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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与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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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七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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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三十
六期，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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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七月号目录（本期分zs9907a,b,c,d四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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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全球化：批判与分析 詹姆斯·彼得拉斯
【时事与观点】民族自决权，人权与主权 崔之元
【七一论坛】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宣言》
【世 界】在亚洲的天空下思想 旷新年
【在下层】 春峰村非正常死亡档案 方三文等
【文献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
【新书介绍】《高家村：现代中国的农村生活》等三则
【读编往来】读者来信选登
【新闻摘编】欧美爆发反对资本主义大型示威 要求免除贫困国家债务
本期英文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in English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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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中国与世界》 总第三十
六期，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创刊
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０９１－９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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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全球化：批判与分析
詹姆斯·彼得拉斯
引言
全球化一词的使用包含了很多含义。一些概念，如国家间的全球相互依赖，
“世界体系”的增长，全球范围的积累，全球村等等，都根植于这样一个想法：
资本积累、贸易和投资都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之内。最广义的“全球化”，是指
货物、投资、生产和技术的跨国流动。对许多全球化命题的提倡者来说，这些资
本、贸易等的流动，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个
新秩序，带有自己特有的制度和权力结构，并取代了从前和民族国家相关的那些
结构。
“全球主义”理论在有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与意义上，一直在和它
的批评者进行辩论。辩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围绕着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是代表了
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呢，还是基本上是过去的延续，或者是各种新发展的汇聚，并
能够通过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存范畴所理解。在这个辩论当中，包括“全球化”一
词本身是否对理解资本、货物和技术流动的组织和性质有所帮助这一问题。和全
球化概念相对立的，是“帝国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将资本等的流动放到社会
历史背景中去：即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国家间的冲突，阶级和市场等。
本文试图在理论和现实的层面重新思考全球化这一概念。现实是：今天资本
主义已经蔓延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将所有的经济体都置于它的摆布之下，在
一切地方都剥削劳工以获取私人积累；因此就提出了几个分析上的特定的问题，
本文将一一谈及。
首先从概念和历史方面加以分析：资本、商品和技术的跨国流动的起源是什
么？全球化是晚期还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一种现象？如果是早期的话，这种现象与
晚期的表现有何相似和不同之处？使跨国资本、商品和技术流动成为可能的跨国
关系的条件是什么？其社会代理人是谁，以及这种跨国流动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被称为全球化的东西早已出现，为何今日把它归于新奇事物呢？如果没
有线性进程导致全球化，那么对资本、商品和技术外向流动（国际市场）和内在
流动（国内市场）的周期性的趋势进行研究是否更为合适？如果这种流动的方向
不断变化，那么其背后起决定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各阶级是什么呢？从更
为概括的理论层次上，如果资本、商品和技术流动由于受到不同政治势力的影响
而随着时间和空间变化，那么在有关问题上它能给我们以什么样的答复呢？比如
，全球主义理论家们的主要命题，尤其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以及这个命
题的反命题，即全球主义理论的批评者所提出的，“全球化是有赖于其他因素的
”。
我们将继续批评地分析几个全球化理论家的基本前提：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说
法，全球化是一个新发展的说法，否定任何其他别样选择的可能性的说法，以及
其宏大的结论和贫乏的解释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它自诩是社会理论的杰作，其
结果却不外乎是一番平庸的胡话。因而这里引入“全球胡话”的概念，以便显示
出全球主义夸夸之谈和当代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下面我们将通过关注资本和劳
动的关系及国家权力的内部动力分析，来分析资本、商品和技术的日益增长的跨
国流动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基础。这里所探讨的假设认为：政治和阶级力量的历
史性变迁，在严重的积累危机的背景下，导致了在过去曾经封闭的地区内，出现
了有利于资本、商品和技术流动增长的条件。技术革新一开始是资本、商品和技
术流动增加的后果，后来成为这些流动增加的动因。
加快了外部流动的那些政治变迁对财富分配的结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
里的命题是：资本加强了对劳动的统治，致使资本更畅通地流动，也导致资本大
规模地再度集中。这个命题认为，理解全球主义理论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它作为
一种意识形态用来为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更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将越来
越多的国家资源转移给资本作辩护。如果说全球化理论其实没有什么知识价值，
那么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为着一种政治目的而服务，即把不断增长的阶级不平等
加以合法化的一种意识形态。
本文的最後一节集中讨论对“世界新秩序”的反对、反抗和别样的选择。如
果前面有关资本、货物和技术流动的分析正确地指出了阶级和国家关系是关键点
的话，则可进一步看出：假如在阶级关系和权力方面能够逆转当前的资本－劳动
关系，就能够创造出不同于“全球化”的选择基础。本文的最后将分析全球主义
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私有化及其局限性，并概观对私有化的抵制运动。
论文结尾提出另一种可能的选择，它将对全球主义教条提出质疑。
概念及历史分析
在历史上，资本、货物和技术的跨国流动以三条途径实现。第一条途径是通
过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征服；第二条途径是通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和
投资；第三条途径是通过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交换。三条途径体现了三种不同的
关系，产生不同的后果。资本在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流动导致不平
等积累，和一种特别的劳动分工，在这种劳动分工中，帝国中心的经济多元化和
工业化，伴随着被殖民地区经济的专门化和脆弱化，易受原材料波动的影响。第
二条途径中，在发达帝国中心的跨国流动是“相互兼容”的，外来资本经过调控
，用以补充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第三条途径中，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跨国流
动受帝国主义强权入力侵的限制，也受到第三世界经济与其帝国中心相关联的约
束。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流动的主要时期，发生在其殖民化阶段之前和后殖民时代
的工业化阶段。
理论要点在于：伴随资本、货物和技术跨国流动扩张的漫长的历史、多种多
样的起源，以及的各不相同的关系和结果。历史事实是：北美洲、非洲、亚洲和
拉丁美洲与海外市场所建立的市场、交换和投资方面的联系，业已经历了几个世
纪的漫长历史。此外，对于北美洲和拉丁美洲而言，资本主义一出生就是“全球
化”了的，因为其早期的增长大多是以海外流通和投资为基础的。从１５世纪至
１９世纪，拉丁美洲的外部贸易和投资要比在２０世纪更重要。类似的是，１７
世纪英国三分之一的资本形成是基于国际奴隶贸易。英国资本主义从一出生就是
全球化的，只是在１９世纪中期国内市场开始变得重要，这要归功于工资劳动和
地方制造商的增长，以及最重要的，归功于国家的完善，它改变了国内导向与国
际导向的投资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力量的平衡。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的全球化后来向国内发展的历史转变的意义，在于中产阶
级的出现，它在政治经济中注定要起关键的作用，与金融家、生产主要食物和谷
类产品的出口商相对立。这种过渡并非一帆风顺：在美国表现为内战，它使全球
化的种植园主屈服于西部农民和东部工业家，付出了200万人生命的代价。在拉丁
美洲，内战和海外干预在整个１９世纪连绵不断，因为全球化派和国内生产者为
争夺经济的导向而激烈战斗。在亚洲，为使亚洲全球化而爆发大规模战争（鸦片
战争、佩里对日本的远征，等等），国内制造商在传统精英的领导下抵抗全球化
。要点在于：建立在欧洲贸易商、制造商和当地农业和矿业上层精英阶级基础上
的、旧的帝国形式的全球化被新出现的现代生产者视为发展的主要障碍。虽然全
球化的最直接的敌人是老朽的皇帝（中国）或腐败的独裁者（拉丁美洲），但这
不应抹杀这样的事实：如美国的例子所明白显示的那样，１５至１９世纪出现的
全球化曾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直到２０世纪，全球化的客体和主体是特定的社会群
体。当资本和商品的扩张超过了国家的疆界，它仍然以特定的民族国家为中心。
这种扩张的结果给资本输出和输入国家的不同阶级都带来了不同的利益。今天这
种趋势更为突出，即使那些过去曾只是资本、货物和技术输出目的地国家本身已
经变成输出者。今天的关键不同在于：出现了跨国资本家，他们来自过去的被殖
民国家，现在从事资本输出并建立起地区主宰。
中国、香港、台湾、南韩、智利、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的事实只不过是其中
的几个例子。但是，要点仍在于：积累中心的繁衍增多，以及在前殖民地国家新
增加几个亿万富翁，并没有改变阶级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质：大多数拉丁美
洲、非洲和亚洲国家继续专门从事初级产品输出、依赖高剥削率的劳动力，以及
负担着租金（专利税）和服务（保险和利息）的收支严重不平衡。关键的问题在
于，当今时代通过不平等关系造成的资本、货物和技术流动的扩张，是过去帝国
主义关系的继续。全球化的主体，即最大的几个贸易国家、投资者和从服务中收
取租金者，和他们的全球化政策的客体，即工人、农民及民族生产者，他们的利
益是截然不同的和对抗的。被描述成全球化的东西，实质上是从前状态的延续，
即基于剥削性的阶级关系在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的领域内的深化和扩张。当
今全球主义所声称的新，以及声称我们正在进入世界经济的新阶段，其根据主要
是这样一种论断：资本主义关系的增长和扩张就足以断定一个新时代的产生。全
球主义空谈家忘记了经济活动在过去才更多地基于跨国流通和生产，以跨国流动
为基础的当代扩张是非常晚近的事，它还不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主要动力。而且
，资本主义扩张的轴心从国内生产和流通（扩大国内市场）到世界市场的转移，
总是依赖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构成如何引导经济政策的。
把全球化与帝国主义的概念相比较是有益的，它显现出前者的贫乏和后者的
丰富。衡量一个概念的解释能力有几个维度的标准：对权力的衡量，对代理人的
详细说明，以及对地区、国家和阶级的不平等、收益的方向性流动、投资、支付
费用（专利税、利息、利润、租金）的理解等。
全球化概念主张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各国经济上的共享性、利益的互补性
及其从流通中得到的共同利益。帝国主义概念强调帝国主义国家和多国公司和银
行对欠发达国家和劳动阶级的统治。当今世界，很清楚，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与第
三世界国家做贸易，但很难说依赖于它们，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供给来源很多；
运作中的经济实体多被帝国主义国家的股东所拥有和操纵；支付利润、专利税、
利息等向上、向外的流动是非对称的。在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中，帝国
主义国家行使着超乎比例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被统治的国家是低工资
地区，是利息和利润的输出者（而不是输入者），几乎是国际金融机构的俘虏，
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有限的国际市场和出口产品。所以，帝国主义概念比起有关全
球化的那些假设来，更加符合现实。
从社会代理人的详细说明角度看，亦即资本、货物和技术跨国流动的主要推
动者，全球化概念强烈依赖于一些零散的概念：伴随信息流动的技术更新，抽象
的“市场力量”等等。与此相反，帝国主义概念把多国公司和银行、帝国主义国
家视为资本、货物和技术的国际流动的驱动因素。考察一下有关重大事件、世界
贸易条约和区域一体化方案，就能很快地驳斥任何技术决定性的解释：是帝国主
义国家的首脑们为全球流通建立了框架。在该框架中，资本运动的主要交易和组
织形式存在于多国公司之中，受到国际金融机构（其工作人员是在符合跨国公司
的利益的基础上由帝国主义国家任命）的支持。技术革新仅在这个框架内运作，
并进一步加强原有的权力分配状态。这样，在资本、货物和技术跨国流动的社会
代理人问题上，帝国主义概念比全球化概念的看法更为精确。
在世界、国家和阶级层次上长、短期收入大规模流动的数据反复表明：帝国
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投资者和工人之间、农业出口商和农民之间的不平
等呈现增长趋势。帝国主义理论的假设与这一现实相吻合；而全球化理论的假设
在这一点上被证明无所建树。而且，资本、货物和技术的跨国流动增长与国家之
间不平等及国家内管理层和工人之间不平等的加大都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在
这个问题上，全球化所能提供的最体面的说法，就是不再去主张全体的普遍的繁
荣，转而认为不平等待遇源于贡献的不同。在这里，该论点故意抬高资本的贡献
，贬低劳动的作用，表现出自我吹捧和循环论证的特色。即使在这里，帝国主义
概念注重于劳动的价值创造和资本对价值的攫取，也更为切题：它指出了剥削和
积累分别借以发生的场所（即：劳动、殖民地国家，和资本、帝国主义公司或国
家）。
收益、投资和专利税的支付的跨国流动结构，与全球主义理论家所阐述的相
互依赖世界的任何概念都不相符：相反，朝向帝国主义国家财团的单一集中和单
向流动，在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框架内，就很容易理解。
有关军事政策和情报活动的情况也是一样。干预流动是单方向的，总是从帝
国中心指向被统治国家。并不存在什么军事胁迫的相互渗透，而只存在着从帝国
中心伸向被统治国家的军事行动的扩张。从法律上讲，只有帝国主义国家才声称
具有治外法权（将其法律置于其它主权国家的法律之上）－－被统治国家是治外
法权的对象。
这些具体的例子，使我们能够说：帝国主义的概念要比全球化的概念更科学
、更有用。帝国主义概念，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主要结构关系的解释和概念组
织，它已经变得越来越贴切，而不是越来越无用。
当今世界上的斗争，不仅存在于不同的概念、历史和分析框架之间，而且也
存在于活生生的力量之间。与澄清理论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考察斗争中的各个政
治角色。
“全球化”的提倡者、反对者和态度暧昧者
尽管有一些跨国交流并非直接从属于帝国主义关系（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交
换、殖民地国家之间的交换，为大众而积累的国家之间的交换），我们将重点分
析资本、货物和技术的全球流动中从属于帝国主义的那部分。
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存在三大主要“阶级”：全球化的提倡者与受益者，全球
化的敌视者与被剥削阶级和被剥削国家，既受剥削又从中受益的犹豫者、动摇不
定者。全球化的提倡者，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一直是世界经济中上升的国家。
以此逻辑，全球化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拥有霸权的国家。显然，它们优越的竞争地
位使它们在开放的经济中无所畏惧，所获甚多。但是，这里需说明两点以防简单
化：在上升中的国家内并非所有的阶级都是受益者－－受益者主要是大规模的垄
断企业。第二，在宣扬全球化原则的普遍性（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利润的自由
汇出）的同时，上升中的强权为了保护它政治上的联盟（如在落后的经济部门）
，常常限制出口、设立优惠贸易区以排除竞争者。
当上升中的国家及其主导经济企业是全球化的提倡者，在被统治国家内占主
导地位的政治和经济势力也同样坚定地提倡全球化。这里，被统治国家的内部分
歧与结构的作用一样关键。农业企业和金融阶级、进口商、矿业出口商，大制造
商和承包了出口市场的血汗工厂的厂主都是全球化的坚决提倡者。
所以，全球化既是帝国主义现象，也是阶级现象。不对称的收入流动上影响
整个内部市场的增长，它有利于出口加工区的快速增长，养肥地方上参与全球流
通的阶级。
支持全球化的第三类人，是依附于前两类的分子，包括高级国家官员（自封
的技术官僚）、和国际接轨的学者和公共人物等。在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提出有
关理论和概念，去美化和制订全球化的计划、策略和方针。在被统治国家内，有
着长长队伍的全球化提倡者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有名大学里接受辅导和培训的。
通常，学术专家为被统治国家制订经济政策，去极大地满足多国公司的全球利益
，并接受大笔的咨询费。学者们的学生进入政府并制定政策，参与腐败的业务交
易，通过私有化政策积累私人财富。
提倡全球化的第四类人是指商业阶级：各类商品的进口商和出口商。他们只
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贸易的提倡者和受益者。当大规模的外国所有的贸易商
取代了当地的商业集团时，他们就会发生转变。但是，这一类人，特别是当他们
与当地的生产者没有任何联系时，就是坚定的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提倡者。
这几类人放在一起组成的集团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特别是当它拥有国家权
力的时候。它的主要权力基础是其所处的结构位置－－位于贸易、金融和投资等
交易的关节点，及其手中掌握的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和社会组织的大量金钱。不过
，金钱本身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但并非唯一的资源：社会力量和群众组织是一种
潜在的关键性的抗衡力量。
全球化的反对力量在金钱上处于劣势，但在人数上众多。在被统治国家内，
全球化的主要反对力量一直是农民运动，特别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以
及一定程度上在非洲。自由贸易政策对当地的生产者造成毁灭性打击，他们无法
与低廉的进口谷物相抗衡。对农业出口生产商的补贴刺激了土地私人占有的扩张
，使信用和技术援助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并以小农生产者的牺牲为代价。由于引
进拥有高科技的大财团农业企业生产商，它们拥有大规模的财产，因而挤跨了当
地的农民，制造了大批的流离失所的小生产者。帝国主义国家取缔了非传统作物
（可可、罂栗等），使小农生产者在世界市场中的生存空间被破坏。结果，在一
些重要的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印度、菲律宾、厄瓜多尔、巴拉圭、玻利维亚
及其它地区，出现了大批的转向激进的农民和无土地的农民工。
第二类反对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国家和被统治国家的工人。法国、
德国、南韩、巴西、阿根廷、南非以及许多其它国家的工人进行了总罢工，反对
全球化政策。在帝国主义国家，工人们反对工厂迁移，反对退休金、健康计划、
假期的削减，特别是反对工作无保险现象的大幅度增长。在被统治国家，工人们
动员起来反对低工资、暴虐的工作环境、专制的管理规则、工作时间过长以及削
减社会福利。
第三类反对全球化的力量是公众部门的雇员，他们因预算的大幅度缩减、私
有化和购买力的大幅度下降而受到影响。同样地，这一反对力量在帝国主义国家
和被统治国家都存在着。
第四类反对全球化的力量是小商人阶层，特别是因国家削减公众补贴、非工
业化、矿产和运输的私有化而受到损害的地方性阶级。这些现象使国家的内地贫
困，将财富集中于中心城市一些特区飞地上。廉价进口商品的大量涌入使许多当
地生产者破产，普遍激起了以多部门、多阶层联盟为基础的民间抗议运动，共同
反对中央政府。这种情况广泛发生于阿根廷、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
南韩、印度和秘鲁（至少在藤森独裁统治之前）。
在以往，竞争能力低的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的国家，一般算在反对全球化的联
盟之内。但是，现在这种观点难以成立，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已成为全球流
通的受益者，制订政策上与帝国主义国家的需要保持一致：即自由贸易、自由市
场和自由资本流动。
第三类人群面对全球化这个问题时态度暧昧不明：在某个特定的政策之下，
他们有得有失。例如，一些工业部门，它们很难在全球市场上竞争，而在降低社
会福利和工资下降中能够受益；被海外竞争所击垮而破产的制造商，转而从事进
口和其它商业活动；低工资的工人，同时是廉价进口消费品的消费者；流动农民
的家庭，失去了家庭成员，看到他们的产品价格被进口产品所摧毁，但依赖于海
外打工亲人自由汇入的汇款。这些阶级的导向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干预、组织和
斗争。当全球主义阶级统治之时，这类“摇摆”阶级迎合而不是反对全球主义的
侵犯。如果当反对全球主义阶级处于上风，“摇摆”阶级就参与民间抗议、要求
增加国家保护，要求国家对血汗工厂和装配车间进行干预。
今天，全球化的提倡者、反对者和态度暧昧者在各个阶级内都能找到，最主
要的受益者，既存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内部，也存在于被统治国家的被剥削
阶级内部。重要的是，全球化的提倡者和全球化的反对者虽然相互对立，但两者
内部的国际联系纽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全球化的提倡者有他们自己的国际论坛
和组织，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反对全球化的受剥削者，无论在一国内部还是在不
同国家之间，都零星分散，各自为战。全球化反对者在结构上的亲和性，和他们
在主观意识上的不团结，两者形成强烈反差。但是，关键问题是，全球化的提倡
者和受益者对民族国家具有中央控制的权力，使它变成为全球扩张创造条件的强
大武器。全球化的反对者的弱点主要在于组织上：它们是建立在局部诉求基础上
的反对力量，缺乏坚固的国际纽带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全球化的反对者们由于受
“公民社会”的夸夸其谈以及“民族国家已经过时”等观念的误导，夺取国家权
力的斗争被降到了次要的地位。这种方法没有看到：民族国家仍然极其重要，它
塑造着各阶级的空间，影响着不同阶级在世界经济中所起的功能。
全球化的提倡者、反对者和态度暧昧者的组合状态和全球化的政治的分配结
果紧密相连。世界财富已经发生了一次地理上的重新组合。帝国主义国家（北美
、西欧和日本）、香港、沙特阿拉伯、台湾和南朝鲜的多国公司和多国银行，集
中了全世界的大量产业和财富，此外，在被统治国家，财富集中于小片特区飞地
之上的亿万富翁、从私有化政策中新诞生的大财团的董事手中。
在被统治国家，关键的贫穷地区是城市郊区、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城镇以及老
矿区和海港地区等。在帝国主义国家，以前的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被瓦解，特别
是那些工会斗争比较激烈的地区。
在工人阶级当中，儿童、妇女和少数民族所得工资低于一般工资水平，也根
本得不到任何保护。他们手中唯一的武器就是辞掉工作，在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
、由海外华人百万富翁所开办的工厂里的中国工人，情况就是如此。流动民工、
无调控的部门（所谓的非正式部门）和打零工的年青人在工作场所遭受着全球资
本的雇佣和解雇的绝对权力的残暴统治，及其迁厂的威胁。在拉丁美洲、欧洲及
亚洲的部分地区，境况日下的公众部门工作人员、教师和医疗卫生工作者，随着
他们工资水平的下降，成为社会斗争的中坚力量。
在新一代和老一代工人群众经历着生活水平的相对或绝对降低的同时，新的
亿万富翁阶级靠金融、血汗工厂、毒品、色情工业及走私活动等部门暴发起来。
后者在前苏联和东欧尤其严重。
对全球化的态度，明显地取决于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和财富分配的结果：有
关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及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魅力，是通过将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
阶级不平等置于十里云雾之中来实现的。全球化乞灵于普世主义和抽象的国际主
义，同时全球化又一直和民族国家以及根植于民族国家的统治阶级有着强烈的联
系，两者互相矛盾。
全球化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其性质不断发生变化，资本家阶级中掌握国家方向
的那个特殊阶层也不断变化。反过来，资本主义的国家也曾多次受到劳工运动、
左派政党的诉求的影响，还受到经济过程（危机、萧条、通胀、股市崩溃等等）
以及技术突破的左右。这些变化强有力地影响了资本内向与外向的投资，以及两
者之间的比例。
五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扩张一直是在依赖国际商品资本流动和深化国
内市场之间交替更迭。早期的殖民征服是由商业资本家、贸易公司和奴隶贩子所
引导，这是早期全球化（１５世纪－１８世纪）的推动力。从十八世纪后期至十
九世纪中叶，保护主义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国内工业的兴起，使之取代了全
球贸易流动作为积累的中心环节。在亚洲、非洲、拉丁美州，殖民主义之前的生
产体系（如印度的纺织工业，就具有相当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基本上是导向于
国内市场或非欧洲的（非洲和亚洲）的贸易。殖民化则拉开了新的一幕，在殖民
地定居的殖民者出现在舞台上，他们取代了本地的经济统治精英，并将经济的导
向转向国际（即欧洲、后来是北美）市场。１９世纪在拉丁美洲的国家，经营出
口的本地精英（矿山主、地主、商人）领导了独立运动，因而加深了全球化进程
。拉丁美洲与世界市场的接轨变得更加显著，除了少数例外，如巴拉圭曾试图采
取类似于欧美国家的工业保护政策。
十九世纪末，发生了外向驱动增长的最后一次（不算当前的这次）大推进，
然而在这次大推进中，德国和美国没有参与。这两个国家采取了对新兴工业的强
烈的保护主义，并结合以选择性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那时的“全球化”所采取
的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其程度远远超过现在：旅行不需护照，没有劳动和环境
的立法，没有货币限制，中央银行极为有限的权力，或者根本不存在中央银行，
等等。这个阶段终结于（有人会认为，并且也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全球化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复苏，然后随着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的
到来断然终止（并且似乎终止了半个多世纪）。在1945至1997年间，全球化的重
新出现，或者说资本、货物和技术的国际流动，一直是渐进发展的，只是在八十
年代末期开始加速。即使今天，全球贸易并不占构成国民总产值的商品和服务的
主要部分，即使它近年来增长很快。
在第三世界，自由放任政策和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削
弱，新兴的制造业和中产阶级生产者起来要求更多的保护主义，以及发展国内市
场。
国内市场相对地变得越来越重要，引起了阶级分化的过程：一方面民族产业
的生产者和大众阶级（劳动者、雇农和农民等）结成联盟，另一方面是依赖出口
的全球化阶级和其他一些阶级（商人、贸易商、大地主、矿山主）结成联盟。19
29年的经济崩溃，宣判了全球化经济战略的死刑，尽管它未能彻底消灭掉依赖出
口的阶级。从三十年代早期到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国民总产值愈来愈基于为国
内市场生产，尽管当地生产者仍继续依赖出口精英层取得外汇以输入资本。在七
十年代，发生了与此逆反的过程，退回到了全球化的、对资本、货物和技术外向
流动的依赖，企图创造新的增长动力的热点，但经过长期的努力，仍然很不成功
。拉丁美洲国家中，天然资源最丰厚的（矿物、木材、水产、水果）、最适合国
际市场的条件的，就是智利，它的转型最为成功。然而，它对其非再生资源的开
采程度也最猛烈，因而其发展也是最不可持续的。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相对较少
地依赖资源开发，只取得了程度非常有限的发展能力，不足以带动所有经济部门
、惠及各个阶级并长期持续地发展。
在亚洲、北美和欧洲，推行对资本、货物和技术外向流动的依赖的进程是不
平衡的：从体来讲有所增长，但这是具有选择性的（即：与保护主义联合）、兼
并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流通占主导地位），并且仍要由民族国家提供
实质内容、撑腰支持和宣传促进。
全球主义所宣称的与国际流通紧密联系的经济，不过是一个缓慢展现的、周
期性往复的过程，并且仍深受影响民族经济的影响、其外向扩张仍高度依赖于民
族国家。全球化的主要角色－－跨国公司，它们中的大多数其利润的绝大部分仍
是从国内市场获得的，尽管它们的海外赢利的比例在增长。技术创新经费补贴、
工厂建设、鼓励出口、控制劳工、退税等等，这些跨国公司的关键性增长战略，
仍然是在民族国家内策划的。
无论过去和现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周期是由什么造成的呢？最主要的，
我们能够找出三种一般的、互相有联系的根源：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如战争、
危机、新市场的开放等等；依赖出口的阶级取得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国家的构
成发生改变或资源的重新配置导致外向扩张的经济战略的发展。
在历史上，资本、货物和技术的国际流动远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它在一个相
当长的时期内曾被打断，甚至终止。在过去的历史中，至少在过去一个世纪，全
球化是特例情形而不是常见情形：资本主义的竞争，刺激了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
的政策，战争造成了经济的国家化，社会矛盾使得资源趋向内部分配。
当前的一波全球化是新近出现的，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正面临着坚决的
抵抗，它的社会支持的基础也成问题，甚至它作为一个经济政策的合法性也遭到
疑问。没有疑问的是，依赖外向流动的趋势在增长，各国政府继续和加深这个进
程的能力和意愿也在增加。在当前条件下，市场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经济联系对工
人、雇员、农业工人和农民带来悲惨的后果。假如终止全球化的国家策略，也将
在一个时期内带来社会经济的混乱，特别是给金融公司、、跨国公司的经理层及
其附属的阶级带来较大的损失。重要的是，共产党国家的瓦解、革命左派的失利
、以及此后劳工和社会运动的衰退，为全球化政策的强制实施提供了最适和的条
件。
全球化的高利润，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其政治性由此可见。日本、德国
和美国在现阶段全球化时期的增长表现非常薄弱。所谓的技术革命在刺激全面增
长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实际上，技术较落后的一些国家，如中国、印度、智
利和土耳其表现出最突出的增长，这很大程度上基于强化和扩大投入劳动力、原
材料的开采和廉价商品的生产。这样，资本的国际化进程靠的是开发新的疆域，
以及为高利润寻找场所，而不是靠发展和深化生产力。资本、货物和技术的国际
流动便创造出更多的资本主义、更多的依靠工资的工人、更多的进出口，但从整
体上说来未能克服停滞的趋势。
既然外部的机遇不能导致有活力的增长，又是什么造成依赖出口的阶级的得
势？答案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变动，以及这种权力变动从帝国
中心朝着世界其余国家的扩张之中去寻找。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资产阶级很大
程度上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挫败了工人阶级，这些领域包括：国家控治、社会政策
、意识形态；在工厂层次上包括工作规则、工资、谈判能力、就业；在个人层次
上包括脆弱、意识和恐惧。
从七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加速的趋势，就是资产阶级从高度官僚化的、
脱离下层群众、依赖国家的小恩小惠的工会运动中获得好处，击退了劳动阶级的
讨价还价能力。资本家和与国家的政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而对其政客形成有
效的控制权力，而工会官僚们基本上继续依赖同样是那些资本家的政党以促进自
己的利益。资本家们已经制订出一套直率的、严密的资本主义策略去阻挡任何在
福利问题上的让步，工会官僚却被从前的社会契约和福利国家的陈旧观念所束缚
，不能也不愿意发展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策略，或考虑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
义制度。资本家们控制了国家，而劳动阶级仍保持在一个游说团体的地位，一个
局外者，只和小集团斗争和狭隘的工资问题有关。资本家们统治了大众媒体，而
劳动阶级缺乏任何另选媒体；资本家们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劳动立法，加大从
上至下的阶级斗争的力度，而劳动阶级却转向服务行业，其队伍人数日益减少。
在制订全球化政策中，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一点我们做以下比较
就很明显：一个是全球化政策走得最远、罢工很少且常失败的英国和美国，另一
个是工会运用罢工作武器、工人仍拥有很大的公共部门、社会福利以及民族工业
的法国和德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全球化模式的进程当中，劳动阶级受到了国
家机器的最严重的镇压－－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都是如此。
在过去的历史中，相反的例子也很突出。从三十年代早期到七十年代中期，
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地位的提高，损害了依赖出口的阶级的权力，使国内市场
的增长成为经济策略的中心。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公众企业的扩大是出口模式的破
产和支持它的阶级遭遇危机并被取代的结果。在欧洲、亚洲、东欧、拉丁美洲非
资本主义国家的成长，以及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成长，迫使西欧和美国的资本家
阶级通过提供工资和福利的让步来争取工人阶级的人心。依赖出口的资本家们接
受改造，转向内部需求。全球化被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斗争所破坏，共产主义的幽
灵使得社会福利成为资本主义生存的必备。
1964年巴西工人阶级的失败，1966年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的失败，七十年代
的整个拉丁美洲工人阶级的失败，七十年代末中国内部的反革命，苏联的瓦解，
欧洲社会民主派向新自由主义派的转变，美国的自由派向自由市场保守派的转变
，这一系列政治事件，完成了一个转变过程，国家政策原是全球化和国家福利之
间的斡旋力量，现在转变成了直接为资本、货物和技术的国际流动服务的工具。
阶级权力的变动和国家的重组，提供了基本条件，用来巩固国际流动增长，
并使全球化上升为提供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辛建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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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与观点】
民族自决权，人权与主权
崔之元
当前的科索沃危机，是前南斯拉夫解体危机的延续和最新表现。因此，分析
科索沃问题及其对今后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不能不深入研究南斯拉夫解体过程
。本文将着重探讨“民族自决权”问题，因为前南斯拉夫内外政治势力均以“民
族自决权”为南斯拉夫解体的依据。同时，“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的理论演变
（即从强调“对外自决”转到强调“对内自决”），为北约国家提出“人权高于
主权”论奠定了基础。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先回应一种可能的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在“强权即公
理”的时代，认真对待民族自决权，人权和主权等理论问题，未免过于学究气。
但在我看来，由于世界各核大国都具有“第二次打击能力”，21世纪的国际关系
不会完全恢复到19世纪的“强权即公理”，因那样无异于人类的集体自杀。18世
纪英国哲人休谟的如下名言依然适用，甚至更加适用于21世纪：少数人统治多数
人之迷，不在前者的暴力，而在后者接受了前者创造的公共舆论。换言之，北约
对南联盟的轰炸，不仅是“武器的批判”，而且更是“批判的武器”－－即以“
人权高于主权”理论来构建“世界新秩序”。
然而，有效的“批判的武器”非能一蹴而就，在人权和主权两个概念之间架
起桥梁，经历了长期的理论与实力的较量。其间，“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发挥
了关键的链接作用。
最先在国际社会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的是列宁。1916年3月，列宁发表“
社会主义与民族自决权”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应享有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
被压迫民族应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中解放出来。列宁虽未明确说“民族
自决权”要求“民族”与“国家”一一对应，但从日后苏联宪法赋予各加盟共和
国“退出权”来看，列宁的确认为每个民族均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相反，美
国宪法则未给予各州“退出权”。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宣言，也提出“民族自决权”概
念，称民族自决应是重新划分“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奥突曼帝国和保加
利亚）领土的依据。但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概念并
未得到实施，其部分原因是战败国指责战胜国国内亦不尊重民族自决权，英国的
爱尔兰问题与美国的黑人问题即是明证。威尔逊的国务卿承认，如真正贯彻“民
族自决权”，美国和加拿大均将不复存在。
列宁也坦然承认，苏联与德国于1918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和平条约，没
有尊重波兰的民族自决权。但是，列宁认为这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维持生存的需
要，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仍是反帝反殖的有力武器。
事实证明，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确感到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理亏。当19
41年“大西洋宪章”签署后，丘吉尔连忙在英国下院宣布，“大西洋宪章”中所
肯定的民族自决权不适用于印度等英国殖民地，而只适用于德国等法西斯国家侵
占的领土。在1945年4月建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是苏联代表团力主将民族自
决权写入联合国宪章的。最终通过的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如下：“发展国际
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
增强普遍和平。”
在联合国的头二十多年中，西方国家一直淡化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认
为它只是笼统的一般原则，并不能用以支持反殖民主义。但随着殖民地人民独立
解放的潮流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外交家转守势为功
势。他们不再淡化和否定民族自决权，而是赋予“自决权”以新的涵义。他们最
重要的新理论是区分“对外自决权”（ex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和“对内
自决权”（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前者指反殖民主义，后者指各族人
民选择和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权利。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通过的宣言，进一步明确“对内自决权”就是指尊重人权和民主选举权。从此，
“人权”这一概念通过“对内民族自决权”的中介与“国家主权”联系起来了。
既然民族自决权是建立国家主权的一个途径，而人权又是“对内自决权”的核心
，则“人权高于主权”就似乎顺理成章了。
发人深思的是，西方“对内民族自决权”的新理论确实转变了它在联合国的
被动局面，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时似乎患了失语症。怎么办？我认为，发展中国家
应学习西方国家接过“民族自决权”话语并赋予新意的经验，接过西方的“对内
民族自决权”和人权话语并赋予新意。研究南斯拉夫解体过程，正好提供了一个
理论创新的机会。
1991年6月25和26日，南斯拉夫经济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共和国
自行宣布独立，标志着南斯拉夫解体的开端。1991年12月23日，德国率先承认斯
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为何德国如此积极？据德国外长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说
，德国尊重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民族的自决权。但是，按照“对内民族自决
权”等于尊重人权和民主选举权的理论，克罗地亚不应该获得承认，至少不应该
这么快地获得承认。首先，欧洲共同体的南斯拉夫问题仲裁委员会认定，克罗地
亚宣布独立后，没有给新成为当地少数民族的塞尔维亚族以人权保障，而是对塞
族进行了种族清洗（强迫人口转移），造成20万塞族难民流入塞尔维亚共和国。
其次，克罗地亚的塞族居民也进行了投票公决，要求塞族在克罗地亚的民族自决
权。但德国全然不顾这些，以即将于1992年成立的欧盟应统一对外为由，大力游
说欧共体其他国家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这不能不使世人怀疑刚刚统一的
德国企图重建其传统势力范围，因斯洛文尼亚是其近邻，而克罗地亚则是二战间
的德国傀儡国。
美国因忙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开始并未插手于南斯拉夫问题。但当它看
到德国势力范围扩大后，立刻行动起来，力促另一南斯拉夫共和国－－“波黑共
和国”的独立得到国际承认。美国自1992年4月7日同时承认波黑，斯洛文尼亚和
克罗地亚为主权国家后，一直发挥着北约国家处理南斯拉夫事务的领导作用。波
黑局势比克罗地亚更为复杂，因为波黑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三个民族
组成，其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占人口的多数且交叉混杂居住。“波黑共和国”独
立后，波黑境内的克族和塞族又进一步自行成立独立的“波黑克族共和国"和“波
黑塞族共和国"，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亦要求成立独立的“波黑穆斯林共和国"，
三方不断交火，各方都出现了严重的非人道暴行和对它方的种族清洗（强迫人口
转移）。虽然在美国主导下，三方于1995年底达成“达顿和平协议”（Dayton
A
greement），但该协议只是停火协议，并非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为什么政治解
决方案如此难以达成呢？这深刻地反映了在一多民族交叉居住国家内推行“对内
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困境。
这一理论困境有两个方面。
第一，正如耶鲁大学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Dahl）所指出，民主选举只能决
定即定政治体内部的事务，却不能用于决定政治体的边界，因为民主选举的多数
原则的计算，已经预设了大家共同接受的政治体的边界。若硬要以投票公决形式
推行“对内民族自决权”，必不能对各民族一视同仁，如克罗地亚内的塞族就没
有获得民族自决权。
第二，如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伍得沃德（Susan
Woodward）一针见血
地指出，通过全民投票公决以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民族自决方式，在一多民族交
叉居住国家内，必然逻辑上导致种族清洗。这是因为，只有把“不可靠的人口”
强迫转移出去，才能确保全民投票公决投出“独立”的结果。既然美国和欧盟明
确说明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和民族获承认为独立国家的条件是相关地域上的全民投
票公决，那么各方对它方的种族清洗就不可避免了。伍得沃德以大量资料为证，
说明严重的非人道暴行的出现，是为了通过恐吓以造成强迫人口转移，并非如西
方主流新闻媒体所报导的那样是源于几世纪之久的民族仇恨。
可见，“对内民族自决权”等于尊重人权和民主选举权的理论，一经运用于
南斯拉夫解体危机，却造成了空前的破坏人权的灾难！显然，人权于主权之间并
不是孰高孰低的关系，如把“对内民族自决权”绝对化，以之任意改变国家主权
，其逻辑结果必然是严重践踏人权的种族清洗。
当然，许多在前南斯拉夫进行战争采访的西方记者，的确出于人道主义和人
权关怀写作了大量关于暴行的报导。但由于不了解南斯拉夫解体的深刻政治经济
背景，他们往往要么把战争原因归于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恨，要么归于单方面的塞
族“入侵”。很少有人像伍得沃德那样，对南斯拉夫解体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简单地说，在伍得沃德看来，南斯拉夫解体的内因是两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南斯拉夫1974年宪法赋予各共和国对联邦政策的否决权；另一方面，
南斯拉夫早在60年代就已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惯例”已相当“结轨”
，故深受70--80年代全球债务危机的影响。从1983年开始，南斯拉夫就接受旨在
确保偿还外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改革方案”。1990年1月，南斯拉
夫更和波兰一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缩经济的“休克疗法”。“休克
疗法”造成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科索沃省失业率高达54%），从而给各种狭隘民
族主义甚至半法西斯主义大行其道提供了土壤。相对富裕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
亚共和国也想“甩包袱”，频频利用1974年宪法赋予各共和国对联邦政策的否决
权，直至最终宣布独立。更有甚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确保南斯拉夫有能
力偿还外债，在“结构改革方案”期间要求经济权力高度集中，这是科索沃省的
自治省地位于1989年3月被取消的直接原因之一，从而向今日的科索沃危机迈出了
关键的一步。因此，伍得沃德说，若不正视南斯拉夫解体的深刻原因，而一味在
新闻媒体中进行人道主义诉求（特别是以此为西方国内政治竞选的某一方拉票,如
克林顿1992年竞选班子的主要策略之一是攻击布什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不人道”
），实际上是一种“假人道主义”（false humanitarianism），是一种“成事不
足，败事有余”的高高在上的“人道主义”。试想，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不进行“休克疗法”，西方银行家对南斯拉夫外债有所减免，那么，南斯拉夫今
天很可能依然健在，也无须“人道主义援助”了，北约更无法以“人权高于主权
”为借口对南联盟平民和基础设施狂轰烂炸了。
最后，我想强调，研究南斯拉夫解体过程，对中国知识界关于自由主义和民
族主义的辨论，很有启发。从学理上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许多种，故不便
笼统说。但南斯拉夫198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却是相反相成的，共
同把南斯拉夫拉入深渊。自由主义在经济上搞休克疗法和少数人私有化，造成大
量人失业和经济衰退。民族主义出来给人们一个发泄机会。但南斯拉夫的各派民
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一样，并没有和当前西方主流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不同
的经济政治建设纲领。米洛舍维奇本人1980年代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银行
界认为最可打交道的人。中国知识界情况是否与南斯拉夫相似？这个问题留给读
者各抒己见。
主要参考文献
S. Burg and P.Shoup, "The
War in Bosnia-Herzegovina: Ethnic Conflict a
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M.E. Sharp, Inc., 1999
Antonio Casss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A Legal Reappraisal"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usan Woodward, "Balkan
Traged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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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就要挨打”的语义解析
邵人
近来，围绕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一场有关外
交战略和内政方针的辩论正在民间热烈地展开着。辩论的焦点是，面对“亡我之
心不死”而又拥有最先进武器的美国，我们应该怎么办？一种意见认为，“落后
就要挨打”，我们应该继续埋头经济建设，只要经济上强大了，我们说话的气就
粗了，就不怕美国的威胁了。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美国
，达到前苏联那样让美国不敢轻举妄动的水平，至少需要三、五十年的时间，在
这段时间内我们始终将是落后的，那岂不是我们只好等着挨打吗？而且，既然美
国亡我之心不死，它就会想方设法阻止我强大，甚至找借口提前发动军事打击，
那怎么办？
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如果你要不挨打，就得强大起来；但你要强大起来，
别人就要打你。这个怪圈的最终指向就是弱肉强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弱者
永无出头之日。应该承认，虽然现实生活中比较普遍的是弱肉强食，但也不乏以
弱胜强的例子。作为弱者的中国，我们不应该自甘落后、自甘挨打，而应该努力
探寻以弱胜强、由弱到强的奥秘。然而，“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判断事实上却排
除了后一种可能。据说，“落后就要挨打”是斯大林在30年代提出来的，是毛泽
东肯定过的，是每一个普通中国公民都耳熟能详而且深以为然的。这样一个判断
怎么会排除以弱胜强的可能性呢？让我们一道来看个究竟。
一、落后是挨打的充分条件吗？
从语法上讲，“落后就要挨打”是一个紧缩偏正复句。它可拆解成条件关系
：只要落后，就会挨打，也可拆解成假设关系：如果落后，就会挨打。从逻辑上
讲，两者都意味着“落后”是“挨打”的充分条件。这正是问题所在。
事实上，“落后”只构成“挨打”的必要条件。从“打人者”的角度看，这
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孙子兵法是专门谈如何“打人”的，其中讲到，兵者，国之
大事也，不可以不察。要打就得打胜，而要打胜则必须考虑五大要素：道、天、
地、将、法。道是首位的，它既涉及到军事外交的成败，涉及到交战国双方的战
争动员能力，涉及到双方战士的士气。中国古代的军事家们非常讲究师出有名，
这“名”就是“道”。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其中很典型的故事。为
什么要挟天子呢？因为天子在诸侯百姓中还有影响，是正统和皇权的象征，挟了
天子就是掌握了道。在当时的诸侯看来，曹操不废天子，用皇宫嫔妃把他养起来
，这说明曹操至少还是守规矩的，即使将来败在曹操手下，曹操也不会杀了自己
，也许还会把自己养起来，给个一官半职。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多数诸侯的反抗
意志，争取了诸侯们的中立甚至支持。同样，今天的美国虽然军事力量十分强大
，但却依然十分重视“道”：“挟人权以令主权”。它得把米洛舍维奇妖魔化，
说米氏搞“大屠杀”、“种族清洗”，把自己打扮成人道主义的卫道士，以此来
动员美国民众和欧洲诸侯们的支持。为了维持这种道义形象，美国和西方媒体齐
齐动员，成“战争宣传部”。因为美国统治者也深知失“道”寡助，美国的军事
机器虽然强大，但是仍然需要有人来操纵，有战争经费来支持，需要有作战基地
，真正死心踏地要战争的美国人也只是少数。当年美国在越南就吃了这个亏，由
于当时中国对美国民众和学生的影响甚大，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残酷暴行不断
传回国内，美国民众的反战浪潮日益高涨，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论”的“道”越
来越不灵，美国就只好低头认输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子所考虑战争五大要素中，居然没有兵员多少和武器优
劣这两个要素。这是孙子的疏忽吗？不是的，兵员多少和武器优劣只是代表战争
双方短时间的有形的力量对比（即所谓形），决定战争胜负的却是长时间内的无
形的力量对比（即所谓势）。本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的较量极为典型地验证了孙
子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在井冈山时期，共产党拥有道、天、地、将、法五大要素
的优势，而国民党则拥有庞大的军队和相对来说很先进的武器装备（飞机、坦克
、大炮、重型机枪对于“汉洋造”），但其道不正，其天不时（当时正值世界经
济大萧条，国内经济衰退更加严重，民怨四野），其地不利，其将不力，其法不
明，故屡屡吃败仗。是共产党内部的军事战线错误，而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强大，
才有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深刻地
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不同阶段，其基本逻辑仍然是孙子兵法，只不过
毛泽东把“道”的力量推向极致，使战争真正成为人民战争，最大限度地用“道
”调动战士和人民的积极性罢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孙子兵法只适用于古代战争和近代战争，对现代战争
已经不适用了。现代战争可以在短时间内具有毁灭性的力量，根本谈不上力量对
比的长期变化。在核武器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投降，一种毁灭。因此，武
器系统的先进性，而不是道天地将法，不是人民战争，就成了决定战争的主要因
素甚至唯一因素。
这种说法多多少少道出了一些现代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特点。但是，我们
应该注意到，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核战争（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只能说是核试
验）。在俄罗斯的核武器仍然未被销毁的情况下，美国轻易不敢动用核武器。从
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前苏联留下的核武器为世界各国反对美国霸权所开辟
的空间。只要有这个前提，则所谓现代战争的短时间毁灭性就要大打折扣，而战
争规律就仍然离不开孙子兵法的轨道。在使用常规武器的情况下，美国对越南进
行了长达四年多的大规模毁灭性轰炸，还是以失败告终。目前，美国又正在对弹
丸之地的南斯拉夫进行毁灭性轰炸，但六十多天过去，南联盟军队仍然可以声称
保留了80%的防空力量，战争仍然要靠地面的持久战来解决。如果说，如此先进、
如此密集的常规武器仍不能在短时间毁灭越南和南斯拉夫的话，美国又能怎能奈
中国如何呢——如果中国占有道天地将法的优势的话？
最危险的情况可能发生在俄罗斯的核武库被摘除以后。那时，美国用核武器
进行战争就成为可能。我们不会忘记，迄今为止，唯一在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的
国家就是美国。随着核武器技术的改进，美国今天已经拥有从万吨级的战术核武
器到千万吨级的战略核武器，已经可以有调节、有控制地使用核武器了。即便如
此，那种所谓不是投降就是毁灭的核讹诈理论也站不住脚。试设想，中国或其他
国家不被核讹诈所吓倒，美国会怎样呢？它敢发动核战争吗？它敢使用战术核武
器吗？敢使用战略核武器吗？事实上，长时间地毯式轰炸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准核
战争。如果这还不能迫使对手屈服的话，战术核武器同样不会奏效。更值得注意
的是，从军事角度来看，精确制导炸弹对于敌方军事目标的摧毁更有效，副作用
更小。战术核武器则不可能达到外科手术式的作战效果，它在摧毁一个军事目标
时，会连带摧毁方圆数十里内的各种设施，造成平民的大量死亡，从而激起强烈
的仇恨，使敌国军民团结得更加紧密。同时，在本国也会失去战争支持，激起反
战浪潮。因此，美国不会轻易动用战术核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战术核武器也可
以被看作是威力更大的常规武器，因而战争规律仍未发生根本变化。真正使战争
规律完全失效的武器只有战略核武器。如果美国把大量战略核武器倾泻到全世界
各地，那么战争的确可以在短期内结束。但是，除非美国统治集团发疯，这样的
战争是很难想象的，因为美国将在西半球以外制造一片核废墟。它要核废墟干什
么？
由此可见，只要战争还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则战争规律始终将服从孙子兵
法阐明的五要素原理。那种所谓不是毁灭就是投降的新战争理论实际上是美国人
炮制出来的核讹诈理论，美国希望借此理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一旦美
国认识到无论多少原子弹都不能征服对手人心的话，美国人就不敢发动核战争，
更不敢使用战略核武器。
综上所述，落后并不是挨打的充分条件。即使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落后也只
是挨打的必要条件。
当然，为了强调“落后”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把必要条件夸大为充分条件也
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我们头脑要清醒，不要一发现自己落后就赶紧举起白旗，舔
别人的脚后跟。要知道，比武器更重要的乃是人心。
二、“落后就要挨打”的主语是谁？
紧缩复句的特点是可以省略主语。如果把该句的主语补上的话，应该是“如
果我们落后，我们就会挨打。”也就是说，当人们在说“落后就会挨打时”，潜
在地设定了一个统一的主语——“我们”。然而，这里存在又一个语言陷阱。如
果某个落后国家的人民构成一个整体的“我们”的话，“先进”国家就不敢轻易
下手了。
鸦片战争是中国屈辱的近代史的开端，人们提到“落后就要挨打”时往往以
鸦片战争为例。然而，历史研究表明，尽管英军船坚炮利，但武器上的相对优势
并不大，清军则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总体有形实力强于英军。况本土作战争
，居有道义、天时、地利优势，理该稳操胜券。但是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有凝
聚力的整体，没有一个同仇敌忾的“我们”。清政府虚骄无知，上下腐败已甚，
文武百官勾心斗角、争名夺利，士兵训练无素，迹近乌合之众。因此，既不能将
道义优势转化为士气，也做不到知已知彼，战略决策和战不定，战术指挥相互牵
制，终遭战败。英军敢于不远万里，以区区万人之众和并无绝对优势的武器进犯
一个拥兵百万的国度，正是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看透了中国的一盘散沙局
面。因此，如果认真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那么更切合实际的夸大应该是“涣散
就要挨打”，“腐败就要挨打”。
纵观历史，先进而腐败的帝国败在落后而团结的小国上的例子比比皆是。周
本是歧山外的一个部族，而殷则是磐居中原的帝国。论经济实力和青铜兵器的制
作水平，周远不如殷。但是纣王残暴腐朽，众叛亲离，牧野一战即告覆灭。秦始
皇统一六国后，威震四海，号令天下，收销民间兵器，兴修万里长城，国势不可
谓不盛。但随即横征暴敛，挥霍无度，草菅人命，贪官污吏争饱私囊，巧言令色
之徒把持朝政，指鹿为马，以至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贾谊在《过秦论》慨叹道
：“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
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淆函为
宫。一夫作难而七庙，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
也！”毫不夸张，一部二千多年的中国王朝更替史，竟是一部“腐败就要挨打”
的历史。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罗马本是意大利西部的一个强悍的部族，团结
一心，能征善战，而生产、贸易和武器的水平则不如亚得里亚海对面的希腊城邦
。但由于希腊城邦四分五裂，各城邦内部贫富分化严重，奴隶主们既缺乏战略远
见，又害怕国内贫民趁机造反，结果被罗马远交近攻，一一收拾，收编为罗马行
省。罗马统治四百多年后，愈益骄奢淫逸，，罗马公民不事稼穑，专事游猎、娱
乐和征战，吸干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血液。统治集团纷争不已，各行省起义不断，
整个帝国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游牧的日尔曼部落不断侵袭罗
马领地，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覆灭。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的崛起再一次揭示出，
那些貌似庞大却内囊腐朽的帝国是如何不堪一击。从社会阶段看，游牧的蒙古部
落尚处于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与“先进”的封建大帝国相比，其“落后”是不
言自明的。然而，成吉思汗的铁蹄先是踏平了北方的金，继之又征服了南宋，入
中原大地竟如入无人之境。原因亦无他，唯偏安、腐败耳。为什么腐败比落后后
更容易挨打呢？从语法角度看，因为腐败使一个民族人心涣散，国将不国，此即
解构了主语，而落后只是对主语性质的陈述。主语既不复存在，则谓语又从何谈
起呢？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斯大林会提出“落后就要挨打”了。事实上，30
年代的苏联尽管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象，但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苏联广大劳动者依然热爱社会主义苏联、拥护苏共和斯大林的领
导，苏联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分歧是次要的，对敌斗争和建设家园的统一意志是主
要的，苏联有一个作为整体的、坚强牢固的“我们”。在主语存在并且牢不可破
的提前下，主要问题就是改善谓语状况，亦即使苏联红军的武器装备更加先进，
国民经济基础更加雄厚，变“落后为先进”，以便在战争来临时尽可能减少牺牲
，尽可能迅速地战胜敌人。
这就是说，斯大林提出“落后就要挨打”是有前提的，不能离开前提任意套
用。毛泽东肯定“落后就要挨打”包含着同样的前提，即中国共产党是坚强团结
的。毛泽东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有诗为证：“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一旦党内出现裂痕，则消弥裂痕就会成为毛泽东的头等大
事。事实上，一切有战略眼光的领袖都会这样处理问题，即重视主体胜于手段。
三、挨打意味着什么？
“落后就要挨打”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挨打。国家之间的打架和日常生活中的
打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日常生活中确有以复仇为目的的、不计后果的打架，
而国家间的打架总是为经济利益驱动，往往是为了争夺对领土和劳动者的控制权
、奴役权。不计后果的打架是不计成本的，即使发动自杀性进攻也在所不惜；以
争夺控制权、奴役权为目的的打架则遵从经济规律，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战果，
即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反之，如果打人者意识到打的成
本很高，所获却可能甚微，它就不敢打。因此，这种理性的打架是智慧、勇气和
力量的较量。国家间的打架是渐进的，强势方总是先摆出一付打架的样子，然后
提出一些有限的条件，比如租借港口、承包铁路经营、要求开放门户、降低关税
等，威逼弱势方接受。如果弱势方不敢动员己方力量迎接挑衅，接受了这些有限
条件的话，那么在强势方看来这就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如此，强势者
更强，弱势者更弱。过一定时间，强势方又会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如此反复进
逼，就可渐进地不断加速地征服弱者方。
但是，如果弱势方一开始就不屈从呢？最好的结果是强势方在一场得不偿失
的战争面前退缩，弱势方胜利地保卫了自身利益，而且没有挨打。最坏的结果是
强势方骑虎难下，不得不发动进攻，弱势方挨打。也就是说，弱势方不屈服就必
然要作好挨打的准备，如果一点不想挨打，赶紧趁早投降当俘虏。而所谓国家挨
打，则必然会有一部分人民作出牺牲。于是一个伦理问题就摆在了弱势方决策者
和全体人民面前，是现在作出部分牺牲保卫全局和长远利益呢，还是以和平的名
义屈膝求降呢？我相信，任何一位有远见的决策人和公民都会选择前者。
其实同是挨打，程度不同。如果一开始就作好挨打的准备，则强势方还没有
东西下肚，力量也还有限，真的打起来，无非是皮肉之痛。1894年甲午海战时，
日方力量还没有占据绝对优势，在武器装备上北洋水师并不比日本海军逊色，但
是由于清政府迷信武器，对日本侵略意图认识模糊，防备松懈，军队将领大多腐
败无能，训练无方，虽有部分官兵英勇抗战，但总体形势一触即败。北洋水师覆
灭其实还是皮肉之痛，如清政府能受刺激而调动民众的力量，振作起来，则仍可
能将日本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驱逐出去，但清政府却采取了投降路线，向日本
割地赔款，大大增强了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并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力量，为
日本并吞东北全境，进而发动灭亡中国的战争准备了条件。
事情很清楚，如果怕受皮肉之痛，则下一步就会遭伤筋动骨的打击。对于一
个人来说，伤皮伤肉的挨打其实并不可怕，正好活动一下筋骨，增强一点勇气，
锻炼一点打架的本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把军事基地、铁路、机场、港口
比作筋骨，而炼油厂、油库、钢铁厂、化工厂、粮库等比作内脏的话，甚至动筋
动骨、内脏破裂的挨打都问题不大，越南和目前的南斯拉夫领土就都伤到了这个
程度，因为这些都是人们劳动创造出来的有形财富，不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恢复
。最可怕的是神经瘫痪，整个有机体失去统一协调指挥，或被炸弹吓出了精神病
，一听说要挨打，赶紧答应人家的条件。
可见，不同的人对“挨打”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不怕挨打，反而逐渐强大
起来，有的人怕挨打，便越来越落后下去。实际上，这和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
处理准则是相似的，怕挨打的人老挨打，最后被打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不怕
挨打的人却能赢得别人的尊敬，逐渐人际空间越来越大，成为号令一方的人物。
美国是典型的欺软怕硬的主。人们常常记得尼克松首次访华时那句名言：“我是
为美国利益到中国来的”；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位反共老手其实是在为自
己的中国之行辩护和打气，因为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败在了中越人民的手下，尼克
松是被打怕了，是求饶来了。当尼克松在毛泽东的书房受到接见是，尼克松的心
态就如同朝见历史老人一般。
四、从“落后就要挨打”到“以弱胜强”的心态转换
以上简略解析了“落后就要挨打”，其心态无论多么积极，多么团结，多么
不怕挨打，都是被动的、防卫型的。在敌我长期较量的事实面前，更加积极、更
有作为的心态应该是主动的、进攻型的，众所周知，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事实上
，人们常常囿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思维定式，下意识地认为“落后必然被动”
。因此，“落后”者说主动仿佛就是痴人说梦。但是，这仍然是迷信武力的思维
方式的产物。如果以孙子兵法判断战争胜负的五要素来思考问题的话，“落后”
者常常可以利用“道”的优势使自己处理战略攻势地位。极端的例子便是陈胜吴
广式的“道”，由于掌握政权的强者道义丧尽，一夜之间强弱易势。比较有现实
感的例子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姿态，由于共产党号召全面抗战，揭露了国民
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危害，掌握了抗日战争的“道”，延安便成了人心所向的圣
地，共产党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从此处于攻势。再如，在五、六十年代，虽然东
方阵营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仍不如西方，但由于西方刚刚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惨败
，而社会主义则是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的象征，因而东方阵营处于攻势。最富戏
剧性的事件便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能带动美国国内的黑人运动和反战运动的高涨，
引起法国五月风暴。西方统治者忙于应付工人和学生运动的高涨，哪有什么心思
对外侵略扩张呢？
由此反观，今天美国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说一不二，除了冷战结束后美国
军事力量一极独大外，还因为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成功泛滥，因为东方
阵营的垮台导致了社会主义道义国家力量的丧失。西方卫道士们可以腆着大肚子
宣称历史终结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却不敢谈社会主义优越性，有
的也不相信社会主义的还能再搞几年。既然早晚要走西方的道路，不如早一点认
美国作干爷爷的好，挨打挨骂、受辱受气也只好忍了。可以说，正是这种心态上
的被动极大地束缚了中国的战略选择空间，使我们只能以落后自慰，仰人鼻息，
在被动挨打中度日。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早就说过，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每一次真诚的
尝试，都指向社会主义。同样，我们也必须说，落后国家走向强大的每一次真诚
的努力，也指向社会主义。这正是我们调整心态，变被动为主动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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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孤立论
王小东
我常常看到中国的一些“战略家”、“谋略家”大谈特谈美日、美欧之间有
什么什么矛盾，美国的某一行为如何如何并不是针对中国的，而是针对日本或欧
洲的，美日、美欧之间的矛盾如何如何大于与中国的矛盾，中国应该如何如何利
用这些矛盾。他们不仅把中美矛盾与美日、美欧矛盾在性质上完全等量齐观，而
且还倾向于强调美日、美欧矛盾。他们替美国、欧洲和日本想象了许许多多的相
互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故事（据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分析，这次美国轰炸南
斯拉夫，是冲着欧盟来的），并展开幻想的翅膀，编织着中国如何利用这些矛盾
，并取得胜利的故事。看到这里，我总是禁不住哑然失笑。我想，美国、欧洲和
日本的那些决策者们、战略家们看到这些自作聪明的“战略”、“谋略”，肯定
禁不住高兴得手舞足蹈：就让中国人这么去胡思乱想最好。
应该说，中国的这些“战略家”、“谋略家”的思想完全停留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前的时代，甚至停留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他们完全不懂得，此那时起
，这个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现在的西方国家之间，在内部当然还是有一些矛
盾的，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有矛盾。然而，它们之间的矛盾决不会激烈到发生太大
的冲突——真正的战争就不用说了，就连贸易战也打不了几天。更重要的是，尽
管它们在内部有一些冲突，在对付非西方国家时，它们却是高度一致的。这里有
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在它们当中是美国独大，并没有任何足以与美国抗
衡的其他国家；第二，美国也是比较明智的，对它们也还说的过去，它们跟着美
国走，绝对利大于弊。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牵涉到科学技术、经济关系等更深层
次的变化，尚需作进一步的剖析，暂时从略。总之，除了在经济领域尚可小小有
所作为之外，中国利用不了多少它们之间的矛盾。
记得几年前，有一位战略问题研究专家听了我的上述观点后，十分气愤地说
，照你这么说，我们就别搞战略研究了。战略研究该不该搞、该怎么搞，我不知
道。但我知道，不能为了让中国的这些“战略家”、“谋略家”可以把“战略”
、“谋略”搞得更有声有色，更具有“可读性”，我们就把国家的基本战略建立
在完全不切实际的虚幻之上。记得前几年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有过一场争论：一
些年轻学者不同意当时一些权威关于美日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说法，发表了文章，
于是，有的权威专家便不依不绕，发表了多篇大块文章反驳。不知这些权威今天
看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还有些什么可说的。老实说，除了同病相怜的俄罗斯，
中国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是找不到什么少有力量的国家搞什么纵横捭阖。就连俄罗
斯，中国恐怕也不可能依赖太多。
我很理解中国的这些“战略家”、“谋略家”，他们无非是感到中国自己太
弱，想拉个伴，最好是能够把别人推倒前台，去与美国作对，替中国火中取栗，
只有这样去幻想，他们才能为自己壮壮胆。理解归理解，但我们的智力很宝贵，
不应浪费在这些幻想上，更何况，我们根本用不着这么胆虚，只要自己争气，以
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多的人口，这么辽阔的面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不
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中国应该做好“光荣孤立”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光荣孤立”
（splendid
isolation）本是人们对于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外交政策的总结。十
八、十九世纪的世界格局与现在大不一样，当时英国与现在中国的地位也不十分
一样，故此，中国不可能照搬英国当时的外交政策，我只是借用这个词——当然
不可避免地也就借用了一些精神——而已。中国今天的“光荣孤立”主要就是指
这个意思，不在自己的安全（广义安全，包括经济安全、技术安全）问题上寄希
望于和任何国家的结盟，也不寄希望于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把中国的安全的基
础主要建立在自身的大规模报复能力之上，附之以与无法进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富国俱乐部的国家，及次国家组织的暂时结盟。
几点解说。
首先，即使经贸领域可以另作别论，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讲，中国本来就处
于孤立状态之中（这点与当时的英国不同，“光荣孤立”是英国自己的选择，并
非别人所强加），这并不是中国自己的选择，而是外部环境就是这个样子。这里
要对于经贸领域稍作一些解释。中国在经贸领域虽然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美国
，联系十分广泛，但对于西方大国来说，中国并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商业伙伴，
因此，中国与它们的经贸联系并不安全，不像中国的许多“战略家”、“谋略家
”所想象的那样，可以有效地牵制它们的对华政治与安全政策，反过来倒是中国
与它们的经贸关系很可能成为它们的对华政治与安全政策的牺牲品。中国应该自
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孤立处境，这样才能对于自己的内外政治、经济、安全政
策做出适当的安排，变孤立为“光荣孤立”。
其次，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所说的，“光荣孤立”是一种无求于
他人的强国才能采取的政策。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就是这种强国。但中国今天
具有这种“光荣孤立”的实力吗？今天的中国与当时的英国相比，其相对实力要
弱，但我们不应忘记，今天的科学技术与当时大不相同，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原子
弹这个东西。以中国之国力，不求战而胜之，只发展足以打痛任何侵略者的军事
力量，以求自保，是绰绰有余的。问题仅仅在于中国要有发展并使用这种力量的
民族意志。
再次，“光荣孤立”绝不是完全不搞结盟或纵横捭阖，更不是不发展经贸联
系。当时奉行“光荣孤立”政策英国也还是搞结盟或纵横捭阖的，当然更搞国际
贸易。中国要搞结盟或纵横捭阖。问题是，第一，不能对此有依赖思想；第二，
不能不考虑可行性，一厢情愿地去搞，特别是幻想去挑动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等
，完全是让对手笑掉大牙的白费脑子；第三，要把眼光放远大一些，除了西方国
家，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国家，除了国家，还有次国家组织，除了正规的外交手
段，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手段。这些，就看中国有没有胆魄和智慧，发挥中国各
路豪杰之士的聪明才智在全世界驰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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