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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与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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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十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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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三十
九期，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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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新中国诞生五十周年特辑
一九九九年十月号目录（本期分zs9910a,b,c三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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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纪念新中国诞生五十周年】
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韩德强
江山如画宏图展——从京剧革命看新中国的文化抱负………………张广天
【社会调查】
南街归来……………………………………………………………………魏巍
刘庄调研与思考…………………………………………………………赵志敏
B:
【历史回顾】
－－回顾旧中国融入西方经济体系的历史……………………………杨斌
解放前帝国主义的“害华公司”和中国人民的反抗……………工人写作组
－－兼论中国农民革命的缘起……………………………温铁军、冯开文
台湾七十年代乡土文学中的“乡土”…………………………………吕正应
C:
【时事焦点】
经济学家们：还要回避到何时？………………………………………杨帆
中国航空工业何去何从？………………………………………………王小强
目前台海危机之分析………………………………………………………建平
【国际】
最新调查：美国指挥下的印尼大屠杀……………………………麦克·海德
【书评】
与“记者”作斗争——读布尔迪厄与哈克的《自由交流》…………李公明
【言论摘编】
本期英文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in English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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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中国与世界》 总第三十
九期，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创刊
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０９１－９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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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新中国诞生五十周年】
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
韩德强
时光飞逝，共和国转眼到了五十大寿的日子。这五十年可不平常，辛辛苦苦
，兢兢业业，风风雨雨，沟沟坎坎，欢欢喜喜，悲悲切切，既有惊天地泣鬼神的
辉煌业绩，也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故事。如果摆起一个龙门阵，让平头百姓和
学界泰斗把盏对饮，让工人农民和商界巨头同桌共话，让新老右派和新老左派唇
枪舌剑，我想那场面一定会是热闹非凡的，而其中最吸引人的一个话题，就有可
能是讨论五十年的功过得失，特别是前三十年与后二十年的关系：究竟是前三十
年黑暗得赛过解放前呢？还是前三十年为后二十年打下了基础？
在很多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眼中，甚至在许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眼中，
前三十年都常常是一连串荒唐记录的汇总。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紧接着
三年自然灾害（或者更多地是人祸），然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二十多
年经济停滞，物资紧缺，米、面、油、盐、肉、布料、自行车、火柴等等都要凭
票，住房紧张，工资冻结，再加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文化娱乐被八个样板戏
统治，一切再糟糕不过了。相比之下，电视节目里的旧中国反而显得更加生动活
泼，虽然有军伐割据，国共交战，却汽车、电话、电报、电灯、自来水和一应衣
食用品等等都与世界时尚同步，而且绝对不需要凭票供应，只要你有钱，一切货
物应有尽有。文人学者出有车，入有鱼，雇得起保姆，住得起洋房，听戏有梅兰
芳，听曲有“何日君再来”，日子过得自在又闲适。这样，在部分媒体的刻意营
造下，新中国五十年至少有三十年打了折扣，剩下二十年又有严重的贪污腐败，
这个五十周年的庆祝就暗淡无光了。的确，人们不难注意到，与1998年庆祝改革
开放二十年相比，今年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声势小多了。许多媒体对于宣传二十
年十分热心，而且技巧娴熟，对于宣传五十年却感到有些不知从何说起，只好举
些数字、炒些冷饭，回放一些老片子了事。新华社举办的网站上，至今（1999年
8月24日）仍然只有讲二十年巨变的专栏，而没有五十年的专栏。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中国的媒体对五十周年大庆提不起精神来时，印度的学
者却在隔着喜马拉雅山对中国啧啧称羡。
中外对比五十年
1997年8月10日印度独立五十周年之际，《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
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五十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被
派驻中国以前曾任该报驻印度记者三年，对中印两国对比很有兴趣。罗恩说，中
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19
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
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
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
个五十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
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
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
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
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
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
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
，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从1990年，
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
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
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
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
加拉国。”
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
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
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
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
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19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
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
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教、迷信、秘密
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
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
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的报纸，更不是亲共的报纸，绝不是亲毛的报纸，
而且又正值美国国内反华舆论高涨时期，但它却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可见天下
还是有公道的。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国门初启，人们热衷于进行横比、纵比的
时候，就曾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印度作为参照系为新中国的成就辩护过。那时，大
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出国参观访问，体验了北美、欧洲、日本各地的高速
公路、新干线后，未免自惭形秽，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篇横比文章，大意无非是
感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痛惜中国的贫穷落后，诅咒文革耽误了建设时光，懊
悔当初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候也有一些“没出过国”的或者出过国却“头
脑僵化”的人起而反驳，纵与解放前比，横与象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说明
前三十年没有白过，也干了许多事情。遗憾的是，这股声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痛
惜和懊悔声中总是显得那么孤弱。事实上，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诅咒文革升温为
诅咒新中国，由否定三十年进而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懊悔心理则转变为切急
地追求“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连同崇美崇洋情结一起迷漫
着从摇滚乐到电影电视的每一个文化角落。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一味向发达国家看齐的单向横比态度有所变化。社科院
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先生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
义》的书，条分缕析地比较中外各国的发展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新中国的建
设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毫不逊色的，甚至是非常出色的。我手头一时没找到喻先生
的书，但却有几份统计资料可供作一个简单对比。为了说明问题，看来得烦请读
者有耐心看一看下面这张表：
1965-1985年间部分国家和地区GNP年均增长率对照表：①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美国 1.34
中国 7.49② 印度
1.7
英国 1.6
苏联 5.89③ 巴西
4.3
西德 2.7
匈牙利
7.42 阿根廷 0.2
日本 4.7
保加利亚 7.84 墨西哥 2.7
新加坡 7.6
捷克 5.15 埃及
3.1
香港 6.1
波兰 8.67 肯尼亚 1.9
台湾省缺
泰国 4.0
加纳 -2.2
南朝鲜 6.6
马来西亚 4.4
尼日利亚 2.2
以上选列了四类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社
会主义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这张表中不难看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
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
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仅次于波兰、保加利亚、新加坡，与“四小龙
”相比中国的速度并不逊色，却比小虎们整整高出一头，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舆论曾经一度从羡慕发达国家到赞美“四小龙”。学
术圈的一些活跃人物提到“四小龙”就眉飞色舞：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南
朝鲜，起点和中国差不多，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直追美国！三十多年来，
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
呢？一个长期是小渔村，一个却摩天大楼一栋挨一栋。这是为什么？
提问者显然觉得自己很高明，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人鹦鹉学舌，跟着起哄。
其实，这样的问题愚蠢至极。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倒可以反问，同在资本主义制
度的光芒普照下，曼哈顿富人区和贫民区一街之隔，为什么一个灯红酒绿、纸醉
金迷，另一个却破破烂烂、污水横流？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是财富的汇聚中心，或
者用老式的语言，叫吸血中心。就象旧中国的上海一样，外滩的精美欧式建筑、
大世界的奇巧热闹是与上海以外的城镇的破败、手工业的衰落、农村的雕敝相联
系的，它不过是外国资本吸噬中国膏脂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罢了。1949年以后，上
海不再是全国财富的汇聚中心，相反，倒是成为全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中心
，因此，上海本身发展才显得缓慢起来。而香港则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旧上
海的角色才得以繁华起来的。本来，在1949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象风卷
残云般地收复香港。中国共产党可以废除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为什么独独要遵守
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租让香港条约呢？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了：考虑
到新中国必然要遇到西方的长期封锁，保留香港作为打破西方贸易封锁的通道。
正是靠着这样一个新中国外贸独家代理商的地位，香港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发
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但其中相当大
部分仍然是经香港转口的贸易。有数以亿计的中国打工仔作苦力，香港怎能不肥
得流油呢？
至于台湾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大陆，或者更准确地说离不开反攻大陆，充当
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给美国当冷战的
打手。膘肥体壮才能当好打手，因此美国给台湾（还有南朝鲜）几乎无限额军事
和经济援助，以便台湾当局稳定军心民心，练好武功。更重要的是，美国向台湾
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以增强台湾的自身造血机能。除
此之外，不能不提到台湾从大陆掠走在大量黄金。据《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
党从大陆运台的黄金达875吨，以今天的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一克黄金10美元）粗
略计算，合87.5亿美元。最近台湾作家李敖评论台独时就坦率地揭了台湾发展的
老底：“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１９４９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
国的黄金，有９２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８２万两，做了台
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
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
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
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
，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可见，如果把“四小龙”的发展称为“奇迹”，那么中国就简直可以称为“
神迹”了。因为中国的起点是一穷二白，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还少外援（苏联人
援了一阵子，又半途撤走，还把钱要回去了），也没有外国财富可供吸噬，全凭
勒紧裤腰带干活，却能在建国后短短30年的时间里走完英国100年的路程，这不是
“神迹”是什么？
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
在民间的反思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虽然前三十年运动不断，但工农业生
产却并非停滞不前，人们不是闲了三十年，而是埋头苦干了三十年。这也有统计
数字为证，请看：
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④
指标值
年均增长率(%)
1949年 1952年 1978年 1995年 47-78年 52-78年 78-95年
工农业产值
（指数） 56.5 100 779 3303⑤ 9.47 8.21 8.8
钢铁（万吨）
15.8 135 3178 9153 20.1 12.9 6.4
煤炭（亿吨）
0.32 0.66 6.18 12.12 10.7 8.98 4.04
粮食（万担） 2264 2378 6095 8902 3.47 3.69 2.25
棉花（万担）
44.4 130.4 216.7 434.1 5.61 1.97 4.17
肉类（万吨）
338.5 856.3 3692
3.63 8.98
石油（万吨） 12 44 10405 14764 26.3 23.4 2.07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前三十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
率居然还高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
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只要问一问你身边的退休工人们就可以知道。五、六十
年代象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劳动模范并不是少数鹤立鸡群的人物，而是很普遍的现
象。特别是在那些国营大中型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中，由于工作意义感强，工人
政治文化素质高，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都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
既然发展速度这么快，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什么提高，工资一直
不动呢？有人责问。
不错，从57年开始20年没涨工资，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大，这是事实。但是这
不等于生产停滞，经济不发展。这个道理就象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家庭一样，如果
家长决定把挣来的钱都用来盖房子、置家当，饭桌上的油星自然就不会见长，所
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这20年里，中国办了两件大事，第
一是保家卫国，第二是置办家业。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囤兵
百万。南方则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国面临南北夹击的险峻形势。在这种情况
下，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把相当大的力量集中到国防建设上。正是由于中国
不惜耽误经济建设的进程，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把大量企业从沿海迁往内地，而
且以“分散、进山、进洞”的非经济方式建设军工企业，表明了中国敢于迎战一
切来犯之敌的决心，所以美国、苏联和蒋介石集团才不敢轻举妄动，才保证了现
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在积极备战的同时，这20年的经济建设也没耽误多少，置办了不少家业。即
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经济发展的起伏较大，但总体态势仍呈较快增长。据
柳随年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记载，成绩还真是不少，我这
里只能作极为简略的摘引。比如，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较大提高，1975年的拖
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
.9倍，化肥施用量增长3.1倍，用电量增长4.7倍，此外，农业种子改良取得突破
性进展，杂交水稻开始推广。工业上，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如
大庆油田、胜利油田、13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攀钢、酒钢、贵州铝厂、武钢的
一米七轧机工程，汽车工业搞了湖北二汽，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煤炭工
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刘家峡水电站、
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火电站，交通上建成了八条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修
建了长距离的输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科学技
术方面，两弹爆炸、一星上天，人工胰岛素合成，国防科技力量明显增强。总的
来说，“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如期完成，“五五”计划开始顺利执行，10
年时间总共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工农业总产值由1965年的2235亿元增至
1976年的4356亿元，番了一番还多。在建国17年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这10年
的努力，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了。
我相信，任何一个热爱家园的人，看到自己的家底打得越来越扎实，家里的
耐用品越来越多，应该会感到喜悦和自豪的。当然，如果这时候有邻居挑拨离间
，向这家的孩子们说，看你们干了那么多活，还是吃不上肉，没有发展，说明你
们家的制度不好，你们家长有问题，孩子们也是有可能上当的。特别是其中有些
孩子心胸不够宽广，受过家长的责骂或体罚就把仇恨铭刻在心，看不到家里点点
滴滴的进步，最容易带头或跟着埋怨、发牢骚，甚至咒骂祖宗十八代。
好吧，有人说，就算前三十年真的有这么快的发展吧，但那时起点低，发展
速度自然应该快一些。这就象学生的学习，从0分到60分容易，从80分到90分就难
了。
其实不然。如果不存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那么技术和经济的增长应该是
正反馈系统。我们都知道技术和知识在以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也就是说越发展
越快。经济增长也一样。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时，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低的。从哥
伦布登上新大陆到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发生，经历了近三百年时间，这期间英
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远不到1%。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870年代年代的一百多左右的
时间里，英美德等国的年增长率也不过是2%左右，此后到一战前夕，年均增长率
上升到2-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1970年代初，号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
时代，发达国家作为整体的年增长率也就是4.4%。可见，所谓起点低发展速度就
快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按照这种推论，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就应该是最快的
了。从逻辑上说，发展起点越低，资金积累越慢，因而速度越慢。随着发展速度
的提高，积累越容易，反过来会加速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正反馈机制。举个例子
。建国初期搞铁路建设时，既没有大型起重机械，又缺少运输卡车，数以百万吨
计的土方、石子，全部的枕木、铁轨都得凭人拉肩扛，建成一条铁路谈何容易。
特别是中国山地多，地形复杂，象成昆铁路，1085公里路段，却有60%是桥梁和隧
道，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今天就省事多了，各种铁路建筑机械一应俱
全，爆破、运输、吊装一条龙作业，建铁路跟搭积木似的。
综上所述，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还真是干了很多好事、大事、大好事的。遗
憾的是，许多人，甚至经过那个年代的老一辈人，都把这一切忘光了。有一次我
和一位刚刚退休的教数学的老教授聊天，请他谈谈这一辈子的经历和感受。他说
，我这一辈子算是糊里糊涂地过来了，年青时候跟着搞大跃进，然后是三年自然
灾害饿肚子，人到中年又卷入文革派性斗争，一事无成啊。我又问他，做过什么
值得回忆的事没有呢？他想了半天，没说上来。实际上，这位教授从留校任教到
退休，一生教过无数学生，确实是桃李满天下。中国的发展不正是由这样一位位
普通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的辛勤工作所推动的吗？但是，这么重要的生活内
容居然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被抹去了意义！这是集体性记忆丧失的一个典型案例
。这是多年来知识界那股“妖魔化当代中国”思潮的杰作啊！我不知道李希光先
生是否同意：是中国先进行了“自我妖魔化”，然后才有美国“妖魔化中国”！
旁观者清。美国有一位叫龚忠武的华人学者，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
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对这一段历史发过一通议论：“在毛泽东
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部有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
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越南，解除了美国
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都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历史
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
了。美国的经济最近二十年来一蹶不振，其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
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三元秩序，从而也确立
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
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我们不
能要求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经济建设好。”
后二十年：势能转化为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商品仿佛一夜之间从地
底下冒出来，而且不断地升级换代，城市变得鲜光了，农村变得活跃了，超级商
厦美伦美奂，集贸市场人声鼎沸，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日常的言论也自由了，过
去看电影当过节，现在不出门就能任选频道。即使在最偏远的农村和山区，也摆
上了黑白电视机，也多了几件时新衣服，多了几句时髦话。
这一切的确令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感到欢欣和自豪，人们一度放声讴歌改革开
放，讴歌这片希望的热土。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人们陶醉在欢呼、欣喜之中，以致常常来不及想一想为
什么，很容易就接受了一个解释：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初一看，这并没有什么
问题，细一想，却失之简单化。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试想，如果没有前人
建设的武钢、鞍钢、首钢、杭钢，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厂，仅仅一个允许私
人建房的政策，怎么能一夜之间呼唤出一幢幢楼房，铺设起一条条公路呢？如果
没有前人建设的铁路网、航空网，北方市场怎么能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南方水果呢
？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棉纺厂、丝织厂、化纤厂，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布票呢？前
人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乘凉时，固然应该感谢允许乘凉政策，却不应该忘记
谁载的树。
就以八十年代初农村的巨变为例吧。毫无疑问，包产到户、个体生产充分地
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84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
史最高记录。但是也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
解决问题，岂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中去了吗？事实上
，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八十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四个重大因素。第一
是种子革命。七十年代初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体完
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20%。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农作物如小麦、棉花、油料
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
二是化肥革命。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
中国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
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
增产效果。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前三十年里，各级政府利用
农闲每年大规模地组织社员兴修水利，全国的大小水库七、八万座，沟渠畅通，
堤坝坚实，极大地增强了防洪抗旱能力，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第四是国家大幅
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
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业如此，工业、交通、能源、教育、科研、国防各个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呢
？试想，如果没有三十年建设的积累，在1949年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要钢没钢
，要煤没煤，要油没油，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又如何使商品奇迹般地
摆满货架、摆满每个家庭呢？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固然得感谢巧妇
，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一下提供大米的人呢？
有一次，我和一位当着地方干部的朋友交谈，顺便谈到这些看法。他还我一
个更有意思的说法：“物理学讲能量守恒，动能势能相互转化。比如骑自行车上
山，很费力。到了山顶时，人就精疲力竭了，但这时的势能却最大。然后撤把下
山，不用费力，速度就越来越快，这就是势能转化为动能。我看，改革开放以来
焕发的活力，就是把前三十年积累的势能转化为动能了。一旦下到山底，走上平
路，则势能既被消耗光，而动能又被磨擦阻力损耗，这时大撤把政策就会走不动
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比喻意味深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
，财政实力雄厚。这就是一个势能很高的位置，用金融业的术语就是有良好的信
誉。单是吃这个信誉，广借内外债，就可以维持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而到了内
外债均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时候，再要借债就不容易了，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
。再如，当时中央集权程度较高，这也是一种高势能态，因为分权容易集权难，
从集权到分权，顺水推舟，皆大欢喜。但是当形势需要重新部分集权时，比如九
四年分税制改革，希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就很困难。更如，土地从三级
所有到基本上个人所有，这很容易；但如果此后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再要重申
土地集体所有，就很困难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的廉洁程度
也是个高势能态，从廉洁到腐败容易，这叫从恶如崩，从腐败到廉洁就难上加难
，这叫从善如登。正是有这种高势能态的廉洁干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别人致
富，自己守着清贫，基本上可以维持勤劳致富的社会秩序；一旦干部腐败起来，
和群众抢守致富机会，甚至雁过拨毛，社会公平感就会荡然无存，而改革的形象
也就会遭到严重扭曲。也就是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运动造就的一支相对清
廉的干部队伍，支撑着改革开放的大业。
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
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
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
下去。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
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文明史相沿不绝，正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自信和成熟
。我们终究会认真地面对历史的。
①除注明外，本表数据引自《世界经济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
②该数据是1965-1983年的年增长率，换算自柳随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
史》，黑龙江出版社，1985年。
③苏、匈、保、捷、波五国的年增长率是从《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各国国民收入
1960-1981年数据中计算得出，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本表数据分别引自或换算自柳随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黑龙江
出版社，1985年。以及《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
⑤该数据比照1978到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倍率折算，仅供近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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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如画宏图展
——从京剧革命看新中国的文化抱负
张广天
一、前言
在开始正文的讨论以前，我们有必要对“戏曲”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进行一
番对照。长期以来，学术界基本是两种观点：一是把戏曲神化，一是把戏曲鬼化
。神化说主要讲戏曲万能，国粹之粹，莎士比亚的，布莱希特的，格罗托夫斯基
的，应有尽有，而且“早在何时何地、哪出戏中”就已经是“如何如何”了；鬼
化说，一方面承认戏曲是戏剧的儿子，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个儿子与众不同。为什
么说是“鬼化”？因为自己的儿子跟人不一样，三头六臂，人面狮身，鬼气得很
。鬼化说有一个高度，即戏剧的、理论的、美学的、形而上的、科学的高度。它
有一把尺子，可以量出戏曲的高矮胖瘦，经常做一些削足适履的补救工作。说来
说去，鬼化说就是把戏曲看成异端，但又舍不得扔掉这个私生子，留着哪天遗产
纠纷闹起来时，可以用作一张王牌。
然而，不论是神化说，还是鬼化说，都离中国的戏曲事实相去甚远。戏曲的
诞生是很难考证的，但戏曲的真正成就却是元以后的事情。中国的文学史很有意
思，为什么说唐诗宋词元曲？按鲁迅的说法，诗在唐朝已经做尽了，那为什么还
要说唐以后的什么事？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不是本文可以讨论清楚的。但有
一点事实是明确无疑的，即宋元以来，不论是文学，还是音乐、舞蹈、美术、表
演，甚至体育等诸多门类的最高成就都集中由戏曲体现出来了。尤其近现代的艺
术活动，最主要的是戏曲的创作和表演。可以毫不过分地讲，在近几百年中，如
果没有戏曲，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就是一片黑暗。
曾几何时，戏曲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魔洞：它吸引着一切有质量的物质向它靠
拢，最后吞噬掉，消化掉，继而变成自己的各个部分。而那些没有被吸引的东西
，却在魔洞发射出的光照下陆续烤焦、枯萎。
一个诗的民族，嬗变为戏曲的民族。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里面
有更为深刻的原因。这是文牍的、专制的地主阶级的文化，走向生活的、民主的
、人民大众的文化的趋向。如果诗在唐朝真的做尽了，那恰恰证明了代表贵族士
大夫精神的书面的诗歌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一个以戏曲的面目出现的生动机智
的人民诗歌的时代正在逼近。
从另一方面来看，戏曲也并非结果，它更象是一种化装。在衰亡民族无力保
护自己文化的时候，它以脸谱和戏装的形式抢救和保护了一切有价值的珍宝，让
它们化作形式主义的腔词、台步、念白和锣鼓，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质朴无
华地生长着、酝酿着，以避去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浓烟滚滚。等有朝一日，过
眼的云烟散尽了，一切都完好无缺、尘埃不染。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出戏，叫做
《赵氏孤儿》。
二、拨开迷雾见庐山
假如我们正视着戏曲上述的事实，那么就不难理解诸多京剧革命的问题。正
如戏曲不是谁的私生子，也不是什么长辫子小脚，而是近几百年人民艺术的主要
方面一样，京剧也不是什么剧种的问题，博物馆珍藏品的问题，却是人民艺术的
主要方面的关键部分。这样看来，我们似乎对批评界聚焦的诗歌、美术、音乐、
舞蹈等文化标志都作了否定。很不幸，的确是这样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
！换句话说，即戏曲是怎样的，才能说明我们是怎样的，却不是别的什么诗歌、
音乐和绘画等等。在我们尚无国力来全面充分地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的今天，只有
戏曲是天然地承上启下的，而别的其他都已经断裂。这就把问题明白地亮出来了
：到底是在断裂后的空地上营造一些他样的建筑，还是在承上启下的关系中批判
地继承、同时全面地吸收外来的营养？如果我们选了后者，就必然要做戏曲的革
命，首当其冲的，也就是京剧的革命。
京剧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改良剧种，而是为了实践一个抱负，一个摆脱
了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不良影响的站立起来的民族以自身的能
力和活力去建设新文化的宏伟抱负。
因此，样板戏的问题，不能束之高阁。７９年以来，我们之所以敏感，其实
是因为江青的原因。江青曾经参与样板戏的创作，这不等于江青就是样板戏。我
们要学会从“四人帮”事件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去认识真正属于人民的京剧革命
的宝贵遗产。样板戏八十年代不谈，可以理解为“伤痕”；九十年代不谈，也许
就是“疮疤”或者“疮疤”的“痒痒”。但总不能永远不谈，等痛了以后痒痒，
痒痒了以后索性麻木，麻木得一无所知、全然忘掉。这绝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结
局。
据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层对样板戏有比较公正的看法，多数
承认它艺术上有极高的成就，应该把这些与文化大革命分开来看。但是，后来有
位老作家上书，说电台里一播李铁梅《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高亢唱段，他神经就
受不了，就联想到暗无天日的牛棚岁月。不知道是慑于老作家的威望，还是别的
什么原因，此后样板戏真的被打入了冷宫。样板戏的打入冷宫，其实并非什么一
纸政治的手令，或举国上下的“民怨牢骚”等等，的的确确的原因，是某一种意
识在文化界的作用。而这种意识冠以自由化、资产阶级、颓废没落等等，都是不
实之辞，它的核心内容是一股强烈的自然主义生活流的倾向。这种倾向本来与样
板戏的艺术方向的差别也就是派别之间的门户之见，没有必要大肆在哲学、美学
、文艺理论、艺术各界，乃至教科书的各个角落都塞进对“高大全”、“三突出
”的苛刻批判。说实在的，这些批判在从事戏曲工作的艺术家看来，都是一些分
寸把握不当的过了头的赞誉之辞。
京剧的皮黄，狭义地讲是两种调式；广义地讲，就是南北民间艺术形式的集
大成。二百年前，徽班进京，是对整个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一次自发的大批判、
大整理；而六、七十年代的样板戏，则是第二次的自觉的实践。这实践有好几代
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心血的结晶，里面凝聚着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扬弃和再
造辉煌的所有最富革命性的思想和行动，绝不只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的私有
财产。我们不能因为样板戏身上深重的政治印记，而违心地否定民众的成就。这
无疑地就是因噎废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沙家浜芦苇荡中的十八勇士在电闪雷鸣中学习泰山顶上
青松的造型；柯湘乘着夜色、带领农民自卫军在《击鼓骂曹》的曲调伴奏下、如
天兵神将一般潜入三关镇的故事，都是带有史诗性质的民族神话。而这类民族神
话，只有一个深受压迫的民族在解放运动的进程中不断地觉醒、不断地前进才能
创造出来。这一丝也不比拉丁美洲的《百年孤独》逊色。如果真有什么集体无意
识，我以为，样板戏的艺术正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除了政治印记导致的后怕和惊悸之外，近几年文化学术界的英美自由主义思
潮泛滥，也是使我们如坠迷雾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当今世界，媒体手段已经落为
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暴力工具，它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核弹头的威力。帝国主义
者在明的战争落下帷幕之后、在各种竞争机制越来越有利于它的存在以后，总是
以形形色色的欺诈手段来隐瞒历史、洗涤剥削压迫的罪恶、混淆阶级矛盾和民族
差异、扮演和平天使和世界公民。实际上，一场在隐蔽的战线上的暗的战争已经
大规模地拉开了。而这种战争，媒体是他们最有效的武器。他们依靠这个武器给
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洗脑，以期使因为贫穷而丧失发言权的人们在千遍谎言的重
复中以善为恶、以黑为白。这个事实，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其他贫困的地方
也早已经相当普遍。
因此，庐山的迷雾，不仅有山里的瘴气，也还有山外的阴云。这让我想起毛
主席的二句诗：“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三、真实的价值
不管迷雾多么婀娜，多么诡谲，庐山还是庐山，巍然不动地屹立着。
京剧革命的出发点是通过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全面批判整理，以促使新中国文
化复兴的高潮的到来。因此，它宏观上的价值在于解放的人民的自信心的确立：
一种封资修都不要的无中生有的勇气和自主、自创的能力。按照原来的说法是，
古人、洋人、死人，以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局面要彻底结束，展现
今人面貌、劳动者现实的艺术要马上登场。
这个观点，如果排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成分，在今天仍然有我们值得深思的
地方。
宋以后的中国，基本上是一部衰亡民族的历史。尤其1840年以后，沦落为半
个殖民地的国家已经满目疮痍。学习西方，如果不本着自强的目的，就是放弃自
我，退出历史舞台的做法。这种做法，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不单是民族自杀
行为，也是削弱竞争、淡化矛盾的退步，根本上不利于全人类的进步；而复古，
肯定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本世纪积极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民众主义，依靠民
众的觉悟和解放来挽救民族衰亡的命运，也希望由此来避免发达国家因为阶级矛
盾带来的种种灾难深重的危机。
这条路，亚非拉各国，在试验了很多别的途径之后，基本上逐渐都靠拢过来
了。它的崭新的方式和潜在的力量让发达国家的统治者坐卧不宁。于是，帝国主
义者就纷纷诋毁民族解放运动，制造大同世界的虚假神话，而纳粹和部分保守反
动的民族主义又为之提供了口实。实际上，民众解放的民族主义，正是为了通过
人民的斗争以首先赢得民族的独立，并随后以独立的姿态共造多民族和睦共处的
丰富世界，最后粉碎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政治文化、一种经济结构的霸权主义。
霸权者害怕各民族人民的觉醒，而各民族人民中的民族虚无主义，又恰是霸权主
义得以存在和蔓延的温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赢得解放以后，必须在文化建设方面首先考虑自信心的
缘故。六十年代初，对旧戏旧剧、美式电影的反感情绪，已经遍布全国各个阶层
，就连上海的小学生都会对花啊、蝴蝶啊一类的颓靡歌曲提出抗议。正是顺应这
样的全民要求，文艺革命被推到了社会变革的前台。而之所以选择京剧，这个理
由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了。它既是一条捷径，又是一条险径。京剧，可以说是五千
年灿烂文明结出的青果，不论甘涩，它毕竟是唯一活得最好的古文化的化石。它
的完善体系中贯彻始终的美学观念和价值尺度全然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甚至
其后的人文主义标准。这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完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思路在
今天是否还有自我完善、自我突破和自我造就的能力，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
只有给人民一次证明，才能让饱受苦难、目不识丁的人们相信文化正是由他
们亲手创造的，也最终可以重新回到他们手中，由他们来掌握、运用和繁荣。那
么，除了对京剧这种民族民间最突出典型的例子进行一次革命，还会有什么呢？
四、成功的证明
样板戏的功绩成了一次最有力的自信的证明。它是五四以来唯一从民族自我
出发的最高革命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一方面它
对外国文化的良好吸收和消化说明了民族文化仍有健康的消化系统，另一方面它
从民族神话的再造和直面现实的双重任务和重负下昂首挺立起来，再好不过地证
实了中国文化的强大而明智的神经系统坚不可摧。具体起来说，可以归结到以下
四个方面：
（一）京剧的程式化模式与布莱希特间隔效果的完美结合：我们可以从后来
的一些批判文章的简单化归纳中看出点滴，如正面人物的“高大全”、“红光亮
”，反面人物的“短小缺”、“蓝阴暗”；又如“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
大，敌弱我强”的十六字方针。这些在主题先行和图解概念原则下衍生的技巧手
段，无不融汇了京剧艺术人物脸谱化、唱念做打程式化及舞台间隔化的精髓。这
里面有继承扬弃，也有借鉴发挥。
传统京剧的高度形式主义和简约化风格，为样板戏引进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奠
定了基础。形式主义的极端方式化和简约风格的先决判断，使得舞台和生活的距
离更进一步地拉开。舞台一旦彻底摆脱了自然主义和生活流的种种琐碎的累赘束
缚，就得以整体地上升到精神的层面。它再也不是普通的叙述和抒情，而是高度
浓缩的灵魂世界－－人性中最为壮美的险要境界。
那些停留在我们脑海中的独特的悲壮的造型，戏曲开场的一角红色的帷幕，
还有斩钉截铁的判明是非的灯光布景。难道不正是由这些构成了我们信仰的明确
具体的毫不含混的画面吗？
有一本佛教书上讲，智慧即判断。如果我们不是智慧的人，而是聪明的人；
如果我们不想到判断善恶是非，而只沉迷于一般事物不明不白的分析体验中，那
么，上述的艺术也许毫无意义。然而，人民尽管是穷困潦倒的、缺乏教育机会的
，生活在无数最细碎的事情、最沉重的负担之下的，但却是最最崇高、极富追求
的。他们的艺术当然应该直截了当、非此即彼。相反，拖泥带水，喋喋不休，不
得要领，烦琐无聊，恰恰属于自作聪明的骑在人民头上的无所作为的剥削者。难
怪布莱希特说“辨证的戏剧”，真正联系生活的艺术必是超越生活细节的一种美
的法则，一种思想的高瞻远瞩。
为什么怕判断？为什么不肯回答？为什么躲躲藏藏、闪烁其辞？有什么不清
楚吗？还是故意混淆视听，让原本清楚的糊涂起来？
（二）非主题音乐和瓦格纳主导动机的矛盾统一：样板戏在艺术上最为突出
的成就在音乐方面。一般的共识承认，管弦乐队极为自然和谐地被吸引进文武场
面，既尊重民族乐器的表达方式，又弥补了气势上的不足和音色上的单调。然而
，最最重要的，还是在音乐思维上的突破。
京剧的音乐体系称作板腔体系，即板式和调式是基本固定的，但具体的腔调
可以根据词的变化和剧情的要求做极为有限的相应调整。一个二黄慢板，唱豪情
，唱智慧，唱恩怨，也唱悲愤。这是一种和主题思维完全相悖的非主题音乐，其
魅力在于高度的抽象性、广泛的涵概性和不朽的恒定性。有人以为，这是原始落
后的一曲多用状态，实不知民间艺人正是从专曲专用的成千上万的具体调子中经
过反复筛选最后提炼固定下来一种板式的。因此，板式更多地体现了调式、旋律
线、律动等原理性的规范，不同于一般的曲调。它厚重，厚重到了透明的程度，
好象平行线永不相交的公理一样，无须证实，却放之四海而皆准。老子说：“含
德之厚，比于赤子。”
而引进看似截然不同却是有机联系的主导动机法则，也绝非简单地“上升”
到了专曲专用的现代歌曲水平。这里面有辩证法。
主导动机还不同于一般的主题音乐，它是瓦格纳用来塑造不同戏剧人物的各
种固定音型，即每一个人物有一个专属的动机（请注意！专属人物的动机和专属
唱词的曲调是两个极不相同的概念。）。样板戏的音乐创作者本着板腔体系板不
变腔变的原则，倚重主导动机塑造人物的优势，把变腔手段发展了起来。这样，
主导动机就不是什么生硬的东西，而是被纳入到原来的板与腔的矛盾统一中了。
例如，《杜鹃山》柯湘在剧终接到上级指示后和《海港》方海珍号召工人们翻仓
找散包的二个唱段，都系“苏三离了洪洞县”的西皮流水板，但调子中分别用了
人物各自的动机音型，就显得同中有异，曲中有直。而且，音乐在非主题美学原
则下也同时起到了有侧重的服务于剧情并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曲多
用基础上的专曲专用。
板式的通用性和主导动机的专属性，形成了对比和相互的作用；而前者在格
式上的稳定性和后者对应于人物的固定性又在美学气质上体现出异曲同工的妙处
。
有些持复古论调的批评家认为，样板戏引进主导动机和主题先行，破坏了京
剧的传统。按照这种说法，我实在不知道京剧的传统是什么了。是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吗？是慈禧的封赐带来的“雅化”吗？是皮黄的调子、锣鼓的字谱和龙套
、走边吗？是长袖开道、美女如云的地主阶级黄粱梦吗？
我以为，如果阉割了京剧作为民间艺术的革命性，只是到静止状态的一些表
面结果，那才是真正的丧失传统。整部京剧的演变史，从头到底就是一部革命史
。谭鑫培、程砚秋、周信芳，谁不是革命者？
有些人把传统艺术当作标本封存在博物馆的作法，其实质就是要它脱离生存
和成长的土壤，快些死去。
（三）以革命人民和人民革命为舞台中心的史诗剧：旧京剧的角色行当，有
生旦净末丑，都是老爷、少爷、太太、小姐、将军、大臣之类。毛主席说过，这
些没有一个以工农兵为主的。现在样板戏让工农兵登上舞台，唱眼前的现实，不
管怎么说，就是一种进步。曾经读过王安忆写去美国晃荡的一篇文章。在纽约的
风雪黄昏的街头，她撞见一位分发传单的美国少女。传单上印的是《白毛女》和
《红色娘子军》的剧照。于是，王就问她为什么宣传这些，少女回答说，你们中
国工农兵登上了舞台，这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不宣传这个还宣传别的吗？王摆出
一副倚老卖老的样子教训人家，说人家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现实。然而，少女还是
把传单塞给她，继续在纽约的严寒中走自己的路。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我
真为王安忆感到丢脸。她的无耻和少女的纯洁形成的鲜明对比一直留在我的脑海
中。
既是要写劳动群众和革命者，那么老生的髯口自然就揭去了；小生不阴不阳
的小嗓也不能要了；净角的脸谱也因为不适用于现代生活中的英雄和敌人，便自
然瓦解了；普通话的推广，使得中州韵白的存在毫无基础，显得矫柔造作，因此
也就全部改成了京白。这种大刀阔斧的删繁就简，使得精华得以留存、糟粕一概
剔除。整体的洗心革面，面目上看去便更为洗炼质朴。现象作为障碍被扫除以后
，隐蔽在戏曲艺术的密林中的各个门类的瑰宝于是就闪出了光芒。就拿行当来说
，生旦净末丑面孔上涂抹的脂粉一旦被洗去，那么，塑造人物的理性法则便还原
出来，仿佛布莱希特偏重观众理性的史诗剧精神已经呼之欲出。还有许多方面，
都印证了脱去伪装之后的汉民族的民间美学思维，与世界各地的人民艺术的方向
从根本上存在着默契。
我们似乎看见，脱去行头的诸葛亮，原来是智勇双全的杨子荣；隐藏在各种
阴险的脸谱背后的奸臣也可能是鸠山、胡传魁；但击掌的王宝钏、投江的孙尚香
已经抖去青衫，变成了强咽深仇、任劳任怨、肩挑重担、品格崇高的党代表。
作为农业文明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符号一经消解，艺术的生产力和创造
力便得到了全面解放。这个事实向我们昭示了真理：即衰亡民族的文化复兴应该
走“礼失求诸野”的道路，而在野艺术的生命力在于觉醒的人民的精神生活的要
求。
写到这里，我想起几年前，为有线台做一个音乐节目，去访问杨春霞老师的
事。我带着疑问去找她，希望得到答案或者进一步的疑问。这个问题是当年样板
戏被带去非洲演出，黑人群众以他们直观、感悟的节奏性很强的美学心理是怎样
看待汉民族的所谓“理法意趣”的。杨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讲了一
个故事。那是１９７４年秋天，《杜鹃山》剧组应布迈丁主席之邀赴阿尔及利亚
，参加他们国庆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当时我们带去了同声传译设备，这样当地
的观众就能通过他们的语言来听京戏。有一次在奥兰省演出，当演到第三场柯湘
教育雷刚时，柯湘说：“同志们，咱们这里谁给土豪做过事，把手举起来。”于
是，农民赤卫队的战士纷纷举起了手。最后，雷刚队长也举起了手。突然，场下
的群众也有人高呼：“我也干过”，并举起了手。接着越来越多的观众从座位上
站起，争先恐后地举手喊道：“我干过，我干过！”
这个场面感人肺腑，不禁令人想起毛主席的诗：“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
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受到很大的触动。杨老师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全世界受压迫民族和
受压迫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所谓民族文化的界限完全是殖民主义者和资产阶
级的阴谋。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离间友好民族，为的是转移人民的视
线，以掩盖真正的贫富差别。
革命的人民和人民的革命登上文艺舞台，已是历史的大势所趋。这个潮流顺
之者昌，逆之者亡。既然哲学的革命从解释世界到了改造世界，戏剧的革命难道
不应该这样吗？如果我们从这种关心重大社会题材、强调教育意义，以及改造世
界为目的的史诗剧中，看不到力量，看不到丰富的美，那么，我们实际上已经离
人民群众很远了。古话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活该那些象牙塔艺术没有观
众，他们对市场不景气和票房空虚的唉声叹气，正好比念着为自己撰写的悼文走
向坟墓。但是，要记住，他们至死都不会放掉手中把持的媒体，哪怕它只是一片
聒噪！
（四）从腔词关系到汉藏音乐体系：从传承关系上来说，样板戏的革命不是
凭空捏造的空中楼阁，它是有蓝本参照的。在四大名旦出来以前，京剧基本上以
老生戏为主。谭鑫培对老生唱腔的改革，使京剧基本建立了板腔音乐体系。而随
后的四大名旦又在这个基础上从不同侧面加强了风格化、个性化的改进。其中最
突出的要算程砚秋。程砚秋在唱念做打和舞台设计、导演体制等各方面都进行了
改革。他去德国考察，从德国戏剧的成功经验中学习到很多有益的东西。然而程
砚秋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打破了才子佳人戏的樊笼，以写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为首要
。正是基于这样的改变，他更多地关心按字行腔的创作方法，即腔调要服从唱词
，不能一味地在板式的框框里填词。自从板腔体系建立以后，按字行腔已经成为
戏曲音乐创作的基本手段，但提到法则的高度，是程砚秋完成的。所以，我们只
看到程派唱腔的悲抑、哀婉、凄楚、起伏跌宕，还只是表面。在这种情绪和风格
的背后，是腔随词变的一条公式。既然程派戏的内容是写受压迫人物的，那么顺
应他们的命运，必然在唱腔上就会有悲调的成分。这只是按公式演算的第一道代
数题。
样板戏的革命，基本上就是按照程砚秋的路子走的，也是旦角戏为中心，也
是按字行腔的大原则。我们可以看到，标准版的京剧样板戏影片，并没有打出歌
词字幕，然而却一点也不影响普通群众听懂它。今天甚至用很俚俗的语言写的流
行歌曲，要是离开了字幕，也会让听众摸不着头脑。这就是背离按字行腔原则的
恶果。
按字行腔的原则，后来由样板戏的主要作曲家于会泳整理，写出了专著《论
腔词关系》。腔词关系的核心内容，即强调汉语为声调语言，以长短的变化为主
，轻重的变化为辅。因此，平上去入的曲折给腔调的写作已经制定了走向，必须
尊重这个规律；另外因为声调的长短占主导地位，均分律动和功能性均分律动就
变得不太可能，也即强弱有序的节奏不主要，代之而出现的是散板和节拍变化很
大的板。
一个声调的规律，一个板的规律，被揭示出来了，这就不是一件小事。它给
研究汉藏语系地区的音乐提供了理论的起点。
统观现有的汉藏语系地方的人民音乐，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对音乐的决定
性作用。这可以使我们的“专业音乐”的教研和创作发生一次反省，即套用德国
的和俄罗斯的音乐体系原则是否问题很大？接下来的潜台词已经不言而喻。
从程砚秋到腔词关系到汉藏音乐，一条体系建设的大路已经铺通。而样板戏
的革命对此功不可没。
五、深远的影响
样板戏革命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从目前来看，它首先教育和培养了一代人
，一代承上启下的复兴民族文化的文艺接班人；其次，在大的文化范畴内，它的
确做了一个极好的榜样，让后人看到了这种榜样的力量曾经是怎样力排万难，从
衰亡民族的没落文化中依靠民间保存的火种重又蓬勃起来。一条密丽险涩的道路
从无路的万水千山中，由无数的先辈们前仆后继、踏血而成。如今，野草和荆棘
把它覆盖了。然而关键的时刻，它好比游击队下山的光辉道路，可以起到反败为
胜的神奇作用。
认真研究样板戏的发生、发展和发达以及所有的作品细节，有助于我们从最
近的前人身上找到经验和血的教训，也有助于我们最为直接地从现实成果中还原
隐藏在政治风云和个别形式背后的秘密蓝图。这份蓝图是我们祖孙三代用生命换
取的先知先觉的预言，是唤醒民族良心和激发民族活力的金钥匙。鲁迅和毛泽东
复兴中华的宏伟计划中，有关文化这部分的最初实践，已由样板戏的革命而完成
。我们今天不从这个起点批判继承，再退回到封资修的旧文化泥沼中去踟躇徘徊
，必定要吃尽苦头，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引用《海港》方海珍的唱词作为全文
的结束：
细读了全会的公报
激情无限；
望窗外－－
雨后彩虹飞架蓝天。
江山如画宏图展，
怎容妖魔舞翩跹？！
任凭他诡计多、瞬息万变，
我这里早已经壁垒森严！
≈≈≈≈≈≈≈≈≈≈≈≈≈≈≈≈≈≈≈≈≈≈≈≈≈≈≈≈≈≈≈≈≈≈
【社会调查】
南街归来
魏巍
对河南临颍县的南街村，我是闻名久矣。张爱萍老将军的诗句“山穷水尽焉
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更牵动了我的心。看了南街村的录像带和介绍南街村
的发展过程的小册子《理想之光》，便越发使我向往了。然而迟至98年春夏之交
，才算偿还了这一夙愿。
在南街村我整整盘桓了四天。在这四天中，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参观了他们的
几个村办工厂和机耕队，漂亮的南街学校和幼儿园，设施齐全的居民楼，还有医
院和敬老院。此外，同南街村的党委书记王洪彬、副书记王金忠以及其他干部和
居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我们一直沉浸在兴奋愉悦之中。现在，一座为全体居民
所共同享有的、真正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城镇，已经货真价实地矗立在我们的面前
。能不使人惊叹吗！能不使人感慨、折服吗！“如果全国的乡村都能像南街村这
样，该有多好啊！”这就是几个朋友的心声，也是我的心声。
随着南街村声名远播，其影响日益深远。自1995年以来，每年来南街参观者
二十万人，包括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仅1995年即收到各地来信五千多
封。其中有些来信非常动人。辽宁本溪市小堡畜牧场一个已经退休的高级兽医师
隗永海就说：“我真心实意愿去您村工作。一不要工资，二不用养老，干不动了
，回本溪儿女身边度晚年。如果有人问我为的什么？就是为的理想。”我在南街
村就遇到过远离家乡情愿在南街村义务劳动的人。最近一位朋友新从南街回来，
我问他印象如何？他只回答了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以上这些，我想
决不是偶然的。它至少说明南街树典型的出现，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是
植根在中国大地上的，是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然而也有个别对南街
村的报道说，“那里还在唱毛主席的颂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还
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为人民服务》，还在实行‘一大二公’的制度。”“还在
‘吃大锅饭’”。从这些感情色彩颇为浓烈的话看，他们对这一切是何等地憎恶
！但也暴露出，他们与中国人民的情感是相距得太遥远了。
随着南街村影响的放大，议论日渐多起来。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南街现象
作出了各式各样的分析。我想不管怎么说，唯物论者总要先承认客观事实。至少
在如下三个问题，我以为是无可争辩的：
（一）这里真正做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据南街村的介绍说，南街之路是逼出来的。15年前，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推行，他们也像其它村庄一样，把两个村办企业承包给了两个“能人”。几年过
后，结果是承包人发了财，群众吃了亏。大家开始大骂村干部不负责任，告王洪
彬的大字报直贴到了县委门口。这样一向受到群众尊重的王洪彬不能不反思了。
经过酝酿讨论，他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讲明了收回企业承包权、对土地实行自愿
上交集体经营的想法，支部成员一致赞同，群众听了拍手欢迎。从此，南街村又
开始走上集体致富之路。自1984年开始，经过群众奋发努力，辛勤经营，年产值
达到70余万，此后每年即响箭般地连续上升。1985年130多万，1986年320多万，
1987年730多万，1988年1400多万，1989年2100多万，1990年4100多万，1991年突
破亿元大关，1992年2.1亿，1993年4.2亿元，1994年8.02亿，1995年12亿，1996
年15亿，1997年16亿。利税从1984年的7万多元，猛增到1997年的8000多万。从以
上数字看来，这是何等神奇的速度！简直是一步一重天，一年翻一番。问题是这
种神奇的速度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南街，高样是南街的人，搞承包
制搞得山穷水尽，天怒人怨；而一旦走上集体致富之路，却蓦地豁然开朗，柳暗
花明了呢？实际上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问题。由于承包制只是个人或少数人得利
，大家吃亏的办法，是群众所不欢迎的；而集体致富的道路则是大多数人所乐于
接受的。因此才能激发起极大的劳动热情。南街村的事例，对先进生产关系可以
大大促进生产力，作了最生动的说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物质文明同精神本应是相辅相成地向前推进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在许多地方，经济发展是上去了，但精神文明却滑了坡。甚至
有的地方，不惜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经济上的攀升。结果造成了社会
风气财坏，拜金主义风行，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弊病都滋生出来。而在南街村助人
为乐成风，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睦关系等等，仅就治安一项来说，也是使人
艳慕的。连续十余年，村没有发生一起较大的刑事案件；全村800余户，没有一户
安防盗门的；全村26个企业都只有门楼没安大门；村里30多个建筑工地也没有围
墙。事实上南街村已经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来南街村的人莫不感慨良多
，盛赞这里是“桃花源”，是喧嚣的大千世界的一块“净土”。然而，王洪彬是
不赞成这个说法的。他说任何地方都不是真空，南街村之所以能够这样，是经过
许多斗争和艰苦工作的结果。我以为他的话比较符合实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的双丰收，都要从南街村正确的方向和艰辛的努力中去寻找答案。
（二）真正做到了共同富裕
大家都知道，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是南街村的特点。按照南街村的说法
，也就是工资制加供给制。从1986年起，随着南街村生产的发展，就逐步增加了
供给部分。从1986年到1994年，由最初的水电免费发展到了14项公共福利。如煤
、气、食用油、面粉、节假日改善生活的食品；以及儿童入托、学生上学直到大
学毕业，一切费用均由集体负担；文化娱乐、人身保险、防疫、医疗费、计划生
育、农业税、农村各项提留均由村里负担。这就从基本的生活保障上解除了人们
的后顾之忱，使南街人开始过上了舒心的日子。
从1993年起，南街村开始兴建高标准的住宅楼。大套三室一厅，92平方米，
小套两室一厅，74平方米。室内统一配备了中央空调，54厘米平面直角“长虹牌
”、“北京牌”大彩电，高档家具齐全，卧室摆好了席梦思床、高低柜、床头柜
。炊具有双芯液化气灶、抽油烟机。卫生间设施齐全，每周供两次热水。仅每套
居室配套下来就近8万元。这些居民楼都已按人口多少，免费分给村民。我曾亲自
到这些居民楼中座谈访问。室内设施确实漂亮，决不次于北京一些处级干部的住
房。谈起话来，主人们自然称心满意，眉开眼笑。我们也到幼儿园和南街学校去
过。幼儿园办得决不在我们大机关幼儿园之下。南街学校孩子们的食堂，更漂亮
得使人感到惊愕。那一排排定做的、不高不低的桌椅，都是明光锃亮的钢制品，
开饭时每个孩子都在自己固定的座位上免费就餐，餐后还有专门洗涮消毒的设备
。在这里上学，家长不再有任何经济负担，不仅学杂费全免，连校服和课本都由
村里提供。在这里没有一个孩子失学和辍学的。南街村的孩子简直生活在天堂了
，使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上不起学、买不起书的苦孩子，真是感慨万分。
南街村的敬老院和该村的免费医院面对面住在一个院里。老人们出门就可以
看病，或者不出门，只打一声招呼，医生们就可应声而至。从这些细微处都可以
看到领导人的用心。老人们分别男女，每两人一个居室，以便互相照顾，衣服被
褥定时有人拆洗，所以都很整洁。大厅里放着一个大彩电，这是他们共同活动的
场所。这里多半都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他们在一起亲密相处，颇象一个家庭
。我们去敬老院访问的时候，他们正在就餐，吃的是白面馍和河南人爱喝的胡辣
汤。同他们谈起话来，他（她）们都感到无忧无虑，生活得自在，并说“这是托
党的福，托彬的福！”他们说的“彬”，自然是指王洪彬了。南街之行，深感“
幼有所教，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已不是空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从现有南街村的分配制度看，基本上仍是按劳分配。但从通常按劳分配的观
念看，其基本的生活资料方面按需部分也许会使人觉得稍许多些。不过，这是有
理由的，王洪彬等人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民的理解自然比较深，农民比较实际
，不喜欢空泛的道理。按王洪彬的话说，就是“搞一些有形的东西，把先进的理
论与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东西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增强吸引力和说服力，逐步
把共产主义思想渗透到群众当中去。”当然最根本的前提是南街村生产的发展，
使他们已经具备了坚强的实力。试想一个三千多口人的农村，年产值达到16亿元
，还不能在群众的基本生活资料方面给以必要的满足吗？果然这样的实践效果很
好，不仅大大激发了群众的劳动热情，而且鼓舞了对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向往，
相对的私心也减少了。南街村的经济之所以能够每年以翻番的速度增长，从这里
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先进的有效的分配制度，却遭到某些人的讥笑，说他们
是“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某一时期，确曾猛批了一
阵“一大二公”和“吃大锅饭”。可是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说“一大二公”不
好，难道“一小二私”就好？是不是“越小越私”就越好呢？如果这样，我们不
仅要退回到资本主义，还要退回到封建时期的自然经济去。其次，把毛主席在世
时的分配制度笼统地说成是“吃大锅饭”，也是不对的。那时我们实行的是八级
工资制，是正确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的，只不过级差不大，也许这更合乎中国的
国情。为了批倒这个“吃大锅饭”，有些人公然说，工人吃工厂的“大锅饭”，
工厂又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试问，工厂的大锅饭、国家的大锅饭是从哪
里来的？是政府领导人从家里带来的吗？难道不都是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吗？
其实，现在看来，某些人之所以把“大锅饭”批臭，不过是为了在分配制度上大
大地拉开距离，在人民内部制造人为的鸿沟罢了。而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他
们相信只有刺激人的私欲才是激发个人积极性的内在驱动力，这同我们提高社会
主义觉悟，促进社会发展的思路完全南辕北辙。至今这种拉开距离、扩大差别的
作法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重重矛盾、隔阂和对立，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毛主席
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
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
，也反对过分悬殊。”看来毛主席的看法是有远见的。
我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多兴办一些社会集
体福利事业，使群众多得到一些实惠，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在同书上，毛主席又
说：“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在这本书上，毛主席对有关“按劳分配”的问题，有一系列的论述。一方面
他肯定教科书所说的“生产工作者的报酬也不可能一样，而应当符合于劳动的数
量和质量”这个原则是对的；一方面，他又指出教科书“彻底实行按劳分配”的
提法有“带来个人主义危险”。也就是说，他不赞成把“按劳分配”绝对化和凝
固化，还要着眼在社会的发展。他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
录中也说：“他（指斯大林）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
把框子划死了，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
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按照现
在南街村经济发展的情况看，比之人民公社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在现在的
条件下，其按需分配稍稍多一些，是符合毛主席论述的精神的。
（三）这里没有腐败
腐败问题，至今已成为全国上下最难办、最头痛的问题。公众相聚，朋友相
见，没有不涉及这个问题的。多年前陈云同志就提出过，党风问题是执政党的生
死存亡问题。现在就腐败问题泛滥的深度和广度说，确实已大大超过了那个时期
了，到了关键时刻了。尽管上下都想了很多办法，又制订了不少法律条文，虽不
能说没有收敛，但何时能够有一个基本好转，还是很渺茫的。而在这种情景下，
南街村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里没有腐败。
人都知道，南街村干部的最高工资是250元，被称为“二百五干部”，他们正
是有意来提倡这种共产主义式的“傻子精神”。我曾对王洪彬同志说，“你们这
一条，倒符合巴黎公社的原则”。因为巴黎公社规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
不得超过工人最高的工资。当年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为了从根本上切断一切
升官发财的道路。南街村的做法，是有意无意符合这种精神的。现在南街村的一
些技术人员工资有的上千元，不是远远超过干部的工资了吗？
当然仅仅依靠这一条，想保住干部的清廉自持是不够的。因为今天实行的是
市场经济，他们的干部不可能不同外界接触，其形形色色的诱惑是不可免的。于
是他们又规定了一个“外圆内方”政策。在外面受礼可以，吃回扣也可以，但回
来后都必须如数上缴。“一丝不苟干南街村事，一尘不染做南街村人”，就是他
们的口号。当然，仅仅依靠这些规定也仍然是不够的。因此，他们除了以毛泽东
思想育人，不断提高干部、党员的觉悟之外，还找到一个最可靠的办法，这就是
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群众对干部的公开监督。这也正是当年毛
主席在延安回答黄炎培的问题，也就是共产党如何避免历史兴衰“周期率”的问
题。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1994年南街村的整风。由村党委带头动员全村群众，
动真过硬地揭查挖自己身上存在的不正之风。随后王洪彬首先在全村200多名党员
干部的大会上公开作了检查。他说：“以权谋私方面，严格地讲，我身上确实有
。我让大家住楼里，结果我又盖了三间房子。因为啥盖？因为父母亲搬过来了，
原有的三间住不下，我想再盖三间和父母住在一起。前十几年没少惹父母生气，
没有行孝，现在自己四十多啦，再不行点孝，父母都七十多了。所以我以权谋了
个私。……另外，官僚主义方面，近两年我认为比过去严重了，这个问题我身上
很突出，今后要下决心解决。“在王洪彬的带动下，其他党委成员也都纷纷作了
自我检查。然后把所有录音分发给下属支部进行民主评议。民主评议不过关的，
还要继续查挖，直到过关为止。最后将查出的问题，分别进行批评教育、退赔和
处理。这次整风收效极大，深刻地教育了干部，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密切了干
群关系。对巩固与发展南街村事业，起了重大作用。南街村之所以能够消除腐败
，保持干部的清廉作风，这是有决定意义的。我想，这对全党也有借鉴价值。
这篇短文，远不是对南街村的全面论述。但仅就上述三项成就来说，南街村
也不愧是二十年改革开放中的佼佼者。尽管从经济水平上说，有如南街村者不乏
其例，而上述三项做得如此完美，却是很罕见的。这样来看，南街村完全可以称
为改革开放中最优秀的典型之一。
当然，勿庸讳言，南街村是以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为目标相标榜的。依我看
，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完全不必像害怕火一样地害怕共产主义。我听说不久前
，日本也有一个试验共产主义的村庄－－山岸村，曾派出代表团到南街村访问。
既然资本主义国家都允许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当然
更可以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了。二十年来，我们办了许多特区，何不也办一个这
样的实验区，以百花齐放精神使其各现异彩呢？一些人对南街村横加指责，简直
荒唐之至，把南街村说成是极左，不是把“左”抬高到天上去了吗？共产主义社
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是共产党人鞠躬尽瘁追求的目标，全人类，尤其是中国
人是决不会放弃这一理想的。我奉劝某些人，在闲暇无事的时候，静下心来，对
南街村的成就以及获得这些成就的真正原因深长思之，这是大有好处的。
附：
诗一首
魏巍
来到南街心欢畅
共富花开何芬芳
检验真理靠实践
共产不是乌托邦
九八年麦黄时节
（原载《南街村报》1998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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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庄调研与思考
赵志敏
河南刘庄早在５０年代就因创下亩产皮棉超百斤的记录而妆名全国，几十年
来，持续发展，不断前进，始终走在全国农村发展的前列。1994年9月和11月，在
两度赴刘庄调研中，我了解到其发展过程的基本情况，并由之引发了一些思考。
一、基本情况
１．三大解放，奠定基础。刘庄解放前是个远近有名的穷村，自然条件恶劣
，社会制度不合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为刘庄命运的变化提供了历史机缘。在
党的领导下，通过对旧政权、旧的经济制度和农民旧有的自私、保守、散漫、依
附等意识和状态的改造，刘庄人的发展潜力得到解放。和全国一样，通过三大解
放，即翻身、土改、合作化，刘庄人获得了解放，从而为社会主义乡村发展提供
了基本前提，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和有利条件。
２．不骄不馁、稳步前进。从５０年代后期起，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刘庄人
不断前进，连跨台阶：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前期，集中力量发展农业，通过改良
土地、科学种田和多种经营，使集体经济得到发展，解决了温饱问题。和１９４
９年相比，１９７５年的粮棉单产和全村收入分别增长了５倍、９倍和１６倍。
从７０年代中期开始跨越第二个台阶：初步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到1986年
，全村收入又比1975年增长15倍，工副业所占比重从1975年的31.6%增长到85.1%
，农业则从58%降到7.1%，农业就业人口降到了6.5%，产业结构发生了根变化；农
业则从58%降到7.1%，农业就业人口降到了6.5%，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
生产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人民生活步入小康。从80年代中期起开始跨
越第三个台阶：向城市化目标和高科技产业进军，力争实现刘庄的全面现代化。
1994年，在主干产业由传统手工业转向高科技的生化制药业的前提下，实现产值
3.1亿元，比1986年增长35倍多，集体积累和人均分配分别达到4.1亿元和3400元
。94-95年几个新的高科技基础上的投产意味着刘庄的产值和收益水平近年还会有
大的提高。
３．实事求是，胸有成竹。建国以来的农村政策也有一些失误，而刘庄人却
有自己的主心骨，经受住了历次重大考验。第一次是５０年代中后期的“并社风
”，刘庄人坚持“一村一社”，经受住了考验。第二次是“文革”，刘庄不仅没
有乱，反而在发展思路上实现了重大的转变，为后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第
三次是改革开放的考验，在全国推行“大包干”的浪潮中，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实行集体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保持并充分发挥了集体经济的固有优势，又
革除了原来存在的“大锅饭”弊端。为什么刘庄能坚持以“不变”应“万变”，
始终如一地从实际出发，稳步发展呢？刘庄党委书记史来贺的回答是：“有两点
不能变：一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二是对自己实际情况的把握。我们所能做到的就
是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央政策，按照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去寻找发展的路子，不照
抄照搬，不搞‘一刀切’”。
４．全面发展、共同致富。刘庄的发展原则是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为目的、“两手都硬”、共同富裕、全面发展。在刘庄的发展中，始终把群众利
益放在第一位，做任何事情，都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准则，通过耐心细致
的思想工作，把合理的设想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发展的结果，最终又归结到群
众生活的境界：２０多年来没发生过刑事案件，计划生育政策得到自觉执行，党
风正、民风纯，邻里和睦、社会安定；从８０年代初即普及高中义务教育，1521
口人中，有117人被评为农艺师、工程师、教师、药师、会计师和一、二级技术员
；120多名工人获单科结业证书，45人有大专文凭，20人有中专文凭。在刘庄只有
更富裕没有真贫穷，最穷的一户也有全套的高档电器、数千元的年收入和上万元
的存款。刘庄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原则经受住了几十年风雨的考验，有着深
厚扎实的基础。
二、几点思考
在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还生活在乡村、三分之二以上的乡村人口尚未摆脱贫
困袭扰的今天，乡村发展无疑是一个世界性的重要课题。有两大障碍直接阻碍着
乡村的发展：一个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素质，另一个就是造成这种低下状
况并使之难以解脱的旧制度。乡村要发展，必须首先清除旧制度的障碍，解放社
会生产力；然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农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在
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对旧制度的冲击采取了以“圈地运动”为标志的残忍形
式，它是以另一种形式的政治社会生态的失衡来反对原有的失衡，造成了全国范
围内的延续数百年的痛苦，其结局是农业的现代化带来了乡村本身的消亡。二战
以来，开始独立探讨乡村发展之路的第三世界国家，力图避免英国道路的惨痛代
价，通过土地改革冲击旧制度一度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然而，由于政治、经
济、社会条件的差异，在客观上出现了多种发展方式的歧异，其中最典型的有三
种：一是以印度为代表，以土改的不成功或基本不土改为前提，乡村中封建生产
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共存，推行“绿色革命”，结果是整个社会发展缓慢，
并且不断受到双重二元化－－即城乡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两极分化和相互毒化的困
扰。其基本原因就是旧制度的部分存在使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空间极度狭小、摩擦
过大。二是以日、韩为典型，通过土改在资本主义性质的小农制的基础上实现了
社会政治的相对稳定和工业化。但到一定程度，进一步的发展又受到小农制的局
限，如何超越小农制成为新的发展阶段的主要课题。三是以中国为典型的乡村发
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刘庄这个典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基本逻辑：通过比较
彻底的土改清除封建制度，解放社会生产力；然后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通过
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乡村发展道路的基础，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在新制度的基础上，潜心开发生产力发展的潜力，使生产力、农民素质和整个乡
村社会的发展水平迅速提高，不断跨越新的台阶，逐步实现社会的全面现代化。
刘庄发展是一种立足乡村的发展；刘庄之道是一条在根本上避免英国式的悲剧、
根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乡村发展之道。只有把刘庄
的发展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中，我们才能看到这个小村几十年的变化
对人类前景和第三世界的乡村发展所昭示的根本意义和历史价值。这是从刘庄之
道引发的第一点思考。
在中国，类似刘庄这样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村还有很
多。赴刘庄之前笔者曾到河南的另一个典型南街村调研。这两个村的发展成就都
令人振奋。但在心中为他们祝福的同时我也想到了事物的另一面：世间万物，有
盛有衰。刘庄固然有今日之辉煌，然而能否保证明日不衰？在中国几十年来的发
展探索中，方兴即衰的事例并不少。总结兴盛之道，分析覆亡之辙，我们看到，
在每一个村的发展过程中，都始终面临着内外两种考验：内在考验主要是人和制
度对现实变化的适应性；外在考验则是指这个实体在应付社会上的不断挑战方面
的能力。走向成功需要具备多种条件而且充满了艰辛，而倒向失败却容易得多。
从这两种考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四种失败的典型情况：一是经受不住政治变化的考
验，一时的典型和先进因政策变化而瞬间落伍；二是经受不住经济竞争的考验，
当市场被更新的产品占领后因调整不及时而在经济上垮台；三是经受不住时间对
人本身的考验，要么原来的带头人在思想作风上变质，要么由于创业一代的退去
，新人不胜任而使集体经济垮台或改变方向；四是经受不住时间和现实变化对其
管理制度的考验，因制度漏洞、管理不善而走向崩溃。前两种情况案例很多，兹
不详论。对后两种情况，这里有两个典型非常切合，一个是河南的白庄，一个是
天津的大邱庄。80年代河南有两个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典型，即“北有刘
庄、南有白庄”。白庄早在80年代中期就建起了十几个集体企业，1986年全村总
收入250万元，劳动日值6元，人均分配900元，集体经济蒸蒸日上。然而1990年初
，白庄班子被调整，企业解散，土地分包，集体经济垮台。其原因可以概况为：
内部管理不尽合理、少数人兴风作浪、个别记者推波助澜。而其中的主因，还是
内部管理制度问题－－没有把所有力量吸纳进去，派性斗争的祸根未除。这可以
说是第四种失败的典型。而大邱庄则是另一种情况。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政
治民主未得到相应发展，领导者个人头脑膨胀，搞封建王国，最后在政治上背离
了党的宗旨，虽然经济没有解体，也成为一种失败的典型。其主因在人。令人欣
慰的是，刘庄在这方面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做了几十年的先进，刘庄人从未松
懈过；兢兢业业奋斗了四十多年，史来贺至今仍以他60多岁的有病之躯为刘庄的
大事小事日夜忙碌。刘庄不仅经历了数次政治风浪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在变与
不变之中把握机遇的经验，而且建立了一整套合理的管理制度；不仅通过主干产
业向高科技产业的转移为应对经济上的挑战做好了准备，而且通过梯队建设，培
养了一批既懂专业又有坚定信念和领导才能的年轻党员。目前的13名党委成员，
平均年龄47.3岁，其中50岁以上5人，40岁以下5人，有两人年龄在30岁以下。刘
庄人在所有可能发生问题的环节上都做了详尽的考虑和周密的安排。刘庄之道是
一条脱贫致富、持续发展、不断进步、长兴不衰的致胜之道。这是刘庄之道引发
的第二点思考。
综观全国农村的情况，可以说喜忧交加：喜的是在不少地方，根据中央以稳
定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积极推进双层经营的方针，出现了不同类型、形式各
异的共同富裕的典型。中国农民以其特有的务实和探索勇气造就了丰富多采的现
实。忧的是在大多数落后的和部分发达地区的村庄，贫富差距在日益扩大，社会
主义发展原则没能得到很好坚持。有鉴于此，我认为在我们党的农村政策和政府
对农村发展的管理中，有必要强调“两紧一松”，“两紧”即一要时刻加紧对共
同富裕、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发展原则的灌输和宣传，加紧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和对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以社会价值支配经济价值，在舆论导向和主导思想上
避除金钱至上、弱肉强食之类价值观对农村发展方向的误导；二要使政策和管理
紧跟上农村发展变化的步伐，革除推动产值上升与工业发展的欲念强烈、而发展
城镇社区的观念淡薄，或者说，在新的课题压头之际，反应迟钝、应对乏力的痼
疾。“一松”指的是对目前中国农村发展的探索上不要“一刀切”。在刘庄的发
展史上曾经承受过不少上面的压力，实践表明这并不是因为刘庄错了，而是政策
执行中的“一刀切”差一点使刘庄夭折。在目前，广大农民依据自己的情况，探
索发展道路的实践和热情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不宜于作为
一种必须全盘照搬的东西向差异甚大的各地推广。真理向前跨出半步即成谬误。
刘庄之道同样如此。在当今的城市改革中，对“产权明晰”的宣传甚响；而在乡
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的典型中，大多采取了集体经济的形式。不仅对农村内部在
政策上要避免“一刀切”，而且对城乡之间在发展方式上也要区别不同情况，保
持有利于实践创新的环境。总之，面对丰富多彩而又复杂多变的实践，我们在政
策和管理方面，一要坚持主导原则，二要使管理与对策及时跟上，三是保持有利
于创新的环境。这就是由刘庄之道引发的第三点思考。
（原载《当代思潮》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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