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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与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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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六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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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三十
五期，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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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六月号目录（本期分zs9906a,b,c三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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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焦点】超帝国主义的“和平新思维”
【理 论】世界历史中的第三世界 文熙
【历 史】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人权立法 喻权域
【文献参考】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海外文摘】中国政治经济改革走向 曹思源
【读编往来】读者来信选登
【新闻摘编】印度农民发起长途游行反对世贸组织
本期英文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in English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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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中国与世界》 总第三十
五期，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创刊
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０９１－９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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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焦点】
超帝国主义的“和平新思维”
－－评“和平与发展新时代”论
晨钟
自从所谓的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和平主义者们一直喋喋不休地向本国
人民及整个世界宣传：人类从此开创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纪元。
他们说，由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迅速发展，不但美国、日本与西欧的三极鼎
立正在加深；而且，“人民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呼声日益高涨
，和平的力量大为加强。因此，“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旋律”、
“主导方面”和“主流”。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以本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标志，世
界资本主义发展所进入的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统治，现在随着冷战
的“结束”而一齐“结束”了。这就是说，战后世界总体格局中占支配地位的美
国的世界霸权，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处于其对立面的人民要求和平与
发展的力量，他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已经从过去被支配的次要地位，上升到
现在占主导方面的支配地位了。这也就是说，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动员、组织、联合起来，开展和坚持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
民主义的持续斗争，已经不再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了，已经在这个意
义上失去了这一斗争的紧迫性乃至必要性了。在他们看来，上述“和平与发展”
新时代的到来，为各国人民创造了两个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保障：一是长期稳定
的国际和平环境；二是各国发展经济的国际主要社会障碍已被人民浩浩荡荡的世
界潮流从根本上冲垮了。所以，在这样崭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各国人民只要把
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转入到全力解决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上来，即大力发展
生产力，他们就一定能够达到使自己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目的。
如果说我们这个星球上还有霸权主义和国际经济与政治旧秩序，有时还需要
在口头上对它们多少进行些谴责，那么，我们的和平主义者们早就在“新思维”
中，把它们隐涵地界定为属于当代世界格局中占据非主导地位的次要方面的东西
了。对于他们来说，在充分肯定上述主流大趋势的前提下，要注意的只是防止在
主流倾向的掩盖下忽视霸权主义、旧秩序等“次要逆流”的“右的错误倾向”，
以便及时排除这些非主流的反趋势对当代世界大好局面总趋势的干扰。在判断时
代性质的问题上，他们注重反对的是所谓“‘左’的错误倾向”。这些所谓“‘
左’的错误”，不但对人民的伟大力量熟视无睹，断然否定“和平与发展”这两
大问题在当代已经得到解决，而且顽固地抱着过时的“冷战思维”不放，继续认
定美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以它为首的东西两线的帝国主义联盟相互唱和
，至今还牢固地统治着世界。这些所谓“‘左’的错误”，强调反对帝国主义的
斗争并逐步取得胜利，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不断解放、支配和发展生产力
的必要前提，其目的无非是企图转移各国人民本应聚精会神的中心工作。对于这
些所谓“‘左’的错误”，我们的和平主义者却一反其倡导的对霸权主义的仁慈
与宽大，不但要坚决反对，而且力主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甚至不惜把它们与挑
起动乱的“敌对势力”混为一谈。在这些和平主义者们的眼中，仿佛帝国主义、
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之所以在当代世界结构的阶级力量对比中仍然具有强大的优
势，只是由于“左”的倾向在理论上将它们任意夸大、在行动上向它们不断“挑
衅与刺激”的结果；只要把这类坚持反帝的“左”的声音和力量压制下去，帝国
主义对世界的现实统治也就顷刻瓦解了。这不是我们在编造神话：为了“说明”
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帝国主义的话语结构是毫无文本根据的过去“冷战思
维”的人为产物，不是有人竟不顾帝国主义暴行留下的血淋淋事实，硬把美帝为
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侵略战争，说成是美国对欧盟的侵犯，是多极化趋势在加强
的证明，而不是已突显为当前世界主要矛盾的南北矛盾激化的集中表现，不是大
西洋两边众多压迫民族结成的强大帝国主义联盟，对一个弱小无援的被压迫民族
的摧毁灭绝吗？
值得提出的是，这套和平主义的“新思维”，竟是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
旗帜”的幌子下推出的。它的出台时机，选择在邓小平同志因重病不能视事、特
别是去世之后。这并不是因为自那以来时代的性质突然发生了如它所描绘的那些
神奇的变化，而是因为邓小平同志所持的关于时代特征的基本观点，与“新思维
”者们是根本对立的。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恰恰属于被和平主义者们视为
眼中钉的“保守派”或“极左派”，是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已经解决的坚决否定
派（参阅晨钟：“一个当代、两个就是”的提法是科学的吗？《中国与世界》１
９９７年第九期）。我们将另文专门论述在对时代性质的估计上，和平主义者是
如何假借邓小平的名义，“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的（引语出自列
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时代特征的一篇重要论文《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
第２１卷第１１５－１３５页）
在和平主义者的超帝国主义“新思维”中，“不可逆转”的全球经济之贸易
与资本跨国运动的自由化，继撒切尔－里根主义之后克林顿－布莱尔的“第三条
道路”，以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为标志的国际贸易组织向世界贸易组织的升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会议定期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及其战略意图通过ＩＭＦ和
世界银行的实施，西方列强频繁地以联合国安理会名义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国际
维和部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以欧元为标志的欧盟一体化新进程，亚太经
合组织的发展，中美之间、中日之间业已宣布建立的“跨世纪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以最大的让步力争尽快加入世贸的重大举措，它日益深化地融入国际社会大
家庭，如此等等，这些大体就是构成世界“新纪元”、体现“和平与发展”领导
世界新潮流的主要结构性变化和“制度创新”了。由他们的大脑能动地反映出来
的这个“新时代与新世界”，到处是一派阶级合作的歌舞升平，其中真正的那个
主宰，难道真是他们颂扬的人民的要求和人民的力量吗？
现在人们不难看出，关于时代性质的争论，绝不是一场文人之间无谓的笔墨
官司。
正是在这个“新时代”“和平思维”的指导或辩护下，七十年代以来以美国
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国际垄断资本和它们控制下的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
化”的名义下，加紧进行的国际政治扩张、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被说成是“不
可阻挡”的世界进步新潮流。对此，据说中国只有全力抓住机会，积极配合，努
力适应，才能顺之而昌。他们主张将中国社会全方位地对外开放，全面地与占统
治地位的旧“国际秩序接轨”，外资引入得越多越好，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越高
越好，国内市场的开放性越彻底越好，并以此为政治标准，累计各级干部的政绩
和研究人员的学绩，得分越高官做得越大、学术成果越丰硕。全然不顾这样搞下
去，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诸方面，对我国所要坚持的独立自主发
展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社会阶级结构、民族意识、国际地位等所造
成的综合性严重后果。虽然他们在口头上大讲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个阶段将延续至少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但在以加入世贸为典型的处置中国对外
开放与全球化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又异口同声地持“短期冲击论”，认为只要熬
得住仅仅三年五载的短痛，完全自由化的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将会迫使我们的
民族产业将自己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程度，进而便能在国内外市
场上自由地大显身手了。这样，这个目前正炒得火热的“短期冲击论”，便经由
同一些人的嘴巴，彻底否定了初级阶段论。
也正是在这个“新时代”“和平思维”的指导或辩护下，他们主张中国的对
外政策、国际发展战略、外交路线、外经贸路线，包括其中的分清敌我友、应当
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等重大政治问题，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国内发展生产力短期具
体增长目标的要求，由后者统帅前者。美国是世界上资本、技术最雄厚，国内市
场最广阔的国家，但那里还有一些不“开明”的当政者与智囊，同样死抱着处于
另一端的过时“冷战思维”。因此，通过不断的安抚与让步，促成美国的跨国公
司、跨国银行获取与日俱增的在华既得利益，进而求得与美国政府从“不搞对抗
”、“加强合作”到建立“跨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发展，便成了他们所主
张的中国对外政策应当旋转的轴心。当着民族经济的发展在资本全球化的猛烈冲
击下遭受愈益严重的困难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这些年来在自由化的全球浪潮
中发生的强烈买办化趋势，和平主义者们崇美、恐美、媚美的迫切心情，更加溢
于言表。这是二十多年来普遍流行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场瘟疫，至今似乎尚未有
良药可治疗。看美国人眼色行事的弱国外交，招来的报应，便是将我使馆彻底炸
毁。这与邓小平同志主张的我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一要反对霸权主义，二要建立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至于谈到坚持把“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置于
各项工作的中心地位问题，这里只想简单地提出两个关键点。
首先，生产力范畴不是一个反映事物的单一实体性存在的抽象概念。它是反
映一事物的性质多样性中某一单方面性质的抽象概念，是在观念上对社会再生产
过程中发生的人类能动地改造与利用自然界这一关系及能力的片面抽象。同理，
生产关系范畴则是在观念上对同一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那一方面的
另一个片面抽象。在谈到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时，必须把二者综合起来，对整个生
产过程这个所涉及的唯一真实的实体的矛盾运动进行总体考察。生产力只能在生
产关系中生存与活动，在当代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与生产关系相隔绝、相脱离
的生产力。在实践上，一个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在其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能不能
以发展生产力为其社会的主要任务，不取决于长官意志和人们主观愿望的强弱，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历史地演变到这个时期的现实生产关系，是否基本适应或阻碍
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保护与促进的究竟是基本适应还是阻碍生产
力发展的经济基础。
中国目前仍在发展的以通货紧缩为征兆的生产相对过剩，最近十年中它的社
会两极分化所达到的世界最高速度（见世界银行关于中国２０２０年系列报告之
一：《分享提高的收入：中国的两极分化》，１９９７年第８－９页。World
Ba
nk, Sharing Rising Income:
Disparities in China (One of China 2020 Ser
ies), 1997），自中国工业化以来史无前例的职工大规模失业与下岗，由无法控
制的贪污腐败造成的社会大面积溃烂，等等，都一一清晰地标志着生产关系乃至
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对这些迅速改变了的历史条件采取鸵鸟政策
，照本宣科地继续那些过去在社会结构尚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时的基本方针，听
来总叫人有言不由衷之嫌。这里，有两个随手拾来的案例。最近，就在《人民日
报》接二连三地发表社论，强调中心工作是发展生产力的时候，朱熔基总理和江
泽民总书记先后分别召开了有关三峡工程和国营企业如何摆脱困境的两个会议。
什么是他们在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的中心？每一个读了有关报道的人，恐怕都
不能不认同以下的结论：是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不是生产力本身的技术发展问题
。这便是对上面提到的，此事不以长官意志和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一个具体说明。
真的想要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吗？那么，在生产关系基本尚能适应生
产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当动用国家权力调整、改革生产关系时，就万不可轻率
从事，就一定要有远见卓识，尽可能充分地考虑到改革方案的实施对于劳动者阶
级的基本利益可能产生的中、长期正负两面的社会效应，不能仅见蝇头小利，甚
至只为了少数特权者暴富的利益，便大踩油门，一路加速，直至悲剧的最后发生
。今天再讲这些，大概都是“马后炮”了。
在关于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为中心的问题上，需要提出的第二个关键点是：
经过了２０年的改革开放，在当今中国行政管辖的领土内，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
力已经并不都是真正属于中国的生产力了；其中有许多不是属于中国人民共同支
配的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同样，现在于中国境内搞的经济建设，也
并不都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劳动者阶级想要的、能够支配与分享成果的经济建设。
其中属于跨国资本在华利益的经济建设比重，年年都在飞快地增长。还有不少经
济建设工程的幕后政治设计师，是居住在华盛顿或东京的。这些在中国境内不断
增大的异己生产力，迟早要成为西方列强轻视、要胁、欺侮中国的筹码。它们在
中国上马得越快，占据的经济制高点越多，虽然表面上中国的ＧＤＰ产值也将增
长得越迅速，但中国对西方的实质性依附地位却年复一年地在加深。如果中国境
内生产力的发展，演变为主要依赖于外资与外贸的增加；那么，这样的生产力越
是增长，中国将越是挨打，越是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多极化趋势中，本来与第
三世界站在一起、成为一个增长极的中国，不但将自我孤立，其国际地位也将越
来越矮化。
人们不禁要问，邓小平当年提出检验改革成果的“三个有利”标准时，在第
一个标准的“生产力”前面，在第二个标准的“综合国力”前面，不都严格地加
有“社会主义”四个大字的限定语吗？现在控制着官方舆论、呼喊要高举邓小平
旗帜的人们，究竟把它们藏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把邓小平理论中如此重大的一
个基本观点，搅和得面目全非呢？
人们不应当忘记感谢克林顿。他在南斯拉夫的屠杀，一举戳穿了超帝国主义
的“和平新思维”撒下的谎言。对于和平主义多年来散布的所有那些表面看来似
是而非、实际上全无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的种种说法，现在是开始展开充分的讨
论，辨明其中的大是大非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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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西方外交新教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症候
李山
北约发动的侵南战争，激起了人们对本世纪人类战争灾变的回忆。人们把这
场战争和本世纪历史上的一些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相类比。首先，人们回想起日
本军国主义制造“九·一三”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并进而导致了国联调停国际
冲突机制的瓦解。北约的残酷轰炸还令人想起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德意法西斯
干涉西班牙内战，并以西班牙作为新式武器的实验场，创造了大规模空中轰炸平
民的战术。人们也回忆起：在所谓“人道主义”的幌子下，意大利的法西斯军队
野蛮入侵弱小的阿比西尼亚、纳粹德国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从
此拉开了法西斯军事征服欧洲的序幕。
越来越多的人们都看到，冷战后的世界，不是什么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时代，
反而令人想起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侵略的黑暗年代，二战结束后写进《联合国
宪章》的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国际准则正面临被摧毁的危险，一种
新的国际关系哲学正在强加给全世界。这个哲学有一个最简洁的表达公式，那就
是“人权高于主权”。已经有很多文章揭露批判了西方“人权”霸权主义的欺骗
性和虚伪性；然而，我们仍需对这种新的外交哲学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解剖，才
有可能彻底了解它的产生根源和内在本质，特别是：说明这个后冷战新教义作为
现阶段西方军事集团的国际战略和行为模式，和历史上的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
义有何传统联系，和肆虐三、四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有何区别和相似
之处，以及和当代世界体系内的南北矛盾、西西矛盾的复杂关系。
本文试图论证：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扩张模式正在冷战后时期发展出来，它
具有“社会帝国主义”的主要症候：它致力于输出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念
，向全世界推行全球化、市场开放、西方模式多党选举的“套餐”，主张西方国
家对不发达国家实行“开明”殖民主义。它的产生取决于三个主要条件，那就是
：全世界范围内反帝反殖运动的低落和瓦解、西方国家内部左派政治力量的蜕变
，以及西方统治层全球化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形成。
后冷战新教义的特点
让我们先来考察几个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事件：
一、一九九四年十月，美国总统克林顿下达了向海地出兵的决定，其目的是
更换海地的政府。这个决定，是在美国国会里由黑人众参议员组成的“黑人团体
”（Black
Caucus）的督促下做出的。“黑人团体”是美国国会内部的左派力量
，经常推动有利于美国黑人利益的立法和其他有进步倾向的立法。克林顿侵略海
地、强行更换海地政府的政策，也受到了美国的一些“进步团体”的支持。他们
认为，美国过去一向通过军事干涉支持世界上的独裁专制政府，现在冷战结束了
，轮到美国以实际行动赎回它的罪过的时候了，那就是以其强大无敌的军事实力
来为世界做些好事，比如在世界各地执行一些“开明”的军事干涉，更换第三世
界的独裁政府，把“人权、民主”带给第三世界人民。出兵海地就被一些“进步
人士”认为是这种“开明”军事干涉的首次实践，而由曾在越战中逃避兵役、参
加过反战活动的克林顿来执行这次“开明”侵略，其象征意义更加明确了。形成
强烈对照的是，美国政治的传统右翼人士（坚决反共、支持冷战时期的美国全球
干涉），对这次“与美国切身利益毫无关系”的军事干涉，表示强烈反对。
二、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六日，英国政府逮捕了在英国治病的智利前总统皮诺
切特，英国议会上院兼最高法院又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裁定西方国家有权引渡和审
判皮诺切特。智利政府对这种违反外交豁免权和侵犯智利司法主权的作法表示抗
议。然而，西方媒体和大多数西方“左派”人士欢呼英国政府的举动，认为这是
西方为过去扶植皮诺切特军人独裁政府的罪过所作的补救。更有一些人指出，从
美国侵略巴拿马捉拿诺尔列加到英国逮捕皮诺切特，为今后西方国家名正言顺地
逮捕、审判“第三世界的独裁者”建立了先例和程序。
三、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三日，德国绿党代表大会在严重分裂的情况下投票否
决了要求北约无条件立即停止轰炸的决议。假如这个决议通过，将导致施罗德联
合政府的瓦解。属于绿党的外交部长费舍一直是轰炸南联盟的积极支持者。费舍
认为由于科索沃的特殊情况，北约即使没有联合国的批准，也必须执行轰炸行动
。费舍在六十年代是激进左派学生运动的参加者；现在，他认为北约应担当起维
护其他国家人权的义务，他毫不掩盖对南联盟总统和中国领导人的厌恶之情。（
《纽约时报》98年1月28日、5月13日）
以上几个事件不仅存在着共同特点，而且显现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渐趋完
备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以下简称“新教义”），这个体系将第三世界国家主权的
内容一步步地侵蚀殆尽，使西方集团对第三国家内政的全面干涉成为国际关系的
首要原则。
让我们来概括一下作为国际战略和行为模式的后冷战新教义的几个特点。首
先，后冷战新教义的实施依赖于继承冷战时代的庞大的军事体系和国际组织架构
。比如，今天美国准备建立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起
源自里根时代的“战略防御动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日美安全条约这两个最
重要的冷战军事同盟，被扩大、加强成为后冷战时代西方军事干涉的主要工具。
第二，新教义在表面上疏远了西方传统的战略概念，如实力、均势、攸关利
益等等，突出了有关道义方面的话语，如“人道主义援助”、“防止种族灭绝”
、“维护人权”等等。老牌战略家如基辛格等，强调美国的攸关利益，反对不必
要的干涉和过度延伸；而新教义更趋向于在尽可能多的场合中树立世界警察和人
权教父的形象。目前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内，新教义有压倒传统教义的倾向。然而
，新教义是否真的就是不顾自己利益去维护道义呢？显然并非如此。冷战后美国
所进行的历次军事干涉，多数都和重要的战略资源、战略地位有关，更重要的是
，有些军事干涉的主要目的就是树立威信，就是为了给全世界发出信息，以杀一
儆百。新教义和传统教义的不同之处在于：新教义更急于树立西方在全球各地以
及对第三世界内政的全面干预的普遍原则和先例，其次才考虑具体的短期的利益
得失。当然，新教义方针下，也出现了索马里和当前的南联盟这样失败的或考虑
不周的军事行动，这说明新教义的实施战略尚不成熟。
第三，新教义的主要推行者是西方国家年轻一代（即战后“婴儿潮”）领导
人，如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索拉纳等，也都是属于西方体制内的左翼和社
会民主派别。具有讽刺性的是，他们都基本接受了前任保守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
政策，但他们也同样热心于输出西方发达国家带“社会民主”色彩的价值观念，
他们同时也是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积极推行者－－全球化与“人权高于主权”的理
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主要西方国家里，也都存在着右翼的、怀疑或者反对全
球化的政治派别，这些政治派别通常和西方国家民众中敌视移民、主张白人至上
的准法西斯主义情绪有关，如：在美国，曾参加过（并准备再次参加）总统竞选
的共和党人布坎南，路易斯安那州议员戴维·杜克，在法国，以勒·潘为领袖的
民族阵线，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部分成员，等等。这部分政治势力强调自
己国家的国家利益，主张保护主义，反对纯粹道义目标的对外干涉。令人讽刺的
是，恰恰是这部分右翼势力，对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表示质疑或者反对。西方各
国（包括北美、西欧和日本）的新教义推行者在妖魔化第三世界国家、谴责第三
世界人权问题和民族问题时是基本一致的（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派的妖魔化和
谴责有时甚至更激烈一些）。至今为止，美国和西欧各国在“以武力防止人道主
义灾难”的根本原则上没有分歧，分歧只在于具体策略。
第四，新教义的“人道主义”道义立场，表现出西方媒体操纵下的后现代主
义特色。西方媒体描绘下的第三世界，是一个充满专制、迫害、闭塞、狂热、偏
狭的悲惨世界，第三世界的人民渴望着西方天国的自由人道光辉的普照。这样的
媒体宣传误导着一代西方青年对世界的认识。世界上什么地方存在“人道主义灾
难”，完全取决于大商业新闻媒体将镜头对准哪里，以及如何筛选和歪曲事实。
对于世界上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如：因缺少最基本的医疗而非正常死亡的成千
上万的第三世界人口，美军遗留在印度支那的炸弹至今仍在制造的大量伤亡，发
生在刚果、安格拉的空前残酷的战争，经济制裁所造成的几十万伊拉克儿童的死
亡，海湾战争所遗留下的生态灾难，永远不会进入西方媒体的大众消费者的意识
中。电脑合成的万人坑，“大屠杀”、“种族灭绝”的声音形象重复一万遍，激
发起西方媒体消费大众的廉价情感，这就是新教义下出兵干涉政策的民意基础。
军事行动本身也已经“人道化”：感谢西方尖端的高科技武器，西方士兵可以象
玩电子游戏一样在数千米的高空安全地完成杀人任务。新教义的“人道主义”缺
乏古典式的崇高精神，而充满了市侩和怯懦的气息：我有执行“人道主义”使命
的高尚义务，因为我有实力靠高科技武器在高空安全无恙地杀人；但是，假如“
人道主义”使命要求我牺牲生命，那么，对不起，我就尽不了这个高尚的义务了
。
后冷战新教义的产生条件
后冷战新教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世界范围内反帝反殖运动和左翼政
治力量的衰落和瓦解。这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的危机、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以及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变动。
在八十年代，第三世界争取经济主权的斗争土崩瓦解，很多国家爆发债务危
机，从此陷入了停滞和倒退。二战后以来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低潮，第三世界内
部的种族冲突和社会动乱日益激化。第三世界中唯一的“成功模式”－－东亚和
东南亚的对外导向、外资注入的增长模式，最终也在危机中坍塌了。总之，战后
广大殖民地地区人民建设民族国家、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的尝试，在整体上失败
了。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也陷入深重危机。苏联和东欧国家先后因改革引发
了危机。中国在八十年代以前，一直被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国家看作是对世
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重大挑战，很多人认为，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建立起
独立的经济体系、为绝大多数人民提供福利保障的尝试是相当成功的。中国在八
十年代初发生信仰危机，随后进行东欧式的市场改革，并开始了纳入世界资本主
义体系的进程。至此，中国也趋同于苏联东欧的改革－危机模式和命运，不再构
成对西方体系和西方模式的挑战。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以激烈的方式印证了这
一点。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产生了两个的后果：其一，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
丧失了反对西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领导威信：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干脆
瓦解了，变成西方的附庸，中国采取了“不出头”、“韬光养晦”的策略。其二
，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对自己的制度丧失了自信，不再努力争取超越西方资本
主义、成为其替代制度，反而全面引进资本主义。因此，失去领袖和方向的第三
世界的在精神上陷入深重的萎靡和绝望。
民族解放运动的瓦解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对西方国家内部的左翼进步力量
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从资本主义体制的反抗者
一下转变成该体制的追随者和附庸，从而使西方左派追求西方资本主义的替代制
度的信念和努力失去了参照和支撑。在国际、国内形势的逆转之下，很多西方左
派放弃了劳工、政权、反帝等传统左派主题，转向环境、性别、生活方式等狭隘
、分散的“新社会运动”主题。从总体上说，西方的左派力量普遍被削弱并向右
转，放弃了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转向体制内的渐进主义和改良主
义。另一方面，他们不再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抱很大
期望，乃至对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采取负面和否定评价，进而放弃反帝
反殖的立场。总而言之，西方内部的主流左派力量，在冷战结束前后，发生了向
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保守化蜕变。
就在发生以上这些变化的同时，西方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的整体也在发生重
大转变。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登台，在美国，新政以来所建
立的“大政府、大工商业、大工会”的社会契约和福利国家被终结；在欧洲，随
着冷战的结束，有优厚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北欧社会主义也很大程度上被新自
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削弱。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全球化上升
为西方统治层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依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将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广到第三世界。在冷战后的数年中，西
方体制内的左派政党纷纷上台，他们大多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类型，如美国民主
党的克林顿、英国工党的克莱尔、法国社会党的密特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施罗
德、曾属意大利共产党的达莱马等。有趣的是，他们不但全盘继承了他们前任保
守党派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且积极推行全球化。这里，“新自由主义化”的社
会民主当权派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后冷战新教义的关键推动者。所谓的新教义
，就是这些西方体制内的“左派”统治者，将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意识形态、西方
的“民主、人权”的“进步价值”以及传统帝国主义霸权心态结合在一起制造出
来的。
新教义由“新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派头目推动，另一方面由“社会民主
化”的西方民间“左派”担当啦啦队，提供民意基础。在六十年代，和克林顿、
布莱尔、施罗德、费舍、索拉纳（属西班牙社会主义工党）一道参加过反战运动
和其他进步运动的一代同龄人，当时他们大都是激进分子，今天他们大多是中产
阶级和“开明派”。他们的主流政治观点，就是“除了市场和全球化，别无选择
”（所谓“TINA”综合症）。另外，他们在一些和政治经济根本制度无关的社会
问题上持有中产阶级的“进步”价值，比如：中产阶级的女权主义、环境主义，
支持同性恋的权利，消费者权益，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等等。他们真诚
地相信，第三世界贫困中的人民应该拥抱这些“进步的价值”，也应该接受全球
化的趋势，参加“人类文明的全球村”。他们谴责那些不承认这些价值普遍成立
的南斯拉夫和中国的“独裁者”。《纽约时报》记者汤马斯·佛里德曼在他获普
利策奖的新书中，就构想了这样一种弘扬社会民主价值的全球化模式：“主张全
球化的人必须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必然拥护全球化。”（
Thomas L.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Understanding Global
ization.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9.）
除了以上两股势力之外，当然还有一个推动全球化和后冷战新教义的最根本
的势力，那就是西方跨国公司、金融机构，以及西方资产阶级中最国际化和全球
化的那部分，他们正跃跃欲试地准备占领第三世界的市场、收购那里的公司和银
行。这个势力中也包括大的军火商集团，它们将在新教义之下的军事干涉中大发
战争财。
西西联合与南北矛盾
由上所述，后冷战新教义建立在西方统治层的全球化、市场开放意识形态、
中产阶级的共同价值观念以及跨国公司的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西方社会内对新
教义的支持是结构性的、共同的；当然，西方各国国内的反对势力的强弱不同（
包括前面提到的右翼势力，以及少数的传统反帝的左翼势力），反对势力有时甚
至会有所高涨，但各国统治层和资产阶级联合管教第三世界的共同利益将总是大
于他们之间的分歧的。
我们很容易看出，在新教义所理解的世界上，南北矛盾是压倒性的矛盾，第
三世界的种族冲突、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独裁专制是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的
“万恶之源”。在新教义所指导的战略下，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将写满了类似轰炸
南联盟这样的新十字军东征第三世界异教徒的圣战纪录。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不过是以“文明”术语叙述这个新教义而已。
在新教义之下，凡是违背西方价值标准、抵抗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国家，
都是拒绝接受文明世界大家庭的“恶魔”。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一个特殊情形
是，西方国家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态度，这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和西方的反
华浪潮。
经过数次“思想解放”的中国，有人或明确、或含蓄地表明，中国已经皈依
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民主版本的社会主义。很多人相信，这种
面貌一新的中国制度应该能够得到大多数西方人的接受了，起码是那些属于同一
政治谱系的西方社会民主派。然而，事实是：恰恰是西方的社会民主派攻击和妖
魔化中国最不遗余力（如德国的费舍、美国民主党人波罗西等）。在西方的社会
民主派眼中，中国只知埋头发展经济，而不懂得玩议会民主的游戏，因而代表了
最反动的佛朗哥、皮诺切特的方向。另一方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趋势对西
方的体制外左派和受压迫的下层也完全没有吸引力（比较之下，坚持革命社会主
义的古巴，自始至终得到了一部分西方左派和正直人士的支持和赞扬）。这就是
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反华浪潮的社会基础。如此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妖魔化中国的
现象不仅存在于北美，也普遍存在于欧洲，不仅出现在超级大国美国，也出现在
西方的小国如瑞士和冰岛，仅仅以“大国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别有用
心的势力破坏两国关系”来解释这种普遍现象是说不通的。
后冷战新教义更近似于一种以西方集团为统一单位的社会帝国主义扩张形态
，它已不再是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模式，也不再是两次世界大战
之间时期的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排他性命题仍然成立，但
在市场开放、解除政府干预的新教义下、在跨国公司的繁衍发展使得西方国家的
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下，这个命题并不表现为西方主要列强之间的直
接军事对抗，而是首先表现为西方集团以军事、经济和文化手段对第三世界实行
重新殖民化，其次表现为西方国家之间、跨国公司之间以贸易战、兼并、接管等
手段进行竞争，再其次有可能表现为不同的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展开代理战争，
以第三世界人民的鲜血作筹码来进行竞争－－不久前在非洲大陆上爆发的卢旺达
内战，就表现出这个倾向：比利时和法国为了利益争夺，分别支持当地的胡图族
和图西族，导致了一场空前的大屠杀；今后美国和欧洲为争夺中亚的石油资源，
也有可能采取这种代理战争的方式。
结语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美国克林顿总统在遭受国会弹劾之下，发动了对伊拉克
的空中轰炸。当时一小部分美国进步团体举行了示威，不过不是反对轰炸伊拉克
，而是支持受到弹劾的克林顿！这是后冷战新教义赖以确立的西方国内政治背景
的一个缩影。美国保守派厌恶克林顿、必予治之于死地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克林
顿活脱脱地代表了六十年代青年反文化运动的形象：吸毒、道德松弛、性行为放
荡，保守派们认为正是这些六十年代的遗毒导致了美国家庭解体、社会道德失范
。而大资本对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满意的，它们还期待着新教义之下
从北大西洋到西太平洋的战略新概念为它们打开更广阔的市场。一些民间左派团
体，对克林顿主导下的全面削减社会福利、裁员解雇、“灵活就业”等政策，竟
不置一词，找不到别的选择，甚至还挺身而出捍卫克林顿。
以“开明”、“进步”的价值为旗帜，对第三世界实行老牌帝国主义、殖民
主义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这就是冷战后西方集团国际战略的本质。它的国
内社会基础，并不是传统的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新教义和准法西斯势力在很多问
题上处在政治光谱的两端。其社会基础之一，是西方“左派”蜕化变质了的“开
明”“进步”价值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广泛的、深入的。在二三十年
前，有社会责任感的西方青年人关注着反战、争取少数民族权利等社会运动，今
天，有社会责任感的西方青年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却真诚地关注着所谓“中国人在
西藏的种族灭绝”、“在中国受压迫的不同政见者”，以及“塞尔维亚人的种族
清洗”。西方国家机器成功地收买和驯服了“左派”的“进步”事业，使其变成
为重新殖民第三世界的战略服务的工具。正因为新教义收降了西方“左派”的纲
领，它具有形“左”实右的特点，因而对西方民众特别具有欺骗性。
当然，在西方社会，新教义的霸权统治并不是铁板一块，牢不可破。如上所
言，西方社会的准法西斯势力和传统战略学派与新教义是有分歧的。但是，至今
为止，它们之间的矛盾纠纷和打打闹闹，只起着共同服务于西方全球扩张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一种可能是，当新教义的具体实施遭到惨重挫折后的情形。以“人
道主义”为借口的军事干涉必定要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战争一旦失利，谎言
一旦被揭穿，将导致“道义”神话的破灭，也就会对西方领导人和整个社会产生
极大的冲击。比较之下，西方传统战略学派的军事干涉以实力计算为决策准绳，
即使打输了，也是“胜败乃兵家常事”。而新教义下的军事干涉一旦失败，所作
的一切道义宣传也将失败，就有可能导致西方社会的严重挫折感和失败感，从而
为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抬头创造条件。
很多分析认为，侵南战争只是美国一家在推动，甚至是美国击垮欧元、打击
欧盟的一个阴谋，而欧洲只是在违反其利益的情况下被迫（或被骗）卷入。然而
，我们并没有观察到在西欧存在着这样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有欧洲地区主义倾
向的反战言论和运动，在欧洲坚决反战的，只有反帝传统的体制外左派。相反，
认同新教义的势力在西欧各国占上风。在欧洲各国，无论是大国如德国、法国，
小国如瑞士、冰岛，对中国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南联盟的种族冲突问题的看法
，对中国、南联盟和伊拉克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丑化和妖魔化，基本上
是一致的。欧美联合，西西联合，共同的社会帝国主义心态，连同互相渗透的跨
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利益，这就是美国和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再加日本）
作为一个统一的集团构成当今世界独大称霸的一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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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殖民主义的合题
房宁
1999年5月8日，是一个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日子，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又一
次被西方欺辱而遭受奇耻大辱的日子。在这一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摧毁
了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犯下了空前的罪行。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由西方国家组成北约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很容
易让中国人联想起中国近现代史上西方老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本世纪的第一年，1900年英、法、德、意、美、俄、日、奥等八国联军入侵中
国，烧、杀、抢、掠。在一般中国人都以“八”为吉利数字，其实“八”并不总
是吉利的，八国联军的那个“八”就很不吉利。这次北约袭击我国驻南使馆的一
天前，西方七国与俄罗斯达成原则上的一致，安排南斯拉夫这个小国的命运，完
全重复了老殖民主义的典型作法。七加一等于八，上述八个国家中，如果将加拿
大换成奥地利，正好是当年八国联军的那八个国家。
我作这样的联想，只是想提醒读者朋友，尽管历史已经过去近百年，尽管中
国人民已经站了起来，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整个
世界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西方列强的本质并没有变，西方独霸世
界、奴役世界的野心没有变。在世纪之交，在世界风云变幻之际，处于民族振兴
关键时期的中国人在激愤之余，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地思考了。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使馆，绝不是偶然的，这一事件有着深刻的时代
背景。在1995年，我出版过一本书《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其中对世纪之交
的世界格局做了一些分析、预测。文中引述了两位美国学者观点，他们指出：西
方经济大国“同供应者纯粹的经济关系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政治力量
总是以某种军事能力为基础，要维系一个贸易集团，或者使投资有保障，必须动
用政治力量。很简单，把石油从想出售石油的国家运往想购买石油的国家，这个
行动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我分析指出：“从西方利益和
立场上看，这两位美国学者的见解是非常精辟而深刻的，显然新殖民主义正日趋
过时，西方正在走向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必定是对旧殖民主义某种程度的复
归，是否定之否定的旧殖民主义，它将更多的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政治干预、直
接控制来保护西方大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以维系资本的国家大
循环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维持西方生存的环境。”（《现代资本主义发展
引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20页，1995）
在黑格尔看来，任何事物都依“正、反、合”三个阶段发展。数百年来，西
方的殖民主义看来也正在这一规律，走向它的合题。对于老殖民主义，我们中国
人是很熟悉了，其特征是以政治、军事强权为手段，赤裸裸地直接统治殖民地人
民，剥夺殖民地的经济资源。这是殖民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按黑格尔的辩证法
，它应算是殖民主义的正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旧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瓦解，第三
世界兴起，但是殖民主义并未从此而灭亡，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泛滥于世，新殖
民主义一反旧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直接干预的作法，西方国家主要以投资、贸
易、技术为手段，参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活动，通过经济全球化，建立资本的
国际循环体系，从第三世界掠取大量的经济剩余。即：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
西方。新殖民主义给西方带来了战后的繁荣，维持了现代西方人的生活与消费方
式。但是，广大第三世界却没有因为加入资本的国家循环，没有因为追随西方，
而实现它们原先憧憬的西方式的现代化。经济全球化仅仅是西方资本的全球化，
而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作为西方主导的资本国际循环的积累对象的第三世界众
多国家边缘化了。
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落入了“
发展的陷阱”。在加入资本国际循环之后，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资本积累的对象
，工业化条件逐渐发生逆转，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有的被甩出了
资本国际循环。“发展的陷阱”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场灾难，对于西方来说同
样是致命的。新殖民主义的生命线就在于资本的国际循环。西方通过国际循环从
全世界获取资源与财富，但其前提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循环，试想如果发
展中国家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美国的汉堡包卖给谁呢？发展陷阱虽然出现在
第三世界，但对西方同样是致命的，它正在阻塞资本的国际循环。新殖民主义已
经不能继续维持西方在全球的利益了。
后殖民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趋势的。西方需要更
直接地运用政治的，甚至军事的手段，控制第三世界国家，迫使第三世界继续充
当它的廉价产品的供应地，剩余资本和商品的消纳场和转移污染与垃圾的垃圾站
。现在西方后殖民主义的两个战略要点已经清晰可辨——垫高与削平。
垫高，是对于在工业化过程中落入发展陷阱，甚至发生社会动乱的国家实行
扶助，以防止资本的国际循环在这些薄弱环节上发生断裂，继续将这些国家的资
源和市场纳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削平，即对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有望“晋升”
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实施遏制。采用经济控制、制裁，甚至政治干预、军
事打击等手段，迫使其继续依附于西方。
科索沃的危机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后殖民主
义战略的实验场。科索沃的隆隆炮火向全世界人民发出了警报，殖民主义并没有
成为历史的遗迹，殖民主义者的利剑在空中挥舞。
在新的世纪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若想避免被再殖民化的命运，就必须与
西方做最坚决的抗争。不少同胞认为：要想不受西方欺负，就必须把自己国家的
事情办好，把经济搞上去。大家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些话都对，但在今天的
历史条件未免失之简单。怎样把经济搞上去？几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认为走
西方的路，加入资本国家大循环，就可以渐次达到西方的经济水平，实现现代化
。结果怎样？西方绝不会允许第三世界国家跻身于它们的行列。“落后就要挨打
”不假，但是，什么是落后？我以为：比物质落后更可怕的是民族精神的失落，
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矮化导致的弱势，是比单纯经济落后更难克服的整体性的文化
落后。在当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依附于西方经济不仅不会真正改变发
展中国家的落后面貌，反而会使发展中国家丧失自主发展的条件与可能，使其现
代化的努力成为一种不发达的发展。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应当从西方的话语霸权
中挣脱出来，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探索一条真正属于
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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