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三）
张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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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做秘密报告
从以上所述我们看到，赫鲁晓夫坚决要求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心要把斯大林完全抹黑，为此使用了各种手腕和手段，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真相、颠倒是非和造谣惑众。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当年曾受过斯大林重用的人怎么啦？为什么他对斯大林有那么大的仇恨，非要把他过去崇拜过的偶像推倒呢？他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顾一下赫鲁晓夫的历史，了解这个人过去做了些什么，是如何登上权力顶峰的，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他这样做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等等。
赫鲁晓夫于1894年出生于库尔斯克农村，十四岁那年随全家来到乌克兰顿巴斯矿区，先在德国人开的一家工厂里当学徒，后在矿区一家发电厂做金属装配工。应该指出，关于他当过矿工之说不确。1918年他参加了红军，不久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他本人曾在与剧作家沙特罗夫谈话时这样说：“您知道，我是怎样成为共产党员的？那时把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年轻的红军战士赶到一个剧院去开会，说有一位中央来的同志要讲话。出来一个矮小的，比我还要矮小的红头发的人，此人身穿一件皮上衣，他一开口讲话，我一下子觉得豁然开朗起来。从这时起，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个讲话的人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 这就是说，他是由布哈林领进门的。他在回忆录里用赞扬的语气回忆起了布哈林，说他这一代人是读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成长的，说布哈林是真正的思想家等等。[2]
国内战争结束后，赫鲁晓夫在顿巴斯矿区工作。在二十年代初党内斗争中，他曾站在托洛茨基派一边，这是他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转向。根据卡冈诺维奇回忆，1925年他以乌克兰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到顿巴斯视察，然后参加了州党代会。这时大会代表赫鲁晓夫来找他，求他帮忙。他记得赫鲁晓夫当时对他说：“我在这里工作很困难。原因是1923～1924年间我支持过托洛茨基分子，但到1924年底，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承认了，我甚至被选为区委书记。但是他们对我总是揪住不放……我请求您这位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帮个忙，把我调到别的地方去。”[3] 卡冈诺维奇见他能坦率地承认错误，便答应考虑他的工作调动问题，不久把他安排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后来又把他派往基辅，他在那里被选为州委组织部长。1929年赫鲁晓夫萌发了上大学的愿望，想上莫斯科的工业学院，但知道通不过入学考试，便又去找已调回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帮忙，卡冈诺维奇答应了。赫鲁晓夫入学后，没有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立即投入到学院内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中去，表现得非常积极。这时他已把他崇拜过的偶像完全抛弃了。当时担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并兼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卡冈诺维奇便决定提拔他为学院党支部书记。他还碰上了后来对他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的机遇。这时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正好也在工业学院学习，是党组织的一个干部，经常与赫鲁晓夫碰头。她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很好，常在斯大林面前提到他。当卡冈诺维奇要调赫鲁晓夫到莫斯科市委担任领导职务而同斯大林商量时，斯大林欣然同意，这与阿利卢耶娃常在他面前称赞赫鲁晓夫不无关系。[4] 从此赫鲁晓夫受到斯大林的信任和重用，步步高升。
卡冈诺维奇在回忆往事时说：“现在还有人问我，你举荐赫鲁晓夫后悔不后悔？我回答说，不，我不后悔。我是眼看着他从1925年成长为边疆区和州一级重要领导人的。他为我们的国家和党做了有益的事，同时也有错误和缺点，这是谁也免不了的。然而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的这个‘高位’对他来说太高了……有这样的人，他们一旦登上了高位就头脑发昏。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人。他身居最高职位后头脑就发起昏来了，便开始胡闹，这对他本人、尤其对党和国家是很危险的，何况他明显地缺乏坚定性和文化理论修养。”[5] 卡冈诺维奇的这段话是在八十年代末说的，他在谈到那个忘恩负义、把他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赫鲁晓夫时还是比较冷静和客观的，而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却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卡冈诺维奇，这样写道：“像卡冈诺维奇这样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只要斯大林眨一眨眼睛，说为了斯大林的某种事业的利益必须这样做，他就会把亲生父亲给杀了。斯大林不需要去拉卡冈诺维奇，此人不管需要不需要都会喊得嗓门比谁都大，竭力迎合斯大林，到处逮捕和揭露‘敌人’。”[6] 把他们两人的话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两人品格的不同。其实，赫鲁晓夫的种种表现恰好说明，他的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用到他自己身上。
从了解情况的人的描述以及赫鲁晓夫的实际表现和他本人的自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虽有较强的活动能力，但缺乏一个领导人必须有的最起码的文化知识、理论素养和道德观念，谈不上有什么思想信念。他为人粗野，有时蛮不讲理。他的适应能力很强，善于变化。他文化水平不高，连一个小学生都应掌握的拼写法也没有学好，谢皮洛夫曾嘲笑他在批文件时把“ознакомиться”写成“азнакомица”。无怪乎他从不亲自动笔，只进行口授。但是他练就一张利嘴，能滔滔不绝地发表煽动性很强的讲话和编造各种故事。此人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容易激动，有时达到失去理智的程度。有些缺点连他自己也承认。他在上面提到过的与剧作家沙特罗夫的谈话中说：“我没有受过教育，缺少文化。要管理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头脑里应该有两个学院讲授的知识。而我只上到教会小学四年级，没有接着上中学，直接上了大学，没有毕业。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前后不一，得罪了许多好人，尤其是得罪了你们当中的人。”[7] 这些话是他晚年说的，总算还有一点自责的意思。
那么斯大林如何看待他呢？斯大林一方面信任他，看重他的工作干劲和能力，另一方面又不那么尊重他，瞧不起他这个缺少文化的大老粗。据了解情况的人说，斯大林邀请政治局委员们到他的别墅聚会时，常常拿赫鲁晓夫取乐，强迫他跳乌克兰的戈帕克舞。这时赫鲁晓夫只好扭动他胖乎乎的身躯，跳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其余的人在一旁拍着巴掌。有人说，斯大林常让赫鲁晓夫扮演小丑的角色，这未免言过其实，但是不那么看得起他，这似乎是确实的。由此看来，斯大林在给自己的《传略》添写的话中没有把赫鲁晓夫列入党的领导核心的名单，并不是偶然的。而赫鲁晓夫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开头全心全意地忠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首先是忠于斯大林本人，对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和领袖怀有崇敬之心。[8] 但是随着直接接触的增多，对斯大林有了更多的了解，一方面承认斯大林有高人一头之处，另一方面又认为他有“某种无法归入任何范畴的野蛮的东西”，逐渐产生一种敬畏和恐惧的心理，在斯大林面前小心翼翼，胆战心惊，担心出差错而获咎。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和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对斯大林的揶揄都忍受着，心里是肯定是不满的。同时他把自己与某些受到处置的人相比，觉得斯大林对自己还可以。因此他对斯大林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当剧作家沙特罗夫问他是什么促使他批判斯大林时，他回答说，“不是个人恩怨，不是！斯大林对待我要比对待别的人好。政治局里有的人几乎认为我是他的‘宠儿’。我家只有儿媳一人坐过牢。他有时把我称为波兰特务，叫我赫鲁晓夫斯基，强迫我跳舞，总的说来，就这些。与别人的遭遇无法相比”。[9]
那么这里又要问，究竟是什么促使赫鲁晓夫做那个否定和丑化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呢？一位名叫阿尔帕托夫的学者的说法比较简单，他把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行为称为“奴仆找死去的老爷报仇”。[10] 曾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米恰斯内依也说，斯大林常常取笑赫鲁晓夫，甚至糟践他。可以感觉到，长期积累的怨气一旦得到发泄的机会，他什么话说不出来！[11]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里实际上是在与斯大林“算个人的旧账”，说他“没有真正谴责破坏法制的行为和赫鲁晓夫自己也参加的三十年代的镇压行动，对斯大林作了绝对主观的评价，把发生所有消极现象的责任全部推给斯大林”。[12]
政论家布尔拉茨基在不止一次地听了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的录音后说：“赫鲁晓夫深受斯大林主义的伤害。这里什么都搅和在一起：既有对领袖的神秘的恐惧，又有无辜者的鲜血引起的心悸。这里有感到自己对被毁灭的生命负有责任的感觉，也有几十年来蓄积在心中、就要像锅中的蒸汽那样喷发出来的反抗。”他还说，这是因为“赫鲁晓夫本人也双手沾满了鲜血”。[13] 赫鲁晓夫自己在同沙特罗夫谈话时也承认这一点。当沙特罗夫问他对什么事感到后悔，他回答道：“最感到后悔的是让许多人流了血。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当时我虔诚地相信斯大林，什么都干……这是我心中感到最可怕的事。”[14] 在布尔拉茨基看来，赫鲁晓夫发动对斯大林的批判，既是为了卸掉多年来压在自己心头的重负，求得自己内心的安宁，也是对斯大林的反抗。
历史学家叶麦利扬诺夫认为赫鲁晓夫制造关于斯大林的神话的目的有三个：第一，通过秘密报告首次披露大规模镇压的行为，推脱自己对许多无辜者被杀和被关押的责任；第二，力图表明是他使国家摆脱了恐惧，让代表们相信，只有他当政，才能保证不发生各种违法行为；第三，把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名单上抹去斯大林的名字，给自己腾出位置，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俄罗斯社会学研究部门“列瓦达中心”主任列瓦达在回答是什么促使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问题时说：“对赫鲁晓夫采取这一行动的动机可作不同解释，他本人也多次试图说明这一点。但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些解释当中最合理的是这样的说法：他和他的同伙懂得，他们不这样做就无法保持住自己的地位。这是主要的。”[15]
以上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赫鲁晓夫宣布他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做报告的，本来应该客观冷静，不掺杂个人的感情，可是他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并且大段大段地即兴发挥，对斯大林进行无端的攻击，这确实像是一个受了半辈子气的奴仆发泄对已故主人的愤恨，或者像布尔拉茨基说的那样，是多年来蓄积在内心的反抗的总爆发。当然，作为当年大规模镇压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着重讲这个问题，也是为了争取主动，并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为自己开脱。这样做，也如同列瓦达所说，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关于这一点，赫鲁晓夫自己在回忆录也曾谈到过。据他的回忆，他在劝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同意他做秘密报告时曾说：“甚至那些犯有罪行的人哪怕一辈子有一次能够认罪，那么这即使不能使他完全得到谅解，也能受到宽容对待。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待是否应该做关于斯大林滥用职权的报告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报告只能在现在的二十大就做。到二十一大时再做就晚了，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一天和不提前要我们回答的话。因此最好现在再做一个报告。”[16] 这里他也把进行劝说的时间说成“在代表大会开幕后”，实际上可能是在会前讨论是否决定做秘密报告时说的。另据他的女儿拉达证实，赫鲁晓夫在家里也说过这样的话：这是惟一的机会，要么我们现在就讲，要么让人民把我们消灭掉，而且他们那样做是对的。[17]
至于说到他批判斯大林抱有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的目的这一点，也有一定的根据。上面提到过，他口头上虽然说个人崇拜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然而实际上根本不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他虽然提出要恢复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然而实际上他在准备做秘密报告的过程中就严重违背党内生活的准则和集体领导的原则，而后来当他把党政大权掌握到自己手中后，更是凌驾在党和人民之上，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并且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为自己作宣传，唱赞歌。当时也有一些人对他阿谀奉承，赞扬他的“功绩”，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眼里，赫鲁晓夫却是一个丑角一类的人物，他的种种表现，使他获得了不少雅号。人们根据他的愚昧和无知，称他为“登上宝座的傻瓜伊万”；根据他善于滔滔不绝地说空话大话和造谣撒谎，称他为“饶舌的人”。他对玉米情有独钟，不问自然条件如何，要求在苏联广阔领土上普遍种玉米，因而被称为“玉米迷”。他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开始时采取冒险主义的做法，后来仓皇撤退，遭到国际社会的耻笑。而他作为苏联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大会上脱下皮鞋拍打桌子的精彩表演，使他一时名扬世界。当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在谈到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曾说，毫无疑问，有过个人崇拜，但是也有过值得崇拜的个人。言下之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也搞个人崇拜这一套，确实有点滑稽。
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在致拉斐尔的信中谈到后者的剧本《济金根》时说：“您的《济金根》完全是走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18] 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也可以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实际存在的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历史人物的行为的动机。
我们知道，在十月革命前后有一大批来自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被革命的潮流卷了进来。其中有许多人在革命的洪炉里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自觉的学习改造，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但是也有人抱着个人目的参加革命队伍，放松甚至不进行自我改造，凭着自己较强的工作能力以及适应环境和迎合领导的本领，在革命队伍内扎下了根，甚至步步高升，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一方面在正确路线的指引和斯大林严格的管束下，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和赢得反侵略战争胜利出过力，另一方面在政策出现偏差和错误时，由于他们的过分热心和努力，给事业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同时由于制度上存在种种弊端和缺陷，由于未能很好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未能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监督机制，他们逐渐形成为一个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集团。赫鲁晓夫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他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否定斯大林，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这个集团的愿望和意志的表现，是这个集团为维护本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
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冷战”中做法有所改变，开始对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思想宣传和思想渗透，并在其内部培养亲西方势力和寻找代理人。而在苏联国内，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三十年代和战后镇压行动中的冤假错案需要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党内和社会上普遍有一种希望改变现状的情绪。在西方的影响下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抬头，这在知识界表现得尤其明显，而领导集团中相当多的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想。可以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和他的同伙借口反对个人崇拜否定斯大林，是为了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四、秘密报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经过整理和修改后，分发给各级党组织进行传达。关于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引起了党内和社会各界极其强烈的反响。有人形容这犹如爆炸了一颗威力巨大的原子弹。过去对斯大林一直抱崇敬态度的多数人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恶毒诽谤，仍然相信“斯大林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一向把斯大林看作民族的象征和骄傲的格鲁吉亚人，感到他们的民族尊严受到了践踏，在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际，纷纷起来反对，在第比利斯、哥里、库塔伊西、苏呼米、巴统等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示威群众与军警发生了冲突，当局悍然下令向群众开枪，造成几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这是从1918年以来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示威活动，而且开了武力镇压的先例。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在感到震惊之余，思想上出现很多问题，开始怀疑苏联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相当多思想发生了变化的干部，受自由化思潮影响的知识界精英以及历次镇压行动的很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亲属，还有早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那些未改变立场的后代则表示支持，其中的一部分人认为斯大林双手沾满了鲜血，是“国家的罪人”，他们把斯大林的错误同苏维埃制度联系起来，把苏联说成专制独裁的国家，提出应取缔苏联共产党，彻底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就这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分裂。
二十大闭幕后，苏共中央用各种不同方式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在各个党内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在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导致党内斗争的加剧，自由派加强了活动，各国领导人受到了冲击，结果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政治危机。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导致哥穆尔卡重新上台。同年10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最后苏联进行了武装干涉，才把事件平息下去。
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后，毛主席立即作出了反应，他说，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19] 他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上一致认为苏共二十大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在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写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经毛主席亲自修改，于1956年4月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主要从正面阐述党中央的立场，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着明显的分歧，尤其是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这些分歧后来导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和六十年代的公开论战。
在二十大闭幕后不久，秘密报告落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手中，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反苏反共的有力武器。关于这个报告泄漏出去的过程说法不一。有这样一种说法：苏联领导人曾把秘密报告的文本送给参加二十大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阅读。而贝鲁特于3月12日去世，有人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秘密报告文本，把它复制后在华沙市场上出售，一个美国人用三百美元买了一份，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20] 还有一种说法，它与前一种说法有共同之处，即秘密报告是从波兰泄漏出去的，不过方法和途径与前一种说法不同。按照这种说法，这份报告是一个名叫维克多•格拉耶夫斯基的人在华沙弄到的，此人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女秘书的好友，他在女秘书的桌子上看到了报告的文本，便从她那里借了出来，直奔以色列使馆，因为他正准备到以色列定居，想把此报告作为见面礼。于是他把报告交给了以色列使馆，以色列使馆复制后转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21] 此外还有别的说法。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得到这份报告后大喜过望，决定立刻译成英语发表。它于6月4日全文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两天后法国《世界报》也发表了这份报告。然后又返译成俄语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在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播送。同时还把报告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这场宣传战很快收到了效果。同情和支持苏联的人大大减少，许多原来靠拢苏联的左派人士开始对苏联持批判态度，西方的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发生了分裂。根据莫洛托夫的外孙尼科诺夫的回忆，莫洛托夫曾对他说过：“二十大前真心实意地同情我们的约占全人类的百分之七十。而在二十大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多人支持苏联、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了。”[22]
我们知道，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知识界开始出现一股后来被称为“解冻”的自由化浪潮。关于“解冻”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它源自爱伦堡1954年发表的小说《解冻》。小说通过主人公之口，反复讲到严冬即将过去，“已到解冻时节”，“春天就在眼前”，已听得见“春天的喧闹声”等等。显然这里所说的严冬指的是斯大林时期。至于“解冻”一词并非爱伦堡首次使用。诗人扎鲍洛茨基早在1948年就写过《解冻》一诗，表达了希望改变现状的心情，这首诗到1953年10月才发表出来，不过也在爱伦堡的小说之前。此外，美国记者索兹贝格于1956年写过《大解冻》（《The Big Thaw》）一书，“解冻”一词在西方流行开来，大概与此有关。二十大后，这股浪潮迅速在知识界扩散开来，形成了不小的声势，淹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片思想阵地，影响了愈来愈多的人。在文学界影响尤为深远。出现了一批暴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被称为“解冻文学”。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捅了那么大的娄子，引起那么多人的反对，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那么大的混乱，这大概是他事先没有估计到的。他一方面担心反对批判个人崇拜的呼声愈来愈高而使他在党内的地位遭到削弱，担心那些本来就反对这样做的领导人的地位得到加强，对他形成威胁，另一方面又害怕在秘密报告推动下进一步泛滥起来的自由化浪潮把他淹没，使他遭到灭顶之灾。他被迫缓和对斯大林的批判而安抚反对者，而对自由化浪潮一度采取遏制政策。本来他策划要在二十大后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个人崇拜。从保存下来的材料来看，朱可夫向赫鲁晓夫呈送了他准备在全会作的题为《关于军事思想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的稿子，谢皮洛夫则准备在会上做关于党的工作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批判个人崇拜在这些领域的表现及其后果。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次会议取消了。
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这个决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批判个人崇拜的行动进行解释，它对斯大林的功过采取分析的态度，而且语气也与秘密报告有所区别。这表明赫鲁晓夫等人似乎要在掀起这场运动后暂时刹车。如上所述，1956年下半年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为了争取支持和摆脱困境，赫鲁晓夫改变了调门，开始肯定斯大林。12月底，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说：“斯大林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把我们称为斯大林主义者。正是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他还说：“斯大林粉碎了我们的敌人。我个人是在斯大林时代成长的。我们可以感到骄傲，因为在为了我们伟大事业的进步而对敌人进行的斗争中，我们曾经合作。”[23]
1957年1月17日赫鲁晓夫又在中国使馆为我政府代表团访苏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最近，西方经常有人指责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对这一点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说过，照我们的理解，‘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共产党员的伟大称号不可分割的……我们批评斯大林，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好的共产党员。我们批评是因为他有一些偏差和不良的品质，是因为他有错误……而在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这就是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保卫社会主义事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作斗争，——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但愿上帝保佑，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像斯大林一样战斗。”[24] 一个月后，即在2月18日，他又在保加利亚驻苏使馆说过类似的话。他的这些表白，当然是言不由衷，是在演戏，因为像他的女儿所说的那样，他有戏子的气质。同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做报告时又谈到了斯大林，他说，党一方面批评斯大林活动的不正确方面，另一方面过去和将来都将同所有在批判个人崇拜的幌子下诽谤斯大林的人作斗争，强调指出，“作为忠心耿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强的革命家，斯大林在历史上将占有应有的地位。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将记住斯大林并且给予他应有的评价”。[25] 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么他首先就应与他自己作斗争，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发动这场诽谤斯大林的运动的。
另一方面，为了遏制国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防止波匈事件在苏联重演，苏共中央于1956年12月给各级党组织发了密信，要求对各种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采取坚决措施，对肇事者进行镇压，加强对书报的检查。与此同时，在思想政治领域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1957年2月，莫斯科大学开除了百余名“进行反共政治活动”的学生，把他们送往工厂劳动改造。取缔了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组织。3月9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对该杂志的“背离列宁主义的科学党性原则倾向的理论错误和方法论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免除了该杂志主编的职务。对暴露阴暗面的“解冻文学”作品进行了批判。然而“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并没有停止。赫鲁晓夫本来并不那么崇尚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价值观念，他就思想观点来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在理论上 一窍不通，很容易受各种思潮的影响。他很快也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卷了进去，愈来愈深地陷入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泥潭。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避而不谈苏联社会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视已形成一个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特权阶层的事实，无视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的日益扩大，无视在西方敌对势力的鼓励和支持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兴起，大谈苏联已消灭了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已无必要，无产阶级国家已变为“全民国家”，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党”。这就是所谓的“两全”理论。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以及“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号。所有这些加上二十大提出的“三和”理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修正主义纲领。可是他仍然打着“建设共产主义“的旗号，大讲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宣布将在二十年内，即到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这完全是用来欺骗群众的谎言。
在二十二大上，反复无常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掀起了第二个反斯大林的浪潮。他在总结报告和总结发言里除了重复在二十大说过的一些话外，对斯大林提出了新的指责。这次批判斯大林完全是公开进行的，有许多人跟着他这样做。大会闭幕前通过了关于把斯大林灵柩移出列宁陵墓的决议。过去曾经流传过的“焚尸扬灰”说不确，斯大林的灵柩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旁。根据陵墓警卫队长莫什科夫的回忆，安葬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10月31日凌晨二时他应召到了克里姆林宫，这时中央主席团成员正在讨论把斯大林灵柩埋葬在何处的问题。赫鲁晓夫提议埋葬在新圣女公墓。他的意见得到了米高扬、苏斯洛夫的支持。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穆希金诺夫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样做很难向人们做解释，建议安葬在陵墓后面宫墙旁。赫鲁晓夫勉强同意了。决定后立即开始行动。为了不引人注意和不引发抗议活动，全部迁葬工作在夜间秘密进行。当天晚6时，借口参加十月革命节检阅的莫斯科卫戍部队要进行排练，封锁了红场。9时许挖好了墓穴，接着把斯大林的灵柩匆匆埋了进去。与此同时换下了陵墓入口的上方镌有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的石匾。第二天早晨游客看到石匾上只有列宁一人的名字了。[26]
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陵墓的做法，在社会上引发了大规模推倒斯大林纪念像和纪念碑的行动。许多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广场、工厂和农庄纷纷易名。应该特别指出的是，1961年1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把斯大林格勒改名为伏尔加格勒。这是发生举世闻名的、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英雄城市。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著名作家阿列克谢耶夫愤慨地说，西欧不少城市的广场和街道仍然以斯大林格勒命名，而在苏联地图上从此却找不到了这个城市。[27] 另一方面，再一次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运动，各种报刊发表大量批判文章。攻击斯大林、丑化他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学作品纷纷出笼，其中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叶夫图申科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是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发表的。
应该说，赫鲁晓夫本来就是一个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政客，他再次掀起反斯大林的浪潮，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不过他这样做有其具体的政治目的，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叶麦利扬诺夫的分析，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为了进一步打击莫洛托夫等人。赫鲁晓夫虽然在1957年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但是他们在党内仍有较大影响。在二十二大召开前，莫洛托夫给苏共中央写信，对苏共纲领草案提出批评，赫鲁晓夫担心莫洛托夫的观点会获得支持，于是便想通过再次批判斯大林来揭露他们过去参与镇压行动的错误，达到清除他们的目的。第二，在中苏之间的分歧扩大和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企图通过批判斯大林影射攻击中国。第三，赫鲁晓夫再次批判斯大林，是为了进一步毁坏斯大林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名声，实现取而代之的目标。[28] 然而应该说，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实现他提出的修正主义纲领扫清障碍。
苏共二十二大后，苏联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许多人不再相信共产党，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失去了理想和追求，玩世不恭或愤世嫉俗的情绪有所增长，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明显下降。诚然，有的人开头曾赞赏赫鲁晓夫的“勇气”，跟着他反对个人崇拜，但不久也开始对他感到失望，于是转而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寻求别的寄托。有人形象地把这个过程描述为从“个人崇拜”（“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经过“没有值得崇拜的个人的崇拜”（“культ без личности”），然后到“现金崇拜”（“культ наличности”）。这种变化为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成灾准备了合适的土壤，并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了思想上的条件。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做的秘密报告对刚走上和正要走上独立生活道路的年轻人产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其中有的人完全接受了赫鲁晓夫的观点，自称为“二十大的产儿”或“六十年代人”，这些人后来有的步入政界，有的成为知识界的精英，他们组成了一支在苏联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骨干队伍。戈尔巴乔夫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曾亲口承认自己是“六十年代人”。[29] 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丢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称自己为‘二十大的产儿’的。”[30] 他又说：“后来，当命运最后把我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当我们成为国家领导人、到那些赫鲁晓夫进行过活动的办公室办公时，他的经验对我开始具有特殊意义。” [31] 最近戈尔巴乔夫又承认二十大与他实行的“改革”之间的“有机联系”，说这是一件事情的不同阶段。[32]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不同派别的政论家对二十大到苏联解体的过程的描述有其相似之处。自由派的布尔拉茨基说：“二十大后，在党内和整个苏联社会出现了一条很深的沟。开头形成了一个缺口，后来社会上分成两个对立的营垒：一个拥护斯大林和反对二十大，另一个反对斯大林和拥护二十大。接着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自愿’下台、勃列日涅夫的二十年停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升沉、叶利钦的白色革命、私有化和向市场过渡的剧变，——这一切都源于二十大。”[33] 而属于左派的卡拉－穆尔扎则说：“二十大打击了苏维埃制度，使得它没有恢复过来。这样做是由于恶意、愚蠢还是由于疏忽，这并不重要，但客观上是犯了叛国罪。赫鲁晓夫损坏了支撑国家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没有修理它，只抹了一层油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把裂缝抠大，使得整个建筑物倒塌。现在我们怎么也无法从瓦砾堆下爬出来。”[34] 由此可见，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赫鲁晓夫掀起的反斯大林的运动一脉相承，已成为现在不少俄罗斯人的共识。
至于说对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看法和态度问题，那么如同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曾经存在过严重的分歧。报告出笼时，许多老革命家和普通的工农群众表示坚决反对，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为它叫好。另外还有一些人虽不完全赞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但是认为揭露个人崇拜的问题有其积极意义。当时赫鲁晓夫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提出要恢复列宁主义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曾经迷惑过一些人。但是当他大权在握后，飞扬跋扈，独断专行，仍用他自己谴责过的老办法对付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把所谓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发挥到极致，使得许多人大失所望。这自然使得他们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更使许多人看清了赫鲁晓夫的报告的实质。如同一位名叫索洛韦依奇克的论者所说的那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和苏联的崩溃，这对许多苏联传统主义者和爱国者给二十大以否定的评价起了决定作用，而在他们眼里赫鲁晓夫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前辈”。[35] 与此同时，苏联解体后许多人经过今昔对比，改变了对斯大林的态度。另一位名叫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论者说：“不管‘解冻’时如何揭露斯大林，不管六十年代人如何哀号，不管‘改革’年代如何诅咒，‘反共分子’当政的十年就足以把所有的诅咒勾销掉，并且在实际上证明，谁对老百姓更亲。”[36] 近年来，根据多次民意调查，肯定斯大林的人一直保持在50％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五年前，以舍宁为首的前苏联地区共产主义政党的联合组织“共产党联盟－苏共”在第三十二次非常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撤销了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和苏共二十二大《关于列宁陵墓的决议》。这个决议虽然是由“共产党联盟－苏共”这个联合组织中的一派作出的，应该说它反映了广大共产党员的意志和愿望。
自从苏共二十大召开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在这五十年里，整个世界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变化。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在政治地图上消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走向了低潮。当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种“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早已成为历史，如今世界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帝国主义国家横行霸道、剥削和欺压别国人民的景象。时光似乎倒转了，历史似乎走了回头路。这一切都发端于苏共二十大，确切地说，发端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五十年来无数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环球视野》）
[1] 《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22页。
[2]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49～50页。
[3] Л.卡冈诺维奇：《备忘录》，1997，第565页。
[4] 见Л.卡冈诺维奇的《备忘录》，1997年，第566页。
[5] Л.卡冈诺维奇：《备忘录》，1997年，第567页。
[6]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90页。
[7] 《自由思想》1994年第10期第22页。
[8]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7、23～24页。
[9] 《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22页。
[10] 见1998年4月17日《独立报》。
[11] 见2000年7月27日《独立报》。
[12] 《真理报》2006年2月21～27日。
[13] 《独立报》2006年2月17日。
[14] 《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22页。
[15] 《新时代》杂志2006年第8期第23页。
[16]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94页。
[17] 见2006年2月14日《新闻报》。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1972年，第343～344页。
[19]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1999年，第6页。
[20] 见《赫鲁晓夫——同时代人回忆》一书，第32～33页。
[21] 见《苏维埃俄罗斯报》1996年3月30日的报导。
[22] 转引自2006年2月12日《每周新闻》。
[23] 《真理报》1957年1月1日。
[24] 《真理报》1957年1月19日。
[25] 《真理报》1957年11月7日。
[26] 见《独立报》2001年10月31日。
[27] 见《小说报》1998年第7期第57页。
[28] 见2006年2月17～20日《真理报》。
[29] 见《莫斯科新闻》1995年第22期。
[30] 《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19页。
[31] 《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20页。
[32] 《俄罗斯报》2006年2月14日。
[33] 《独立报》2006年2月17日。
[34] 《反电视银幕网》，2006年3月16日。
[35] 《全球选择》2006年2月24日。
[36] 《明天报》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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