标、为标准，来划分真理与谬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
的界限。不能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必须随
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甚至要不断地检验和审查它的真理性，另一方面却又认为
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则不能贯彻这个原则，好象我们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专门拿来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而对邓小
平同志的理论则是不适用的。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这种态度与方针。
按照列宁关于阶级的科学定义，从理论上论述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
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多种经济成分的新发展，就足以说明
一切问题了。用一句话来讲，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就决定了多种阶级关系的存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多种经济成份的大发展，就已充分表明我国社会
多种阶级关系的存在与发展，同时也表明我国社会资产阶级的存在与发展。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的构成状况，与“一化三改造”后的时期相比，已
经有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更象五十年代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和过渡时期
前的情况。那时我国社会有五种经济成份；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社经济）
、个体经济、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现在除了以上五种经济成
份外，还增加了一种外资资本主义经济，是六种经济成份了。统计数字表明，我
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包括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私有成份），已经有
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
甚至已大大超过了公有经济的比重，并且还在继续上升，而国营经济、集体经济
的发展则放慢了，比重也在不断地下降。在广大的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是汪
洋大海了。单就工业经济来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已经从1978年
的近百分之八十，1991年下降到52%，1996年又下降到30%，现在则只有百分之二
十几了。我国的一些著名“改革牌”理论家甚至还主张进一步使其下降，最终达
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25-15%左右的水平。这个水平不但低于我国国营工业1955
年已经达到51.3%的比重，也低于1952年已经达到的41.5%的比重，甚至低于1949
年的26.3%的比重。所以在我国，除了存在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之外，还存在着
城乡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并且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
级状况及其社会地位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作为企业主人与国家主人的工
人阶级之外，还存在有作为雇佣奴隶的工人阶级；同样地除了有作为集体经济成
员的农民之外，还存在有作为个体私有者或个体小生产者的农民阶级。这都是不
争的事实，并且也是大多数的人们都看到、都承认、都认识到了的。如果我们还
认为自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愿意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你难道竟可
以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承认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原则
吗？
从实证的分析来说，在今天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要说明我国社会多种阶级关
系的存在，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存在，那更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了。这里我们无须
全面地分析我国社会各阶级的存在及发展状况，然而却特别须要对资产阶级的存
在与发展作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因为这正是我国理论战线上争论的焦点，我
们要让事实来说话。
今天，党和人民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市场经
济为主线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我国社会里资产阶级早已不是从前讲的那种
残余形态的资产阶级了，而是一个新生的公开的与完整的资产阶级了，我们可以
分以下六种不同的资产阶级阶层来分析和概括我国资产阶级的整个状况。
第一是官僚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
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阶层的产生和存在是非法的，因而它存在的外部形态往
往并不是那么很明朗的，但毫无疑问，它在我国社会里确实存在着的。
从理论上讲，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是
党和政府里、军队里、企业事业单位里一部分世界观未改造好的领导者，那些手
中掌握权力的人，将人民赋予他们的公权私有化、资本化的结果。他们的原始“
资本”就是“权力”。他们依仗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本”进行权钱交易，买官卖
官，贪污受贿，化公为私，利用职权牟取私利，大量侵吞国家和集体的财富，迅
速地富了起来，从而生长出一批权力资本化的资产阶级分子。这种社会现象，就
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所讲的那种“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
社会现象；就是列宁讲的那种“捞一把”的社会现象，那种“象小私有者一样看
待对资本家的胜利”的一批党和政权内资产阶级化了的官僚们，“他们说，资本
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一代资产者的
根源”；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那种党和政府里存在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里所出现的一种资
产阶级官僚化蜕化变质的社会现象。
同时应当强调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产生权力私化、权力资本化的新
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这虽然也是必然的社会现象，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这种
现象的大量产生，以至形成一个盘根错结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则又是完
全可以避免的，关键在于执政的党是否认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
党如果在理论上自觉地认识到这种危险性，并且采取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就可以避免；党如果不认识这种危险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发生严重的
错误，特别是发生机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性质的那种错误，就很难避免，
甚至必然会产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危险性。在我国，官僚资
产分子不仅不断地和大量地生长出来，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的社会
阶层。
在我国社会里，哪些人是属于我们这里所讲的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呢？
比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长陈希同和原北京市委副书
记、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就是这样的人。再比如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此前任东莞
市委书记）欧阳钦，贵州省“第一夫人”原省计委主任闫建宏及继任主任，泰安
市委市政府那一窝七个地市级的贪污犯罪分子，原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
长朱胜文，江西和山西的那两位姓郑的（郑元盛、郑泽生）买官卖官的县委书记
等等，都是这样的人。再比如我国特大型国有企业首都钢铁公司从原北钢公司党
委书记管志诚到首钢原副总经理周北方那五个贪污受贿百万元以上（其中周北方
达1000万元以上）的犯罪分子，安徽蚌埠烟草公司原经理李帮福及继任女经理，
黑龙江原省石油公司总经理刘佐卿，武汉长江动力集团总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
理于志安等等，都是这样的人。大量的企业一把手犯罪问题，“穷庙富万丈”现
象，党政干部权钱交易现象，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各种各样的“捞一把”
现象，都是这类性质的问题。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并不仅仅是个别人的犯罪
现象，而是一种大量的社会性犯罪现象，中央纪检监察部门、高法高检部门每年
公布的逐年上升的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统计数字，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
。它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阶层，就象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苏联社会那样，其性质是相同
的，是万万不可轻视的。
第二是买办资产阶级。我们可以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
问题。从经济领域里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地利用外资（包括外国资本和港
台资本）发展经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个机会大规模地向我国输出资本，
兴办合资、合作或独资企业，累计协议资本输出达到5000多亿美元，实际资本输
出达到2400多亿美元，兴办三资企业30多万家，这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产生的一
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外国资本家不但在其独资企业里雇佣了大量中方人
员，而且千方百计地收买合资合作企业中的中方工作人员，使他们为外国资本服
务，站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及外方资本家利益的立场上，同我国的社会主义
经济作斗争，从而形成一个吃买办饭的社会阶层。从政治领域里看，改革开放以
来，在党和政府里，在文化知识界里，那些亲日、亲美、亲西方的官僚分子和“
精英”知识分子们，包括那些主张在中国进行西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的党内外修
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他们既是我国官僚资产阶级阶层在政治上的
代表人物，又是我国买办资产阶级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他们中有相当一部
分人本身就是腐败分子，不仅受国内资本的豢养，而且受外国资本的豢养，有的
人虽然并非腐败分子，但他们在政治上代表资产阶级，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并且
要看到，处在世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包围的国际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国家积极
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的买办化也是一种
国际的现象。党和国家的中级高级领导人，会成为西方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收买的
重点对象，甚至连同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也成了外国资产阶级收买的对
象。戈尔巴乔夫在访问韩国时，就接受了金泳三总统的十万美元赠款。他的《改
革与新思维》在西方大量出版，获得非常优厚的稿酬奖励，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政
治性质的赠款。戈尔巴乔夫正是依靠西方资产阶级的支持在苏联搞新思维改革的
。因而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既是苏联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又是苏联买办资产阶
级的代表，是属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营垒的。中国党和政府里也存在有这种性质
的问题。我们从台湾杂志《海峡评论》1998年第5期介绍的美国民主基金会对中国
的“民主组织”和自由化知识界的大量资助——每年325万美元，就足以说明在中
国同样存在着买办资产阶级分子。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明日名星”
——未来的高级领导人，特别重视，认为他们是改变共产党政权性质的“最可以
信赖的力量”，如果能促使他们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思想情感和生活习惯都
西方化，那么“实现共产党社会向自由世界的演变，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
下一个世纪就会变成现实”。因此美国新闻总署一再强调：“不要忽视美国帮助
训练一些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是舍得在这
方面花钱的。西德政府为什么乐意出资50万马克支持中国国家体改委在西德举办
学习和研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培训班，其出发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社
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重要的国际阶级根源。
第三是私营大资本家阶级。这是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私营资
本主义大型企业的资本家阶层。如果以拥有私人资产数百万元以上为标准计算，
目前中国的大资本家人数已不是一个小数，是构成我国新生资产阶级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社会阶层。并且在我国，不但出现了一批拥有千万元以上资产的大资本，
而且出现了一批拥有上亿甚至几亿、几十亿元资产的大资本，有的甚至是带有某
种垄断性质的私人资本。近两年来，一部分私营企业不仅并购国有小企业，而且
并购国有大中型企业，这表明他们的发展冲动是不会停滞下来的。
第四是中产阶级。这是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拥有几十万到数
百万资产的中等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曾
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产阶级，从而与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核心的
大资本家阶级区别开来，同时也与小业主为代表的小资本家阶级或上层小资产阶
级区别开来。这是中国资产阶级中人数最多的那一部分，也是其主体的部分。这
个阶级在我国革命胜利后，同样经历了一个基本消灭继而又重生的历史发展过程
。“八九”动乱暴乱中，我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英”们也承认这一历史性
事实。他们把“八九民主运动”产生的社会基础就归结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
生了一个中产阶级”，而把它的失败则归结为“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
大”上。他们并不象我们有些理论家和政治家同志们那样，至今仍不敢承认在我
国社会里已经产生和存在着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他们反而敢于承认这个事实，敢
于承认自己的阶级属性，认为这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他们已无须讳言这个事实了
。
第五是流氓资产阶级。这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依靠各种非法手段
迅速富起来的社会阶层。流氓资产阶级的存在，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可以说是一种
国际的现象，不论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存在这种社会阶层。人们习惯地
把他们称之为黑社会势力，因为他们主要是依靠非法手段牟取暴利而迅速富起来
的，而且他们又往往是一种有组织的黑社会势力，甚至还建立有十分严密的地下
性质的政党组织，象美国、意大利的黑手党那样。他们不但不择手段地掠夺社会
财富，甚至还积极地参与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在政党和政权组织里网罗他们的
代理人，千方百计将其触角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为害极大。这是世界资本主
义走向灭亡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社会瘟疫或溃疡，是日益腐朽的资本主义制
度所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非常不幸的是，这种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瘟疫和
溃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出现了。它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实行放手发展个体
私营经济的政策，这种资本主义的瘟疫和溃疡同样是会滋生的，并且由于它很大
程度上又是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蜕变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使这种瘟疫
和溃痒更带有特别严重的腐朽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治安形势一直都很
严峻。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流氓等暴力犯罪，特别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
伙犯罪，一些恶性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卖淫嫖娼、制黄贩黄、制假贩假、制
毒贩毒、走私贩私、盗挖古墓、走私国家文物、拐卖妇女儿童、各种形式的诈骗
活动等等犯罪行为，累打不禁。一些人正是依靠这种种不法手段迅速富起来的，
有的资产达到几百、几千万元。这说明，在我国社会里，不但存在着一个没有正
当社会职业的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阶层－－它是造成我国社会犯罪现象严重滋生
的十分主要的社会基础或社会根源，而且存在着一个依靠非法手段迅速富起来的
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阶层，在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形成一种有组织的黑社会势力，
他们就是我国社会里的流氓资产阶级。山西省1996年“南征北战”中打掉的“侯
百万”、“郭百万”两个犯罪团伙，就是属于这种流氓资产阶级性质的。
第六是小业主或小资本家阶级。这是指改革开放以来那些从事个体经济中一
步一步走上小规模雇工经营的业主阶层。它是介于小资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
的一个社会阶层，既可以将其划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中去，又可以将其
划到小资本家阶级的社会阶层中去。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产阶级主要是从小
资产阶级的分化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先是成长为小业主，继而又成长为与小资
产阶级根本不同的资本家阶级。列宁讲的“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地、自发
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其中就包含着这一层意思。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农村和城市迅速成长起来的这一社会群体，同样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是不容否认的。
同时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随着30多万家“三资”企业的发展，在我国便必
然相应地还存在着一个根在国外的外国资本家阶级，正象民间流传的说法那样，
中国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在今天则又“夹着皮包回来了”
。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我国社会是否存在着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所作的理论的和实
证的分析与回答。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看问题，除了这一回答外，也是不能有
第二种回答的。
必须清醒地看到，新时期我国社会的这种阶级关系的新变动，资产阶级的重
生及发展，必然会影响和削弱我国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并且对我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都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是不容我们轻视的一个
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在我国社会里，在剥削阶级被基本消灭之后，又会重新产生一个新的
资产阶级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么重大的社会演变呢？其原因必然是多种多样的，
并且也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但最根本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剥削制度基本消灭之后，剥削
阶级的残余仍将继续存在，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可能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
不能再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还将继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继续
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
在着资产阶级的复活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一斗争的历史结局，归根结底
又取决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如果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可以避免这种危险性；党如果执行修正主
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会出现这种危险性。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
演变，就是由于它们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结果。所以，站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
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也必须如实地承认，上述我国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的
新变动，我国资产阶级的新生与发展，也同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
某些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绝对不可以继续坚持用邓小平同
志的“资产阶级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的错误论断来解释今天中国的社会
现实，也不能用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来回答这一巨大社会变化的
原因，这是无法说服与教育党和人民的。并且还应当看到，随着我们正在全面推
进的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还将进一步削弱，我国资
产阶级的政治势力还将进一步发展，并日益成为严重威胁着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命
运和前途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止息过的阶级斗争，还随时可能
进一步尖锐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继续采取一种鸵鸟政策，继续不承认
我国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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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焦点】
主人翁为什么下岗？
石克
读了《经济参考报》一则题为“要多渠道安置下岗职工”的报道，我感到非
常痛心，因为它说得非常明白！据国务院研究室和劳动部门的调查，我国目前下
岗职工已2000万人，登记失业人数550多万，97年下岗600万未安置，总共1100多
万人，失业率为7％。（这两个数字恐怕与实际相差太大了吧？因为有的报导还说
下岗职工3000万人！）这样高的失业率在资本主义的复苏、繁荣、萧条等阶段都
是不多见的！
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就是为了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过安居乐业的生活
。然而现在竟把占职工总数的20％弄的没了工作，使1100万余职工过着衣食无着
的悲惨生活，这怎能不使每一个稍有良知的人感到气愤呢？
这仅仅是暴露出来的问题，隐蔽的问题更为严重。下岗、失业的工人既已不
是企业的主人（因为他们已被企业“老板”抛弃了），就更难说得上是国家的主
人了，这一点显而易见。在岗的，甚至还领高工资、高奖金的职工还是企业、国
家的主人吗？在“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工作的职工要以“打工者”的身份当资
本家的“主人”恐怕不可能吧？！就是所谓“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实行“现代
企业制度”以後，工人也当不了企业的家，做不了企业的主。某省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经济学教授公开发表的文章为这个观点提供有力佐证。他说：“现代企业
制度就是资本家说了算。”其实，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企业“老板”就
是一言九鼎了。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权利早已丢了！这个权一丢，今
天在岗，明天可以下岗；今日收入丰厚，明天就可以成为身无分文的失业者！这
种处境，工人阶级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看到。否则，“叶利钦”一上台你想改变
这种处境都不可能了！
更可悲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工人，仍然相信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分子在想方
设法剥夺他们当家做主时高唱的“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工人阶级是改革
的主力军”这样的催眠曲！我要大声疾呼：这是欺骗！在当今的中国，谁都没有
胆量不带披挂地敢把工人阶级推入火坑。因为工人阶级人数太多了，他们团结起
来的力量太大了，而资产阶级的羽翼还未丰满，还未达到和工人阶级决雌雄的时
候。但这决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这样做。一旦到了工人阶级内部为了争夺饭碗互
相厮杀起来，他们会抹下假面具的！请记住我的忠告：他们现在玩的就是日本电
影《追捕》中那个谋杀犯的把戏。要杀你，他既不用刀戳，又不用枪打，而让你
吃一种使人产生幻觉的药，到药显效时，把你领上楼顶，告诉你：跳啊，跳啊，
跳下去就会进入那美好的仙境！一句话，让你自杀！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分子会说
，你这是蛊惑人心！我的回答是：你们不蛊惑人心，请拿出实际行动来，让全国
的工人（包括农民“打工者”）公开讨论、表决一下，看他们是拥护，还是反对
你们的做法，让工人自己选举厂长，切实发挥自己当家做主的作用；既然你们认
为“各地对下岗分流，减员增效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力度加大，这是好事”
，你们这些各级人民公仆为什么不身先士卒地下下岗，做做这等利国利民的好事
，却让我们当主人的饱受受冻挨饿之苦地下岗呢？！
写完这些话，我觉得我说出了反映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马列主义。资产阶级
的自由化分子会说我“僵化”、“极左”等等。不怕，我敢和他们的头面人物在
任何公开场合进行辩论。但有一个先决条件：要在什么场合辩论，得先在同样范
围发表我这“僵化”、“极左”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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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一点想法
韩东屏
过去的十几年汽车工业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外国公司也认为中国在
这方面是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千方百计地挤入中国的汽车工业市场。几个大的外
国汽车公司已经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看来中国的汽车工业在未来几年里将有一
个大的发展。但我觉得汽车工业的发展必须考虑我们的国情，必须适合我们的国
情。我们不能因为别的国家有发达的轿车工业，也就盲目地发展轿车工业。为了
对我们的民族负责任，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就发展汽车工业的战略，汽车工业
的利弊进行一场广泛的讨论。这样的讨论不应该仅限于汽车专家，汽车工业界的
人士，而应该让全国各界各行的人民都来参加。各种报纸，杂志、电视和电台都
应该为这种讨论提供园地。这样的讨论可以提高我们人民的参政意识，促进我们
的民主化进程。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汽车工业发展的问题上找到比较好的发展战略
，制定出比较好的发展汽车工业的政策和策略。好的政策只能从这种广泛的讨论
中产生，即我们古人所说的集思广益。什么叫民主？真正的民主决不应该是通过
投票选出几个领导人，然后让他们关在屋子里独裁去。真正的民主应该让人民真
正有机会参与重大国策的讨论和制定的过程。不仅在汽车工业的发展上，许多其
他重大的国策，也应该进行这样的讨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减少失误，作好工
作。
一、汽车工业与我国的国情
人所周知，人多地少是我国的最基本国情。为了解决人口多的问题，我们把
计算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为了搞计划生育，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为了计划生育，许多地方政府迫不得已采取了许多不人道的土政策，如拆房子，
断电断水，罚款，抓人，打人。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许多野蛮的口号，如“要上吊
给你系绳，要喝药给你开瓶”，但就是不允许生第二胎。这些土政策和这些提法
，显然与人民政府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但迫于人口的压力，许多地方政府都采
取了这样或那样的土政策，而上级政府则都默许了这些土政策的存在。这些都是
些离题的活，这里提出来是为了说明我国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的紧迫性。
而汽车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占用土地。建汽车厂需要非常大的工地。汽车需
要停车场，汽车需要大量路面，汽车需要加油站，需要汽车检理站和修配厂。汽
车工业的发展显然要出现汽车与人争土地的问题。加剧我们国家人多地少的矛盾
。从这一点上看，小轿车的发展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存在着不可调合的矛盾。从
长远讲，是完全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的。
二、汽车工业是严重的污染源
由于我国人口多，人口比较集中的国情，再加上前十几年各地盲目地发展地
方小工业，我国的环境状况很不可乐观。城市里的空气状况在不断恶化。中国环
境报97年12月14日报道，汽车尾气污染已占济南市大气污染负荷的35%。环境污染
已经成为危害人民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人，首
先注意到的就是其空气质量之差。许多城市居民已经感到空气污染是个迫切的问
题，但作为个人他们对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无能为力。
而汽车工业的发展无疑将加剧我们的环境污染。汽车尾气，是空气污染的一
个重要因素。生产汽车，维修保养汽车的过程，都产生出大量的污染源。为了人
民的健康，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我们在考虑汽车工业的发展的时候，不能
不考虑汽车工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三、私人汽车的发展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原则
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党章里依
然写明共产党是为了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能买起汽车的
人，尚不到我国人口的万分之一。即使在很久很久的将来，能买起汽车的人，也
将是极少数。现在中国能坐小轿车的人，除了大大小小各级政府官员外，只有一
小部份个体企业家。就是这极少一部份的小轿车，已经使北京和许多大城市车满
为患。北京市的三环，二环，甚至四环，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全天都在堵车
。郑州市在过去几年里投入大量的钱，建了多处立交，但交通堵塞情况仍没有解
决。有一次我乘车从郑州大学到火车站，不到三公里，竟走了近半个小时，因此
误了火车。如果不是车上有行李，即使步行也不会误车。小轿车为一小部份人提
供了享受和方便，却让大多数人为其分担小轿车产生的各种不良后果，如交通堵
塞和环境污染等。
我们更不能忘记，小轿车是腐蚀我们国家的国家机器，国家工作人员的一个
重要因素，并破坏了干群关系。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还很穷，许多地方的小
学生尚在危房中上课，许多城镇和农村的学校没有经费取暖、喝开水、买粉笔和
黑板擦等最基本的用品，而许多政府部门开始大量进口日本轿车，有的人甚至挪
用教育经费购买轿车。改革开放前，县级干部下乡都是骑自行车，随时可以跟普
通人民接触，现在乡镇一级的干部都买上了进口车。即使贫困地区的乡镇政府，
也都有三四辆车，乡长、书记有自己的专车，其他副职共用一辆或二辆车。因为
有车，乡长和书记往往住在县城，白天开车到乡里去上班，晚上下班开车回城里
的家。这本来不算什么大事，但农民看着不顺眼，心里有气。我们是个穷国家，
尚存许多农民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而乡政府却要花几十万元来买车，来
保养车。因为有了车，还要强迫农民摊钱修公路。其实有没有轿车跟乡政府的工
作没有多大关系，轿车多用于乡政府干部上下班，到舞厅、饭店去享乐和应酬。
如果没有轿车，乡政府领导与农民群众的关系只会好不会坏。
许多领导干部在用车上攀比，争风吃醋。你的车比我的车阔气，我就要想法
超过你。干部中有讲究用车的排气量大小的作法。谁的车排气量大，谁的威风派
头就大。国家规定了什么级别的干部，可以乘坐排气量多大的车，这是没有办法
的办法，无形中加剧我们干部队伍中的等级观念。使轿车成了显示各级干部身份
地位的标志。
四、轿车工业与国际潮流
许多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轿车工业所造成的各种弊端。一些非政府组织在联
合国呼吁彻底限制轿车工业的发展。某些欧美国家的城市在搞无车城市的试点，
限制轿车进入城区。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为鼓励居民不驾车，在城区提供自
行车，免费让人们使用。新加坡政府早就在限制轿车的数量，强行规定轿车报废
的年限，以减少轿车给环境造成的污染。我们可以想见，随着人们对轿车的危害
的认识逐步加深，反对发展轿车工业的呼声会越来越大。
五、我国应该管制管理轿车工业的发展
许多小国家，如亚州的泰国、马来西业和印度尼西亚等在大城市都有着严重
的交通堵塞问题。但他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非政
府组织和一些民众在呼吁限制轿车工业的发展，但可以预料这些非政府组织是很
难斗过那些庞大的汽业公司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为利润而生产的。轿车工业
有着极大的利润，可以想见轿车工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而且轿车工业在西方有
较久的历史，人们对轿车的依赖已经难以改变。而我们国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的生产活动并不单纯以利润为驱动的。我们在考虑我们的
发展战略时，要把大多数人的利益考虑进去。过去十几年里我们在这方面，作的
较差，是因为我们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原则。如果我们仍要坚持社会主义
制度的话，我们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生产原则，不然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就会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名，资本主义是实。那样
只能是自欺又欺人。不能服人。
从这一点讲上，我国限制轿车工业发展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有道德伦理
上的依据。同时我国现在对轿车的依赖尚不严重，只要国家当机立断，采取果断
措施，我们完全有可能作到资本主义社会作不到的，把轿车工业的发展限制在利
国利民的范围内。
六、限制轿车工业发展的几个步骤
限制轿车工业发展要分几步走。第一步应该是严格限制个人购买轿车。对已
有的个人轿车允许其使用到一定的年限，到期报废，不得更新。第二步，把单位
所有的公车，全部转为出租轿车。禁止政府官员乘坐公车，鼓励国家工作人员乘
坐公共交通，特殊情况可以乘坐出租。同时淘汰那些陈旧的、质量较差的出租车
。加强出租车的数量和质量的管制，以便减少出租车对城市环境的污染。
七、限制轿车生产与改进公共交通相结合
限制轿车工业的发展并不是禁止汽车行业的发展。我们要加强公共汽车和卡
车的研究和生产。把现有的轿车生产能力，尽可能往卡车、公共汽车方面转移，
也可以把生产轿车的工厂转产各种高质量的自行车。
我们生产汽车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交通。我们限制小轿车的生产主要是因为它
不是高效率的交通工具。因此在限制小轿车生产的同时，我们必须致力于公共交
通的改进和提高。把限制生产轿车省出来的钱，投到修建地下铁道和公交汽车上
。把停修高速公路的钱，用来修几条高质量的铁路。修京深公路所占去的地，用
去的投资，至少可以修二条同样长的双轨铁路。而其经济效益要比现在的京深高
速公路高几十倍，服务的人群要比现在多几十倍。甚至更高。我在京深公路上走
过几次，一次比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修京深高速的决策中的失误。目前使用京深高
速的车辆比较少，大多数是小轿车，其中政府官员的车无疑占绝大多数。我见过
河南南阳、湖北武汉等地官员开车去北京的。有的是去北京办事，有的是带着家
人到北京游玩。坐小轿车与乘火车的成本差别是很大的。从南阳坐车到北京，光
来回的过路费就得五百元，还有汽油费，驾驶员的工资，轿车本身的折旧费等，
显然要比一个人坐火车去北京贵得多。
修京深高速决策不知是什么人作出的。但可以看出决策人那种崇洋媚外的心
态。京深高速全程都有读起来很别扭的英语路标。路两旁都种的是草坪，北方气
候干躁，种草的难度要比种树大得多。种草要不断的割和浇水，而最后不会有多
大的经济效益。而种树除种的时候需要浇水外，以后就不需再浇水，也不需很多
的管理，而且树大可以遮阴，可以成材，会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崇
洋媚外者之愚蠢。
说到崇洋媚外者之愚蠢，还有更可气的。今年夏天我在公安部下属的一个汽
车检理厂，看到几个农民在一片草坪上拨杂草。便过去跟他们攀谈，问他们在干
什么。农民见我问，便一肚火气。说他们一辈子都是种庄稼，从庄稼地里除草。
城里人真让他们开了眼界，先是种草，现在又得把草里面的杂草拔掉。如果这块
地上种上各种菜，整个单位的员工吃菜问题就都解决了。我听了也觉得农民说得
有理，深感瞎指挥者的荒唐。
以前有句老话，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当时总不理解。怎么可
能？高贵者都是受教育最多的人，何以最愚蠢？卑贱者都是没读过书，或读书很
少的人，何以最聪明？如果真是那样，何必要上学，要读书？后来经过思考，才
慢慢懂了其中的辩证法。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当然不是宣扬读书无
用，只是要让那些高高坐在上面的人知道，他们有时可能很愚蠢，甚至愚蠢之极
，在普通的人民大众中却常常有着很多的智慧。我用这点认识来结束这篇小小的
建议书，旨在说明让广大的人民参与讨论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性和可取性，并希
望能通过这种大民主的形式，能讨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困
难。诸如官员腐败的问题，房改的问题，国营企业改革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些
严重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但我想信，只要我们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引导和组
织人民来参与这些讨论，来帮助政府解决这些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妥善解
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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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与导弹
李山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期间，围绕着日本政府是否向中国发表正式的
“道歉”和“谢罪”一事，引起了海内外中国人和新闻界的极大注意。公众舆论
和新闻界都在纷纷批评个别中国外交官员如何疏忽职守，没有促成日本政府做出
正式的书面道歉，同时对江泽民主席在访日期间多次公开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
的侵略战争，做出了正面评价。
海内外中国人关心国家大事，爱国主义热情高涨，当然是件好事。然而，以
要求“道歉”作为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主要手段、将考察中日关系的视角局限
制于“道歉”这一事务，却大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问题之关键的危险。
众所周知，在强权主导之下的国际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金字塔等级秩序，
同时也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实际上是弱肉强食的体系。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历史
学家塔西迪德斯借用伯罗奔尼萨战争中科林斯使节的演讲将强者立规矩、弱者遵
命的哲学表达得活灵活现：“自古以来的规矩就是弱者要屈服于强者，此外，我
们认为我们自己不愧是强者。”西方强权至今仍然是恪守这个古希腊的“文明”
传统的。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没有实际内容的外交词令和仪式，无论是“道歉
”，还是“接触、交往”、“战略伙伴”，统统都是廉价的，也不会被强权所重
视和信守。在强权心目中具有真正实际意义的，是政治和军事上的一场场对抗和
较量，是双边或多边军事联盟架构，是所谓“战区导弹防御体系”（ＴＭＤ），
是依靠强大武力作后盾的经济制裁，是一次又一次战舰开到国门口、轰炸机盘旋
在头顶的战争威胁，是制造和扩散大规模毁灭武器的能力。这个体系，一般是不
看重、也不会去尊重任何一个国家人民的“感情”的。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当前的国际体系，已不同于古希腊时代或十九世纪欧
洲帝国主义瓜分非洲时代的那种经典实力主义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
俄国革命中列宁提出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的召唤产生巨大影响，在弱小民族
纷纷起来要求解放的国际气氛下，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也趁机提出了主张殖
民地人民自决的“威尔逊主义”。此后在国际体系里，赤裸裸的以强凌弱的行径
越来越不光彩，列强的对外侵略和干涉虽然依旧，但总是打着各种各样的正义的
、人道的旗号，如“维护地区安全”、“防止侵犯人权”等等。另一方面，体系
内的弱者和受压迫者的反抗事业，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声援，弱小民族
开始摸索反抗强权的手段，这就是联合其他受压迫民族，动员国际舆论，建立统
一战线，直至开展人民战争，以小胜大，以弱胜强，这也成为体系内的强权最为
惧怕的力量。
中国人民如何看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如何把握对日及对其他西方国
家的关系，就需要以这样的历史视野和体系视野来指导。要达到要求日本道歉的
最终目的，就要搞清这个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我们要求道歉的对象是谁。首先
，深受日本侵略灾害的中国人民的一个最基本目标，就是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
活，保证亚洲和世界的长久和平。而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后的化身，就是日本的军
事工业联合体，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今天在“美日安保条约”下正在加
紧构筑的“东亚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以及涵盖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领土的侵
略作战计划。我们今天要求日本对历史上的侵略道歉，岂能够不去触动日本侵略
机器在今天的战略部署？
其次，我们要求谁对侵略罪行道歉？众所周知，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法西
斯集团，它服务于日本大财阀集团的利益，广大日本人民同样是侵略战争的受害
者。今天的日本人口大多数都是战后出生的，他们对侵略战争无个人责任。这里
不仅仅是一个区分统治阶级和人民的原则问题，而是一个极为现实的政治操作策
略问题：必须明确，中国人民的目标不是为了侮辱今天的日本人民，而是把矛头
指向一小撮日本法西斯复活势力，以及继续将日本捆在侵略亚洲的战车上的制度
性结构：美日军事同盟，以及利用日本作为在亚洲扩张和渗透的基地和跳板、制
造和加剧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以便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美国外交政策。
不去争取和联合日本人民（包括同情蒙受原子灾难的日本平民），中国人民的最
基本目标就无从达到，反而会在政治上孤立无援。
以此观之，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不应是单纯地要求日本道歉这样的议程，
而是应根据当今国际社会的实力主义特点，以及总结本世纪以来弱小国家和列强
作斗争的经验，动员国际舆论，主动地推动一些符合大多数中小国家利益、同时
击中强权要害的国际议事日程，这样才不致于只关注“道歉”，而忽视了正在我
们周围部署的“导弹”。
一个非常值得推动的外交议事日程，就是追究日本侵华军队在中国研制和大
量使用生物与化学武器这件事。现有证据充分证明，日本在侵华期间，严重违反
《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条款，大量制造、储存并在战场上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
在由英美所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中，这一桩罪行被有意忽略；二战
后，日本的大规模毁灭武器制造系统，从未受到象伊拉克今天所受到的严格检查
，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今天有完全充分的权利深入追究。
日本战败投降后，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境内，主要散落在中国东北的
吉林、辽宁省，由于这些化学武器长期埋藏在地下，已经过了安全期限，发生多
起毒气泄漏事故，对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构成严重危害。中国方面完全有必要对
日本侵略军的生物和化学武器对中国的人口、环境所造成的巨大灾害进行一个全
面的、细致的评估，为此就需要得到日本侵华军队方面的资料。
从一九九一年起，就有关处理化学武器事宜，中日两国举行了四次政府级谈
判及两次专家级磋商，但日方至今仍未采取实质行动。日本方面本来有义务将遗
留化武立即全部从中国运走，但据媒体透露，目前由日方提出的计划是：由日方
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在遗留当地建厂处理，继续将毒气泄漏和扩散的风险留在中
国。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方面不仅有充分理由要求日本按照中方提出的条件将遗
留化武立即运走，同时也有充分的权利要求日本政府交出侵华期间制造、使用生
物武器、化学武器的全部文件资料，并允许中国检查日本是否仍然在研制开发生
化武器。
对于大规模毁灭武器检查，国际社会最为熟悉不过，对伊拉克的遥无止境的
武器检查，也给中国对日本的武器检查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先例和惯例。中国应建
议，成立类似针对伊拉克那样的国际武器检查团，长期进驻日本，将日本二战时
直至今天的武器制造系统的资料全部索取，并经常突袭搜查日本的军工厂，不准
设任何禁区，哪怕是天皇的皇宫也不得例外。特别是，日本必须交出有关“七三
一细菌部队”及其全部生化武器的研究、制造和作战使用的资料。众所周知，这
部分资料在战后由美国占领军所秘密接管，去向不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了和对待伊拉克的标准相一致，不搞双重标准，必须搞清这部分资料的去向，
追查到底。
鉴于日本侵略军在二战中的大规模毁灭武器系统在战后不久就用于朝鲜战场
，以及延续至今已被整合进美日军事合作体系，国际武器检查团应有责任查清这
个武器系统不再对亚洲构成威胁，因此有权利索取有关“东亚战区导弹防御体系
”的资料，假如发现它涵盖亚洲其他国家，则有权利将该体系的武器设施在国际
监督下销毁。追查至此，肃清历史上的军国主义与反对今天世界上的霸权主义和
强权侵略才真正联系起来。更进一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应该推进一个更
新的议程，那就是：要求全部销毁少数大国的航空母舰以及远洋舰队这类长程投
射军力（亦即侵略）的大规模侵略武器；历史证明：航空母舰历来被少数强权国
家用来作为侵略别国的武器，销毁航母符合全人类和平的利益。
假如中国政府和民间能够推动这样的议程，那么，他们长期以来试图通过要
求日本政府道歉来促使日本人民反省历史的努力，才可能事半功倍，中国人民的
感情才能得到尊重，国际体系才有可能从弱肉强食的场所向公正和道义占上风的
世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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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为什么会见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
尔木
你能想像二战期间苏联同戈贝尔“合作”、通过戈贝尔的协助增加纳粹分子
对苏联的“了解”吗？你能想像斯大林会见戈贝尔并感谢他为“客观公正”地宣
传苏联、增进苏德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所做的“贡献”吗？
12月10日江泽民会见新闻集团(News Corp.)董事长默多克时，这种荒唐得令
人难以置信的事就在今天的中国发生了。
新闻集团是目前世界最大的、集广播、有线及无线电视、报业、杂志、电影
制作、以及出版于一体的托拉斯。由于它的这一性质，新闻集团必然、也只能代
表垄断资本的利益，因而必然成为中国这样一个被垄断资本视为潜在及实际敌人
的国家在宣传领域里最恶毒的敌人。事实上，过去十多年来西方对中国进行的所
谓“妖魔化”负面歪曲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新闻集团来具体实施的。由于
新闻集团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坏。
那么，新闻集团到底是怎样“客观公正”地向世界人民宣传介绍中国的呢？
通过新闻集团等“客观公正”的宣传介绍，在世界公众的眼里，今天的中国
，特别是中国政府简直就是一个实足的恶魔：暴政专制统治，屠杀自己的人民；
大肆污染破坏自然环境，虐待动物；蔑视人权，迫害持不同政见及有宗教信仰的
人士，虐杀孤儿院里的孤儿，强制人工流产，溺杀女婴，残害妇女；推行种族主
义政策，摧残新疆、西藏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压制那里人民的独立愿望；违背
体育道德，政府指使大规模系统地使用兴奋剂；破坏国际准则，穷兵黩武，对争
取民主自由的弱小台湾撒野；共产党官员贪污腐败，人民道德沦丧；故意在世界
上向恶棍国家扩散生化及核子武器，对邻国有无理的领土要求和扩张野心，对全
世界的和平是潜在的威胁；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对别国进行倾销，抢走其他国
家人民的就业机会；压制新闻自由，任意逮捕驱除支持中国民运、反映人民呼声
的外国新闻记者；等等等等。
世界上还可能有比中国（政府）更邪恶的吗？！
所以，日本不对中国道歉做得对！这样一个共产党政权屠杀的中国人民比日
本侵略军屠杀的中国人还要多得多。对一个残暴的政权当然不能道歉！日本做得
对！
这就是新闻集团的舆论机器对世界公众鼓吹的论调。
同戈贝尔对苏联的歪曲丑化相比，新闻集团对中国的丑化与歪曲更阴险，更
恶毒。就连我们在讲“中华民族”时，新闻集团的记者和编辑们都要“无意”地
错译为“the
Chinese race”，而不是“the Chinese nation”，影射中国人是
邪恶的种族主义者(racists)。其阴险其恶毒连戈贝尔都会自叹不如的。
就连前港督彭定康对中国政府进行恶毒攻击的书《东方与西方》也是由默多
克出版的（此书在中国被列为禁书）。而且在出版前为了达到炒作的目的，同时
也是为了耍弄中国政府，默和彭还专门上演了一幕作者为了抗议出版商的干预而
要换出版商的闹剧。难道有人会愚蠢地要这样一个专职歪曲丑化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的西方舆论工具来帮助“客观公正”地向世界人民宣传介绍中国吗？！事实
上，这正是负责筹办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几位向中央诡称的。我相信，江泽民如果
真的了解新闻集团的实质及其对中国的丑化与歪曲，他是绝不会向默多克道谢的
，甚至根本不会接见默多克的。那么这一幕荒诞剧是怎么上演的呢？这要从头说
起。
1993年初，针对西方媒体对中国有预谋、有组织的丑化与歪曲，有人给中央
起草了一份报告，建议利用电视这一强大的舆论工具与大众传媒，在香港建立一
个政治色彩不浓、面向全球华人的电视台，正面宣传祖国，加强华人对祖国和中
华文化的认同感，推动中国的统一事业，同时在世界公众中树立起中国的良好形
象。
这一报告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支持，但建议的落实落到了几个没有任何搞电
视经验的人的手里。这些人根本就不管什么电视台的筹办初衷，他们唯一的目的
就是把电视台的筹办变成自己从中牟利的绝好机会。为了把电视台搞起来，光靠
他们自己显然是不行的；而为了便于他们为自己牟利，国内的专业人员在初期越
少越好。好在政府拨了一笔巨额资金，以示重视与支持。而此时默多克为了更多
的利润以及更有效地对中国政府进行丑化与歪曲，正千方百计地想进入中国。于
是这些人打着同中国上层领导关系密切的招牌去找了新闻集团。
对于这样一个在商界突然冒出来的无名小卒，新闻集团当然是不屑一顾。于
是他们故作神秘地托人间接向新闻集团表示：如果该公司能够帮助把这个电视台
在香港搞起来，他们能协助安排默多克见到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并且帮助新闻集
团进入得到严密保护的中国大陆电视市场，从中国人手里赚到大钱。为了拉住默
多克，他们设法请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同默多克会了一次面。
默多克动心了。于是95年香港出现了一件爆炸性新闻：超级跨国公司新闻集
团旗下的香港卫视中文台同一家刚刚注册成立的无名小公司决定合作组建凤凰卫
视中文台。了解中央对成立这样一家电视台初衷的人都知道，这一“合作”的荒
诞程度绝不会亚于二战期间戈贝尔同苏联的“合作”。但了解内幕的人很少。这
种“合作”的荒诞性当然是不会在给中央的汇报中提到的。正相反，汇报中吹嘘
的是如何成功地找到了一只狐狸帮助我们看鸡，如何费尽周折找到了一群恶狼帮
我们放羊，如何说服了戈贝尔在纳粹德国“客观公正”地宣传苏联，以及如何使
苏联人民在戈贝尔的帮助下更好地了解纳粹德国对苏联人民的深厚情谊。
令人难以思议的是，由于凤凰卫视中文台筹办人员成功的欺上瞒下，中央竟
然接受了这样的汇报并批准了这样一个同默多克“合作”的电视台的成立。
默多克当然不会有任何损失。据报道，新闻集团已经进入了广东的有线电视
市场。新闻集团的舆论导向更不会因此而改变其歪曲丑化中国和中国政府的立场
。
于是，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导演下，就有了江泽民会见并感谢默多克的这一
幕荒诞剧。消息传到香港、伦敦、纽约、巴黎、法兰克福以后，媒体的从业人员
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致有人开玩笑说：谁会歪曲、丑化、攻击中国，
谁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感谢！我想，听着江泽民的一片赞美之词，最感到难以置信
的要数默多克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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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风云】
道·琼斯指数面临危险
邵人
人们通常从道·琼斯指数的骤升骤降判断美国以至世界经济的好坏。但事实
上，道·琼斯指数不但不能反映美国经济的好坏，甚至不能反映美国股市的好坏
。道·琼斯指数是被人为操纵的。从某种意义上说，98年10月中旬以后道·琼斯
指数的回弹高达20%以上，是在全球股市大崩溃的到来前夕，国际股市大庄家们稳
住人心、拉高出货、金蝉脱壳的一个大阴谋。
道·琼斯指数远远背离了美国经济的真实面
1987年10月，道·琼斯指数曾一度跌至2000点以下。从那以后，道·琼斯指
数却持续了长达近10年的牛市，到1997年时一度高达9000点以上。从1992年一月
到1997年第三季度，美国人通过共同基金投入股市的资金高达8020亿美元。同时
，大量外资也流入美国股市。与此相应，美国股市总市值也从1990年的3.5万亿上
升到1997年的10万多亿，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约2万多亿。
但是，就在股市火箭般上升的同时，美国的实体经济却在不断萎缩。从1970
年至今，美国的实物产出量下降了50%左右。从里根时代开始，由于实施后工业社
会政策，美国的实体经济以每年2%的速度收缩。和大众传媒所传递的印象相反，
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在下降。１９９６年，从实际购买力看，美国的三份整
日工作的月工资收入，仅仅相当于五十年代一个产业工人的月工资收入，以不同
的基本消费产品来衡量，其实际购买力下降了４０％至８０％。五十年代，美国
人依靠一份整日工作的月收入，就足够维持整个家庭的开销，但是，今天这类依
靠单人养活的家庭已相当少见了，许多人被迫依靠打多份零散工作，仍然难以维
持自己和家庭生活的开支，家庭欠债额和破产事件都大幅度增长。1970年时，信
贷消费总额不到1000亿美元，1997年时却上升到13000亿美元左右。１９９０年以
来，面包的价格上涨了４５％，从１９９５年以来，黄油的价格上涨了５０％。
无论是“硬的或软的”的社会基础设施，从数量和质量方面来考察，过去三十年
来均大幅度恶化。美国的供水系统正在走向崩溃，工业的用水量趋于下降，输水
的主干道严重损坏。航空和铁路运输频频出现事故，从１９５０年以来，按家庭
计算的铁路运输量下降了７５％，美国拥有飞机群体的平均寿命，已经从１９７
０年的４年，上升到了现在的１４年。各种“软”社会基础设施，包括教育和医
疗体系，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这就意味着，美国股市市值的大幅度增加只是虚拟增加，和美国的实际经济
表现不但没有正相关，而且是负相关。特别富有戏剧性的是，每当就业率下降时
，道·琼斯指数就上升，而就业率上升时，道·琼斯指数反而下降。至1997年，
最热门的250种股票的市赢率达到了20：1至33：1之间，即股票的市场价格远远地
超过了它的实际赢利。为了保持并继续升高市赢率，就需要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
股市。一旦市场对股市的信心动摇，资金逃离股市，股票从如此之高的市赢率跌
落下来，那后果就难以设想。
但恶梦开了头，最好还是继续做下去，至少醒得越晚越好。正因为如此，国
际大金融家们在设法延长这场恶梦。其主要的手法之一，便是修改道·琼斯指数
。
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指数是由道·琼斯和经营《华尔街日报》的公司共同
发布的。通过多重处理后，道·琼斯指数成为一个越来越“后工业”的指数，与
股市实际表现的距离越拉越大。但它每天在世界各国的各大媒体上播报，成了美
国股市的象征。因此，道·琼斯指数的涨落就带上了意识形态色彩，成为衡量资
本主义好坏的体温计，对于维持股民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1997年3月17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作了重要修改。四家股市表现不佳的
公司被剔除，补进了四家表现出色的公司。被剔除的公司是：伯利恒钢铁公司，
得士古烟草公司，沃尔沃公司，西屋电器公司，自1991年以来，它们的股价分别
上涨了-40%，+54%，-27%，-32%。新列入指数计算的四家公司是：旅行者集团，
惠普公司，约翰孙·约翰逊公司，沃尔－马特公司，自1991年以来，它们的股价
分别上涨了+628%，+372%，+154%，+40%。
这么一来，道·琼斯指数的表现自然就更加出色了。
道·琼斯指数上升的同时，大部分股票价格却在下降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美国股市由牛转熊的迹象早在1997年春就出现了。从
3月11日到4月3日，道·琼斯指数下降了8.6%。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从1996年春到
1997年春，3000多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下降了20%多，其中600多家下降了40%以
上。美国股市实际上被分裂成两大块，一块基本上是由250家大型跨国公司、金融
保险公司等组成。这部分公司，特别是最顶层的25家公司，它们的股票已经升到
了天价。这250种股票的市值占纽约证券交易所2590种股票总市值的50%以上，其
股票市值的上升占近几年来交易所上升市值的100%以上。相应地，另一块，即其
他2340种股票，它们的市值实际上下降了。标准普尔指数也一样，三年来，标准
普尔500种股票总市值的上升实际上全部为顶层25家公司所拥有，其他475家公司
的市值则连年下降。据估计，纽约交易所顶层250种股票吸收了流入美国股市的全
部资金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不仅如此，这一过程是自我增强的。也就是说，购买顶层250家或25家公司的
股票的资金相当大部分来自于其他公司股票的抛售。顶层公司的股价越上冲，就
越需要更大规模的资金，而抛售其他公司股票的压力也就越大。资金明显不足以
拉动股市全线上扬，从而转炒个股、炒板块，这是牛市后期的共同特征。但这样
炒作的结果便是顶层公司的市赢率越来越离奇，股价的上升也就越来越难以为继
。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游戏。华尔街一家大投资银行的证券战略部主任说：“
事情已经到头了。象这样巨大分化的市场不可能持续多久。不是小公司的股价上
升，就是大公司的股价下来。后一种可能才更加现实。过去25年里，这样的情况
我只见到了三次，1973年3月，1987年7月，1990年5月。这一次的规模是空前的。
”
事实上，不仅是美国大多数公司的股价下降支撑了道·琼斯指数顶层公司的
股价飙升，更值得重视的是，全球股市的萧条也在促成道·琼斯指数的反常上升
。1997年7月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股市所受的压力越来越大，道·琼斯指
数也不例外。10月29日，道指猛泻554点。许多人悄悄认为，美国牛市从此结束。
却不料，道·琼斯指数随即回稳并一路攀升，至1998年7月17日竟高达9337点。这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不是美国“新经济”强劲有力的真实写照呢？
其实，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日益加深，世界市场普遍萧条，工业品价格大幅
下跌，来自亚洲和拉美的廉价产品以更大的规模涌进美国，使美国1998年上半年
的贸易逆差增加了42%。与此同时，则是美国企业的开工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利
润减少。因此，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已成强弩之末。经济出现衰退而股市继
续攀升，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就是大量资金从萧条的生产领域撤出，投入股
市。这既是美国国内投资（投机）者的真实心态，更是国际投资（投机）者的真
实心态。事实上，从1997年7月到1998年10月，从所谓的新兴国家流入美国股市的
资金高达7000亿美元之巨，这才有美国股市的异常表现。
新金融工具加深股市鸿沟、加大股市风险
不但是来自国内外的净资金流入使90年代的美国股市节节高升，股市和金融
市场内在的“自激效应”更是推波助澜，把股指上升和股市分裂的趋势推向极致
。“自激效应”大体通过如下四种机制发生作用：
一、股指共同基金。这是华尔街上最新的投资热潮。此类基金的经营者一揽
子买下市场上的所有股票，例如买下列入标准普尔指数统计对象的500家股票。但
投资是加权的。例如，可口可乐公司的市值占总市值的2.4%，而阿姆可钢铁公司
只占0.007%。所以，如果你购买了500种标准普尔指数的股指共同基金，则每购买
1美元阿姆可公司的股票，就要购买343美元的可口可乐公司股票。这就使越来越
多的钱集中到最大公司的股票上去。股指共同基金和股指承购权不同，股指承购
权是衍生金融商品。
二、所谓“增量交易”。“增量交易”是由资金雄厚的机构投资者，例如保
险公司、养老基金等进行的操作。一旦这些机构发现某支股票势头看好，它就把
大量的资源放进去。这自然而然地使该股票的表现更加出色，也就自然而然地加
深了股市的鸿沟。
三、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实际上是就股指、股票或债券的价格涨跌
打赌，猜对了就能赚大钱，猜错了就会赔个精光。由于它利用的是杠杆原理，以
小博大，因此其赚或赔的风险远比发生实际货币交易的股票买卖大。顺便说一下
，股票交易说到底也是赌博，如果你认准了股价上升，买进股票，而它果然上升
了，这就赚了，否则就输了。但是股票交易的赔或赚都只是已经打入股票帐户的
钱，输一是一，赚二是二，清清楚楚。除非帐户上钱是高息借来的，否则赔的都
是自己的钱。但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则不是这样，当它预期股市上涨时，它购买的
是在未来某一时间以一定价格购买该股票若干的权利，只需要花一点钱就可以。
例如，花100美元买下一个月后以每股20美元的价格购买A公司的股票1000股的权
利，而A公司股票的目前价格是每股19美元。如果一个月后股价涨到每股25美元，
则以每股20美元购买1000股的权利就值5000美元，也就是说用100美元赚了5000美
元。如果一个月后股价跌到15美元一股，则以20美元的价格买下该股票就要赔50
00美元。这是一种风险放大机制，实际上是将透支买股票（多头）或借股抛售（
空头）的投机行为系统化、制度化了。有着悠久历史英国巴林银行的破产充分说
明了衍生金融交易的巨大风险：一个普通交易员可以把整个银行资产全部输光。
如果衍生金融交易和传统的股票炒作手法相结合，既当交易的庄家，又赌价格的
涨落，欺诈性和风险性相结合，完全可以用不多的资本在股市、债市、期市上掀
起狂涛巨浪。遗憾的是，根据克里斯托弗·怀特，约翰·荷夫，安东尼·维克兰
特的研究，全世界衍生金融交易额十多年来一直在呈指数增长。1986年时全球衍
生金融交易额不到2万亿美元，到1994年时增长到45万亿美元①。从1990年到199
4年，美国银行的资产经营构成中，收益、贷款和资产三项几乎保持不变，而衍生
金融交易额却从6万多亿美元上升到14万多亿②。
四、股份公司金融化。不但投机机制使股价的涨落风险充分放大，同样值得
注意的是，被炒作公司资产也在急剧金融化、虚拟化。纽约证交所顶层250家公司
都是高度金融化的，其利润的相当大的比例来自金融投机，股市上涨时其利润就
高，股市下跌时其利润就萎缩。例如通用电气公司是美国第六大公司，其市值占
总市值的2.85%。它有一支金融部队，称通用电气资本公司。这家公司本来是为通
用电气服务，在购买辅助设施、工厂时提供融资的。但它现在既做第三世界债务
投资，又做衍生金融交易，成了这两个领域的主要投机商。如果它是银行的话，
通用电气资本公司将成为美国第四大银行，拥有资产2240亿美元。同时，通用电
气公司还拥有全国广播公司（NBC）。1996年，通用电气的母公司的营业收入为7
92亿美元，利润为73亿美元。这其中，48%的营业收入和52%的利润是从金融业和
娱乐业中赚来的。通用电气现在不再主要是制造业的公司了，其他250家公司的情
况也大同小异。因此，一旦股市发生危险，其利润就会大幅度下降，从而促使股
民更加疯狂地抛售股票。
欧元启动是道·琼斯神话的末日
缺乏坚实经济增长支撑的股指增长，就是经济泡沫。只要有资金源源不断地
注入，它就可以被吹得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突然崩裂。涌入华尔街的投机家们
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也在揣度着逃离纽约股市的时机。逃早了要吃亏，逃晚
了要被套。从这个意义上，一年来、特别是10月中旬以来美国股市的反常，就可
以看作是国际大炒家们拉高出货的大阴谋。
但是，如果国际金融巨头们准备出货的话，从纽约股市撤出的数以万亿美元
计的资金该往哪里去？逃到亚洲和拉美？显然不可靠。逃到非洲？只能被连绵的
战火吞噬。于是，金融家们纷纷把眼光转向了欧洲。欧洲各国政府的债务额远低
于美国，欧洲早就在实行紧缩政策，欧洲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有可能增长的地区
。更何况，欧元即将诞生，欧洲的股市正在大合并。
长期以来，美元一直是世界贸易结算和国际储备的主要货币。但是，随着美
国经济竞争力的衰落，欧洲、日本以及世界各国持有的美元越来越多，而美国公
私债务已高达14万亿美元。如果全世界都拿美元去购买美国货，那么美国的物价
就会狂涨。实际上，从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时起，美元就已经泛滥成灾了。今
天美元之所以还能挺得住，一是因为美元利率高，二是美元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作后盾。但高利率和高汇率政策对美国实体经济增长和美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十
分不利，终归是难以为继的。因此，从长期来说，金融界资深人士都看淡美元。
只是在欧元未诞生前，美元无可替代而已。在1998年10月8日美元突然贬值10%以
上时，道·琼斯指数也下探7500点时，出路问题最为突出。虽然有部分基金抛售
美元，购进日元，但数量并不大。由于日本经济仍处于萧条中，日元近期也不被
看好。大量外资仍滞留在美国，无处可去。
然而，欧元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是强大的货币出现了。可以预料，投入在
美元股市、债市的数以千亿、万亿美元计的欧洲、日本和其他各国的资金，甚至
美国各大财团的资金都有可能切换成欧元或投资欧洲股市。
如果这样的话，道·琼斯指数的末日就到来了。
①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②资料来源：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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