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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与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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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二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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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THE WORLD, No. 31
总第三十一期，一九九九年二月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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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二月号目录（本期分zs9902a,b,c三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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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关于国情的若干经济分析 邓力群
【中国农村】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问题 杨德明
安徽省农村集体资产流失调查 黄家声
一起迫害群众的恶性案例：安徽“枞阳事件” 黎勇
乡村债务为何如此沉重 汤延涓、于磊焰
农民购买力提高的障碍 辽宁经济信息网
【鸣 放】征集反腐败签名书 高国贤
【案件调查】广西合浦县“腐败一条街”与领导人买官卖官案件 钟武
深圳港资工厂毒打工人致死事件 蔡照明
【国 际】巴西金融危机的由来、实质与走向 邵人
欧元难撼美元地位
——兼论欧元启动后的国际货币格局 李永胜
【文化与社会】浩然：我是农民的儿子 卢新宁、胡锡进
周作人研究的三口陷阱 袁良骏
东方主义和表征的政治
——在他者的时代书写自我（下） 张旭东
【读编往来】读者来信两则
【新闻摘编】下岗，失业，受剥削，受压迫：有关中国工人状况的报道
圈地造成耕地流失 农民丧失土地
塞班岛血汗工厂的工人起诉美国服装公司
罗马尼亚矿工大罢工
亚洲金融危机：重演30年代的大萧条
本期英文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in English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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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中国与世界》 总第三十一期，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创刊
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０９１－９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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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关于国情的若干经济分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邓力群
同志们：
我的发言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就我所知道的材料，谈谈我们的国情
；另一个就是对学会今后工作，包括国史研究，提点建议。
先从国情说起。国情的内涵十分丰富，今天我着重谈谈我们国家的建设成就
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与现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在这二十年间，我们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举世嘱目的成就。１９９７年，我们国内
生产总值已经达到７万多亿元，同１９４９年的１千多亿元（按１９９７年价格
测算）相比，增长了５０倍。这当然不仅是新时期形成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几十年积累的基础上取得的。我记得，１９７５年工业固定资产比１９
４９年增长了２５倍。我们现在的经济成绩，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增长起来的。１
９９７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７万７千多亿美元，按照现在美元对人民币的
汇率算，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大体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按照现在的汇率，我
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上的第七位，当然，按人口平均计算，我们的名次则要
靠后很多。
改革和建设的丰硕成果，必须充分肯定。这些丰硕成果在社会成员中是如何
分配的，是我们不能不研究的大课题。分配是所有制的背面，也就是所有制的实
现。为此，我现在简要介绍一下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与现状。
去年７万多亿元，今年可能达到８万多亿元，明年可能达到９万多亿元，这
都是各种经济成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汇起来的数字。前些日子看到一个材料，说
我国大陆今年的国有、集体所有、私有（个体经济、有雇佣关系的私营经济，港
澳台来大陆投资的资本主义经济，外国以及海外华侨华人来大陆投资的资本主义
经济）三部分，大体是三分天下，各占其一。这与去年十五大时的情况又不同了
。那时，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共占６９％，加上混合经济成分中的公有部分７％
，公有经济占到了７６％，私有经济只占２４％，可到今年，就各占三分之一了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国有的，集体所有的比重还要下降，私有的还会上升。
目前，城乡的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在大陆已占到三分之一以上。这个情况不
能忽视。
下面把我所记得的三分天下的数字，分别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先从第一个三分之一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有雇佣关系的私营
经济，港澳台来大陆投资的资本主义经济，外国以及海外华侨华人来大陆投资的
资本主义经济说起。
这样几个组成部分中，大陆有雇佣关系的私营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去年是９７万户，雇工１３５０万人；港澳台和外国来大陆投资，批准的有３０
．４万户，注册登记２３．４万户，雇员１７５０万人，实际投资累计是２３２
２．２亿美元；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业者５４４１万人。这些经济实体加上乡镇
企业中的私有企业中的雇佣工人，合计已经超过一亿了。
应当指出，这一亿雇佣工人的处境，同旧中国那些除了劳动力可以出卖以外
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有所不同。比如从农业转移出来打工的，企业主对他们欺压
过甚时，可以不干，还有退路。只要农村坚持土地公有，农户有承包的土地，不
给资本家干，还可回家种地，不会没饭吃。
港澳台以及外国在大陆的企业，按照《劳工法》组建工会的，只占百分之二
十几。有个奇怪的现象，在这些企业中的某些中方代表往往首先出来反对成立工
会，不赞成《劳工法》。因为没有工会，不执行《劳工法》，在这些企业中发生
的许多事情，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是很难想象，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工厂管
理等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工人的人身自由、各种法定权利根本没有保证。当然
也有些外资企业执行了《劳工法》，表现是好的。前些年在我们大陆的私营经济
中，普遍使用童工，这几年情况稍有好转。
第二个三分之一是城乡集体经济。今天我的发言，主要讲农村集体经济这些
年来发生的变化情况。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情况，有位同志给我讲了一个总的看法，现在可以分为两
大类。
第一大类，６０％以上“公有私用”，分户经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我国农村兴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伟大创造。这种分户经营和合作
化前的单干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现在实行土地公有制，这是我国农民经过合
作化的教育，经过反反复复实践，自己做出的选择。我记得１９７８年，１９７
９年，特别是１９８０年以后，很多地方都想把田地分掉。分来分去，农民觉得
还是坚持土地公有制好，土地公有制在包产到户这几年里没有改掉，维持住了。
现在的分户承包经营，准确的说法是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体生产。有一个土地
公有，土地所有权不准自由买卖，尽管是分户经营了，承包土地有权转让，但终
究使农民分化问题有所缓解。有些人老想把土地公有制搞掉。他们的说法是什么
呢？他们讲，通过包产到户，农村生产力解放了，现在障碍生产力进一步解放的
枷锁就是土地公有制，唯有把这个枷锁打碎，实行土地私有化，农村的生产力才
能毫无障碍地发挥出来。有那么一批人在制造这个舆论，而且有些地方也想这么
干。
这种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分户经营，或叫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体生产，同
合作化的初级社比，有前进的方面。初级社是土地私有，土地入股分红，现在是
土地公有。但是也有后退的方面，都分户经营了，各顾各了，许多地方统一经营
、双层经营、集体生产、集体分配基本上没有了，有些大型农具都卖掉了、拆掉
了，水利设施失修严重；有些贫苦地区，分户经营的农民养不起牛，又恢复了过
去的人拉犁。记得在包产到户搞得很热闹的时候，一些老同志和基层同志说过，
分户经营的包产到户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个作用的时间有限。１９８
４年以后，农村有两亿多人口收入减少。
邓小平同志讲，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
个飞跃。第一个飞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
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同志讲
的第二个飞跃需要我们做很多积极的准备工作。
第二大类，还有统一经营、双层经营的集体经济，各省市自治区大都有若干
好典型。有些村子也包产到户过，分了土地，村办集体小企业搞私人承包，效率
证明不好，又回过头来搞集体。他们有自己走过曲折道路的经验，所以越搞越好
。这一类大概占３０％多，各省市自治区不一样，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上
海的郊区县，前两年他们告诉我，个体、私营的不多，基本上保持了集体经济。
我们那个五七干校所在的石家庄郊区也搞得不错。有一个村子，今年的收入平均
每个人达到４０００多元，我们在干校的时候是１００多元。北京郊区的平原地
区还坚持集体经济、规模经营，也有私人雇外地民工干的，山区分户经营了。集
体化程度，各个地方不一样，有低有高；少数很高很好，令人深受鼓舞。新疆没
有水根本没法种地，而搞水若不靠集体，靠任何单个人都不可能。新疆喀什地区
１９９４年我去调查过，他们还坚持了“五统一”的包产到户。锦州附近的盘锦
市，他们的统一程度更高，实行“七统一”，农民只负责田间管理，其它都还是
集体经营。
现在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来是先进典型，有好班子，坚持集体经济
，如今却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甚至是行政命令，强制实行所谓的“改制”，不
是完善、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是一味地用卖掉公有制企业的办法，来发展
私营经济。
使用雇工、规模经营的农场主，他们耕种的土地，小部分是家庭承包的，大
部分是租用的；同“公有私用”、分户经营不同，不属于农村集体经济，而属于
农村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现有多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数字。
农村完全私有的经济，大都在工商二、三产业。主要包括有“两个帮工五个
徒弟”的小业主；有雇佣关系的私营经济，即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港澳台和外
国在大陆农村投资的资本主义经济。
农村的乡镇企业是得到邓小平同志称赞的，叫做“异军突起”。我得到的材
料，乡镇企业包括四种类型：户办、联户办、村办、乡办。大体上来说，户办、
联户办是私有，村办、乡办大多数是集体。１９９５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１亿
３千万，户数２２００多万，平均每个企业５－６人。其中两级集体企业户数占
７－８％，职工占４７％，产值占６４％，总资本占７３％；户办、联户办企业
户数占９２％以上，职工占５３％，产值占３６％，总资本占２７％。到１９９
７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大体上仍是１亿３千万，户数是２０００多万，每户７
－８人。其中两级集体户数占６－７％，职工占４０％，产值占４８．５％，总
资本占６５％；户办、联户办户数占９３％多，职工占６０％，产值占５１．５
％，总资本占３５％。
在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约１亿３千万，从农村出来到城镇的打工仔、打工妹
以及从事二、三产业的约７千万。两亿劳动力从农业分化出来转向工商业，这是
我国从农业国建成工业国过程中的一大进步。这些年，企业的重复建设很多，但
城镇化过程中很多基础设施没能跟上，使这两亿人在城镇难于安居下来，要继续
吸收农村更多劳动力，就艰难得多了。
第三个三分之一，是国有经济，绝对量上升，相对量下降。
国有经济在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实际上已少于三分之一。到１９９７
年，国有工业只占工业总产值的２６．５％，国有商业只占消费品零售额的２４
．３％。可是国有经济的负担，它的税收、它的上缴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８０
％以上。
国有经济的绝对量和总体实力提高了。１９７８年国有经济拥有的固定资产
总量（原值）４４８８亿元，１９９６年提高到６５８９４亿元。国有工业总产
值，１９７８年３２８９亿元，１９９６年提高到２８３６１亿元。
国有经济在各个行业中的相对量和绝对量，各不相同。１９９５年全国４０
个主要工业部门中，国有固定资产分别占５０－９０％的有２７个部门，占部门
总和的６７．５％；这些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公益
性事业。占３０％以下的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
国营农场是国有经济的组成部分。１９９７年，垦区和地方国营农场，共有
人口１２５１万人，耕地６８４０多万亩，机械总动力２８６万千瓦，牲畜６７
万头，产粮１６９２万吨，棉花６２万吨，肉类８２万吨，橡胶３４．５万吨，
国民生产总值４１７亿元。
这些年，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外汇储备已经达到１４００多亿元，在
世界上居于第二位，这是我国人民币汇率能够稳定的基础。可是千万还要记住，
我国的外债计达１３００多亿美元，内债８０００多亿人民币，内外债合计有两
万亿元以上人民币的债务。在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港澳台和外国在大陆的企
业所占份额，已达到百分之四十多。我们有些学者前些日子制造一种舆论，说外
汇储备要那么多干什么，减少一点，多用一点也可以呀。朱熔基同志回答了这个
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的外汇储备大手大脚地花掉，我们用什么来还债呢？现在我
们借债还有信誉，就是因为有这１４００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过去是统收统支，连折旧费都交上去了。后来改了，但是折旧率仍很低。甘
肃兰州炼油厂的一个同志讲了一段令人难过的话，他说，一百五十六个工业项目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子，上要孝敬父母，下要抚养弟妹，我们尽了孝心和爱心
。现在，这个长子已经年老了，仍然在继续为共和国尽孝心和爱心。可是，其中
有些企业，由于缺少更新改造资金，设备落后，或者没有及时转产，产品不对路
，或者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宏观调控不周等等，这样的一批工业基地和工厂、矿
山，已先后处于困境。
国有企业中特别困难的是中小型企业。有同志告诉我，国有企业一亿多职工
，不包括公教人员，到现在，下岗的、不能正常发工资和退休金的，达到３００
０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有５０００多万人。朱熔基同志最近再三讲，基本生活
保障、再就业工程，关系到改革成败，党和国家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要负责到
底，不能把下岗职工推向社会，一推了之。这个方针，这个态度很好。可是要解
决这个问题，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国有企业几千万职工处于困境，他们的生活保
障，大城市好一点，在边远城市和农村，像某些矿区，有的名义上一个月给几十
块钱，实际上往往领不到，一些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难以为继。
此外，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４８００万人。
据说大陆的百万富翁已逾一百万户。在上海，单是证券市场，拥有百万元以
至千万元以上的，已有八十几户。大陆有雇佣关系的私营企业即资本主义企业，
户数、资产、雇佣工人，比三大改造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已超过好多倍。城
乡居民储蓄存款，抽样调查，百分之二十的户，占有存款总额的百分之八十；百
分之八十的户，只占存款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不但城乡社会两级分化在加剧，而
且在一些国有企业内部，也已发生两极分化，经营者享有一切权利，工人不但无
权参加企业管理，连他们的劳动权也被随意剥夺了。如有些企业强迫职工入股，
实行“以股定岗、无股无岗”的土政策。据世界银行１９９７年发展报告，１９
９５年我国２０％最高收入人口与２０％最底收入人口之比为８．６４，这与１
９８５年美国８．９１的水平，相差无几。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所有制本质上是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关系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历史发展的每个重大关头，都应该对现实的阶级关系
作出确切的分析。这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基础。
上面所说的情况告诉我们，对国史研究的同志来讲，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
还有这么一堆问题。要有喜有忧，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要悲观失望。这些年，看
到的，听到的，感到值得忧虑的东西不少。江泽民同志前两年就讲，要有忧患意
识。树立忧患意识，首先要忧党。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人
”，“关键在党”，“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党内要搞好，不出事”。
说到党的问题，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典型材料，是某县级市派人到另一个有
点名气的试点县级市去考察学习“改制”经验的材料。很长，只把其中值得注意
的地方简单扼要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试点县级市“改制”前的情况及“改制”后的结果如何呢？“改制”以
前，县里的公有制企业有县的公有、镇的公有、村的公有三级。该县级市１９９
５年６月出台了一个深化综合体制改革二十条的规定，提出了“以卖为主，加快
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到目前，全市已有１７７１户公有企业被卖掉了，
占原有三种公有企业的９０％以上。
把公有制企业卖给资本家，公有变成私有，姓社变成姓资，工人从企业主人
变成老板的雇工，这些，在他们的文件和实践上，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
考察报告说，这个经验证明：“卖得越彻底，企业转制也越彻底，效果也越
明显。因此，必须把‘卖’作为企业改制的主要形式，把政府从竞争型的工商企
业中退出作为改革的基本方向。”
他们在作出这样的“改制”决策同时，还作了两个自相矛盾的决定。
其一，那个试点县级市党委和市政府，在１９９５年６月出台《深化综合体
制改革的决定》时，就提出“三不”，即不争论、不动摇、不宣传，主张“只干
不说，或者少说多干”。干什么？就是“卖”。“以出售好企业、大企业为主”
，把公有企业“卖”光为止。这是要“干”也要“说”的。不“说”什么？就是
“在姓社姓资上不要讨论，不要争论，因为谁也争不明白。与其坐而论道，不如
直开通道”。因此，他们认为改革首要的一点就是在认识上有突破性。突破什么
？就是突破“姓社姓资”。
这同邓小平同志关于姓社姓资的意见是一回事吗？邓小平同志是怎样提出姓
社姓资的问题的呢？１９９１年２月１０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一个工厂去参观
，走到一部机器面前，邓小平同志问，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
大家听了有点发楞。没等到大家回答，邓小平同志讲，这部机器在国外姓资，到
中国来姓社。这是讲机器的所有制属性问题，生产资料不同所有制联系起来当然
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了。邓小平同志讲在国外姓资，在中国姓社，就是说，机
器如果为外国资本家所占有，为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服务，就姓“资”；同样的
机器来到中国，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为创造公有财富服务，它就姓
“社”了。后来竟有人说，不论什么问题都不问姓社姓资。这完全歪曲了邓小平
同志的原意，居然广为流行。邓小平同志１９９２年去深圳考察，讲清了什么问
题不问姓“社”姓“资”，什么问题要问姓“社”姓“资”。计划、市场、证券
、股票，作为方法，作为手段，不用去判断它的社会性质。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都是当作方法来讲的。可是，邓小平同志对深圳特区是问了
姓社姓资的，他的回答是，深圳姓社不姓资，因为公有制占了四分之三，另外四
分之一是外商投资，我们还可收税，得到劳务收入。从所有制的主体来讲，深圳
还是姓社的，不是姓资的。涉及到一个地方，涉及到一个市，涉及到一个省，涉
及到所有制、经济成份、社会性质、经济基础、政治方向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是
问了姓社姓资的。可是现在那个试点县级市的共产党市委和市政府的舆论，竟是
什么都不要问姓社姓资，这哪里是邓小平同志的意思呢？！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最根本的、最核心的问题，是
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怎样建设，都落脚到社会
主义。
学习这个理论，运用这个理论，就要解决经济、政治、思想各条战线种种重
大问题，问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宏观指导上调整好公有制
是主体、非公有制是补充之间的关系；政策策略上处理好阶级关系问题，直到建
成社会主义。
可是，人家说，不行，这是老一套。那些人宣传，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就要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就要冲破姓社姓资，冲破姓公姓私。他们冲
破的时候，不是也要问一问，然后决定冲破哪个，不冲破哪个吗？别人问问，不
行；发表不同意见，更不行。都一概被称作“左”，一概被称作“僵化、保守”
。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还有个“每事问”；五十年前，延安整风，毛主席说过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
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想
不到现在自命思想解放的“英雄”们，在他们的连篇累牍和大部头著作中，对于
同国家、民族、人民命运攸关的问题，竟然是一个不问接着一个不问，别人问一
问都犯罪，一言堂到这般地步，浅薄到这般地步，而唱和者竟如此之多，令人感
慨不已！
其二，这个试点县级市１９９５年下半年至１９９６年初，在该市进行了一
次长时期的“改革舆论轰炸”。打开电视、广播，打开报纸，走上街头，走进机
关，走入企业，听到的、看到的、接触到的，都在宣传他们的改革政策，议论、
学习他们的改革政策。你们不是“只干不说”吗？卖掉县内各种公有制企业，实
际上是不但要“干”，而且要大说特说，要“舆论轰炸”。亏他们想得出、做得
出，宣称“不宣传”的同时，发动这样火药味十足的“轰炸”。看来，所谓“不
说”，只是不许说反对的话，不许提不同意见。
这个市委市政府的“改革政策”是些什么内容呢？他们的“改制”是怎样具
体操作的呢？就是：卖，要一步到位，先卖好的大的，叫先易后难。先卖给谁呢
？先卖给好企业的厂长或领导班子。较差的卖掉，债权债务由政府承担。所有竞
争性的企业统统卖掉，政府只留那种所谓服务性的企业。所有公有的工商企业一
律推向市场，股份制的企业原来是国家控股的，现在也不控股了，要退掉国家的
股份，直到为零。在用工制度的改革方面，提出要用三年的时间“消灭全民所有
制企业职工的观念”，原来的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统统卖掉，叫做买断工龄。他们
叫“两断”、“两无”，就是买断国有企业资产，买断职工工龄；无国有企业，
无全民职工。他们自称这是他们经验的“实质和精髓”。事实上，原全民企业职
工愿意卖断工龄的是少数，不愿意卖的是大多数。
他们还宣扬一种理论：生产要素实行完全的商品化，产权和劳动力，都必须
商品化。否则，就不是他们所说的商品经济。这就很清楚了，他们搞的市场经济
，是完完全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央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回事。
他们讲：“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可能成为商品，也
不准许成为商品。没有全部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就不是市场经济。那么产权要成
为商品，劳动力也要成为商品，但劳动力要成为商品的必要前提就是劳动者必须
是自由人。现在国企职工端的是铁饭碗，不是自由人，劳动力不可能成为商品。
所以他们的做法是先把职工解放，成为自由人，劳动力才能成为商品，劳动者才
能自觉地自由地选择企业，企业也就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人，这才叫资源配置的市
场化。”
人家给我们上课了，改掉社会主义，实行私有化，剥夺工人阶级几代人奋斗
得来的劳动权利和在企业的主人翁地位，“自由”到两手空空，任人宰割，竟被
叫做是对国企职工的“解放”！
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讲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和小农不同
，他们已经自由到这样一种程度，除了劳动力还可以自由出卖以外，已经完全没
有一丝一毫的生产资料了。所谓“自由人”就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做法，这样的想法，表明从他们的政策措施，到他们的思想感情，到
他们的言谈举止，已经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员的气味了。
我们的同志，都是主张和拥护改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央的
领导下，可以说一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推进改革的工作中。我们主张和拥护的改
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像自由市场的摊贩一样
，到处讲“改革”，联合国改革，美国改革，苏联东欧改革，俄罗斯遇到麻烦，
西方人就出来说：只要你改革，我就支持你。“改革”两个字，花样太多了，总
不能看到这两个字，就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许问，只许拥护、拥护、拥护。天
下没有这样的道理。从那个县级市所言所行看，他们的“改制”，他们的“改革
”，不正是邓小平同志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化”吗？！他们的心目中，已不是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已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发展中国，而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了。
可悲之处在于，这个县级市这样的一种做法，竟被另一个县级市心领神会、
顶礼膜拜，认为只有走他们那条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才能成功。这样改下去
，中国要改到哪里去？看了这个材料，我不能不提出：请看今天的某县级市竟是
谁家的天下？这样虔诚学习怎么得了？！我们这些研究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史的同志，不能不关心这样的问题。
这个讲稿的修改过程中，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国企公司经理说“
我就不信搞不好国有企业”》，说的是著名的金星制笔公司，从１９８９年开始
，由于诸多原因所致，陷入衰败困境。１９９５年６月，组织上决定派了一位新
的公司总经理，他同党委书记一起团结广大职工努力工作几年，到现在该公司不
但已摆脱困境，而且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靠的是什么？他们的经验是：“只有
紧紧依靠工人群众，企业的二次创业就一定成功。”文章摘要全文附后，供同志
们参阅。
某试点县级市的“改制”是一个不好的典型，金星制笔公司的“二次创业”
是一个好的典型，是成千上万国有好企业的代表之一。
这里，我向同志们介绍一下，毛主席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
济学教科书时，谈话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当读到教科书讲苏联劳动人民的权利时
，毛主席发表了意见：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
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
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
、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你们看，那个试点县级市的材料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讲到他们那样“改制”
时，和那里的工人农民，党员团员，商量过没有？讨论过没有？根本没有。看来
就是市委那班人决定一切，脑子里根本没想到人民群众。不知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权力，好象这个县级市就是他们几个人的，其他的人都不在他们的视线内，不在
他们的脑子里。
与此相反，金星制笔公司的领导班子却说：“绝不能用老百姓的血染红自己
的顶子，也绝不能用老百姓的血肥自己的肠子。”要用自己的行动，让职工说：
“共产党员就在身边！”
毛主席另一段话：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
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
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他还说：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
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
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
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
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
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
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
像那个县级市委班子那样任意摆布，让你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你就
得成为这样的“自由人”。走什么路，执行什么政策，由他们决定一切，人民无
权过问。这不是好的典型。
与此相反，现在金星公司，共产党员一律挂牌上岗。职工说：“我们公司党
员的模范作用确确实实可以看到了。”这是好的典型。
结合正反典型经验，来领会毛主席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现实，研究国史，
都大有帮助。
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资料已编印成一本学习材料。这本
学习材料在座的同志大部分都有，每个省、每个部门都发了三四本，北京发得多
一点。原来没有发到的，这次会后都给你们补发。回去以后，建议同志们结合国
史的研究，结合国史的宣传，把这本学习材料好好地、认真地读一下。能够几个
人读完一段后一起议论一下最好，实在不能一起议论，也建议每个得到学习材料
的人结合我们的国史，结合我们的现状，把这本学习材料仔细认真地读一下。
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１９５９年末开始的，到明年就四十周年
了。四十年世界的变化，东欧、苏联的瓦解和演变，证明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
事业的基本论点的真理性和预见性。如果我们当时照赫鲁晓夫说的同苏联“对表
”，对他那些修正主义的东西不置异词，来一个顶礼膜拜，亦步亦趋，跟着赫鲁
晓夫、戈尔巴乔夫走，他们剧变了以后，中国能够站得住吗？中国之所以在东欧
、苏联瓦解演变之后还能够站得住，就是因为我们党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
出与他们不同的观点，走上与他们不同的道路。
这本材料是作为国史学会的学习材料发给大家的，好好学习，对于国史的研
究和宣传，国史的教育和学习，都大有好处。国史学会要把毛主席在这本材料里
所阐述的科学见解，要把一脉相承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个完
整的科学体系，作为我们国史学会工作的指导思想。这是我对今后国史学会工作
的第一个意见。
第二个意见，鉴于以往的经验，我们的学会活动、会务工作要采取多种多样
的形式，这方面希望大家多想办法，多出主意，多辟新的途径。不仅对国史研究
中的学术问题，而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命运问题，都要密切关注。我们这
次修改学会章程，明确提出宪法原则，我们有权利有义务，对违宪的言论、行为
，进行争论，进行斗争。
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材料，也提供了一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谢谢。
（注：这篇讲话稿发表前，作者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转载自《当代思潮》１９
９８年第六期；本刊省略了原文的附件：关于北京金星制笔公司的一篇报道，《
一位国企公司经理说：“我就不信搞不好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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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
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问题
杨德明
我党中央一贯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党的文件一再强调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问题的重要性。例如，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大声疾呼：“农业、农村和农
民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但近年来，更准确地说是
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中央的号召没有得到认真的落实，我国农业发展在
相当的程度上没有脱离所谓口号农业的窠臼，也就是说，我国对农业的重视往往
停留在口头上，口惠而实不至。１０多年来，我们没有深入地系统地认真地研究
，当然也就谈不上提出解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发展战略和体制方案。我党农
村政策的基调是安于现状，稳有余而变不足。如果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算起，改革开放历时已经近２０年，即四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但四个现代化的第
一个现代化即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似乎还非常遥远。时至今日，我们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农业的脆弱地位。近年来，农业现代化的口号不大提了，在人们的心目中，
农业现代化似乎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了。这是８０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制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政策的通病，似乎一搞包产到户，就万事大吉了，我国的
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是极大的误解，也是我们在理论和
政策上的最大失误。看来我们对中央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经济
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的提法，还没有从战略和体制的高度科学加以认
识。我们应当以极大的紧迫感、危机感和对九亿农民的高度的责任感，旗帜鲜明
地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两个方面提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工业化的行动纲领
。
（一）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工业化的迫切必要性
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工业化的迫切必要性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两个
方面：
１、政治意义。从政治上来说，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解决农民问题，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的迫切需要。我国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主力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我国工业化原始资金积累的提供者。工农联盟
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在进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我国工农联盟的加强和巩固必须建立在农业现代化
和农村经济工业化的基础之上。如果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工业化事业迟迟得不
到推动，农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我国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长期得不
到根本性的改变，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长期得不到提高，我国的工农联盟就不但
不可能得到巩固和加强，而且有破裂的危险。由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工业化
迟迟未能实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和农民贫困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蕴藏
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矛盾在日趋尖锐
。对这种严重的情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绝不能麻木不仁，掉以轻心。否则，我
们将要犯绝大的历史性的错误。
２、经济意义。从经济上来说，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而农村经济工业化是我国国民经济工业化的核心。不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必需的食品和原料的供应便得不到保障；以城市为依托的现
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便失去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对象和最广阔的潜在市场；占人
口８０％的农民为小块土地和原始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所束缚，所蕴藏的巨
大的经济潜力便无从发挥，中国这个十二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便永远只能是一个
二等国家，三等国家；不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农村市场不发达，城乡就业机会
有限，失业问题便无从解决；农业基础薄弱，农产品供应不足，往往是物价上涨
的导火线；农村贫困，农业开发不当，造成森林面积锐减，植被破坏，是生态环
境恶化的基本原因；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农业落后，农业从业人口过多，是“人
口爆炸”的根本原因，而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农业人口的转移
，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治本之道。总之，农业问
题，农村问题，归根结蒂，农民问题，是我国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这个问
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中国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
３、毛泽东同志论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
题在我国工业化事业中的极大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生前曾多次加以论述。重温
毛泽东同志当年的论述，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突出地强调了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极端的重要性。他把农业
的重要性归纳为６个方面：
１、农业发展关系到农村人口的吃饭、吃肉、吃油和其它非商品性农产品的
消费问题；
２、农业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地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是工业
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３、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农业是轻工业重要的原料来源，农
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
４、农村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
５、农业是出口物资的重要来源；
６、农业是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
毛泽东同志写道：“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意义极大。
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我国建设社
会主义是以重工业为基础，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又必须充分注意和发展农业和
轻工业。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８０％以上，发展工业必
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
累较多的资金。轻工业和农业有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
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
改革的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
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
要市场的情况，将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
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作。”
如前所述，在到2010年左右的历史时期，我国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工业化。工
业化的核心是农村经济工业化，是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将80%的农民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农村非农产业和城镇经济部门。而农业人口的转移
的前提条件是农业现代化。
（二）农村经济工业化的基本任务
农村经济工业化的基础是农业现代化，但是其内容比农业现代化要丰富得多
，它要求在现代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基础上，大规模地发展农村的各项社会经
济事业。
第一，实现农业现代化，亦即建设现代化的大农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
渔业和林业。针对我国人多田少的国情，必须发扬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逐
步实现我国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园田化和工厂化，努力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的生产
率和土地的产出率，提高防灾抗灾能力，将我国农业对大自然的依赖降低到最低
限度，并为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最基本的条件。要特别重视发展我国的林
业，尽快地改变我国林业落后的面貌，尽快地将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到３０％
这一为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所必不可少的水准。
第二，在国有企业的领导下，以乡镇集体经济为主要组织形式，大力发展乡
村工业和建筑业。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应当按照国家统一的产业政策，主
要通过国有大工业扩散产品的形式，将乡镇企业纳入全国大工业生产网络，为国
家大工业服务，为出口服务，为本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
第三，以乡村集体企业为主要组织形式，大力发展乡村第三产业，包括乡村
交通运输业、乡村文化科研卫生事业、各项福利事业特别是乡村社会保险事业，
首先是乡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事业。
第四、在农业现代化和大规模发展乡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基础上，按照
全国和地方统一的规划和严格的管理，建设星罗棋布的农村集镇和小城市，作为
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
第五、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最迫在眉睫而又切实可行的是在国家统一
计划的指导下，在国家工业、财政和科学技术的支援下，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大张
旗鼓地锲而不舍地进行以１２亿亩高产稳产基本农田为中心、山水林田路综合治
理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由于我国
的自然条件和人口条件的限制，人均耕地和可耕地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
，以人均一亩为目标的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建设乃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社
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基，具有特殊重要的关键的意义。我国必须集中国力，早
日成功。只要我国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工程，并且将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每
个劳动力耕种例如２０亩左右的水平，我国用６０００万左右的劳动从事种植业
即够，加上牧业、林业和渔业，用１亿左右的劳动力从事大农业生产即可。假定
我国的劳动力在未来稳定在８亿左右，我国农业从业劳动力的比重即可降至１５
％左右，从而达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一项最基本的指标。有了这样一个基础，
我国就可以腾出大部分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大规模地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从而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和普遍繁荣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六、我国农业发展战略一项带根本性的举措，是以最优的方案实现南水北
调，解决我国西北和华北地区特别是大西北地区的水资源问题，从根本上优化我
国辽阔的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改造和开发无边无垠的沙漠荒漠
，大幅度的增加我国的耕地面积，彻底改变我国人多地少的被动局面。我国农业
要真正过关，一要靠精耕细作，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二要靠开发西部北部
地区，大力增加耕地面积。这样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工业化的体制问题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的既定方针，是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首要内容。但是，无庸
讳言，近二十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事业进展甚微，坐失了大好时机，从而延误
我国国民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究其原因，是我们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
的推行问题上，对这一体制的性质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偏差。这种偏差构成
现阶段我国农业现代化严重的束缚和障碍。
１、正确认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在７０年代末期和８０
年代初叶，我国农村经济当时的基本体制是公社、生产大队（相当于公社化以前
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相当于公社化以前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
级所有，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是毛泽
东同志在６０年代初期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由于基本核
算单位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这一体制与１９５８年的以一大二公为基本特点的
人民公社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这一集体经济体制与我国当时的农村生产力发展
水平，与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是基本上相适应的。由于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当时这种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
样的缺点。对于这种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我们的任务是加以改革，加以完善，而
不是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邓小平同志从来没有否定５０年代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就，从来都是
对这些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例如，邓小平同志说：“建国头十七年的成绩是大
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
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
。从工作上看，有的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２６６页）。
２、坚持集体经济的方向。在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时，邓小平同志一再
强调，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是搞集体经济，家庭联产承包制是以生产队
为主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是一种低级形态的集体经济。农村经济发
展的方向是变这种低级形态的集体经济为高级形态的集体经济，亦即实行专业化
、商品化和现代化的农村集体经济。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总的方
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
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
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地方也会
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上书第二卷第２７５页）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向高级形态的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有四，一是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广义的亦即不限于耕种收割的机械化；二是提高管理水平，培养
出必要的管理干部；三是发展多种经营和专业生产，发展商品经济；四是集体收
入数量增加，比重提高。
近年来各地的实践经验证明，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解决我国农业现代
化问题，但是人们又不敢问津农村集体经济，在人们的心目中，家庭联产承包制
与集体经济似乎是互不相容的两个概念。从上述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观
念和作法与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理
论毫无共同之处。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将邓小平同志上述引文中最重要的一句话“
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也还是生产队”忘记了。而忘记了这一段话，
放弃了生产队的主体地位，家庭联产承包制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分田单干。各地
的典型经验证明，凡是坚持集体经济方向的地方和单位，大至一个县，小到一个
村子，农村经济都搞得欣欣向荣。引导农民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
和农村经济工业化，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违背这一基本原理，
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真理。在目
前的情况下，能否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关
键，从而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家庭联产承包制作为农村
低级形态的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将继续存在，但必须逐步向高级形态的集体所
有制的规模经济发展，而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蜕变为私有小农经济。无限期地
得过且过地维持个体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将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而永无出头之日
，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将成为一枕黄梁。
３、逐步改革城乡户籍制度。现行的城乡户籍制度将城乡人口结构凝固化，
严重地阻碍农村富余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经济转移。随着农业现代化事业和农
村经济工业化的发展，将要出现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规模越来越大的农业从业人口
向非农经济和城镇经济转移的过程。我国的城乡户籍制度必须加以改革，使之适
应这一工业化的历史潮流。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在科学管理户籍的前提下，使户口
不再成为人们特别是农民就业、升学和迁徙的障碍，同时又防止所谓“盲流”现
象的出现，即防止农民盲目地流入现有的大城市。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国几亿农
民转移的主要场所不是现有的大城市，而是农村的非农产业、农村乡镇企业的聚
集地－－新型的乡村集镇、新兴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新兴的中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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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农村集体资产流失调查
黄家声
一、基层“七站八所”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造成的资产流失尤为
突出。上面的会议到乡镇企业开；机关办公司的滞销商品高价到乡镇企业推销；
到外地、甚至出国考察的费用；名目繁多的高价培训班以及稀奇古怪、五花八门
、国家财政解决不了的都拿到乡镇企业来报销。
当前农村又掀起修路热、建集镇热、开发旅游区热的浪潮，指标层层分解。
除了农、林、水、气、电、机等各局，还有其他业务局也要把指标分摊给农村企
业。一件事情，多头摊派，企业苦不堪言。
方方面面向企业伸手，都有一定的来头，企业得罪不起。有家水泥厂，一年
被“三乱”拿走10多万元，该厂厂长向有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同志吐了这方面的苦
水。纪检监察机关在小范围的会议上说了这件事，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有
关部门直接打电话到水泥厂进行质问。该水泥厂的厂长连忙到纪检监察机关要求
“熄火”，否则厂里就要引火烧身了。“三乱”造成的资产流失，企业大都以变
通办法隐瞒了，在调查中很难弄得清。
二、大吃大喝、请客送礼造成资产流失。我们在某县调查的30个集体企业，
去年吃喝费用96.6万元，销售招待费用160.9万元，共计257.5万元，占销售成本
3.6%。有一羽绒厂，年招待费12万元，占产值5.1%，占销售收入10.5%。有一乡办
企业在省城设一办事处，群众把它称为“吃喝处”。不但企业的行管人员住在这
里大吃大喝，而且只要乡里有干部到省城，办事处便慷慨地请他们上高级餐馆，
光顾卡拉ＯＫ厅，一甩手便是千元以上。有个县一年收入4千万元，“人头费”支
出6千万元，财政赤字2千万元，吃喝招待2千万元。当然这吃喝费不能从赤字财政
中开支，只能从企业中掏钱。
从调查看，有些厂长、经理在送礼的同时，自己往往也捞一把。难怪群众说
：“现在有些乡镇企业是被吃垮了、送垮了”。
三、贪污挪用造成资产流失。在一些企业，贪污、挪用公款公物的现象屡见
不鲜。有一服装厂，流动资金十分紧缺，往往为几万元贷款，到处找人、送礼、
讲好话。但该厂干部、职工长期占用的资金竟有21.3万元，厂里也曾几次下决心
清算，限期归还。可往往都是前头还，后头借，或者是帐面上还，实际上并没还
。一位审计人员说，单挪用欠款的利息，厂里一年就要背上好几万。如按有关规
定办事，厂里不少干部、职工都要受到党纪、政纪甚至法纪的处理。有的厂长、
经理和供销人员，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以回扣、奖励等名目，巧取豪夺，公开
进行贪污。不少企业虽困难重重，甚至濒临倒闭，可企业的“头头们”却很富有
。“富和尚穷庙”的现象很为严重。有的企业连年亏损，工人长期发不出工资，
可企业的厂长家却盖起了小洋楼，家用电器应有尽有。有一乡负责人直接从一家
企业调出3.5万元资金，到县城买私房，群众极为反感。此事县纪检部门虽已作了
处理，但类似这样的变相贪污在企业又何止是一个、两个。
四、经营不善造成资产流失。生产经营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销售渠道不
畅，产品积压严重。在我调查的30个乡镇集体企业中，去年各类应收款1955.5万
元，占流动资金40.63%；库存产品679.73万元，占流动资产14.12%；各类存货14
64.81万元，占流动资金30.43%。应收款中，大部分回笼慢。库存产品及各类存货
中，升值的少，贬值的多，潜亏因素大。有一日化厂应收款7.26万元，发出商品
38.06万元，涉及到70多人经手，坏帐损失明显增加。此外，库存产成品41.82万
元，占流动资金的41.27%，如果在保质期内不能全部销售的话，余下的产品就面
临报废的危险。
五、管理不力造成资产流失。由于乡村集体企业在创办初期是乡村领导出面
选项目，筹资金，招人员的。企业建成后，乡村干部对企业“办厂一句话，人权
一把抓，用钱一笔划”。乡村集体企业除担负着支农、建农和补助社会性支出的
任务外，少数乡村无视国家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只是根据开销的需要，随意要
企业上交，有的亏损企业，甚至借贷上交。调查中发现，为数不少的乡村对企业
利润提成一般都在40%左右，少数高达60%，甚至80%。某乡一窑厂6年上交乡政府
9.9万元，占企业总利润的66%以上。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使得相当一部分
企业的凝聚力、市场竞争力、资金筹措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低下。
有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建台帐，材料、物资、商品出入库手续不全。以感
情信任代替科学管理。有家乡镇塑料厂仅一年期间，材料损失就有16376.42元。
有的企业计帐簿设置不全，其中出纳无现金日记帐的有；固定资产无明细帐的有
；甚至，有的新办企业开办几个月，没建会计帐。因而使企业造成了很多资产流
失的漏洞。有的企业会计核算工作薄弱，成本管理落后。调查某县的30个乡镇企
业中，有18家企业成本帐户设置不合理、不规范、利润计算不准确，帐面数与审
计数均有差额，审计中调整利润净额竟达407.35万元。
某乡在四年前办的一轮窑厂什么规章制度也没有。“哥哥采购弟弟管帐，七
姑八姨把权掌”，裙带风盛行。厂区里草苫、瓦模扔得遍地都是，无人问津。只
要给发货人员塞上几包香烟，不开票就可以拉走几车砖瓦。办厂4年，亏损27.3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20万元，职工进厂带资7.3万元。
“重办轻管”的现象在乡村集体企业较为突出。一些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
制约机制不完善，缺乏长远规划，短期行为严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家长式管
理的弊病。有的企业法人变动频繁，使企业生产经营缺乏连续性，因而经济效益
不佳，导致企业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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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迫害群众的恶性案例：安徽“枞阳事件”
黎勇
今年七八月间，正当防汛抗洪抢险战斗在长江两岸、松花江畔进行得如火如
荼时，湖北武汉中南政法学院的两名法律工作者也在长江岸边的安徽枞阳县进行
着另一场激烈“战斗”：为数百户农民的利益而诉讼。
这场官司是中南政法学院的一位教师和一名学生自己“惹”上的。
农民负担却越来越重
今年7月，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理学教师疏义红与本院学生田芬作为学院“
中国法制现状及其对策研究”课题调查组成员，利用暑假，到疏义红的家乡安徽
省枞阳县进行法制调查。
走访时，他们不时耳闻目睹到当地干部以卸大门、搬粮食、抢电器等方式来
向农民强制征收税费的作法。
许多农民向这些搞法律的人讨教：收的这些费用合不合法？为何国家老说减
轻农民负担，农民负担却越来越重？
疏、田在观察中发现，有些“费用”十分荒唐：许多农民没有种特产，却每
户按人口征收几十元至一二百元的“特产税”；不论农民收入多少，一律按男40
元女20元或每人50元，缴纳个人所得税，包括常年卧病在床的病人；按五六十年
代估测的荒地面积缴纳“未纳税耕地农业税”；本应对建筑安装企业征收的“建
筑安装税”也向建房农民征收，一次高达1500元；乡镇企业把无法完成的管理费
分摊到农户头上，名曰“其他收入税”……作为一名大学法律教师、一个从庄稼
地里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疏义红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乡亲们尽一份责任。他建
议他们向法院起诉镇政府乱收费。
农民们决定委托疏、田打这场官司。
疏义红和田芬不顾天气炎热，顶烈日，冒高温，逐家逐户调查走访，在短短
两个多星期里走访农户150多家，每户调查了30多项内容，收集证据材料100多页
。
听到消息的附近农民，纷纷要求参加诉讼。到起诉时，签名起诉的农民由几
十户增到144户。
8月18日，疏义红和田芬代表144户农民将项铺镇政府告上县法院行政庭。
案子轰动了枞阳全县。
这是枞阳县第一宗大型集团行政诉讼案，也是枞阳县第一起民告官乱收费案
。枞阳县法院从成立至今，一共才接了10起行政诉讼。对这个敏感的行政官司，
法院行政庭庭长亲自受理，以示重视。
对打赢这场官司，农民们与疏义红和田芬一样，充满了信心。
谁知，告状的前脚回来，镇政府后脚说情来了。
镇领导很是震惊：被农民告了，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镇委副书记和副镇长
亲自带着疏义红中学时代的老师，找到疏家，好说歹说，劝他撤诉。权衡再三，
疏义红和田芬妥协了：暑期已近结束，而官司三两天打不完，他们没有更多的时
间；县法院法官的态度突然变化，事出蹊跷，不如调解；打官司的目的是让镇政
府减掉农民的不合理负担，而通过谈判，这一目的已基本达到。经与农民们商量
，疏义红决定撤诉。
疏、田代表农民与镇政府进行艰苦谈判后达成和解协议：镇政府此前多收乱
收的钱暂不清欠，镇政府保证以后再不乱收多收；在收费过程中保证不打人、不
搬东西。镇政府给每个村发一份文件，明确“要依法据实收取税费”。
这个协议的要求其实很低。但对农民们来说，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农民们
除了对疏义红和田芬表示感谢外，还敲锣打鼓，举着“感谢镇领导为减轻农民负
担办实事”的大标语，提着几大篮鸡蛋，来到镇政府门口，千恩万谢，只是没有
出声叫“镇委书记万岁”。
事情的进展却证明，农民和这两位法律工作者太天真、太幼稚。
对参与起诉的村民秋后算账
9月1日签完和解协议，第二天疏和田就急忙地回学院开学上课了。
疏、田走后，项铺镇石溪村的干部在村里展开了“调查”：凡参与起诉的村
民被列入“黑名单”，在诉讼中表现积极的村组被列为重点对象。干部们公开扬
言要报复。
9月中旬，石溪村将“历年尾欠收款通知单”首先发放到参与起诉的村民小组
，称农民从1984年至1997年欠了村镇10多万元税费，限时缴纳；尾欠单上各户费
额分别为几十元至上千元不等。特别有意味的是，谁在这次官司中表现得积极，
谁家“历欠”的款额就多。
不久，一个由县检察院、镇、村20多名干部组成的“特别行动队”，携带电
警棍、手铐，开着警车，先后“找”了10多户起诉积极的农民，抢电器、抢粮食
、抢生猪，逼迫他们缴钱。“所到之处，鸡飞狗跳，哭闹一片”。
从农民来的电话里知道这些情况后，疏义红与田芬赶快电话与项铺镇政府联
系，几天后才找到了镇委张书记。疏义红指出镇里违反协议、强抢东西违法。书
记态度强硬：“违法就按违法办吧！”
舆论监督 官僚抵抗
话说疏、田返校后，按照项目组要求，将在枞阳调查的情况写成调查报告。
疏义红觉得此类事在农村中比较典型，将调查报告寄了一份给一位只见过一面的
《科技日报》记者，这是他当时所认识的唯一一位记者。
9月20日，《科技日报》头版头条以《造数字欺上瞒下乱收费践踏民权——关
于安徽枞阳县部分乡镇对农民乱收费的调查报告》的醒目标题刊出了调查组的署
名文章。文章将枞阳县的情况概括为：不该收的硬收，应该收的滥收，征收方式
严重违法，不但乱收而且乱用。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摘播了这篇报道的部分内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漩涡的中心反而十分平静。报道刊播后枞阳县没有任何反应。《科技日报》
社为让他们看到这张报纸，特意给安徽方面传真一份过去。但有关方面仍然无动
于衷。强抢硬要在枞阳农村继续进行。
在《科技日报·经济特刊》主编李钢的建议下，疏义红与田芬、课题调查组
另一位教师、法律系李岩从武汉再赴枞阳，对该县乱收费情况展开全面调查。
人还未到，听到风声的镇、村干部放出风来：“他们（指疏义红等）要是敢
回来，打断他们的腿！”
9月23日，疏义红与李岩、田芬来到项铺的当天，有人送来一封信：请他们到
某处吃饭。村民们告诉他们：送信人是经常帮着村书记对付“刁民”的当地一霸
。这顿饭无疑是“鸿门宴”。
疏义红等事后还得知，镇里干部还到县刑警队去了一趟，希望刑警队将疏义
红等人以“煽动农民抗税”名义拘留起来。但刑警队权衡再三，最终未动手。
有的干部还四处散布谣言，称疏义红等人“有神经病”，这样做是为了个人
私利。调查组的工作陷入异常艰难的境地。
9月25日，《科技日报》特派记者赶赴安徽调查，但在安庆市委、市政府及枞
阳县均受冷遇。
9月27日，《科技日报·经济特刊》头版头条刊出“中国法制现状及其对策研
究”调查组疏义红、田芬的第二篇文章：《百姓不怕，舆论不怕，法律不怕——
关于安徽省枞阳县项铺镇对农民乱收费的连续报告》，以《秋后算账》和《再下
枞阳》为小标题，对后来发生的事情作了报道。
10月4日，《科技日报·经济特刊》刊出疏义红、田芬、李岩与特派记者的文
章《是领导不力还是干部失职》，对他们在安庆、枞阳调查采访的遭遇及所了解
的情况作了报道，对安庆市、枞阳县的官僚主义作了曝光。
《经济特刊》是《科技日报》的一个周刊，每周日出版。《经济特刊》连续
三期的重炮“轰炸”，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10月8日，安徽省农民负担监
督办公室致函《科技日报》，告知安徽省委书记回良玉、三位省委常委对枞阳县
加重农民负担问题的批示。10月11日，《经济特刊》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在头
版头条、二条、三条分别刊出了来函、全国对事态的关注、评论《为官之道？》
及疏义红、田芬、李岩采写的关于枞阳事件的跟踪调查之四《“政绩”下的农民
泪》。《农民泪》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负担加重的根源是市、县等几级几任“
父母官”，为了营造“政绩”，虚报高报财政收入。枞阳县在短短几年间，“财
政收入”由5000万元增加到1．7个亿，而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远未达到这个数字。
于是，这巨额的财政“增长”便分摊到了农民的头上。
“上面”的批示比什么都有效
省委书记的批示，使事情迅速发生了转机。一直对法律调查工作者和新闻单
位硬梆梆、冷冰冰的枞阳县委县政府，立即在10月13日给《科技日报》来函，表
示“诚恳地接受舆论批评和监督”，并通报了该县对此事所采取的5条措施。《科
技日报》予以原文照登。
县里“已采取措施”的效果如何？10月13日至15日，《经济特刊》主编李钢
率记者赴安徽，了解省委书记批示的落实情况。
没想到，主编一进安庆市便吃了闭门羹——秘书挡驾。10月18日，《经济特
刊》发表“枞阳事件”跟踪报道之五和之六。《之五》分析了枞阳县农民与干部
对立情绪升级，农民在短短两个月之内由“敲锣打鼓送鸡蛋”到“要团结起来搞
倒镇长”变化的原因。《之六》则以《舆论监督——艰难而悲哀》为题，在头版
头条报道了新闻记者在安庆被市委有关领导秘书挡在门外的遭遇。
11月1日，《经济特刊》在一版刊登了记者就此事对国家计委、农业部官员及
安徽省人大、省政府农经办的采访报道，并打出栏题《抓党风，正民风，不走过
场，一抓到底》、《说真话，办实事，反对浮夸，有错必究》；还在第三版分别
刊出疏义红和安徽日报记者的专稿《沸腾的枞阳》和《究竟“谁在折腾谁”》。
枞阳顶风上加重农民负担的突出问题，通过新华社内参反映到了国务院。10
月下旬，国务院主要领导对此事作出重要批示。
“上面”的重视比什么批评都有效。安庆、枞阳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一下子成
了热锅上的蚂蚁。11月5日，枞阳县再次致函《科技日报》编辑部，通报了8条处
理意见。安庆市委市政府也于11月7日给《科技日报》写来长达2000余字的信，表
明了他们的认识：“任何麻木、拖延、应付都过不了关”、“任何时候对新闻监
督的问题都要及时处理”，承诺力争元旦之前全面整改安庆市的乱收费问题。11
月8日、15日，《经济特刊》将两封来信全文照登。
11月29日、12月6日，《经济特刊》与“中国法制现状及其对策研究”调查组
相互配合，继续对“枞阳事件”进行监督。虽然事情还没有最终解决，但农民们
总算看到了希望。
记者获悉此情前往采访调查组成员田芬时，她说，一件可以通过法制解决的
问题，最终却不得不通过新闻监督去解决，这是令人遗憾的。法律在一些干部眼
里的地位如此，这令法律工作者悲哀。
疏义红说：“一包玉溪烟，一顿饭，法官的天平就倾斜了，这令我悲哀。教
授法律的人，却不能相信法律，这更令我悲哀。”
李岩说：“现在，下面不是看规定，而是听长官命令；不是看法律，而是看
上面脸色。官员们的标准是上级满意，领导满意；只执行领导批示，而不执行法
律。”
（原载1998年12月14日《长江日报》，原文标题为：“武汉三位法律人士与安徽
‘枞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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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债务为何如此沉重
汤延涓 于磊焰
提起债务，人们自然会将它与企业、法人、个体等经营行为联系起来，但如
今，一种特殊的债务现象已经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那就是乡村
组织过度负债问题。
据湖南省有关部门调查统计，目前全省乡村负债总额已达５９．３亿元，负
债乡镇的比例高达８８．４％，平均负债额达２００万元。
以农业大市常德为例，全市２１１个乡镇，到去年底债务总额为３．８６亿
元，平均负债１８３万多元，其中鼎城区的乡镇负债平均达到３６０万元。
乡镇如此，村一级债务亦相当惊人。统计数字表明：常德市村级负债总额达
８．８亿元，村平均２１万元；负债村３４８０个，占总村数的８３．４％。
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镇自１９９５年以来，镇财政已累计亏空５００多万元
。
尤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地方，乡村过度负债的状况仍在继续恶化。一方面，
捉襟见肘的财政平衡不了刚性支出，迫使乡村再度举债，不良信誉更使新的债务
成本提高；另一方面，老债务不能按期偿还，利息不断堆积，部分利息被迫转为
本金，“雪球”越滚越大，陷入恶性循环。
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乡村组织，为什么会背上如此沉重的债务？这债，背得
合理吗？
钱都流到哪里去了？
一乡一镇，动辄数百万元的债务，这钱，都流到哪里去了？据调查，钱的流
向不外乎以下几条路径：
决策失误钱变水。一些乡镇出于发展经济、壮大财力的良好愿望，兴办各种
乡镇企业，有的搞“村村点火、遍地冒烟”，却由于人才、信息、技术、管理、
销售、市场变化等原因，阵风吹过一场空，只留下一堆残砖破瓦和高额投资债务
。常德市德山乡枫树岗村几年中先后办过精麻厂、鞭炮厂等７个企业，目前５家
倒闭，两家停产，村负债９４０万元。在乡村债务大户中，企业亏损占了多数。
拆了东墙补西墙。据有关部门审计，株洲、永州、衡东、桃江等地一些乡镇
决算不实，少报赤字，搞虚假平衡。衡东县５个乡镇累计隐瞒财政赤字５０５．
６７万元，桃江县８个乡镇一年内隐匿财政亏损３０９万元。有的地方甚至逼迫
农民提前交农业税和各类上交款，一些乡村为打“提前量”，不惜让农民借高利
贷交税，有的月息高达３分左右。
虚假政绩钱垫底。部分乡镇好大喜功，不顾家底，超越财政承受能力，通过
向社会集资筹款，举债大兴土木，搞一些所谓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
以致债台高筑。湘东某县一个偏僻之乡，交通不便，又无招商引资优势，却花５
０万元建了一个大农贸市场，而这个乡每年财政收入仅有１６万元；常德鼎城区
因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负债大约占了债务的一半。
管理混乱“黑洞”大。财务管理混乱，支出缺乏监督，少数干部挥霍腐化，
是一些乡村形成债务黑洞的重要原因。据内部审计发现，永州市某县１９个乡镇
，就有１４个乡镇挪用农民上缴的乡镇统筹费１４０多万元；祁阳县某镇将收取
的１１３万元统筹费用一半以上挪作他用。在一些乡村，小车开支、租车和招待
费用也是形成债务的主要原因。常德鼎城区康家吉乡两名乡干部伙同财政所长动
用公款大肆挥霍，甚至用公款给三陪小姐配ＢＰ机，致使财务亏空２００多万元
。
公款私用私“吞”公。公款私用，以权借款等问题也与乡村债务有着直接关
系。湖南隆回县调查２６个乡镇，发现乡镇干部通过“借款”或“担保”，越权
审批，倚权拖欠等手段谋私，极力掏空农村集体合作经济的家底，其占用农村合
作基金会的资金高达１３００多万元，使相当部分资金成为不良资金，难以偿还
。
综观乡村过度负债的成因，既简单又复杂，经营不当，政策失偏，管理不善
，人员臃肿，集体经济贫弱，乡村干部短期行为等，由此导致乡村集体经济的恶
性循环。
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乡村负债问题，乍看起来只是一般的经济问题、财务问题但实质上，它的负
面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在许多地方，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据调
查，凡是负债过重的乡村，基层干部的廉洁自律往往不尽如人意，与此同时，干
部威信江河日下，干群关系日益紧张，基层政权各项工作阻力重重，农民负担日
渐增加……
据湖南省审计厅审计，株洲市３５个乡镇共查出各种白条报帐９６．９２万
元，浏阳市５个乡镇凭白条支付各种费用达２０３．５万元；岳阳市近四成的村
财务管理相当混乱，有的甚至到了无帐可查的地步，初步查出贪污、私分、挪用
的金额高达４５００多万元。
今年春节前夕，湘北某县一个乡政府院内，每天都有三五个债主轮番坐等逼
债，致使书记、乡长及几个欠债严重的站所负责人不得不停止办公，或关门落锁
，开溜躲债。津市市新洲镇政府因欠２０多万元基建款不能偿还，“新洲镇人民
政府”的大牌子也一度被包工头扛走，在当地造成极坏的影响。
由于债务沉重，一些乡镇处于“空心财政”状况，办公经费无着落，干部工
资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导致干部不安心工作，许多人削尖脑袋往城里钻，上调无
望者则得过且过。有的乡镇主要负责人因无力收拾“烂摊子”或无法向上交代，
则以“辞职”一招回避责任。
大量的赤字和债务，使乡镇财政运行风险日益突出，危及乡镇政权和农村的
稳定。目前，湖南省财政厅已建议省政府层层建立消赤减债目标责任制，制定相
应奖罚措施，明确规定从明年起，所有乡镇一律不允许出现新的赤字。
消赤减债路在何方
高达５９亿多元的乡村债务，像磨盘一样，沉甸甸地压在湖南农村各级干部
头上，消赤减债，任务何其艰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湖南各地都在积极努力
。常德市规定：从现在起，乡政府和村级组织不得以任何借口高息借债，所有乡
村不得搞借债办公、居住和公益类的基本建设、购买车辆和发放干部奖金等项开
支；一些地方建议压编减员、切实解决“僧多粥少”问题，同时整顿乡村财经秩
序，严格财务管理，堵塞漏洞。此外，实行债权转让，盘活存量，将借出方对乡
村行政组织的债权转换为对乡村办企业的股权等，亦不失为消赤减债的有效途径
。
总而言之，乡村过度负债问题由来已久，它是现行体制下的农村社会性问题
，根源复杂、牵涉面广、攻克难度大，如果没有深层次的改革措施，没有全方位
的综合治理，没有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乡村债务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原载《半月谈》98年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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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购买力提高的障碍
目前农民购买力与过去相比有明显的提高，农民消费正处于由温饱向小康过
渡的阶段。主要标志是：农民消费支出不断增加，农民消费质量不断提高，农民
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农民消费货币化程度不断增强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
是：农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实际消费支出增速趋缓；农村市场在萎缩，农村消
费品零售额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农民消费水平的不平衡性突
出，差距扩大等。影响农民购买力提高和扩大农村消费品零售额，既有直接因素
也有间接因素。
（一）直接因素
实践表明，农民收入与农民购买力实现程度和农村商品零售额间，存在着很
强的对应关系。农民收入越高，增长速度越快，当年或来年的农村商品零售额增
长也较快，农民购买力实现的程度也较高。相反，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农民购买
力实现程度也相对降低，农村商品零售额增长也较慢，有时甚至还会出现负增长
。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其中1979－1985年农民收入实
际增长幅度高过15.18％。农民收入的高速增长，唤起了农民的消费愿望，刺激了
农民的购买力，这期间的农村消费品零售额保持了年均实际增长15.91％的高水平
，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到1985年达到58.47％的最高值。
但是，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农民收入进入缓慢
增长阶段。1986－1989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速度陡然回落到3.27％，农村消费
品零售额实际增长幅度，也从前期的两位数滑落至一位数，仅为2.43％，从此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开始下降。1989年农民实际收入出现1.6％的负增长
，导致2来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也出现2.11％的负增长。
进入90年代，农民收入并没有步出低增长区间，1990－1997年实际增长4.98
％。农民购买力的提高继续受到影响，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实际增长幅度仍停
留在7.84％的低值上。同时，这期间由于农民收入增幅的波动性，导致农村商品
零售额的实际增长也出现波动性，从－14.35％至12.1％，波动高低差值达26。
上述数据分析说明，决定农民购买力高低，农村商品零售额增长快慢的最主
要、最根本、最核心的因素是农民收入的高低。由于目前农民收入增长趋势减缓
，才造成农民购买力的低下和农村商品零售额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比重直线下降
的事实。（见下表）
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与农村商品零售额增长变动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农民收入 7.9 1.8 2.0 5.9 3.2 5.0 5.3 9.0 4.6 3.5
增长率％
农村商品
零售额 25.9 -2.11 7.39 7.34 -14.35 4.07 6.12 12.1 9.7
实际增
长率％
农村商品零
售额在社 58.47 55 53.6 51.9 44.6 43.9 43.1 43.5 43 40
会零售额
中的比重％
［编者按：据国家统计局12月30日公布的全年经济形势分析，1998年“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2150元，增长4%”（新华社12月30日电）；据国家内贸局局长杨树德
1月20日在全国商品流通工作会议上讲话，1998年“县以下农村市场的商品零售总
额增长9%以上”（中新社1999年1月20日）。］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趋缓的主要原因，除了产量／价格等因素以外，主要的是
农业生产成本居高难降。根据近几年的情况分析，国内农业产量与产品价格均保
持了相对高的水平，尤其是农产品市场价格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市场价
格水平。但为什么农民收入增长还是趋于减缓？关键在于农业生产成本水平直逼
农产品价格水平，生产成本上涨幅度，接近于有的甚至超出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幅
度，导致农业投入产出效益下滑。据计算，1978－1995年，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
每年增加幅度都在10％以上，已经接近同期农产品价格每年提升12.2％的幅度，
而且近几年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的趋势依然未减，结果农民收益的增加空间越来
越小，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越来越缓。
（二）间接因素
1．工业品结构不适合，与农村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不利于农民购买力的
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工业消费品的生产只注重城市，而忽视农村居民的需求，广
大工商企业把产品生产、开发、销售的着眼点放在城市，服务目标选择在城市，
流通网络建设定位在城市，造成工业品结构难以适应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如农村市场需求较大，用途较广的农用汽车，在国有汽车行业生产能力闲置的情
况下，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发展。在日用工业品方面，农民比较欢迎价格低廉
、结构简单、结实耐用的商品。然而，相当多的企业在产品研制与开发上，并没
有针对农民的这些需求特点，而是拼命追求高科技、高档次和结构复杂的商品，
结果导致销往农村的商品价格偏高，功能不经济实用，农民消费不起。在耐用消
费品方面，如彩电行业，生产企业面对城市居民消费变化已经实行好几次结构调
整和产品升级换代，但却没有几家企业愿意花费力气去研究彩电的市场细分，从
而调整产品结构，生产直接面向农村居民的、符合农村特点的电视机型号。诸如
此类情况是比较普遍存在的。
工业产品结构与农民消费需求结构不相符合所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企业的
产品在城市积压，而在农村市场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农民真正有购买需求的产品
却买不到，直接制约了工业品市场销售范围的扩大和农村商品市场的发展。
2．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建设落后效率低下，制约了农村居民购买力的提高。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农村居民的消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农村商品流
通体系总体上仍沿用短缺经济、自给经济时期的传统模式，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
需要，妨碍了农村商品市场的扩张和农民购买力的实现。
（1）流通组织设置分散，实力单薄，素质不高。在1982年实行城乡通开的新
流通体制前，农村商品流通基本上由供销社一家负责。但到1982年后，供销社开
始进城办店，削弱了其在农村的业务，有的甚至名存实亡或承包给个体户，现存
的供销社大部分也剩下化肥、农药、农膜、棉花专营的业务，加上体制僵硬和经
营不善等，供销社的经营规模日益萎缩。1992年全国供销社系统商品购销总额为
8462亿元，1996年增加到12520亿元，年均增长10.29％，扣除同期农村居民消费
物价上涨因素（年均15.4％），实际年均递减4.49％。而另一方面，国有商业在
下乡过程中也由于种种原因进展缓慢。只有个体商业在这个时期得到迅速发展。
目前，传统的国合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再存在，个体商业已经成为农村商品流
通体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个体商业经营分散，规模较小，实力不
大，素质不高，难以担当开拓农村市场，促进农民购买力尽快提高的重要使命。
（2）缺乏规范的流通规则和有力的执行机构，流通秩序混乱，农民正当的消
费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由于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个体商业，在流
通规则和执行机构缺位的情况下，其竞争行为不可能规范。于是，假化肥、假种
子、假农药屡禁不止，劣货次品充斥市场，坑农害农现象愈烈，损害了农民的正
当权益。这对农民的购买行为是一种削弱，会抑制农民的购买欲望。
3．农村消费环境差，成为制约农民购买力提高的“瓶颈”。
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用于生活消费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已有基础设
施无论在数量、规模、质量、档次等方面，远远满足不了农村市场发展的需求。
一些农村地区甚至连供水、用电、道路和电视信号等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更不用说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之类的家用电器；有些地区即使解决水、电等
问题，但由于价格高昂或供应不稳定，造成了农民买得起却用不起的现象，导致
农民消费愿望的部分落空，从而削弱农民购买行为，降低农民购买力的实现程度
。
（三）农民负担较重，成为制约农民购买力尽快提高的又一不容忽视的重要
原因
在农民收入增长不快且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农民负担过重，将会从另一个方
面制约农民购买力的提高。90年代以来，农民负担从隐性转为公开，并且随着经
济增长和城市建设的加快，农民负担有加重趋势。1990－1995年，农民人均承担
的各种税收集体提留等费用，年均增长幅度高达18.1％，超出同期农民收入年均
增长水平，负担比重也高于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规定。近几年农民负担有所
减轻，但局部地区又出现反弹加重之势。更为严重的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民
负担甚至还重于经济发达地区，如1995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负担是上年
纯收入的4.1％、8％、5.5％。这样就形成经济越不发达，农民负担就越重，购买
力越低，购买力越低市场越不繁荣，就越难以刺激经济增长的非良性循环。
（原载辽宁经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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