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

                              钟关平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至今已经整整70年了。功垂千古的长征虽然已经远离我们而成为历史，但长征那种气壮山河的革命精神则永存人间。

长征精神说到底是一种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这个革命的目的是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进而建立新中国，实现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没有剥削与压迫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制度。长征就是这场伟大革命中的杰出壮举。

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时这样说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毛主席对长征具有的重大而深远意义的高度概括与科学总结，就是长征革命精神的历史内涵。

长征胜利的实践告诉我们，革命精神的大发扬，离不开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毛主席说：“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页）翻开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奋力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革命精神。然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尽管有无数志士仁人高举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革命大旗，抛头颅洒热血，结果都没有使得革命取得显著的成就和彻底的胜利，而是一种剥削阶级统治方式取代另一种剥削阶级的统治方式。近代以来，不乏主张革命、宣扬革命的经典著作，例如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梁启超的《论不变法之害》，严复的《译〈天演论〉自序》，谭嗣同的《绝命书》，秋瑾的《敬告我同胞》，邹容的《革命军》。这些被视为革命党人的传世之作，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虽然都起到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他们的那些政治主张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那位值得尊敬的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先生，在他的《革命军》一书中，慷慨激昂地高呼：“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的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邹容一口气连说了五个“不可不革命”，可谓大气凛然。不过，邹容的革命观依然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革命观。因此，他反对义和团运动，主张效法西方列强的制度。结果是，他的革命目的不仅没能实现，反而自己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逮捕入狱，惨死狱中，时年仅20岁。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改良主义的革命或效法西方的民主革命，是不能救中国的，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救中国，才是唯一光明的出路。

长征胜利的实践告诉我们，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取得革命的胜利，一个重要前提是，党必须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没有这样一条正确路线，照样不能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彭德怀元帅在《自述》中讲到：“经过1935年9月到1936年9月一年的实践，粉碎第三次‘围剿’（指陕甘根据地——笔者）、12月会议、东征胜利、停止内战等，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大大树立起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威信。在活生生的事实中，使全党同志得到两条路线的比较，从而认识了自己的领袖。” 刘伯承元帅在他的《回忆长征》一书中深有感触地说：“遵义会议精神传递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获得了新生。”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同志最近也在一篇文章中说：“长征精神不仅仅是吃苦精神。看看长征路，了解长征这段历史，能真切地感觉到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坚持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政策都是最重要的。”（《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20日T3版）的确如此。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四方面军为什么在长征途中走了一段弯路，并且损失惨重？就是因为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导致的。遵义会议后，为什么红军能够转危为安？为什么“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就是因为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和实行了毛主席正确的革命路线。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矛盾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转引自1975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回顾长征的历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不论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胜利，就向前发展；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

长征胜利的实践告诉我们，革命精神与革命理想是分不开的。没有革命理想，就不会有革命精神。正如《长征组歌》歌词：“革命理想高于天”。这个“高于天”的革命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终奋斗目标。毛主席早在战争年代就向全党同志指出：“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切机会主义者，都不把这个革命理想和远大目标当一回事。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就说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赫鲁晓夫把“三和”、“两全”当作共产主义理论来欺骗人民。戈尔巴乔夫走得更远，1999年他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演讲的“自白”里公开声明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就是这些叛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导致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于是，美国帝国主义幸灾乐祸地宣称：“共产主义终结”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与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也与帝国主义遥相呼应，大造反革命舆论，企图“消解”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革命精神与革命理想。然而，在历史车轮面前他们不过是螳臂当车而已。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挫折，但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任何反动势力也扼杀不了的。她必将“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长征胜利的实践告诉我们，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革命的实践，同样，也就不会产生真正的革命精神。前几年美国西点军校一位教官曾经说过：美国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的毛泽东思想化。这就说明，革命理论是何等重要啊！时下，在对待革命理论问题上，有几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公开反对、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当中，既有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民运分子、自由化分子，如李慎之、焦国标、余杰、张戎等败类，也有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反党人士，如李锐、贺卫方之流。二是打着“创新”口号，肆无忌惮地修正、篡改、阉割革命理论。他们抽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质与核心内涵，而把革命的理论变成连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偶像”。三是混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有些人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打成“教条主义”，而把真正的机会主义说成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些“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却把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两块基石统统都给否定了。这是多么荒唐至极！理论上的混乱，必然导致思想上的混乱，而思想上的混乱，敌人就会借机钻我们的空子，就会用资产阶级那一套来占领我们的思想阵地。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革命和革命精神，就无从谈起了。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阵地，是多么必要！列宁说：“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进，我们将越来越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长征胜利的实践告诉我们，发扬革命精神与团结人民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千百万工农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在展出的《伟大壮举，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型展览，有这样几条红军的标语引人注目：“穷人的力量大得很，穷人一百人发财人不上一个，是样东西都是穷人造出来的，穷人多，发财人少，只要穷人努力去打刘湘，全川都是我们穷人的！”“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白军是豪绅地主的军队！”“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打倒屠杀工农和革命民众的国民党！”“工农劳苦群众起来，杀尽压迫你们的军阀、官僚、土豪劣绅！”这些标语口号，用简洁、朴实的语言阐明了红军的大道理，指出了工农群众解放的方向，自然得到工农群众的拥护。革命胜利了，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像当年红军长征那样，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而成为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资本家和官老爷，怎么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又怎么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呢？近日，有媒体报道，目前中国最富有的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70%的财富，而在这些富翁中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的话，这些共产党员还能有什么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呢？他们怎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呢？怎能“自觉地抵制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呢？怎能率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呢？他们势必成为工农大众的对立面，成为革命的对象。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

长征胜利的实践告诉我们，发扬长征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不能忘记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开展武装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虽然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过去，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只不过与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形式有所变化罢了。新形式的阶级斗争，仍然会是残酷的，激烈的，甚至是全面性的。新中国走过的57年风雨历程，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剿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其中发生扩大化错误），抗美援越、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四清运动，八九风波等等，哪一个不是阶级斗争？哪一个不是依靠革命的斗争精神的推动才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推动历史的进步，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是，现在有些人却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这个革命，主张淡化以至取消革命，并且制造许多舆论。他们胡说毛主席“只抓革命，不抓生产”。在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面前，这些西方敌对势力的汉奸、走狗、应声虫们的谣言是不攻自破的。

长征胜利的实践告诉我们，发扬长征的革命精神就要坚决反击帝国主义对我“西化”、“分化”，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在我国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喊大叫要“谈化政治”，“告别革命”的时候，大洋彼岸，我们的敌人那里，却在大喊大叫着“颜色革命”，矛头直指我国，并且早已付诸行动。在政治上，他们要我国实行西方的“宪政制度”，实行“多党制”，要中国共产党下台，成为西方的政治附庸。在经济上，逼迫我国实行私有化，建立剥削制度，不然就不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并且在贸易上对我国进行打压、围剿。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他们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因特网和其他途径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渗透到我们国家中来，甚至渗透到共产党队伍中来，企图从思想上解除我们的武装。在外交上，美国帝国主义采取又拉又打的办法，企图压我国听从他们的指挥。今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赖斯抛出一个所谓的“变革外交”，提出“支持每个国家、每种文化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最终实现结束我们这个世界暴政这一目标。”“这种外交不久要如实地展现世界，而且还要寻求改变世界。”“最后在全世界实现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赖斯明确地把中国作为这个“变革外交”的重点。因为在美国帝国主义眼里，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暴政国家”，中国自然在他们“改变”之列。

联想到近几年美国加紧反华的一系列表演，联想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频繁活动和疯狂叫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睡得安稳觉吗？！虽然我们现在所处的内外环境，不能与长征时期相提并论，但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时刻不忘“西化”、“分化”中国。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我们反渗透，反颠覆，反分裂的斗争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在国际上，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敌对势力仍处于攻势，占据主动。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依然存在。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磨刀霍霍的时候，决不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决不能“淡化政治”、“告别革命”！红军长征的那种压倒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革命精神决不能丢掉！革命决不能偃旗息鼓！（完稿于2006年10月25日）

（环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