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中 国 与 世 界 ※
※ ※
※ ※
※ 一九九九年三月号 ※
※ ※
※※※※※※※※※※※※※※※※※※※※※※※※※※※※※
总第
三十二期，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出版
～～～～～～～～～～～～～～～～～～～～～～～～～～～～～～～～～
一九九九年三月号目录（本期分zs9903a,b,c,d四个文件）
～～～～～～～～～～～～～～～～～～～～～～～～～～～～～～～～～
【时事焦点】 对自由市场的狂热：
【危机与选择】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与反危机对策 杨帆
【国 际】 美国是如何利用国际货币
【在下层】 通往奴役之路：中国女劳工在科威特 肖光
【新闻摘编】 珠江三角洲地区拖欠工人工资问题严重
本期英文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in English at the end
～～～～～～～～～～～～～～～～～～～～～～～～～～～～～～～～～
◎１９９９《中国与世界》 总第
三十二期，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创刊
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０９１－９５６２
※※※※※※※※※※※※※※※※※※※※※※※※※※※※※※※※※※
【时事焦点】
对自由市场的狂热：
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输出美国的价值观
诺姆·乔姆斯基
“大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试图根据自己的形象来设计全世界，这个努力
的主要场所是联合国，在这里，美国和它的盟国一起串通活动，达成有关人权、
核试验、环境等方面的协定，并坚持使这些协定反映出美国自己的价值。”
据称战后历史便是这样的，《纽约时报》的政治分析家戴维·桑格写的一篇
头版评论的开篇段落，便这样告诉我们。但是，时代已经变化了。如今，报纸的
标题已经变成：“美国正通过全球商业协定输出它的自由市场价值观念”，克林
顿政府正逐渐地摒弃通过联合国的传统的方法，转而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
来实现“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在将来，桑格写道（引用美国贸易代表的话）
，世界贸易组织可能是一种最有效的工具，用来推广“美国对反调控以及对自由
市场的的狂热”，“自由竞争、公平原则、有效的执法等美国式价值”，把它们
带给仍然在黑暗中摸索的全世界。这些“美国价值”在未来的浪潮中被生动描绘
出来：远程通讯，国际互联网络，高级计算机技术，以及其他一些奇迹，这些奇
迹都是由市场所释放出来的生机勃勃的美国企业精神所创造出的，这种精神在里
根革命时期终于摆脱了政府干涉而获得自由。
今天，“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在80年代所布道的自由市场福音受到
各国政府的普遍信奉”，尤赛夫·义卜拉欣在另一篇《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中
报道，重申同一个主题。不论你是否喜欢，持形形色色观点的狂热支持者和批评
者，大都同意从政治上的左倾开明派一侧来看待“被它的支持者称为‘市场革命
’的这场残酷扫荡”。“里根式的粗俗的个人主义”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游戏
规则，而在美国本土，“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准备把市场提高到主宰一切的地
位”，以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正统”。
然而，这幅画面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上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的真实
。即使是“美国使命”的最忠实的信徒也知道，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几乎和开篇
段落所描述的恰恰相反，这是随着非殖民化进程联合国逐步摆脱美国控制之后发
生的，使得美国在很多问题上经常处于孤立，并在很多问题上处于和全球共识相
对立的地位，并打定主意与联合国的机构作对，特别是那些有第三世界国家取向
的机构。许多有关当前世界的问题都是有争议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争议
。
至于“里根式的粗俗的个人主义”以及它对市场的崇拜，只要引用一位对外
关系委员会国际金融方面的资深会员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对里根时期的评论就
足够了。他指出，“有讽刺意味的是”，里根，“这位战后总统中，对自由放任
最为狂热的一位，却指挥了自3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倒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运动”
，而这其实并不可笑，而是“对自由放任最为狂热”的正常结果：对你，要运用
市场纪律，但我自己却不受约束，除非是“比赛场地”恰好有利于我了，而这通
常是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来达到的。在过去三个世纪的经济史上，很难找到另
一个主题比这个主题更占支配地位了。桑格报道的当前对通讯革命的狂热就是一
个很好的教科式的例子。
里根主义的信徒们奉行着一条轻车熟路的路线，这条路线最近被金格里奇保
守派改编成一出喜剧，这就是：一方面鼓吹市场的辉煌成就、厉声厉色地教训美
国本土和外国的贫穷阶级的无能和依赖的观念意识，一方面骄傲地向商业界宣称
，里根政府“比半个世纪以来的任何一届前任都更大限度地给美国工业界减少了
进口的压力”；而事实上，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领导的富有阶级和有权势阶级
对“自由贸易原则发动的持之以恒的攻击”，比所有前任美国政府加起来都多，
关贸总协定秘书处济学家帕特里克·罗（Patrick Low）在一篇学术评论中遗憾地
指出了这一点，他估计，里根的限制性政策带来的后果比其他主要工业国家要严
重三倍左右。
急剧“倒向保护主义”仅仅是对自由贸易原则“持之以恒的攻击”的一部分
，它在“里根式的粗俗的个人主义”之下，更是加速发展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
情节是公共资金大量地向私人权势转移，经常是披着传统的“国防安全”的外衣
。没有这些极端的市场干预政策，美国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机械设备工业、
半导体工业以及其他工业还能不能在日本的竞争下存活，还能不能在新兴技术领
域内走在前面、广泛地影响着经济，就值得怀疑。
“撒切尔的英国”是说明“自由市场福音”的另一个好例子。让我们仅仅看
1997年上半年披露的一些事：《伦敦观察家》报道，“就在某些人施加最大压力
主张廉价销售武器给土耳其的时候”，撒切尔首相“亲自过问，从英国海外援助
预算中，拨出了2200万英磅的款项，用于帮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建立地铁系统
。这项工程其实是非常不经济的。在1995年，外务部大臣道格拉斯·赫德承认，
这个项目是“非法的”。这件事是在波高大坝（Pergau Dam）丑闻之后又一引人
注目的事件，那次丑闻暴露了撒切尔政府以非法的补贴来促成和马来西亚政府的
武器交易，导致最高法院宣判赫德有罪。除此之外，就更不用说那些政府信用保
证和资助安排，以及其它的把公共资金转换到“国防工业”、通常是给尖端工业
带来的一系列好处的办法了。
几天前，同一家杂志报道，“在英国，出现了自30年代以来都未曾出现过的
大规模贫困”，造成了“大约有两百万的英国儿童，由于营养不良而成长缓慢、
身体健康状况不良。”儿童的健康状况改善的趋势发生逆转，一些已经受到控制
的儿童疾病现在又有重新上升的趋势，这些都是多亏了被其受惠者极为推崇的（
极为片面的）“自由市场福音”。
几个月之前，一条头条新闻说，“三分之一的英国婴儿出生在贫困之中”，
“自从撒切尔当选以来，贫困儿童数量已经增加了三倍”。另外一篇标题写道，
“狄更斯时代的疾病又再次出现在今天的英国”，研究发现“英国的社会状况正
在倒退到一世纪以前的水平”。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发展，对普通家庭的煤气、用
电、用水以及电话服务的削减造成了特别严峻的后果，私有化进程采用了各种各
样的面向“更富有的消费者”的措施，这实际上等于“给穷人加上额外收费”，
导致了“在能源消费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这同时也发生在用水
和其他供给的服务上。这种社会福利项目的“野蛮的削减”正在“使英国陷入一
种对社会即将崩溃的恐慌之中”。但是工业和金融业却从这些政策中获利匪浅。
比所有这些都更说明问题的是，在“撒切尔福音”推行17年之后，公众开支和她
上台时一样，仍然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2.25%。
这个现象并不新鲜。
输出美国价值
让我们先撇开说教和现实之间的那些令人深思的差异不谈，看看从正在进入
我们视野的新时代中能知道到些什么。我认为可以知道很多东西。
桑格撰文庆贺世界贸易组织就远程电讯业达成协议。它能够带来一个效果之
一受到称道，这就是将给华盛顿提供一个“实施外交政策的新的工具”。协议“
允许世界贸易组织介入七十个签署国的内部事务”。众所周知，国际性机构只能
是按照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命令行事。在现实世界中，这个“新的工具”
使美国能够深深地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强迫它们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措施。问题
的关键就在于，世界贸易组织会督促其他国家履行应尽的承诺，在他们自己的核
心经济领域不采取限制措施，以保证外国的投资。在这个问题上，这样做可能带
来的后果是很显而易见的：《远东经济评论》和一个英美超大财团指出，“这个
新时代的受益者很明显是美国的长途电话公司，它们占据了最佳位置，从而可以
支配整个游戏场地”。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前景充满乐观，那些得胜者也认识到这点，提出了他们的
解释：用桑格的话说，有人害怕“美国的电讯大公司将会击跨那些在欧洲、亚洲
长期支配着电讯业的、由政府准许的、差劲的垄断公司”，而那个阶段在美国早
已成为过去，现在美国有全球最先进的经济、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另一个值
得注意的地方是，对现代技术作出主要贡献的，正是来自70年代以来垄断着美国
电讯业的“由政府准许的、差劲的垄断公司”的科研实验室，它们利用不必受市
场纪律约束的特权，给工业的尖端领域提供了必需的条件，通常是通过把公共资
金转换到该领域的方法（采取间接的方式，而不是象五角大楼那么明目张胆的直
接方式）。
那些一味守旧的人对这问题的看法就有所不同。《远东经济评论》指出，亚
洲的“就业机会将减少”，“许多亚洲消费者的电话服务费用在减少之前，将不
得不有所增加”。那么消费者什么时候才能支付较少呢？为了实现这个美好的未
来，只需要“鼓励外国投资者按符合社会效应的方式进行投资”，而不是简单地
只盯着利润和只着眼于富人和商业领域。
《远东经济评论》预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在其执行期间，将会提高亚洲
绝大多数电话服务的价格，“事实上，只有少数亚洲消费者能从相对便宜的越洋
电话价格中得益”，这些越洋电话服务预计将被巨型外国公司（其中绝大多数是
美国公司）所吞并。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一亿九千万的人民中，只有大约三十
万的人使用越洋电话，主要是商业部门。根据J.P.摩根证券公司驻香港的地区电
讯业分析家大卫.巴登估计，在亚洲“本地电讯服务价格在总体上很可能会上涨”
。但那却是很大的好事，他说，“没有利润就不存在商业”。既然把这么多的公
共财产转交给外国公司，那就必须保证它们有利润可图，无论是今天的电讯业，
还是将来更大范围内的相关服务业。商业新闻预测，“在五、六年内，通过因特
网（包括大财团的内部网络）的个人通讯业务将超过电讯通讯业务，而电话公司
对进入在线业务有最大的兴趣”。英特尔（Intel）公司总经理安德鲁·格罗夫在
对公司未来的展望中，把因特网看成是目前“我们环境中最大的变化”。他预计
，用户上网公司、设计网页的有关公司、制造计算机的人们（所谓的“人们”是
指公司）以及广告业都会有大规模的增长，而广告业在因特网上的营业额目前已
经达到每年3500亿美元，并在因特网的私有化过程中还会获得更多的机会；预计
因特网的私有化将使它成为一个少数寡头的垄断。
与此同时，私有化在其他地方正迅速地进行着。举一个重要的案例，巴西政
府不顾大众的强烈反对，决定将瓦雷公司（Vale）私有化，瓦雷公司控制着大量
的铀、铁和其他矿产资源，以及工业设施和运输设施，包括一些先进技术。瓦雷
公司的利润极为丰厚，1996年的收入超过了五十亿美元，它的前景也很被看好；
它是全球五百家利润最大的公司中的六家拉丁美洲公司之一。据里约联邦大学的
工程研究生院的专家的调查估计，巴西政府严重低估了这家公司的价值，并指出
政府依赖的是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的一篇“独立”的分析，而美林公司恰
好和试图接管巴西经济中的这个关键部门的英美大财团有联系。政府当局愤怒地
否认这个结论。如果此事属实－－人们完全有理由这么猜想，那么，这正符合了
我们极为熟悉的一种模式。
一个小小的评论：通讯和铀当然是很不一样的东西。但只要是自诩为民主国
家的地方，通讯就必然具有核心的地位。通讯被集中控制于任何人手中（特别是
外国人手中），必然会对其民主政治是否还有意义产生严重的疑问，金融的集中
也会引起相似的疑问，因为它会破坏民众对社会和经济计划的参与。而对粮食的
控制会产生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生存。一年前，伦敦的《金融时报》
报道，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秘书长谈到了“随着今年的谷类价格的狂涨
而带来的粮食危机”问题，他警告说，“各国必须在粮食供给方面更加自立一些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警告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华盛顿共识”强加在它们头
上的政策，这些政策给世界上许多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不过，巧合的是，
它也会给受政府补贴的农业企业以及毒品交易带来很大益处，也许这一点是“美
国正在输出的自由市场价值”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极大成功之处。
外国大财团对粮食的控制正在加强，随着电讯业方面协议的签署和实施，对
金融服务部门的控制也已经提上日程。
总之，“美国价值”在世界贸易组织内的胜利可能带来的成果有：一、提供
了一种“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广泛深入地干涉别国内政；二、美国大财团将
接管他国经济中的关键部门；三、给工商界和富人带来好处；四、把代价转移到
普通人民头上；五、提供一种新式的而威力极大的对付“民主威胁”的武器。
一个有理智的人也许会问，是否这些预期成果值得庆贺，或者是否这些只是
值得庆贺的更高的价值理念所带来的偶然的后果。将《时代》所描绘了一幅战后
时代的图景和公认的事实相比较，加大了这种怀疑。看看历史上的惊人的重复性
更加大了这种怀疑，在这种重复性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手中有权力强制推行
其计划的人，不仅狂热地为其计划叫好，而且也通常是从中赢利的人，不管这些
堂而皇之的价值是否包括自由贸易或其他宏大的原则，它们在实际中原来总是精
确地符合那些主导这个游戏并为它叫好的人的利益。单凭简单的逻辑，就能知道
，一种现象反复出现，就会让人产生怀疑。历史会把它更突出地记载下来。
事实上，我们根本不需要追究那么深，就能发现问题。
一个不适用的论坛
就在报纸头版庆贺“美国价值”在世界贸易组织取得的胜利的同一天，《纽
约时报》的编辑们警告欧盟不要向世界贸易组织控诉美国违反了自由贸易协定。
就事论事来看，问题在于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它“敦促美国制裁那些同古巴做
生意的外国公司”，这些制裁“将有效地阻止这些公司对美国的进口或在美国的
业务活动，即使它们的产品和业务与古巴并无关系”（据美国国际贸易代表团的
前团长彼得·莫里奇）。这决不只是轻微的惩罚，即使不包括对逾越了华盛顿单
方面划定的界限的个人和公司的更直接的威胁。《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认为这个
法案是“国会把它的对外政策强加在别人头上的错误企图”；莫里奇也反对这个
法案，因为它对美国来说“付出的代价远大于收益”。争论在更广的意义上是贸
易封锁本身，“美国对古巴的经济扼杀”－－编辑们称之为“一个过时的冷战时
代的产物”，最好应该被放弃，因为它已经变得有害于美国的经济利益。
但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谁是谁非的争论并没有出现，《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强
调，整个事件“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派别争斗”，它没有触及华盛顿的“自由贸易
责任”问题。象许多其他人一样，编辑们明显认为，如果欧洲坚持的话，世界贸
易组织很可能会做出不利于美国的裁决。这样的话，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不适
用的论坛。
这个逻辑非常简单，也是一贯的。十年前，美国就是以相同的理由，认为国
际法庭是一个不适用的机构，因为国际法庭对尼加拉瓜起诉华盛顿的案件，作了
不利于美国的判决。美国拒绝承认国际法庭的管辖权，当国际法庭谴责美国“使
用非法暴力”、并命令华盛顿停止其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停止违背条约、停止非
法的经济战并支付巨额赔偿时，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国会立刻以将上述罪行升级作
为回应，并全面地攻击国际法庭，指责它为“敌对的机构”，因为作出了不利于
美国的决定而败坏了自己的名誉。法庭的判决几乎就没有被报道过，包括上述所
引用的那些措辞，以及明确裁决美国对尼加拉瓜游击队的援助是“军事的”而非
“人道的”。美国在直接指挥恐怖主义部队的同时，这种援助一直在持续，也一
直是以“人道主义援助”的名义，直到美国达到了将其意志强加给别人的目的为
止。公众的历史总是遵寻这种惯例。
随后美国否决了安理会要求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法律的决议（此事几乎没有被
报道），以及伙同萨尔瓦多和以色列投票反对联合国大会关于“完全并且立即遵
守”国际法庭的那未被报道的判决的决议，这个情况第二年又得到重演，这次只
有以色列尾随。整个事件非常典型地说明了美国是如何“利用联合国这个论坛”
来强迫输灌“它自己的价值”。
回到刚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事情上来，在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华盛顿伙同以
色列和乌兹别克斯坦投票反对联合国大会的一项决议，该决议受到整个欧盟的支
持，敦促美国放弃对古巴的贸易封锁。美洲国家组织已经一致投票否决赫尔姆斯
－伯顿法案，并要求它的司法团体（美洲国家司法委员会，IAJC）裁决它的合法
性。１９９６年８月，美洲国家司法委员会一致裁决该法案违背了国际法。在一
年之前，附属于美洲国家组织的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IACHR）谴责了美国对古巴
的食品和药品禁运，认为它违背了国际法。克林顿政府对此作出的回应是：在理
论上对药品没有禁运，但由于限制条件是如此的苛刻，即使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最庞大的公司，都不愿意去面对可能的后果（当被华盛顿认定违背了“正当的分
配方式”，就会导致巨额罚款和刑事关押、取缔船只和飞机、发动媒体进行攻击
等等）。而食品虽然的确被禁运，克林顿政府仍然辨称其他地方有“大量的供应
者”（价格要高得多），因此对国际法如此直接的践踏反而并不算违法！
当欧盟把这问题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时，美国从国际法庭的审判中撤出了，
使得此事徒然结束。
总之，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国际性机构“根据自己的形象来设计”的世界，是
基于暴力统治原则的基础上的。“美国对自由贸易的狂热”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
随意地违背贸易协定。当通讯、金融和粮食供应被外国（主要是美国）公司控制
，这不算什么问题。但是，当贸易协定和国际法妨碍了强权的计划时，情况就不
同了。
我们来看看美国拒绝国际法和贸易协定的理由，从中能知道更多的东西。在
尼加拉瓜案例中，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亚伯拉罕·索非尔解释说：当美国在四十
年代接受国际法庭的裁决权时，大部分的联合国的成员“都是美国的盟国，并对
世界秩序拥有和美国同样的观点”。但现在，“许多成员国已经不能再指望它们
同意我们最初对制订联合国宪章的观点了，”并且“同样这些具有多数表决权的
国家还常常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反对美国。”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从六
十年代以来，美国否决联合国在许多问题上的决议的次数遥遥领先（英国第二，
法国远远地排在第三），不管是国际法问题、人权问题还是环保问题等。这和本
文开篇段落所引述的那种说法恰好完全相反。就在前述故事发生后不久，美国又
刷新了它的领先记录，投下了自１９６７年以来它的第七十一张否决票：当以色
列在耶路撒冷的定居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时，只有美国和以色列形影相吊地站在
一起投了反对票，这又是一贯的作法。
由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可靠，自然地得出结论，索非尔继续辩解道：我们现
在必须“保留权利去判断国际法庭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上的判决对我们是否有约束
力。”一个自始至终的原则就是，“对于任何本质上属于美国内政的事情，美国
不接受强制性的仲裁，是否属于美国内政的标准，也应由美国自己决定。”现在
的世界对美国已不再驯服了，但这个标准仍必须贯彻实行。在此案例中，所谓的
“内政”就是美国对尼加拉瓜的侵略。
新任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针对联合国安理会不愿意服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
上的命令，在安理会上教训大家，她非常简洁地陈述了有关基本操作原则：美国
“尽量和其它国家一起采取多边的行动，但在必要时，我们将采取单方面的行动
”，当美国认为“某个领域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至关重要的时候”，美国的单方
面行动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约束。当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能靠得住并附和华盛
顿方面的观点时，它就是一个适用的论坛，但当大多数成员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
上都反对美国时，它就是一个不适用的论坛了。国际法和民主都是好东西，但都
是根据其最后结果来判断的，而不是根据其过程来判断，这就象自由贸易一样。
目前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场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华盛顿宣称世界贸易组
织在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插嘴的权力”，我们被告知：压垮古巴经济关系
到美国的生死存亡。克林顿政府的一名发言人补充说，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的缺
席判决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不相信世界贸易组织的所说所做的任何事情能
够迫使美国改变其法律”。我们还记得吧，世界贸易组织的电讯协议的最大价值
，就在于它是“对外政策的新的工具”，可用来强迫其他国家改变它们的法律和
措施，以符合美国的要求。
这个原则就是：美国的法律是不受世界贸易组织的干预的，就如同美国可以
随意地违背国际法；这种特权是由美国独享的，但当形势所需时，也可以扩展到
美国的附从国。再次显示出：世界秩序的根本原则，铿镪有力，掷地有声。
在以前的关贸总协定（GATT）中，允许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情形给予例外处理
，正是在这个幌子下，华盛顿辨称它对古巴的贸易封锁是“为了美国至关重要的
国家安全利益而采取的措施。”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也允许其成员“为了保护自
身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时采取任何它认为必要的行动”，但只涉及三个指定的领
域：可裂变材料、军火交易和“在战争及其他国际关系紧急事件时采取的行动”
。也许是不愿意其完全荒谬的论调载入纪录，克林顿政府并没有正式应用“国家
安全豁免”条款，但确实明确地表示这个问题属于“国家安全”。
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欧盟和美国正试图在四月十四日之前达成一项交易，世
界贸易组织的听证会将在四月十四日举行。同时，《华尔街日报》报道，华盛顿
“宣称它不会同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小组合作，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国家安
全事务没有管辖权。”
丢人的想法
有教养的人最好应该忘掉这件丢人的事：1961年肯尼迪试图组织国际联合行
动来对付古巴时，所激起的反响：墨西哥不跟着走，一位墨西哥外交官解释说，
因为“如果我们公开宣称古巴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四千万墨西哥人会笑掉大牙的
。”在我们美国这里，我们是以更不苟言笑的态度来看待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
美国政府发言人艾森斯塔特在为华盛顿拒绝承认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而辩护
时说，“欧洲正向美国三十年来的对古巴政策发起挑战，该政策可以追溯到肯尼
迪执政期间，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迫使哈瓦那政府换人。”（《纽约时报》）这篇
报道并未引起多少人“笑掉大牙”。人们如此漠然，是基于以下假定：美国有百
分之百的权利去颠覆别国政府，在古巴问题上，是通过侵略、大规模的恐怖活动
和经济围剿。
今天，这种假定仍然依旧，也未受到根本挑战，但是艾森斯塔特的声明在局
部细节上受到了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的批驳。“作为一位参与制定肯尼迪政
府的古巴政策的人，”施莱辛格指出商业助理秘书长艾森斯塔特误解了肯尼迪政
府的政策。肯尼迪政府所担心的是古巴“在西半球的捣乱行为”和“它同苏联的
联系”。但是现在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是过时的，
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不好的。
施莱辛格并没解释所谓“在西半球的捣乱行为”和“它同苏联的联系”的含
义，但他在其他场合，曾经秘密地解释过。在1961年早期，施莱辛格在向新任总
统汇报访问拉丁美洲的成果时，他详述了卡斯特罗的“捣乱行为”：即是“卡斯
特罗主张‘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思想的扩散”，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
随即补充道，因为“土地和其他形式的国家财富的分配极大地有利于财产阶级，
……穷人和受压迫阶级由于受古巴革命的示范的刺激，现在开始要求象样的生活
的机会。”施莱辛格也解释了“同苏联的联系”的威胁：“同时苏联在左右盘旋
，给古巴提供大量的发展贷款，并提供自己的经验作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现
代化的榜样。”从1917年的冷战开始，直到六十年代这个更长的时期内，华盛顿
和伦敦在“同苏联的联系”问题上一直存在类似的看法。
施莱辛格还向新任总统进谏了有关“文化和精神的崇高目标”的一些“迂腐
陈旧的华丽词藻”，这“将能感动美国边界以南的那些盲目崇拜超历史文化的听
众”。同时应该认真处理好严肃的事情。为了表明事物已今非昔比，施莱辛格还
很实际地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恶劣影响，”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
在推行五十年代版本的“华盛顿共识”（今天它的内容就是“结构调整”、“新
自由主义”）。
从这些关于卡斯特罗“在西半球的捣乱行为”和“同苏联的联系”的（秘密
的）解释中，我们对冷战的真情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在西半球之外的相似的“捣乱行为”也并非仅仅是小问题，在那些“要求象
样的生活的机会”的人们中，继续传播着危险的思想。1996年二月下旬，当时美
国正处于一片喧嚣之中，因为古巴击落了两架以佛罗里达为基地的反对卡斯特罗
组织的飞机，这些组织经常性地侵犯古巴的领空，在哈瓦那上空散发传单煽动古
巴人起来造反（据古巴的消息，他们还参与恐怖分子对古巴的持续不断的袭击活
动），与此同时电传新闻正在播出另一个消息。合众社报道说，在南非，“一群
欢呼雀跃、放声高歌的人们欢迎从古巴来的医生们”，他们受曼德拉政府的邀请
，前来帮助“提高南非贫穷的乡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水平”。“古巴的一千一百万
人口中就有五万七千名医生，而南非有四千万人口，却只有两万五千名医生。”
来自古巴的一○一名医生中，包括一些最高级的医疗专家，假如他们是生活在南
非的话，“很可能是在开普敦或约翰内斯堡工作”，领取两倍于现今他们去古巴
贫穷地区工作所获得的报酬。“古巴自从1963年开始派遣公共健康专家到国外提
供援助（首先派到阿尔及利亚）的计划至今，古巴已经派遣了51,820名医生、牙
医、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到第三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提供医疗援助，绝大多
数是完全免费。就在一个月之后，古巴的医疗专家应海地之邀，去处理流行性脑
膜炎爆发的问题。
这种形式的“捣乱行为”由来已久。西德的一家主要杂志《时代》(Die Zei
t)曾报道：第三世界国家把古巴看成是“一个国际超级大国”，因为来自古巴的
教师、建筑工人、医生和其他专家给它们提供大量“国际援助”。据报道，在19
85年，有16,000名古巴人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超过了来自美国的和平队和“国
际发展援助”（AID）专家的两倍以上。至1988年，古巴“在国外工作的医生比任
何工业化国家都要多，甚至比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还要多。”这些援助绝
大多数是无偿的，而且古巴的“国际援助团的男女成员都生活在大多数其他发展
援助的工作人员都不能接受的生活条件下”，这一点正是“他们成功的基础所在
。”报道还说，对于古巴人而言，“国际主义援助”被看作是“政治上成熟的标
志”，在学校里，教导学生这是“最崇高的美德”。1996年古巴医生在南非受到
非洲国民大会代表团的热烈欢迎，以及人们高唱“古巴万岁”的颂歌，就是最好
的证明。
此外，我们也许该问一问，当利比亚的飞机在纽约和华盛顿上空飞行，投下
传单煽动美国人们起来造反，美国该对此做何反应，特别是在经历了许多年以来
对美国的国内外设施的恐怖主义袭击之后。或许该用鲜花给利比亚飞机做一个花
环？“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巴里·登斯摩尔在古巴击落飞机事件的几个星期之前
所引述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引述的是“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实践部
的前副总裁瓦尔特·波吉斯的一个报道：当“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组乘一架民用
飞机试图拍摄美国第六舰队在地中海的照片时，“他们受到警告必须立即离开，
否则将被击落，”而且这样做按国际法有关军事领空的规定是合法的。但是当一
个小国受到超级大国的攻击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追溯到更远一点的历史也许会有所帮助。颠覆古巴政府的政策并不像艾森斯
塔特所宣称的那样出自于肯尼迪政府，而是肯尼迪的前任：正式决定推翻卡斯特
罗以建立一个“更加忠实于古巴人民的利益并更能为美国所接受的”政体，是在
1960年3月秘密作出的，当时还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实施的过程要“避免让
人看出有美国的干涉”，因为这可能引起拉丁美洲的反对，同时也为了减轻美国
国内冷战教义的训导人的负担。那时候，还不存在任何“在西半球的捣乱行为”
和“它同苏联的联系”问题，当然除了施莱辛格所表述的那个版本之外。
既然华盛顿是“古巴人民的真正利益”的仲裁者，所以艾森毫微尔政府就没
有必要关注有关公众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卡斯特罗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古巴人对未来充满了乐观。基于类似的原因，目前有关公众舆论的信息也不管任
何用。克林顿政府正在为古巴人民的真正利益服务，其办法就是把苦难和饥饿强
加给古巴人民；所有关于古巴人的公众舆论的研究都会表明，以1994年12月盖勒
普下属组织的民意测验为例，一半的古巴人认为经济封锁是“古巴困难的主要原
因”，只有3%的人认为“目前古巴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政治形势”；77%的人认
为美国是古巴的“最差伙伴”（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这一百分数达到3%）；
认为革命带来的成就大于失败的人与持相反观点的人的比例是二比一；他们认为
“主要的失败”是“依赖像俄国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背叛了我们”；并且有
一半的古巴人把自己描述成“革命者”，另外有20%的人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
”或“社会主义者”。
不论正确与否，有关公众态度的结论，都不会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任何影响，
这又是一个常规惯例，这在美国的国内问题上也是如此。
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能会回忆起，这个政策事实上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二十
年代，当时华盛顿全面控制古巴的企图由于英国的威慑而受阻。当时的国务卿约
翰·昆西·亚当斯认为古巴“对我们国家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具有超乎寻常的重要
性”。但是他建议对此应有耐心：他预计，随着时间的延续，通过“政治引力定
律”的作用，古巴将落入美国的手心之中，成为一个只待收获的“成熟的果实”
。事实果然如此，在十九世纪末，力量平衡发生了足够的转变，美国有了能力来
“解放”这个岛屿（亦即从它的人民手中把它夺过来），并把它变成一个美国的
种植园、犯罪集团的避风港和旅游点。
美国统治古巴的意愿在历史上源远流长，这也许可以帮助说明在执行颠覆古
巴政府计划时所暴露的那么明显的歇斯底里；例如，在查斯特·包尔斯所描述的
猪湾入侵失败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的“近乎野蛮”的气氛，“对一个行动计划
的近乎疯狂的反应”，这个情绪反映在在肯尼迪总统发表的公开讲话中，肯尼迪
说，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就有可能马上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克林顿的动
议，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间接的，也都表现出类似的一种疯狂的仇恨，在威胁和迫
害之下，“被美国政府准许向古巴销售（药品）的公司的数量，已经远低于1992
年十月‘古巴民主法案（CDA）’出笼之前的水平，即不到那时的4%”，根据英国
的一家主要医学杂志的报道，现在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几家医药公司冒着违背美
国法律而受惩罚的危险和古巴进行贸易。
以上这些，使我们从国际法和庄严协议的抽象世界，回到人类生活的现实之
中。律师们可以争论食品乃至药品的封锁是否违背了国际协议和其他许多公认的
准则和所承担的义务，因为有关协议规定“不允许以食品作为施加政治和经济压
力的工具”（1996年《罗马宣言》）。但是，受害人不得不忍受以下事实：“古
巴民主法案”已经“造成了正当的医疗供给和食物捐赠的急剧减少，对古巴人民
造成危害”（Joanna Cameron, Fletcher Forum）。最近公布的一份美国世界健
康学会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安
全饮用水供应系统的恶化、药物和医疗信息的迅速减少，并因此造成出生率降低
、神经性疾病和其他疾病的流行，波及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以及其他严重的健康
问题。“持续了37年的美国封锁政策（包括食品的封锁）在最近得到加强，使健
康和营养标准遭到严重破坏”，维多利亚·布列顿发表在英国报刊上的文章报道
了美国专家长达一年的研究结果，研究发现“在古巴医院里，孩子们由于得不到
最基本的药品而痛苦地躺在病床上，由于缺少零配件，医生们被迫依靠只有不到
一半能正常运转的器械进行工作。”其他专业杂志所发表的有关研究也得出类似
的结论。
这些才是真正的罪行，它们远远超过那些为了用来对付“官方敌人”而随意
地和故意地违反国际法的法律工具，这些罪行带着只有强权才具有的冷酷和玩弄
的态度。
公平地说，由于封锁所造成的苦难有时在美国也有所报道，一则消息曾经上
了《纽约时报》经济版的头条新闻：“古巴雪茄价格狂涨：封锁真的造成痛苦，
因为大雪茄变得稀少”。这则消息报道了商务经理们在曼哈顿的“一个豪华的吸
烟室”里经历的磨难，他们抱怨说“如今在美国要得到一根古巴雪茄真是困难”
，因为“价格高到令大多数瘾君子都无法承受”。
克林顿政府滥用强权手中的权力，以前所未有的经济战给古巴带来深重的灾
难，但却把灾难的原因归结为古巴政权，并声称要从古巴政权下把受苦受难的古
巴人民“解放出来”，然而一个更令人信服的结论与此几乎完全相反：“美国对
古巴的经济扼杀”是精心设计、长期执行、并且在冷战后得到加强，其目的正如
上述施莱辛格给新任总统肯尼迪的报告中所透露。正如肯尼迪的拉丁美洲访问团
所担心的那样，古巴成功地促进了健康和生活水平的政策一直在助长着“卡斯特
罗主张的‘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思想”在那个贫富悬殊程度是全球之最的
地区传播，激励“贫穷和无权无势阶级追求象样的生活的机会”，以及其他一些
危险的后果。有大量的有说服力的文献资料，以及美国政府基于非常理性动机的
一贯的行动的证据，来支持上述结论。美国政策自称是为了人权和民主目的，为
了检验这是否真实，只需简单地看一看有关纪录就足够了，至少对那些还有一丝
一毫的严肃态度的人来说是这样。
然而，值此欢庆“美国价值”取得胜利的时刻，想起这些丢人的事情是不妥
当的。我们也必须忘掉，就在几个月以前，由于受对自由贸易的狂热所驱使，克
林顿“迫使墨西哥签订一份协议，终止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低价西红柿，”以此作
为给佛罗里达州种植商的礼物，此举给墨西哥带来了每年八亿美元的损失，而且
既违背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尽管协议达成只是
在“精神”上，因为这纯粹只是一次赤裸裸的权力大棒的挥动，而并没附带正式
的关税）。政府直率地解释了为什么要做此决定：墨西哥的西红柿更便宜，因此
得到美国国内消费者的青睐。自由市场仍然在运作，但运作结果牛头不对马嘴。
或许，西红柿同样也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
西红柿和电信当然完全是两回事。无论克林顿对佛罗里达州种植商欠了什么
情，和美国电信业提出的要求相比，则显得小巫见大巫了：汤马斯·伏格森讲述
“1996年大选最鲜为人知的秘密”就是：“是电信业而非任何其他部门拯救了克
林顿，”他从“这个利润高得可怕的部门”获得了大量的竞选捐款。1996年美国
的《电信法案》和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电信业）的协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
种“感谢信”；即使工商界选择了不同的捐赠组合，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太大不同
；当时《商业周刊》预测在最新一场“美国大财团的惊喜晚会”上，将有“盛大
的”利润。
一些事实真谛，不准人们去回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
“里根式的粗俗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福音”（只是为了向穷人和弱小无助
者鼓吹）的真实纪录是：保护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及政府以异乎寻常
的狂热把公共资金投向高科技工业。这里，我们才开始触及到事物的本质。我们
对刚刚所研究过的“狂热”的怀疑是完全有道理的，它不过是为真实故事所作的
小小的脚注，真实的故事才是：美国的大财团在控制国际市场上是如何获得如此
优势的地位，由此激发了目前对“美国价值”的庆贺。
但这是一个很大的故事，它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有关当前世界的事情：当前世
界的社会和经济现实，对意识形态和说教的把握，其中一些说教，编织出来就是
为了在人们中间制造失望、退缩和绝望。
（原载《Z杂志》一九九七年第五期；墨石译）
～～～～～～～～～～～～～～～～～～～～～～～～～～～～～～～～～
追求加入世贸，还是争取自主发展？
邵人
新年伊始，大洋彼岸的世贸组织又在向中国招手了。据外电报道，在即将于
今年四月初举行的中美会谈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是唯一的关键问题。而且美
国有可能软化先前的强硬立场，同意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因此，19
99年可能是中国久已盼望的入关年（考虑到世贸组织与关贸总协定的承续性，考
虑到“入关”一词几乎已成为约定俗成的通用语，下文将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加入
世贸组织统称为“入关”）。
但是，国内企业界对入关的热情却有所冷却。随着内需长期不振，而外资企
业的攻势又日渐增长，国内企业普遍感到来自全球市场的压力，要求保护的呼声
开始增强。正如打击走私活动取得的成效所表明的，一旦外国廉价商品涌入中国
市场，那么国内企业将更难以在困境中脱身。
因此，这一场入关谈判仍然将是艰难的。更重要的是，在经过东南亚金融危
机的洗礼后，面临着世界市场继续低迷动荡的形势，中国有必要重新考虑自己在
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位置，重新选择自己的长远发展战略。入关的具体条件固然重
要，然而是否入关问题更重要，因为前者只涉及到短期经济活动条件，后者却是
关乎中国长远发展战略的大事。进去固然不容易，出来恐怕就更难了。从这个意
义上说，在新一轮入关谈判开始之前，更充分地思考一下入关的利弊，是十分必
要的。
一、美国为什么急于与中国重开入关谈判？
这就要从什么是美国的战略利益说起。实际上，美国是个最讲究意识形态的国家
。二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国推销它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贸
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全球化以及其它相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这既
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也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系。凡是符合这种意识形态的政策、
措施，都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在中国，目前有一种声音，似乎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历史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这恰恰是美国控制的舆论所最希望听到的。事实上，全球化不是自然而然的进
程。它是由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积累必然产生的对抗性矛盾所推动的，是强权
政治执意操纵国际事务、干涉各国内政、为垄断资本的国际积累建立“世界新秩
序”的产物。从七十年代末起，美国政府开始把新自由主义作为推行全球化的战
略武器，宣扬全球化是历史潮流，是发展中国家乃至人类的福音。但是，全球化
的真正含义却是占全球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解体，是迫使各国
政府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利，听任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巨头操纵世界经济，听任美
国政府和美联储挟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联合国等机构
，以美国利益为中心制定影响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这在美国决策圈实际上早就
是公开的秘密。1979春天，保罗·沃克在竞选美联储主席时宣称，倘若他就任将
采取导致“世界经济的有控制地解体”的政策，是年十月，他即就任此职。此后
，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共同合作下，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保守主义革命”。
他们在国内大力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会势力。对发展中国家，则
大力推销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为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顺利将企业转移到发
展中国家铺平道路。在国际间，则推动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订一个又一个
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以消除妨碍资本和商品跨越国境流通的障碍。从关
贸总协定的一轮轮谈判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从固定汇率制的取消到衍生金融
商品膨胀，从第三世界的民族工业纷纷瓦解到陷入严重债务危机，从发达国家工
人实际收入下降到社会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甚至连社会保障制度也因税源减少濒
临崩溃边缘，西方工业国家执政的政治家们逐渐制造出了一个连自己都无法驾驭
的全球化浪潮，难怪美国的右翼保守思想家爱德华也承认，“全球化竞争将人们
投入绞肉机，破坏了社会的内聚力”，正使“马克思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断
言重新成为现实”。这个浪潮的核心动力和最大受益者是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这种交
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在各类全球化
组织和协定的帮助下，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们迫使各主权国家争相为它们提供各
种优惠和便利条件，最大限度地攫取着各国的资源和财富。
因此，可以说，全球化实际上是美国化，是跨国公司化。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等机构则是推
行全球化的得力工具。
但是，如此“造福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必然会走到尽头。事实上，到了九十
年代，全球化的破坏作用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俄罗斯、亚洲、非洲和拉美
的众多国家，纷纷陷入了深刻的经济金融危机，几乎被西方用变化多端的巧妙手
腕榨干，成为“有控制的解体”过程的牺牲品。连日本也被全球化所伤，八十年
代美英成功地为日本泡沫经济的膨胀以致突然破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以致整个
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长期陷入了萎迷不振之中，目前还看不到隧道的尽头。纵虎
伤人者必为虎伤。去年八月份，美国的著名长期资本基金濒临破产，涉及金融衍
生品交易高达12，500亿美元，如果对以“长资基金”为典型的这类对冲基金进行
ＩＭＦ式的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结构性调整计划”中的破产清算，整个世界金
融体系可能全面崩溃，而美国长达八年的所谓新经济也将宣告结束。因此，美联
储一反常态，违背它信守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出面组织注资抢救，被人讥讽为“
美国式裙带资本主义”。
美国长期资本基金的失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破产和全球化遭到的重
挫。在此前后，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许多反全球化的迹象。早在1997年东南亚
金融风暴前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站出来反对新自由主义掌门人弗里
德曼，主张实施资本管制；在欧洲、日本都出现了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音
；1997年日本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遭到美国否决后，1998年日本藏相宫泽喜一
撇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单独宣布给陷入危机的亚洲国家以300亿美元的援助；1
998年8月，香港金管局干预股市，与国际金融炒家直接博杀，击退了后者的进攻
；1998年9月1日，马来西亚正式宣布实施严厉的货币管制，而且此举得到了日本
的大力支持；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则标志着取代全球化的将是区域化。
因此，可以说，1998年是全球化遭受重创的一年，也是美国战略利益遭受重
创的一年。而这正是美国在中国入关问题上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美国总统的国
家安全顾问伯格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承认，由于世界经济紧缩的压力，美国正面
临着一场新的挑战，即缓解“因背离民主和市场经济而产生的现实恐惧”（《纽
约时报》，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１日）。美国希望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来为继续全
球化进程打上一支强心剂。当全球化顺利进展的时候，加入关贸总协定似乎是对
中国有利的事情，中国也的确这样认为。因此，美国根本不担心中国会不考虑加
入关贸总协定，相反，由于中国加入的心情迫切，美国可以优哉游哉地拿中国一
把，逼迫中国作更大的让步，全面向美国开放市场，一举把中国全球化掉。但是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坚持不让人民币不贬值，转而加强基础建设扩大国
内需求，使美国开始担心起中国是否会脱离全球化进程来。美国金融资本喉舌《
华尔街日报》撰文警告发展中国家，不要效仿实行资本管制和扩大内需战略的“
中国模式”。美国政府一方面不得不称赞中国为稳定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另一
方面则公开指责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是“变相的贬值”，是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
原则的破坏性干预，反映了他们的恼火与担心。因为美国实际上利用金融危机迫
使东南亚国家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并大肆廉价收购东南亚资产，暂时还算危机中
的赢家。这种结果正是所谓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全球经济有控制解体”的
题中之义。
从九七年中至今，中国政府在人民币问题上态度一直很坚决，这表明了中国
政府在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上的决心，受到了中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与此相关，
中国在入关问题上也不再那么热心。这些现象都让美国决策层感到不安，因此他
们才会在重开入关谈判问题上软化立场，从傲慢地拖延中国入关，到欠身要求中
国入关。
二、入关对中国长远利益究竟意味着什么？
十几年来，中国对待入关问题就如同对待改革开放，始终十分热情。而且在
很多人眼里，入关就等同于开放，而不入关则等同于闭关自守。随着西方新闻媒
介宣扬全球化的声浪日益高涨，国人入关的心情似乎也变得更为迫切，仿佛这是
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即使企业界略有担忧，也被更强的紧迫感所替代，因
为在企业界人士看来，入关是难以回避的，即使企业会受损失，这种损失也就象
是阵痛一样，必须承受。可以说，前些年中国没能入关，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太苛
刻，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让我们实在不好交代。至于入关究竟能给中国带来什
么，人们只是将入关作为一种既定方针来论证，因而并未充分考察其中潜伏的巨
大风险。
但是，这样一种入关浪漫主义该结束了。我们应该能认识到，入关不等于开
放，不入关也不等于闭关自守。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强国之路，只有符合中国富强
的长远利益的事情，才是改革开放的目的，也是改革开放的手段。任何与中国富
强梦违背的事情，无论是谁提倡的，无论是不是潮流，我们都应该看一看，想一
想，究竟符合谁的利益，究竟是哪家的潮流。
现在谁都懂得，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而竞争经济的本质则是弱肉强食。人
人都想成为市场竞争的强者，但强者毕竟是少数，这个世界流行的法则是赢家通
吃。这就意味着，加入竞争有可能成为强者，也可能被人吃掉，这要看竞争力量
的对比而定。然而，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过中国在竞争中的位置。孙子云：夫未战
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
况于无算乎？这就是说，如果在竞争中不深谋远虑，不知己之所短，敌之所长，
则无疑乃一介匹夫，必败无疑。入关就是整个中国敞开大门加入世界市场的竞争
，这就需要我们仔细掂量中国将会面临哪些对手？中国与它们相比是弱还是强？
这些对手都有哪些长处和短处？它们在采取什么战略？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入关
是否会拆除我们的防御工事？我们能否在防御工事拆完以前变得象对手那么强大
？中国只有这样考虑才能体现务实主义的态度。
东南亚金融风暴所到之处，小龙小虎们都遭了殃。但同样遭殃，受伤害的部
位不同，恢复能力也不同。小龙们，其中特别是南朝鲜和台湾，它们都具有相当
的工业实力，形成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有可
能重新恢复竞争力。但小虎们就惨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基本
上都是出口加工基地，是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它们的竞争力完全建立在廉价劳
动力基础上，只有当劳动力重新变得非常廉价，多年来积累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
降后，才能恢复竞争力。但这必然意味着政局不稳，社会长期动荡。回顾小龙们
的发展史，我们惊奇地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战后长期的高度贸易保护下成
长起来的。迫于冷战时期的强大压力，美国需要扶植南朝鲜和台湾，因此允许它
们采取高度的关税保护措施，而单方面地向它们开放美国和西方市场，这种从政
治出发给予的特殊优惠待遇，是关贸协定根本无法给予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这就
是为何关贸协定未能帮助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像南朝鲜、台湾一样成长为“小
龙”，反而在西方主宰的世界贸易分工体系中，“南北差距”正成为一条不断加
深的鸿沟。我们所羡慕的南朝鲜、台湾的发展经验，并不是来自关贸协定体系和
出口导向战略，而是来自新中国工业化成就给西方造成的强大压力。随着冷战时
期的结束，南朝鲜和台湾扮演的特殊战略角色也走到尽头，南朝鲜之所以受到金
融风暴的猛烈袭击，恰恰是由于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承担单方面向其开放市场
的义务，相反迫使南朝鲜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关税，加速资本流动和金融体系的
自由化，使南朝鲜的尚不够强大的工业金融力量遭到重大打击，贸易逆差不断加
大，从而引发了金融动荡。
亚洲地区的领头雁日本，更是在高度贸易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典范。二战以后
，同样是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允许日本恢复国内重化工业的发展，向日本开放
美国市场，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帮助日本恢复与发展工业，同时则默认日本
对本国市场进行高度保护，默认日本银行无担保地向六大财团发放贷款——即所
谓裙带资本主义，默认日本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倾销。这样，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
，日本工业的竞争力才超过了美国。如果没有冷战的话，按照美国战后初期治理
日本的构想，日本的工业能力将被限制在维持日常用品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重
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设备将被拆毁，市场将被美国商品占领，日本将成为美国在远
东的后院。
这些摆在眼面前的例子足以说明，象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中的弱国，还不
能完全遵守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对强者来说，拆除弱者自我保护的篱笆是最重
要的，这就是关贸总协定、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要害；对于弱者来说，建立自我
保护的篱笆，并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加，有限度地、渐进地开放篱笆，是最重要的
。
当然，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也容易形成共识。今天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入关，
也体现了中国对此的担心。可能更不容易达成共识的问题在于，中国这道自我保
护的篱笆还需要坚持多久？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可以拆除篱笆的时候了？或者经过
不长的时间就可以拆除篱笆了？如果不自行拆除篱笆，我们是否会被国际市场所
拒绝？或者会被国际社会用推土机推倒？
最后两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事实上，旧中国曾在西方强迫下开放门户，参
加西方主宰的贸易分工体系，而且有产权明晰的私有企业和证券市场。但是，中
国的民族工业始终无法成长起来，只能在国际资本强占市场的夹缝中苟延残喘。
解放后，尽管西方长期实行了封锁遏制政策，新中国不畏惧压力实行自力更生，
依然短短数十年就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二十年里，尽管中国的关税
一直比较高，也一直没有加入多边的关贸总协定，但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
的份额不断增大。由此可见，即使不入关，我们也能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也不
至于被国际市场所拒绝。毕竟世界还很大，美国不亮欧洲亮。何况美国也不会把
事情做得那么绝，不会让欧洲和日本独占中国市场。可以说，世界上不会有哪个
国家会因中国不入关而拒绝与中国做生意，虽然双边协定比多边协定麻烦一些，
但是主动权操在我们自己手里，总比任人摆布要强。
至于什么时候将篱笆拆到什么程度，这完全要看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程
度。可以说，国际竞争力最核心的标志是要形成象通用、丰田、西门子这样的大
跨国公司，拥有高度自主开发的知识和技术产权，能在世界市场上左右局势，或
能与其他大公司成鼎足之势。按此标准看，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就显得太弱小了。
虽然我们每年出口量不小，但大多数是初级产品，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三资企业的
出口额，而且增长最快的也是这部分出口额。但这种出口实际上是跨国公司设在
中国的生产车间的出口，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的组成部分，它无论对于中国其
他产业的相关发展，还是对于税收，或是对于引进技术，或是对于增加贸易顺差
都所补不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出口数字，听任外国人别有用心地把我们
吹得晕晕乎乎，好象中国已经具备了强大国际竞争力了似的。实际上可以说，中
国离大面积拆除篱笆的时候还远着呢。从历史上看，美国从英国手心里独立出来
到可以与英国一决雌雄，曾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高关税政策；日本从西方列
强的缝隙中钻出来，经过了二战前的六、七十年和二战后的四十多年，至今仍受
美国打压，没有完全出头。可见，中国崛起之路还很漫长，至少还需要一、二代
人的不懈努力。
因此，从长远战略利益的角度上看，即使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入关，也是相当
危险的。因为关贸总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幼稚工业的保护是有期限的，这个期限实
际上是发达国家扼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的死缓期。我们不能肯定国内的冶金
、机械、电子、高科技等行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得抗衡西方的竞争能力。但
是，我们可以肯定，为了获得维护国家主权的实力，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拥有这
些重要的工业部门，这一点是几年的有限保护期所无法确保的。事实上，在美国
倡导的全球化浪潮中，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有限保护条款还在不断地被削弱，正导
致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纷纷瓦解，战略行业和银行体系迅速落入跨国公司手中
，贫富差距日益加深着社会两极分化，许多国家还因严重失业危机导致了社会动
荡。当年美国为了保护民族工业不惜两度同英国交战，承受英国发动的全球经济
军事封锁围堵，坚持了近一个世纪的高关税保护，但是，却从未谴责先辈犯了“
封闭自守”的历史错误。实际上，这正是美国建立强大工业的成功秘诀。成功以
后，它又效仿起英国来，开始提倡“自由贸易”。一百多年来，旧中国曾完全融
入过西方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但由于未能维护本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饱尝了缺
少重工业维护民族独立之苦；也有过不惧西方长期封锁遏制维护民族尊严，成功
建立了完整工业体系的辉煌业绩，现在，曾不畏西方列强枪炮的光荣中华民族子
孙，决不应为了获得有限的扩大外贸利益，去冒丧失维护国家主权的工业实力的
危险。
三、谨慎审视入关对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
如果说，从长远来看是否入关值得认真考虑的话，那么入关是否能为我们带
来看得见的近期效益呢？
如果两年以前提出这个问题的话，经贸界人士的答案是相当肯定的。当时，
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强劲，出口额蒸蒸日上，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增长，
虽然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转口贸易。那时，美国甚至一再以取消最惠国待遇相威
胁，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如果当时入关的话，至少可以免除美国的这
一威胁，使中美贸易少受些干扰。
但是今天，情况就有些不同了。由于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中国从大
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客观上已经有所损失，而且从今年
一月份的统计数据看，损失的程度还将继续加大。虽然出口下降的相当大部分是
因为全球需求萎缩，但不可否认，这里也包含着出口份额下降的因素。如果中国
从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则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压力将会缓解，逐渐被东
南亚、拉美等对美贸易顺差所代替，中美贸易磨擦将逐渐减弱。这样一来，入关
对解除美国所谓最惠国待遇的威胁意义已经不大。而且，随着世界各地频繁爆发
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已经陷入较长期的低迷状态。中国今后越来越难以依靠出口
带动经济增长，必须更多转向依靠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相反，入关的弊端却会同时在几方面上升。首先是可能大大加剧国有企业的
的严重困难。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就业和财政金融稳定的
大事。当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非像一般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公有产
权不明晰和机制僵化造成的，事实上，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整体状况相当不错，
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均迅速增长，亏损面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如果考虑存在着
非常不平等的税负环境，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支柱，而且衡量增长的
基数远远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还承担着大量社会公益性义务的话，那么完全可以
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一直良好。但从９３年经济一度泡沫化以后，国
有企业却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有必要对改
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
八十年代初，由于文革后遗症和“洋跃进”的影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
膨胀和社会失业压力，有数千万知青返城后待业没有工作，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
的比例失调，但是，由于改革坚持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正确处理了对
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国有企业加强技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轻纺、
冶金、机械、建材行业均蓬勃发展，还培育出来彩电、冰箱等一大批新兴产业，
大大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和社会失业困难，扭转了经济结构失调和国有企业的困
难，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也从1981年的22%下降为1985年的9%，减亏面积达到
59%。当时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一直采取了有效的关税贸易保护
措施，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
企业，对合资企业的出口率、国产化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合资企业不仅
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起
到了适度竞争激励和沟通国际市场的作用，保证了国有企业的技改和产业投资效
益良好，成功培育了大批新兴产业并吸收数千万知青就业。由此可见，我国改革
开放的成功经验，恰恰在于“保护与开放”的辩证结合。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开放
的具体实践，同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后起的美、法、德等西方国家以及
日本、南朝鲜、台湾在工业化进程中，长期限制外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口，保护本
地工业的历史经验，也有一致之处。
这样，在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有了一个关于党应当如
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的新概括，以后又将它载入了修改后的宪法与
党章。奇怪的是，人们现在一提起这个基本路线，记得的通常只是“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却完全忽略了载入宪法与党章的这一新概括中明确无误地包括着
的以下八个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片面宣传与解释基本路线带来的严
重后果，是使全面贯彻与保卫宪法、党章的总纲中的基本条款（它们是统率其他
具体条款的）的工作遇到了大的困难，以致分不清什么是遵宪和违宪的根本界限
，对于大量违宪现象的蜂拥呈现，从上到下竟无人提出要依法予以严肃追究。实
际上，许多违反基本路线、党章与宪法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原则的重
大决策，就是由一些在各级领导机关中握有很大权力的人们自己做出的。
于是，人们看到，在1993年的经济过热中，由于没能全面地总结八十年代开
放和保护相结合、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具体成功经验，没有坚持基本路线中的自
力更生原则，片面地强调了市场和开放的作用，忽视了适当保护与计划的重要性
，甚至把市场的盲目性弊端也美化为活力，形成了遍及全国的开发区热，所造成
的损失远远超过了80年代国有企业十年亏损的许多倍，各地对外资敞开大门竞相
给予优惠政策，甚至把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数量和投资额，当成衡量改革开放的
力度大小的标志。仅从1992年到1995年的短短三年中，外资工业企业所占比重猛
增了五倍之多，使中国市场受到外资和进口商品的极大冲击，国有企业陷入了越
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与1988年相比较，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额下降了64%，亏
损额却增加了9.7倍，亏损面上升了358%，亏损率（亏损额与利润额之比）上升了
12.8倍。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1998年又遭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国有企业
的效益进一步急剧滑坡，拖欠银行的不良债权也越积越多。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
展下去的话，整个国有经济和银行体系都有被拖垮的风险。80年代国有企业在银
行贷款的支持下，进行了大量长期的设备和技术改造投资，本来应该在九十年代
发挥良好的效益。但是，由于各地盲目引进外资占领国内市场，当这些投资见效
时却发现市场出路已被严重堵塞，于是，利润下降，亏损面扩大，上千万国有企
业职工被迫下岗，国有企业无法获得投资收益和偿还银行贷款，以前用于引进、
改造设备的上万亿贷款，随时可能转化为触发银行体系危机的呆、坏帐，各类企
业和居民的储蓄存款也会蒙受损失。从这个意义上，90年代各地盲目竞相引进外
资获得的有限好处，恰恰是以国有企业亏损扩大和职工下岗为代价的。沉重的代
价尚历历在目，倘若我们又急着入关的话，那么国有企业的境况势必雪上加霜。
国有企业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兴衰成败的大事。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贷款不仅无法消化，而且还会越积越重，成为经济运行中随时
可以爆炸的隐患。还有，由于国有企业仍是城镇居民的就业主渠道，维系着数亿
企业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来源，如果国有企业的困难进一步加重，则不仅难以消
化迅速增长的新劳动人口，还会迫使更多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待业。这必然影响
人民生活水平和购买力的提高，加深内需不足的和生产过剩的局面，从而影响整
个社会的长期稳定。
根据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工业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
过了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了外商及港澳台资企业160%。如果作为财政支柱的
国有企业无法摆脱困境，那么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
少出现大幅度滑坡，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会失去工资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
资金也将成为无源之水，众多离退休干部和下岗职工也会失去生活来源，我们甚
至会重蹈俄罗斯盲目开放市场和推行私有化，最终导致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的覆
辙。
更严峻的是，就在当前我国有大量的过剩设备、人力和资金的时候，我们却
仍然把引进外资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法宝，还特别以引进跨国公司为自豪。一方
面在限制国有企业的重复建设，一方面却对外资企业的重复建设敞开大门。这样
做的结果，势必是“洋重复”挤垮“土重复”，进一步阻塞国内资源的出路。不
仅如此，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急剧攀升，还将削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
以矫正经济比例失调和恢复均衡发展。实际上，我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资本短缺，
而是大量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过剩资本（即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找不到产品的销
售市场，以及相对少量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过剩资本缺乏投资出路。在今日的中
国，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已成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运转的中枢神经系统，是
保障社会扩大再生产结构与总量平衡的主要宏观经济调节杠杆。1998年底中国的
金融相关比率已大于一，即某一时日的金融资产总值（去年底，我国金融机构各
项贷款余额为86,524亿元，见最近发布的国家统计局公报，下同），与国民财富
即国民生产总值（权且用已得知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去年为79,553亿元）之
比，已高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水准（有关概念与计算，详见Raymond
W. G
oldsmith,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1969, 或1993年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的中译本的有关章节）。在去年底八万六千多亿的总贷款余额中，国家银
行贷款余额为68,442亿元，占前者的比率高达79%，远远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同类比重。这说明中国的金融风险高度集中在寥寥几家国有银行身上，而不象发
达国家那样分散在许多个人投资者与其他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以及成千上百家私
人银行手中。去年底全国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余额为95,698亿元，余额中存款大
于贷款9,174亿元，扣除各项必须的准备或储备基金，实际可用于投资的货币额还
要小。更不要说因深嵌于国际分工中，许多部门的投资要从境外购买生产资料，
人民币由于不能自由兑换，因而对于这类投资实际上一钱不值。除去从事股市、
房地产等投机的“泡沫”之外，这就是所谓过剩的货币资本。我国银行体系吸纳
了大量居民储蓄，却因众多行业的效益普遍不佳找不到投资出路，大量存款将成
为捏在银行手里的火球：贷款无法放出，而利息却还得继续支付，从而加重银行
体系的风险，造成新的呆帐、坏帐。但是这个问题还不是中国的货币资本与职能
资本之间矛盾的主要表现。这个问题与实物形式的过剩资本相比，危害性要小得
多，解决起来也容易得多。货币资本与投入农、工、商等实物经济的产业资本的
主要冲突，更集中地表现在：借出去的大量贷款不能以本带利地及时回收。经济
危机首先是这一冲突的集中爆发。1998年底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3,407亿元，相当
大的部分已经包含在当年68,442亿元的国家银行贷款余额中，被贷入社会再生产
过程中。按照人行行长戴相龙的说法，国家银行贷款中有25%属于中国概念的呆帐
、坏帐，即不是按国际标准逾期三个月以上、而是逾期一年以上未能收回的贷款
。据此计算，中国国有银行约有呆、坏帐17,111亿元，是上述货币形式的过剩资
本的两倍。这里还没有考察与银行信用连带的商业信用的呆帐、坏帐造成的所谓
“企业三角债”的金额。利息率必须小于利润率，前者的支付要由后者来支撑。
中国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如果要防止遭受截瘫，关键是要解决非金融性企业
的盈利问题。1998年不同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共实现利润1,473亿元，亏损1,556亿
元，平均利润率是负数。在整个工业部门连正常的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前提
下，至少现在中国的国有银行已使去了它们向居民与企业的储蓄者们支付利息的
主要资金来源。银行实际上是在用存款户们尚未到期的本金，不断支付到期的利
息，即靠借新债来还旧债。众所周知，民间这一类金字塔式的皮包集资公司，曾
受到政府极为严厉的惩罚，并到处伴随着被诈骗的投资者们狂怒的骚乱。在实际
经济状况如此严峻的条件下，还要大胆鼓励跨国公司扩大在华投资，以及由此带
动生产资料的大规模进口，直至转而以积极入关的姿态来换取正在迅速下降的来
华外资外商的信心，这些短视的做法，会不会加速中国经济跌入危机，并进而使
它从此一蹶不振呢？这是一个头脑必须冷静下来、反复掂量的重大问题。
当然，受外资冲击的不仅是国有企业和银行体系，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的乡
镇企也深受其苦。如果说，国有企业的兴衰影响城市稳定的话，乡镇企业的好坏
则是关系到三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目前由于城市就业形势紧张，各
单位纷纷辞退农民工，把城市的问题推向了农村，已经使农民的收入有所下降。
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农村的购买力又如何能启动呢？
最近一位外经贸部发言人说，我们虽然没有入关，但已经在按照关贸总协定
的要求一步步地减少关税，取消对外资的限制。在这位发言人看来，按入关的要
求减少保护是一件好事。但是，这可能只对外经贸部是好事，对于中国发展的全
局则未必。显然，他可能没将降低关税、扩大引资与内需不振联系起来，未考虑
到这些措施对民族工业的冲击，国内市场的严重生产过剩，各类企业大面积亏损
，以及社会失业率上升等等。倘若我们不正确认识“保护与开放”的辩证关系，
就入关谈入关，就国企谈国企，甚至以入关来解决国企困境，这无疑将是号错脉
，吃错药，加重病情，危及生命。如果还没有入关，问题就这么严重的话，入了
关就更不容易解决了。好在无论是降低关税，还是取消限制，主动权仍操在中国
政府手里，问题还不大，无非是再作一些调整。如果入了关，那么我们就丧失了
选择保护手段的主动权，事情就更麻烦了。从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发展外贸和引
进外资，还是进行加入世贸组织和复关谈判，有必要使外经贸部更多地从经济发
展的全局来考虑问题。日本的通商产业省虽然主管对外贸易投资，但始终以保护
和振兴日本工业为首要任务，其扶植日本产业的强大作用令西方人生畏。但是，
我国的外经贸部专职负责扩大对外开放，却忽视了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重任。我
国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中，应考虑加强外经贸部同工业部门的协调，成立负责保护
民族工业的跨部门高层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关于在中国搞一次“凯恩斯主义的新政
”，以便推动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说法在国内盛为流行。在他们眼中，似乎
推行这样的“新政”是可以与继续扩大和巩固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新秩序”并行
不悖的。其实，60年代末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衰落，正
是它们之间竞争加剧，贸易与资本跨越国境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收支持
续不平衡发展，由巨额财政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迅速在国际间传播的结果。这也
是凯恩斯当初提出宏观经济的需求管理时，对于可能导致他的设计最终失败的种
种因素中最令他担忧的事情。结果还是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弱国经济通过赤字财
政临时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将主要由自由进入的强国经济的过剩商品与资本来
满足，而将赤字财政造成的一切弊端留给弱国的政府与人民来承担。一旦短暂的
景气即将“过气”，它们又匆匆溜之大吉。在国境线基本不设防的情况下，弱国
“扩大内需为主”的美好愿望，到头来只能是为强国提供“扩大外需”的免费午
餐。不是已经有学者在提出扩大内需应以发展重化加工业为主的对策时，主张由
政府公债换来的特种发展基金应首先用于向国外购买这些产业升级换代所需要的
先进设备与技术，从而将投资的乘数效应拱手相让与外人吗？去年和今年由急速
扩大的赤字财政拉动的投资需求，究竟能在多大的范围内引起相关产业部门对不
景气状态的摆脱，从而进一步推动国内对民族工业最终消费品的有效需求，这还
是一个有待观测的谜。至少，今年１月份统计数字显示的，进口突然猛增(13.9%
)，出口仍急速下降的趋势(-10.8%)，恐怕不是一个好兆头。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入关后的中国，上述趋势只会进一步恶化，绝无好转的理由。
近年来，亚洲、俄罗斯、拉美相继爆发金融危机，甚至有爆发全球经济金融
大危机的症兆，倘若我国入关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过于紧密地卷入西方主宰
的国际经济体系，就会大大增加遭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程度。亚洲金融危机已
经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有60%的上市公司称业绩受到了严重影响，一旦爆发全球
经济金融危机，其冲击必然比亚洲金融危机还要大许多倍。1929年西方经济发生
大萧条，当年中国工厂的资本额就下降了46%，到1934年时竟然比1928年下降了8
5%，其遭受萧条打击程度远远超过了危机发源地美国。这充分说明，在国际经济
竞争中，弱者在竞争形势恶化时总是最先被市场所抛弃。为了维护我国的经济安
全和社会稳定，防范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我国也应权衡利弊慎重考虑
入关问题。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在入关问题上所面临的选择具有普遍意义。国际
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例莫过于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于
1986年入关以后，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额大幅度增长，出口额反而大幅度下降，
导致出现了长期的贸易逆差。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前夕，墨西哥媒体追随美国
媒体为之大唱赞歌，然而，三年多来的情况表明，贸易区的受益者是美国垄断资
本，而受害者则是两国的工人、两国的政府税收和社会福利。美国公司得以随意
将工厂迁往墨西哥，威胁美国工人接受更低工资和苛刻的工作条件。由于美国工
厂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所能安置的工人少，因此美国工厂雇佣的墨西哥工人人
数，远少于墨西哥民族企业破产形成的失业人数。目前，墨西哥的真实失业率上
升到百分之四十多。墨西哥深深卷入了美国主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直接导致了
曾一度壮大的民族工业的瓦解。工业瓦解也连带了银行体系的危机，内外债一齐
增加，外债还本付息的雪球越滚越大，从八十年代初的570亿美元，猛增到1996年
的1800多亿美元。1995年和1998年墨西哥连续爆发严重金融危机，1998年墨西哥
银行坏债率上升到50%以上，被迫宣布容许外资收购本国银行的100%股权，还被迫
出售战略行业以清偿外债。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看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全部国家的话
，那么不难发现，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因入关而强大起来的，相反
，却往往都因入关而使国内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压，甚至干脆关门大吉，心甘情
愿地做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从而使失业率高涨，社会矛盾激化。这正是在西方
主宰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下，“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