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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与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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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九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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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三十
八期，一九九九年九月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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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焦点】美国是怎样制造和支持两国论的？ 韩德强
【危机与选择】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严峻形势及治理对策 杨斌
【历 史】文化霸权与集体记忆：
【来稿选登】分清是非，明确立场，
本期英文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in English at the end
◎１９９９《中国与世界》 总第三十八期，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创刊
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０９１－９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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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
全球化：批判与分析（中）
詹姆斯·彼得拉斯
“全球化”：过去和现在
当代“全球化”是否与过去的有所不同？答案取决于我们是在考察哪个方面
。历史上，当依赖出口的阶级占主导地位时，全球化的影响比现在大得多，特别
是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这一点，对于十六世纪和十九世纪时的帝国主义中
心国家和新近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如此。然而在那时，在有些地方，仍然存在着整
片地区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甚至是欧洲一部分的）乡村地区，在那里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仍处于萌芽状态或根本不存在。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被
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前几个世纪不同的是：今天的市场交换都是在资本主
义体系之内进行的。
第二，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世界相当大的地区的组织形式是非资本
主义的制度，即一种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运作的集体主义形式。在过去十
年内，这些地区已经被资本主义积累逻辑所纳入和收服，即使就苏联的绝大多数
地区来说，即将成为资本家的阶级更象是十六世纪英国的海盗、抢劫犯和奴隶走
私犯，他们通过非经济手段积累财富（“原始”或初始积累）。
有重要意义的延续性有：全球化的起源，即起源于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尽
管具体是哪一个国家已经不同），以及对那些在帝国主义关系之下的阶级和民族
国家所产生的不平等效应。今天和过去一样，主要的贸易是通过欧洲、亚洲和北
美的巨大规模的公司来进行。今天和过去一样，利润的绝大部分是由从事投资、
贸易、寻租和食利的统治阶级所获取。今天和过去一样，民族国家是全球扩张的
主要政治工具：贸易条约、补贴、劳工控制、军事干预、推行意识形态（自由贸
易教义），这一切都是民族国家统治精英所执行的必要功能。今天和过去一样，
民族国家无法控制投机的膨胀和破灭，以及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生产
过剩和萧条的危机趋势。
当代全球化的一个明显的“新花样”是：它发生在一个长期的内向型增长期
之后；在这个内向型增长时期内，不同的阶级力量达成联合，刻意阐明一种意识
形态（凯恩斯主义，或是共产主义、“阶级合作”主义），国家政策上以受保护
的工业部门的增长和国内市场的扩张为主导，外部交换和外部投资处于从属地位
。如果以长远的眼光观察经济历史，上溯到内向驱动型发展出现之前，就会发现
那时与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在结构上的很大相似性。
不同于过去的是：以前的外向型发展陷入深重的危机，在战争和萧条中崩溃
。当前版本的全球化尚未进入其“最后阶段”－－但是有明显的症状表明过去的
特征将会复发。例如，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投机活动都超出生产投资；危机爆
发之前是一个漫长的停滞时期，这种现象明显出现于美国、日本和西欧。随着不
平等的加剧和社会不满的加深，借用一个投资银行家的话来说，全球化可能是“
达到了现有方式的政治承受能力的极限”（《纽约时报》1997年7月20日，p.A-1
0）。
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今天的主要不同在于：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每个角落
，成为目前唯一的经济体制。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直接反对者不再是抵制资本主
义入侵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而是在该体系内的阶级（工人阶级，农民等等）。反
对力量不是来自前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精英或被排除在外的阶级，而是来自被
纳入、被剥削的人们，他们也是创造价值的人。
全球化的第二个“新特征”是资本的流动量要更大。国家之间的财富转移，
尤其是金融流动，远远超过了过去。已建成的大规模组织网络，以及新的电子技
术使之成为可能。但是，这些流动，尽管非常大，是通过许多在当前全球化扩张
繁盛之前就存在的旧网络来运作的。许多种族向国外散居的网络（中国人、印度
人、中东人、犹太人等）和大家族集团（特别有效的是亚洲和中国的国外散居）
影响着现代银行和投资的渠道。西欧和北美早已存在的家庭和阶级网络通过电子
技术的创新加深了其影响力。所以尽管流动量增加，关键的决策单位仍根植于早
期的全球化之前的社会形态之中。
在当代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信息的交换和积累更快、数量更大，但是对开辟
一个新的强劲增长时期来说，似乎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即使是日本和南韩，作为
七、八十年代新技术带动的发展的首要国家，现在也陷入了缓慢增长中。尽管克
林顿自吹自擂，美国也只能沉迷于仅仅抵消人口增长的增长水平。技术与过去不
同了，但是这既没有带来新阶级结构，也没有提供新的经济动力或国家结构。新
技术根植于已存在的阶级、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大的约束和必备条件之中
。当然，说信息是“新资本”是一种无稽之谈，正如同将大量的新信息和输入、
处理信息的了不起的打字员等同于新的经济大亨一样荒唐。
信息积累和交流的关键在于对它的分析和使用，以及为指导信息分析而提出
问题时的概念框架。这里，没有自主的角色，而只有存在于权力结构中的个人和
阶级，这种权力结构将信息有时转化为资本赢利，有时转化为利益损失。但是，
很显然，信息作为一种获取利润的重要因素，是因为资本家的存在，资本家雇佣
信息收集者，由他们去做绘制图解表格、汇总数据等低下的工作，以简洁直观的
格式列出。
资本的高速度运动使得资本移动和快速积累成为可能，但这只不过是加剧了
早已存在的动荡，并没有加大资本的存量。运动速度与生产力的增长没有直接关
系。很大程度上它只在一个与之平行的领域内运作。纸上经济与实物经济运作的
联系是很薄弱的。这并不意味着纸上经济不会对实物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例如，
在金融市场或证券交易中出现大的崩溃时就会起很大作用。这种类型的全球化，
容量大和速度高是其新鲜之处，并没有明显地使实物全球经济的结构和运作产生
质的变化。它最多不过是给代理商提供了更多的转移金钱的地点，从而增大了资
本流动的自主性。但是即使如此，那也是一种相对的自主性，因为是政府自己决
定不去管制资本流动，不是因为更大的流量（每天上万亿）或者流动变得更容易
（只需按计算机键盘），是因为从中受益最大的国家（美国、西欧和日本）执行
了取消管制政策。正因为高速的计算机在一秒钟内能处理上十亿次任务，正因为
资本和国家在经济上的整合，新的调控措施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当前的全球化加深和扩大了国际劳动分工：汽车的零件是在遥远的国
家的工厂里制造的。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分析是靠不同地区的劳动来完成的。把
劳动密集的工业生产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在帝国中心保持大量的服务业廉价劳
动力和一个高工资的经理层精英，这种进程一直在发展。这是对于过去国际劳动
分工的一种继续，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矿业和农业工人和自帝国主义国家的制造业
和服务业工人之间的分工。发生变化的是：第三世界的制造业被纳入。这意味着
一些国家内无产阶级化（依靠工资的工人的数量）的程度加大。新的国际劳动分
工理论的关键问题在于：第三世界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出的绝大部分是为了
国内消费，并由国内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所生产。当然，也有少数几个国家，它们
的对外出口和投资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耐用消费品、文化及金融服务部门。
回到本节的最初问题：当代的全球化与过去是否有所不同？从数量上来说是
的，从决定全球化进程的结构和分析单位来说，并没有不同。而且，过去和现在
的主要不同－－以前的全球化都（在危机和崩溃中）终结了，而今天的全球化仍
然相对稳固－－这个区别是否成立本身就是相当成问题的。
全球化：必然性和偶然性
全球化理论家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技术、经济和政
治的发展趋同，排除了其他任何形式的经济增长的可能，只能有一种形式，就是
在资本、货物和技术的跨国流动基础上的增长。这种主张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
说是价值判断的，它以为：全球化是历史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所有
的国家和经济实体都通过资本主义市场联系在一起。早先一个相当粗俗的说法甚
至认为，历史终结了，市场、民主和繁荣终于胜利，冲突、权威主义政体和必然
王国都被终结了。
主张某种政治经济过程之不可避免的观念，由来以久，也臭名昭著，并总不
可避免地被证明是错误的。人们观察到的事物，包含了各种时机上的因素，看起
来好象是注定的结果，好象以后千秋万代都将如此，这种看法，是基于一种“隧
道中的历史观”，按此看法，所有的事件都注定导致当今所具有的特定结果。这
种思考历史方法中的循环论证非常明显：所有发生的一切一定会发生；所有正在
发生的一切，是特有的一系列事件的产物；现有的事物与所有以往历史都具有特
殊差异，因为现在不再存在过去一直存在的冲突和矛盾过程。这种当今历史的独
特论，不过是一系列错误认识的最新范例。将历史看成一个线性进程，其中的事
件都是事先被决定的，这种历史观显然是错误的：相似条件下产生不同的结果，
才是历史的正常现象。
例如，相似的经济进程和殖民经历（结构上的相似）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
二十年代的中国与四十年代的中国同样的不发达：但在二十年代反革命成功了，
在四十年代革命却胜利了。与此类似，战后世界各地的后殖民结局差别很大，这
是由于特殊因素的影响：如政治干涉、觉悟、组织能力、领导、策略等。
过去，全球化的出现是由于各种繁多的结构和历史条件所决定，早期全球化
周期所激发的对立阶级和国家关系的出现，导致了政治上的破裂和全球化的相对
死亡－－有时甚至导致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相对死亡。在全球扩张的每个时期，
全球主义理论家们就跳出来，对全球化工程的领导阶级进行美化、合法化，向其
溜须拍马，奢谈什么“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美国世纪”等。
一些考虑更周全些的全球主义理论家们，至少认识到了过去的全球化扩张都
瓦解了，他们试图换一种不同方式来考察，承认过去全球化的不完善之处，但认
为今天“全球世界秩序”具有前所未有的特性。
不考虑过去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在当今如何展现，全球主义空想家陷入一种
技术决定论。他们声称一些一言以蔽之的结论，强调新计算机和电子系统的魔力
，他们希望说服大众去相信新的全球体系是科学、技术和理性的产物，是在科学
、技术和理性指导之下，减轻乃至消除了阶级冲突和反帝斗争。对于反面现象，
即重大的阶级冲突和反帝斗争，则被归入杂类、贴上“过时现象”的标签，或者
被描绘为过时人群和过时意识形态的苟延残喘。
但是贴标签不能算是解释，归入杂类也不是正确的方法，不足以探讨处在全
球化必然性的旋涡中的新兴起的运动。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前
扎伊尔），乡村和地方的新兴起的运动和城市斗争发生联系，法国、南韩、德国
新一代工人阶级越来越强烈的战斗性，这一切说明了：为扩大国际市场而进行的
国内剥削，本身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对立。
从分析层次、而不是哲学层次来讨论必然性概念，就必须去考察当今版本的
全球化的起源、动力和未来的展望。
首先，被认为起了决定作用的技术，早在当前的全球化大推进之前就存在了
。技术的增多和应用对加快全球增长并未产生大的影响，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
，全球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停滞的。技术和创新被纳入了推进全球化的过程，这
个过程是由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内的基本决策所左右的。全球化的起源很大程度
上基于政治的变动，和一种特殊变种的资本主义相联系，亦即被人们所称之的“
新自由主义”或“自由市场”。
最早的提倡者出现在智利，它纯粹是军事政变的产物，后来由里根和撒切尔
政府所扶植。这并不是说，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在世界市场中的运作是在这些政
府出现后才开始，而是说，在此之前，全球化的推动者不得不与当地资本、工会
和其他民众政治势力分享权力和资源。从那时起，通过福利国家发展国内市场与
资本、货物和技术的跨国流动之间的妥协被打破－－这是通过政治暴力完成的，
或是通过军事独裁，或是通过少数人控制的选举体制的行政法令（也选择性地运
用暴力）。
作为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经济战略，全球化起源于一个意识形态规划，它靠国
家权力的支撑，而不是什么市场的“自然发展”。在全球化兴起之前的时期，主
要的技术突破是在各种非全球化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事实，驳斥了全球主义技
术论者在其诡辩中所采用的意识形态漂亮装饰。
全球化规划的起源、持续和未来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不是必然性。不
然，我们就不能解释一件经常发生的、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和疯狂的事情：七大
工业国竭力支撑破产的墨西哥政权，通过加速经济改革使资本主义不可逆转，这
种改革大规模地毁灭生产，使成千上万的前苏联人民陷入贫困，把北约扩张到东
欧和乌克兰。全球主义的实际推行者一定知道（假如全球化的空谈家们不知道的
话），他们的计划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维持、这种维持的脆弱性，以及把它持续
下去将会遭到政治上的局限。因为全球化理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成分，也就必
须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它加以诘问。
作为“全球胡话”的全球化：夸夸之谈与现实
任何脆弱的社会体系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对其加以不实的夸张。有人似乎
相信：只要仅仅宣布了不可征服性和不可避免性，就足以弥补结构上的弱点。围
绕出口资本家和金融家的全球主义观而构建的整个意识形态空中楼阁就是一个有
说服力的例子。以为意识形态优势和十足的“意愿”就能够使实际上很脆弱的政
治经济活动维持下去，这反映了一种简单的心理化倾向，试图以此取代全球化政
治家所进行的纲领性政治。
“全球胡话”（globaloney）这个词，起先由鲍勃·费奇提出，它最精确地
形容了由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各种空洞的、带偏见的和循环论证的命题。
首先，全球主义认为，存在一种普遍的进程，将所有国家和人民吸引到一系
列公共的市场关系之中。然而，我们真不知对这个命题说什么好，因为绝大多数
人有意识地反对那些为推行全球化规划而提出的政策。我是指那些在北美、欧洲
和亚洲提出的自由贸易教义，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马斯特里赫特协定等。人们
可以看到，在缺乏大众支持的情况下，竟出现了更夸张的断言：把它从最好的政
策，抬高到唯一可行的政策，从经济进步，抬高到人类历史的顶点。这些无根据
的论断，尤其是在缺少广泛的社会支持的情况下提出所谓不可避免的观念，是对
“全球胡话”这个概念要加以分析的主要因素之一。
全球主义者所炮制的所谓不可避免的观念，和药品的专利制造商吹嘘他们的
产品以及江湖术士向怀疑他们的人赌咒发誓、散布福音有很大相似之处：即使好
的结果还没有出现，也很快就会到来了；即使现在还看不见，也已经出现在地平
线上了；假如你现在仍很痛苦，那么繁荣和安乐其实不远了。这里面，有一种骗
人的成份，为的就是哄骗那些天真无知的人，或者是吸引那些已经对其他“不可
避免”的事情丧失信心、需要皈依一种新的信仰的人。
抛开全球胡话，一个冷酷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内占人类
绝大多数的人民，都反对全球化的各种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全球主义政治家们在
作宣传时要伪装他们的信念，把自己打扮成全球主义的批评者－－这样在上台之
后才能更好地去实施全球化。克林顿、美农、卡多索、藤森、希拉克、普罗迪、
卡尔德拉（分别是美国、阿根廷、巴西、秘鲁、法国、意大利和委内瑞拉的国家
领导人）最初全都以批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成份－－自由市场化的面目竞
选政府职位。今天，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对于全球主义政策的大量反对随处
可见。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写到：“美国赞美它的经济，峰会上却无追随者”。
如果说峰会上没有绵羊，那是因为街上没有蠢驴。南朝鲜总统的一位重要经济顾
问在评论克林顿向全世界推销全球胡话时简练地说：“南朝鲜人不赞成那种经济
动荡。”
全球胡话的第二个特点是：断言全球化是“未来的浪潮”。这里，空想家们
描绘了一个未来主义的世界：它由技术推动，在全球市场中运作，制造高质量的
产品，提供先进的服务，消费的数量不断增多。全球的现实和全球胡话的断言相
差很远：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夕，社会境况却回到了十九世纪。保健医疗变得岌岌
可危，并越来越依赖于收入的水平。在美国，超过6,000万的人口没有或缺乏足够
的健康保险，其中超过1,000万的儿童根本没有保险。随着经理层拥有了绝对权力
雇佣、解雇和承包给半日工和临时工，工作的不安全感在增加，简直又回到了查
理·狄更斯的时代。贫困的家庭被迫接受工资低于最低限制的工作，不然只能挨
饿。今天与３０年前相比，有更多的工人工作时间变得更长。退休的年龄几乎达
到将近７０岁。雇主们不再提供退休金。监狱里的劳动力被私人雇主用来攫取私
人利润。孤儿院里孤儿的数量在增长，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数量也同样在增长。
贫富不平等的程度接近或已经超过了１９世纪的程度。若以海洋来比喻全球化，
比“未来浪潮”更为合适的比喻是：一个回头浪把工人卷回到了令人耻辱的过去
。未来对欧洲和北美的大多数年青的一代来说，充满不安且令人担心。这不是没
有原因的：这将是自二战后以来第一代走下坡路的人。说全球化是“未来浪潮”
，就等于是断言：下一代人将在工资降低、没有任何工作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情况
下，在一生中以更长的时间来工作。全球胡话的本质，就是否认这个现实，反而
预测一个玫瑰色的未来。
“未来浪潮”的意识形态与投资银行家和交易家紧密联系，这一群资本家是
全球化运作的中心。他们位于美国最富有的公司的前列。高升（Goldman
Sachs）
集团是华尔街上最大的私人合伙公司，在1997年的赢利可能将近30亿美元。1975
年，美国的证券交易和投资银行公司赢利是48亿美元，到1994年，每年利润增长
到了695亿美元。比较之下，最大并最成功的高技术公司－－微软，刨除税后的利
润是22亿美元。很明显，全球化是投机商和金融家的未来浪潮。但是把他们和整
个人类相混淆，将是极大的谬误。有意地抹杀阶级的区别，使人看不清只是一部
分人的利润在增加，而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恶化，这是全球胡话的鼓吹者的辩论风
格之一。
当他们的所有论点都被揭露和驳倒之后，他们的最后伎俩就是摊开双手，喊
叫“没有别的选择！”这是对失败了的全球化的一种自我安慰。这种论点在最本
质上，是承认失败，并不准反抗，试图使对手垂头丧气。这个策略通常是建立在
：要么是失败的共产主义、要么是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化这样一种简单的二分法，
这样就把复杂的历史经验压缩在简单的范畴内，把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的丰富的各
种选择都排除了。这个论点是基于一种得意忘形的姿态。它基于对当今世界的肤
浅的观察，片面强调全球化意识形态对过去曾是敌对地区的渗透。问题在于：这
种富有想象力的思考方式只涉及表面现象和稍纵即逝的时间段。这种分析缺乏深
度，闭口不谈全球化内部产生的冲突、不受控制的投机所造成的不稳定、振荡，
以及缺乏经济增长动力的中心。利润增长，那是基于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而不是生
活水平的提高；当证券市场上涨，生产力反而停滞；当新技术迅速繁衍，它对实
物经济的影响和投机商的获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对全球化鼓吹者的批判，有三条关键性的主线。
首先，全球性扩张是根植于历史之中、形成于特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决
定因素中。全球化鼓吹者所谓的不可避免，实际上是几种力量在特殊情况下的组
合，它随时都有可能逆转。
第二，全球化工程所代表的社会经济利益是一小部分人的，不论是在帝国主
义国家还是在全球交流网中的合作者中，都是如此。假如将这一小撮人所界定的
利益和全人类的需求、利益和未来相混淆，那就是在开社会分析的玩笑。进一步
说，忽视了全球化对不同阶级、种族、年龄群和性别的不同影响，则是极大的愚
蠢。
第三，把行为属性和政治行动归因于诸如象市场这样一种抽象的概念，这是
知识分子对其责任的放弃，因为制度和决策者并不只是市场的被动接受者，而是
市场的积极制造者。而且，试图把市场归约为唯一的一种市场，这种市场被特定
的一种阶级力量形态所拥有和运作、并受特定的一种国家形态所监护，这是抽象
的归约主义的极端作法。容易看出，主宰阶级有权规定当时的市场交换的形式。
但是，人们还应该由此知道，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其它类型的真实的和潜在的
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其它的阶级和人物将起重要作用，并且能够致使市场交换
出现完全不同于今天的结果。
以分析的手段来研究市场，与全球主义者的抽象归约方法相反，这意味着，
首先要考察阶级关系，因为阶级关系决定着市场交换；最终，还要考察市场交换
在不同阶级间的再分配效应。全球化理论家和其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在一定程度
上是关于方法的问题：后者追求市场交换的系统分析，前者则把本来是人为的东
西归结为抽象的、超乎个人的力量（亦即市场的必然性）。
和全球化理论（及其向全球胡话的堕落）的意识形态对抗，只是争论的一部
分。同样重要的，是有关全球化的动态分析的争论。
全球化的动态分析：政治，经济和技术
“全球化”的“大推进”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两个方面。政治上，大推进是
由政治权力的急剧转变，左翼的、民粹的和民族主义的国家转向了主张全球化的
政府所造成的结果。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大推进是由于工会的失败和让步，工人
阶级、中下层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影响力衰落而导致。参与资本、商品和技术的国
际交流的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参与金融活动的阶级，为全球化这场反革命搭好了
舞台。在一些第三世界（智利、墨西哥）和帝国主义中心（美国、英国）开始的
东西，以一种不平衡的模式向全世界扩展开来。
全球主义者并不只是对左翼政体的“失败”或“危机”做出被动反应，而是
积极地介入，去实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这种积极介入的角色的范围非常之广，
不仅包括直接的军事干涉，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饱和渗透，而且还包括军备竞赛以
及与梵蒂冈和慈善机构结成政治联盟。比如，在拉丁美洲主张全球化的阶级是从
消灭了异己的暴力军事政权中出场－－以成千上万的牺牲者为代价。在非洲，上
百万的人在代理战争中死亡，这些战争摧毁了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他国家的独
立发展的可能性。里根政权发起了一场军备竞赛，意在搞垮苏联政权，而苏联政
权竟甘愿合作。在东欧，特别是在波兰，上百万美元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资金涌入
团结工会组织，其中梵蒂冈起了决定性的宣传和物质角色作用。在东欧，亿万富
翁投机商乔治·索罗斯投入上百万美元资金去扶持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知识分
子，这些人后来成了坚定的亲资本主义、亲北约的政治掮客。
这些地区的内部危机，正好配合了这场全球化运动的主动进攻，把潜在的来
自民众的反全球化力量瓦解。拥护全球化的阶级压倒了对手，开始强大起来，所
带来的效果是：对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剥削加深，摆脱了公众的控制
和限制，矿业、金融和制造业领域里，重要的积累杠杆转移到了私人投资者手里
。民族国家在压低工资和削减社会福利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为拥护全球化的阶
级的私人致富提供了巨大规模的资金。民族国家远不是随着全球化而被削弱，而
是为全球化提供关键的政治支持，为其作宣传。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帝国主义国家，以所谓的“经济改革”作为信贷的条件，从而
强加给世界一个统一的全球化政策。不得人心的结构调整政策加深了拥护全球化
阶级的权力，并通过私有化和解除管制，加强了它们的专制统治。民族国家及其
帝国主义政策是全球化“大推进”的关键因素。
最后，民族国家对遇到麻烦的海外投资（如日本和美国的银行）、投机商（
１９９４年的墨西哥）及跨国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和菲亚特汽车公司）实行“挽
救”和政治干预。这表明：为了维持危机频仍的全球化的生命，政治继续扮演重
要角色。
全球化“大推进”的政治层面，是对各种经济发展的一个应对，形成全球化
动力的，正是这些经济发展。在“大推进”之前，存在着四个主要因素，它们也
促成了“大推进”：资本积累过剩危机；由于劳资关系变动导致的利润缩减；国
际资本主义竞争的激化；取消管制所导致的金融市场的巨大增长。
显然，这些“经济进程”与阶级关系及政治格局是分不开的，它们是一个整
体。
资本积累过剩危机是指：利润的巨大增长伴随着正常利润率水平的投资空间
的缩小。换言之，随着资本在民族国家内部的不断增长，并追逐越来越小的市场
份额，利润率就越来越低。当然，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是：改变阶级结构以增加
内需，但这将使利润率降低的问题更加恶化。“反动的解决办法”，亦即实际中
被实行的，就是打破不准向外流动的限制－－转向海外市场，因而在长期的过程
中强行降低国内成本。拥护全球化的阶级在某些程度上将国内的生产者看作是成
本，而不是市场。全球化首先是针对资本积累过剩危机而采取的解决办法，这个
办法还必须得到投资的阶级的认可。
与此相关，全球化的第二个经济层面的决定因素，是对劳资关系施加的限制
。利润的缩减是由于资本的不流动性：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期内，福利国家
充当调解者的角色，劳动在和资本的面对面的关系中，迫使对方作出经济上的让
步，从而使劳动的成本越积累越高，最後使资方无法承受。在低成本的生产基地
的海外投资再生产了劳资关系，资本家阶级建立起了全球劳动力市场，提高了利
润，并给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向下的压力。这样，全球化破坏了二战后劳资双
方建立的平衡，大幅度向资方倾斜。
资本的外向流动是由国际竞争所激发的。亚洲和欧洲的巨大出口迫使美国向
海外投资，以建立更为接近市场的生产场所、缩减保护屏障，并熟悉当地的市场
。欧洲人和日本人的行为模式也类似，他们在美国建立生产场所以打开其市场。
和这一竞争过程密切结合的一部分就是民族国家代表其各自的跨国公司的不断干
预：要求平等待遇、平等税率和统一的劳动法，等等。多极区域经济集团的增长
，与区域经济集团内部的国家和跨国公司的联盟并行不悖，这使一些肤浅的观察
家产生了一种看法：即民族国家正在成为“过时的事物”、“软弱”，或不重要
的角色。很明显的，在马斯特里赫特会议、关贸总协定会谈、七大工业国峰会等
场合，民族国家敲定出来全球扩张和竞争的游戏规则。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恐怕是：全球化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金融市场
的巨大增长所驱动。之所以说它“最重要”，是因为该部门的资本流动具有最大
量的增长，但对生产力的世界性增长影响最小。一方面是大规模的全球化，另一
方面是全球主要经济实体小得可怜的增长，这个悖论只能以大规模金融流动和实
物经济之间毫无联系来解释。
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向金融业大规模引进高科技通讯及信息系统可能是全
球化最突出的特征。被当作全球化的金融特征，其中很大一部分确实也包括矿业
和制造业的大规模商品和投资流动。需强调的是：泛滥成灾的金融赌博远远超过
了在全球证券市场上“买进卖出”的公司股份的实际财产。如果再加上通过金融
渠道的所有其他投机手段（衍生物、货币、期货、垃圾债券）的话，我们对全球
化的驱动力就有了一个比较真实的认识。它几乎不具备什么活力，几乎不可能对
大众有益，几乎不可能制造出任何对有益于社会的生产赢利。难怪全球主义者们
把一些国家（包括其人民和经济）称作是“新兴市场”。他们是以金融投资家和
经纪商的狭隘眼光去看待事物，他们所看到的是短期的发财机会（利差）、廉价
甩买（私有化）及低成本的生产场所。所有这一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国家的社
会构成的新变动，以及有关金融流通的一套新规则。新的管理制度的中心内容，
恰好就是推行全球化的政策制订者的全面统治，完全不代表任何劳动者的利益，
而同主要的全球化的金融集团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被大加玄耀的技术革命和“政治和经济是全球化的决定因素”的观点之间是
什么关系？与全球主义空谈家的看法相反，技术创新的作用虽然重要，但不是主
要的。技术创新本身是以国家赞助或补贴经费的研究为基础，后来转移到私有部
门。技术的应用很大程度上是由早就存在的经济力量所决定的。即使是资源最雄
厚的新高技术企业家也必须把技术卖给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部门，也就是那些已
经嵌入了全球网络的公司。传递速度的加快、拥有更多数量的信息，对全球经济
的轮廓并没有很大影响。关键的因素是：掌管着基本机构的主导概念在进行信息
交换，当然还有资本、货物和技术的流动。这个主导概念，就是资本积累、高回
报率、更大的市场份额、更低的劳动力成本。高技术是全球化“金融工程”的陪
衬：根据即时的金融报表而作决策，为了照顾这些决策，而搞出的源源不断的变
动。强调信息的数量要大、处理的速度要快，反映了对于纸上经济或实物经济中
的短期波动必须作出快速的投资决定的需要。所以，高技术强化着最不稳定和最
无成效的经济活动，即金融市场上的纸上交易。
否认高技术在转变劳动力、消费模式、和个人通讯等方面的其他多种用途是
不符合事实的。但是问题恰恰在于用途的多样性：在制度层面上，高技术的用途
更服务于现存的拥护全球化的阶级，而不是立意创新以铲除压迫、剥削和停滞。
制度上的权力阶层应用高科技，使得全球化所激发的社会矛盾更加恶化。高技术
本身没有任何内部纠正机制去避免这样的结果。
全球化的动态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其起源和扩张，还可以通过其分配作用来
进行。因为全球化所导致的分配结果，对其未来有着严重的影响。这将是本文后
面的任务。
（辛建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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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中的第三世界（下）
文熙
（二十六）第三世界是一种伴随国际资本统治而形成的世界历史现象。
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种狭隘地域性的、各民族基本处于封闭状态的历史。
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大工业所开拓的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
世界性的，使历史越来越转向世界的历史。这种世界历史，使一国内乡村屈从于
城市的统治，在不同国家间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所谓文明的国家，使
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里所说的一国内的城
市的统治，就构成资本国际统治。这可以看作我们研究第三世界问题的理论基础
。因安放这块理论基石而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尊为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包括第三世
界研究的理论鼻祖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可惜得很，姑且不说二、三流脚色，
即使今天被列入发展学泰斗的人物，其成就充其量不过是从这里摭拾一麟半爪尔
后加以引伸和发挥。我们尚未看到在总体上超越的情形。我们更多地是看到由于
离开科学的理论路线而导致思想混乱和谬误丛生的情形。
第三世界各国，各有自己的国情、社会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传统，其现状和
前进道路也不会整齐划一。它们从各自的方面丰富了人类的共同文明，在这种共
同文明中保留着自己的独特性。但是第三世界作为第三世界，作为人类进入资本
主义时代、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的一种特异的社会现象，却又有某种规定性。
（二十七）第三世界是世界历史中的第三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这一
论点并不新鲜。在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一度流行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说，在很大
程度上就是从这一论点出发的。一些学者批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认为这些理
论过于强调第三世界不幸处境的外因而对内因的作用估计偏低。这种批评不能说
毫无道理。但是，在资本统治已经延续数百年、渗透到相当多第三世界国家生活
的广泛方面的情况下，能够列出多少不受这种国际统治力量染指、同它毫无关系
的内因呢？利刃加于颈项，枪口逼于胸口，对欺凌者不置一辞，却转而指责弱者
的内因如何如何，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救治方法呢？我们一再强调第三世界各国
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仍然存在着、发展着、丰富着，本
身就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生命力的象征。问题是，这种独特性不是真空管里的蒸馏
水，而是世界历史中的独特性。研究这种独特性，正确评价内因对第三世界国家
发展的作用，其前提之一，仍然在于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一点上，依附论
和世界体系论功不可没。这些理论的主要缺陷，是在只看到或者侧重于看到第三
世界对第一世界即资本主义中心国的经济依附关系而看不到或是没有足够估计这
种依附关系中的远为丰富的内容，是在强调这种依附而没有指出第三世界改变自
己悲剧命运的力量的基点在于第三世界人民自己。由于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这
些理论与那种推卸西方在第三世界的责任、把西方的发展仅仅看作封闭式的自我
发展的说法相比，与那种自己发达起来、一旦得意之后就宣布废除第三世界的说
法相比，与那种卡住第三世界咽喉而责备它不重视所以落后贫困的内因的说法相
比，显然要更接近真理。
（二十八）第三世界是与第一世界对立统一着的第三世界。所谓对立，反映
着我们这个星球富与贫的两极、支配与被支配的两极、历史主动地位与历史被动
地位的两极。没有第一世界就没有第三世界，没有第三世界也就没有第一世界，
仿佛上之于下、手心之于手背。发达与不发达，对立又在一定意义上互为因果，
矛盾又在一定条件下彼此联系，共存于我们这个世界。统一体的破裂仍然是久远
以后的事情。统一体内部的此消彼长将长期存在。正如不能离开第三世界研究第
一世界，也必须在同第一世界的关联中研究第三世界。
这就涉及到第三世界的定义。法国《思想》杂志1993年第294-295期刊登《对
“边缘”国家的另一种考察》，认为“第三世界”这一术语系法国人口学家、法
兰西公学名誉教授阿尔弗雷德·索维首创，第一次出现于他担任法国《新观察》
周刊记者时发表于该刊1952年8月14日一期的《三个世界，一个地球》。《思想》
杂志介绍说，索维的文章有“这个第三世界被忽略，遭剥削，受蔑视，如同从前
的第三等级一样”，可见受到了法国大革命时“第三等级”概念的启示。索维并
不是仅仅从姓“社”姓“资”这种狭窄的角度提出问题的。第三世界早在社会主
义国家出现以前就存在，也不会因为社会主义运动一时的成功或失败、高涨或低
落而消失。这位法国学者的所谓被忽略、遭压迫、受蔑视，恰恰抓住了准确理解
第三世界的钥匙，昭示人们不能在忽略和被忽略、压迫和被压迫、蔑视和被蔑视
这种关系之外认识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不是一组统计数字或专指若干国家和地区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一种
关系。至少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对这种看法的系统阐述。七十年代以
两卷本《世界通史》著称于世的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斯塔夫里
亚诺斯，1981年出版《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认为第三世界是“
一组关系——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
地区在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93年第1版第17页），“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单单是第三世界的欠发达，而且
还是第一世界的过度发达或者畸形发达；并且这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同
上第891页）。依附论学者大都持此类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被肢解以后，
仍然有一批学者根据新的历史变化继续坚持这种观点。比如英国《新政治家》周
刊1991年10月11日的《帝国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
第三世界是一种关系，是北方的富国同南方的穷国之间的一
种利用关系。对于北方富国来说，第三世界国家是采取民主政体
还是独裁政体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是它必须为帝国的利益服务。
各种形式的政府都必须向资本帝国主义开放，服从资本扩张的需
要。世界新秩序就是帝国新秩序。
（二十九）第三世界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广阔领域和多方面
内容的综合概念，至少可以说，它正在越来越成为这样的综合概念。在抢劫杀戮
的废墟上有传教士的动人经文，政治独立的允诺背后有海军陆战队的整装待发、
种种名目的经济盘剥，同可口可乐、好莱坞影片一起进入的有美国的价值观和生
活方式，如此等等。第一世界同第三世界之间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剥
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有不同
的实现形式，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就这种关系的总体和发展趋势而言，却决非
是单一内容的。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依附论学者，我们前面提到的斯塔夫里亚诺
斯的《全球分裂》，一方面承认第三世界是一种关系，一方面又把它归结为“主
要是一个世界经济范畴”，就不那么全面和准确了。经济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归根
到底的决定作用。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之后都或迟或早地把
发展经济摆在国家生活的首位，结果却各种各样。有两个令人深思的现象。一个
是，只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政治独立的国家，或者竟是在一定时期西方大国出
于政治考虑而给予特别的经济惠顾的国家，才取得了比较明显的经济成就。另一
个是，如果不能建立适合本国情况的合理的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如果不能确立
源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健康的精神支柱，仅仅经济增长的动人数字和百分比，
常常伴随着比如贫富两极分化、贫困面和失业人口增加、社会秩序混乱、文化教
育程度落后等难以摆脱的社会问题。这又让我们想起那位一提名字就使比赛转向
的前社会主义者们头痛到皱眉的马克思。马克思1853年在分析他那个时代英国和
印度的关系的时候就看出：英国的入侵给印度带来了铁路和近代工业，但是英国
资产阶级在这里实行的一切，既不会解放广大人民，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
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但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决定于人民对生产力的占有
。历史前进到今天，不是推翻、反倒是更加证实了马克思这一革命性结论的真理
性。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统治、压迫、剥削是
多方面的，第三世界摆脱这种统治、压迫、剥削的斗争和以此为决定性前提的发
展，也只能是多方面的。
（三十）东欧演变、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了5年，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一些第三世
界国家都有一种直接地或委婉地赞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声音。其间反映着不同
的动机、不同的视角。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确有增长。但是第一，像目前呼声
颇高的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不是得益于社
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反倒是得益于它的存在。第二，一度被认为创造了所谓“经济
奇迹”的拉美国家，经济本身的问题比如严重的对外资的过分依赖、金融混乱和
结构的不合理等也在日益充分地暴露出来；在经济增长和人均数字增长的背后，
是少数富人的暴富和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贫困。第三世界人民不妨为这些国家
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而高兴，更重要的是以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基于政治偏见认真总
结其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当然会有积极意义，然而尚不能提供在美国单独称霸的
新形势下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运用的模式。1993年5月12日美联社报道援引非洲开发
银行一份阴郁的报告就承认，非洲“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压力
，在80年代实施了艰难的改革”，结果是“越来越穷”。路透社1993年5月20日的
报道也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认为，经济改革已经缓解了几个亚洲国家的贫困程
度，但是在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农村穷人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尚未看到多
少好处”。
如果不是满足于列举个别的例子，那就应该特别关注第三世界作为整体的经
济状况。西方主导舆论喜欢排出几组孤立的、看来金光闪烁其实未必可靠的经济
增长数字，故作惊人之语，宣传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了，甚至像英国《经济学家》
周刊1994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说的，“今后25年南北经济实力将发生重大变化，几
个发达国家有可能被新兴国家所超过”。中国也有人主张，由于东欧演变和苏联
解体，南北经济差距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第三世界人民只能在苦涩中品味这
种宣传的别种含义，同时却不能不面对日益严酷的事实：
第三世界国家劳动力的成本只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的3%，发达国家每
小时平均工资18美元，第三世界国家0.5美元。
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商品出口中所占比重，从1950年的40%左右降到1990年的
18%，又降到1993年的11%，西方发达国家则由1992年的78%上升到1993年的85%。
第三世界国家1993年仅原料出口收入一项就损失12000亿美元，对外支付却增加近
1000亿美元。
第三世界国家所欠外债从1990年的7509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17000亿美元，
又增加到1994年的19000亿美元。比如被认为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拉美，1980年
债务相当于出口的196%，1994年相当于280%，几乎等于三年的出口总额。其中秘
鲁相当于出口的433%，阿根廷412%，墨西哥270%，哥伦比亚177%。
1993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26万亿美元，西方七个发达国家占62.5%，其人口却
只有世界总数的12%。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总人口74%，却只拥有世界国民总产值的
15%。
20年前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为25个，今天已经增加到48个。联合国国
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近年在114个发展中国家调查，认为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数超过
10亿，比四十年前进行类似调查时增加40%。
1994年发达国家人均收入16610美元，第三世界国家950美元，仅及前者5.7%
，最穷国为最富国的1/500。1995年1月20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贫困
有多种面孔》，认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都没有
成功地阻止贫富之间差距的扩大”，“今天，贫富差距要比几十年前大得多。各
占人口20%的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之间的差距，自1960年以来已从1：30扩大到1：
61”。
在这些朗若白昼，可以顺手摘自报刊的材料面前，还要宣传第三世界已经不
复存在，或者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究竟基于怎样的考虑和需要，就颇耐人寻
味了。
（三十一）苏联肢解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失去在美苏两大国间周旋的广阔余
地，被逼到一种非此即彼的十字路口：或者做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附庸，或者
继续在艰难的处境中探索自己的解放和发展道路。历史的悲喜剧有自己的品格。
无论苏联的解体和美国的一国霸权，都成为第三世界人民的教科书。不是接受大
国训诫和复制强权政治的纹章，而是从自己的实践中进行探索和创造，即便是历
经磨难、曲折、失败、牺牲之后才得到收获的探索和创造，才真正具有历史的进
步价值和积极意义。
（三十二）演变苏联、东欧的过程和实现这种演变之后的几年里，伴随着美
国建立以自己为领袖的世界新秩序的努力，伴随着西方在第三世界加紧推行其经
济、政治、文化模式的努力。他们的确把这看作千载难逢的机遇，也的确舍命抓
住了这个机遇，无所不用其极。头脑清醒、尊重事实和不带偏见的人都看得出，
所谓第三世界富起来了，是指第三世界极少数人富起来了；所谓第三世界同发达
国家的经济差距缩小了，是指这些富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同发达国家的富人差距
缩小了。没有人认为西方的努力稍有成果或稍遇曲折即告终结，也不必幻想西方
会放弃这种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得到了第三世界怎样的顺应呢？西方主导舆论惊
呼已经出现亚洲价值观或亚洲主义。在非洲强制推行西方多党制的结果，是导致
国家分裂、民族部落纷争不已，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空前混乱，逼使人们在炮火和
亲人的尸体旁边思考适合自己情况的模式和道路。拉美在“后院霸王”美国的淫
威下喘息，咀嚼外部强加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苦果。1992年2月，哥伦比亚《
旁观者报》载文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倾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正在使
历史车轮倒转。实际上，已经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后果，如出现财富集中和广大人
民失业、饥荒与贫困等现象，带来了社会的不安全、政局不稳定和暴力活动。”
墨西哥在私有化运动中卖掉80%的国有企业，与美国经济全面接轨后外来投资中具
极大投机性的有价证券投资占70—80%，1991年全国的工资值已经比1980年下降4
0%，造就了24名国际级富豪和4000万穷人。24名富豪拥有220亿美元的资产，最穷
的恰帕斯州农民每日收入竟不足5美分。去年的农民起义和至今还焦头烂额、手忙
脚乱的金融危机，更加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的底蕴。许多第三世界有识之士已经看
出，照搬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政府，是仰承西方鼻息、瓜分本国人民劳动成果的
富人的政府。亚洲、非洲、拉美每天都传来抗议和谴责美国和西方国家干预内政
、要求维护主权和独立的声音，同时正在就加强第三世界内部的合作与团结进行
频繁磋商。一些针对美国霸权的地域性经济集团已经出现。哥伦比亚《时代报》
今年4月17日《新外交和不结盟运动》甚至提出了由111个不结盟运动成员国联合
成一个市场，以世界50%的人口、10%的产值、58%的自然资源和69%的能源建立迄
今为止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的问题。
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这样说到第三世界在美国领导的所谓世界新秩序下的状
况：令人痛心的是，重大决定不是由赞比亚人民来决定，而是由外国人说了算，
身在自己的国度，却要由外国人及其代理人说三道四，“赞比亚从未任人买卖，
也不会任人买卖”。身在第三世界国家而出卖几项主权、几片土地、几家企业是
可能的，但人民却不会允许出卖整个国家和民族；西方大国在这里收买个别集团
和领导人是可能的，但却不可能收买整个民族和整个第三世界。打破西方的如意
算盘，无论经济、政治、文化，都表现为对于美国领导的、维护西方发达国家利
益的世界新秩序或者说西方大一统蓝图的挑战，这就是迄今为止第三世界给予西
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回应。第三世界的解放和发展事业是而且一定会真正成为第三
世界人民自己的事业，第三世界是而且正在越来越成为第三世界人民自己的世界
。
这里不得不略微涉及一下我们在本文开头表示不愿过多涉及的姓“社”姓“
资”的问题了。
（三十三）资本主义和世界范围的民族压迫同在。任何民族，当它受到民族
压迫的时候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当它压迫别的民族的时候也不能成为自由的民
族。资产阶级的国内统治离开民族的独立是不行的。资本国际统治离开剥夺第三
世界各国的民族独立也是不行的。资本国际统治是近代以来民族压迫的总根源。
现代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和世界范围的交流与合作滋养着资本国际统治。但是它
的巨大发展又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导致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平等。或者说，各
国、各民族真正诚恳和谐的交流与合作，只有在其对内对外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
实现。于是对内的阶级压迫和对外的民族压迫，就成为现代化大生产、市场经济
和国际范围的交流与合作的束缚，并最终造就埋葬资本主义的坟墓。人类进入资
本主义时代以后，民族独立——在多民族国家，这种独立必然意味着国家主权—
—成为一切国家和民族解放和发展的决定性前提并贯穿其全部历史进程。这可以
说是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在昭示给人类的一条不可移易的规
律。
历史至今已经提供了两种由取得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尔后长足发展的重要模
式。一种是美国，发展了，但是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成为世界最大的民族压
迫者之一。一种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苏联在短短几十年间由落后农业
国跃居为世界一流强国。然而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却已经被肢解和不复存在了；对
内的和对外的民族压迫，成为造成这种悲剧的一个深刻原因。至于中国的岿然屹
立和发展，借用埃及《金字塔报》1994年6月6日《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一文中的
话来说，正在于选择了给人民带来利益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必然地包括“开辟
一条既开放又坚持其主权的路”。该文写道，“中国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好榜样。
中国的经验证明，发展和开放同维护民族主权是不矛盾的。”
社会主义作为现实首先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工业国，而是发生在苏联、中国
等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工业国一样，首先必
须取得国家主权、民族独立。但是一方面由于资本国际统治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
巨大压力，一方面由于本国民族资本先天决定的软弱和劣势，原样重复西方资本
主义道路而获取同样成功的可能性几近于零。越是经济文化落后，这种可能性越
小。几个看来有所发展的国家和地区，要么由于冷战的背景得到西方大国的特别
关照，以成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半附庸为代价，要么或迟或早、或明或暗地举起
了多少不同于西方价值观和政治经济模式的、反对西方大国干涉的民族自主的旗
帜。但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围之内，它们至今尚未找到从根本上摆脱来自外部的民
族压迫和内部的阶级压迫、社会压迫的道路。在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历史难题的地
方，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成功，首先不是剥夺资本
，而是剥夺国际资本的民族压迫以及附属于这种压迫的力量，取得和维护国家主
权、民族独立。实际上，社会主义在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至少以实现
对外的独立自主权利和对内的人民平等，为人类历史进程提供了崭新的贡献。在
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为第三世界开辟了取得和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成功
道路，成为第三世界发展的成功模式。至于这使得那些曾经教条式地看待马克思
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人们无所措手足，以至随着苏联的被肢解而一个筋头翻到
宣传马克思主义过时、社会主义失败的泥坑里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
主义的不幸，倒是离开人民、离开历史实践的不幸了。
（全文完）
（原载《当代思潮》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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