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说了要练②：国有垄断行业破除私有管理模式的垄断
云淡水暖
在当前诸多的不和谐社会现象或者说社会矛盾中，关于垄断行业“暴利”和垄断行业员工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差距巨大成为焦点，似乎垄断行业已然已经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致命障碍”，社会大众要求改变这一现状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这其中，草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一贯“理性”地高高在上，不屑与芸芸大众的话语为伍的经济学方面的泰斗、专家、还有某些同样“理性”地高高在上的理论贤达们，都异口同声地“站在”民众“一边”，向所谓“垄断”猛烈开火。但细细一看，这其中是有本质区别的，芸芸大众要求的是分享垄断行业的巨大利益，泰斗、专家、贤达们要所谓“引入”其它经济成分，打破国有资本的“垄断”，说白了就是要彻底“改制”国有资本占绝对优势的这些资源型、国计民生基础性行业，就像在已经被“改制”的其它行业一样。
但经过了近30年的实践，人们对泰斗、专家、贤达们所竭力甩卖的“葫芦”，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的，别的不说，就拿目前已经人神共愤的房地产业来说，经过这些年的彻底“市场化”，是私有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是最暴利的行业之一，同时又是引发腐败案件最多的行业、纳税最少的行业、产生亿万富豪最多的行业，而同时，房价也攀升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试想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人数最多的中低收入民众，从中得到了多少？付出了多少？
泰斗、专家、贤达们所谓的“依据”就是，国有大型垄断行业的“暴利”和高收入，腐败频发，是政府干预太多，不符合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缘故。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弗朗西斯·威恩(FrancisWheen)在其著作《胡言乱语是如何征服世界的：一部当代谬论的简史》(HowMumbo-JumboConqueredtheworld AShortHistoryofModernDelusions)中尖锐地指出：
一个谎言是“自由资本主义是经贸繁荣的先决条件”、“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贯观点。然而，该组织2000年出版的关于20世纪世界经济的一份报告却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据该书很不起眼的一张图表显示：在1950年到1973年，一个政府职能相对强大的时期，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9％——这一数字是随后20年年均增长率的两倍。”；
另一个谎言是“美国经济的繁荣完全依靠私人企业”、“实际情况是，早在19世纪，美国政府就积极推行国有经济政策，尤其是将它应用在铁路建设和电信等公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近年来，虽然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大、最自由的市场’，人们却不难从美国经济中发现更多的政府行为：美国的农业、钢铁工业等众多经济领域，无一不受到政府的保护。而美国政府似乎并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学习自己这一宝贵的经验。”
虽然目前国有企业在全国企业总量中，只占了区区5.5%，但由于其规模巨大，其在企业资本总量中却占了48.1%，某些泰斗、专家、贤达们急切的是，如果不能把这48.1%彻底“攻坚”，那他们心目中的“彻底市场化”就是一句空话。但回过头来一想，如果连这48.1%都不见了，如何体现“公有制为主体”的宪法原则呢？在2005年纳税500强中，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公司所占比重大。依据注册类型统计，国有企业有342家企业上榜，共计纳税5112.40亿元，占500强纳税总额的81.07%，如果这些企业都被“彻底改制”，成为房地产那样的“纳税侏儒”，那谁来供养国家机器，为公共服务提供“粮草”？
但垄断行业的畸形高收入是明摆着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不理解和怨气也是合情合理的，根源在哪里，仔细一查，这根源恰恰又与今天齐声呐喊要“打破”、“引入”的泰斗、专家、贤达们有脱不了的干系。当年，正是泰斗、专家、贤达们设计的企业管理制度“改革”，一步一步地将垄断行业某些人的收入，推向了畸形的高度。这里所说的“某些人”，是指所谓的“中高层管理者”，在垄断行业中，有些一线职工的收入还是很低的，比如供电企业中的所谓“农电”工。
首先是鼓吹“厂长（经理）负责制、政府不干预”，令这些厂长（经理）们大权在握，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经济权贵，其次是把小农经济模式的“联产承包制”引入垄断大型企业，驱使“中高层管理者”们与国家讨价还价，瞒天过海，“超产归己”，再次是大肆推广所谓“激励机制”与“国际接轨”，鼓吹收入“拉大差距”，搞所谓“年薪制”，“中高层管理者”的收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于普通员工，如果把普通员工的收入抬高一个档次，那“中高层管理者”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到天文数字的收入，比如给中航油造成巨大损失的那位“高管”，据说年薪达到3千万。可以说，名为“国有”，管理“私有”。但是，在自由主义经济氛围中，人的私欲是没有止境的，拿了一百万，想着一千万，拿到一千万，还想一亿…，在这种思潮熏染下，占着垄断的天然优势，再把国有企业彻底搞到手才算完，不信，有朝一日搞“转制”、MBO，得益的保证还是那些“中高层管理者”们。
要消除最广大人民群众对垄断行业的不满，把垄断行业的经济收益更多地惠及中低收入人群，不是要继续“神化”所谓“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是要理直气壮地扭转资本主义管理模式对垄断行业的“垄断”，彻底打破所谓“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理直气壮地实行符合公有制，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符合共产党组织对其成员要求的管理模式，特别是薪酬模式，还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本来面目。
其一，国有资产是全民所有的社会财富，不是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们的私产，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收益分配，不能够少数人和“中高层管理者”们说了算，要由全体社会成员监督和决定，起码应该由人大、政协的，还有社会中低收入群体的代表参与听证和决定。
其二，垄断企业的高收益，很大程度是因为其天然的垄断性，并非纯粹企业内部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们的功劳，垄断企业员工的收入，应该根据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厘定，为社会和谐提供良好参照系，垄断企业的员工平均收入，起码不应该高于政府一般公务员的公开薪酬（已经很不错了），而“中高层管理者”们的收入可以数倍于普通员工，承认其一定的差距，但消灭过大差距。取消所谓“年薪制”，禁止所谓“长期激励机制”即“持股分红”。垄断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们说白了，就是真正的“股东”们即全体人民群众“请”来的“看门人”、“钟点工”，他们最多是社会意义上的全体“股东”的普通一员，凭什么额外“持股分红”。说白了，这些“中高层管理者”们，离了垄断企业的天然优势，他们什么都不是。
其三，垄断企业内部实行党组织领导下的民主管理制度，“中高层管理者”不再一票独大，一线工人、一线技术人员、普通共产党员进董事会（不拿额外薪酬），企业外部社会底层劳动者、各方人士参与董事会，所有重大决策，特别事关项目、投资、薪酬等事项，必须绝大多数董事同意，报主管部门批准。
其四，垄断企业的员工薪酬，继续与企业管理水平、生产效率、安全环保等挂钩，必须完成可监督核查的指标，才能保证其合理薪酬，否则，还要降低收入，觉得私营企业“好”、“安全”、“有归宿感”者可以另谋高就，反正与公务员差不多的收入、公有制下有保证的福利待遇，有的是人来，“离了王屠夫、就吃混毛猪”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