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  论  文  革
——一场必然发生极为深刻非常伟大而又有时代局限性必然失败的大革命
（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111周年）

M．I．M毛继东

序 言

第 一 章 文革断代史浅论
第 二 章 文革的必然性
第 三 章 文革的现实性
第 四 章 文革的深刻性
第 五 章 文革的时代局限性
第 六 章 文革的伟大功绩
第 七 章 文革的失败及教训
第 八 章 文革的问题种种
第 九 章 文革如何不再来


序 言

文革结束已经二十多年了，但关于文革的争论一直未停息。本文提出一个新视点—
—这是一场必然发生极为深刻而又有时代局限性的大革命。想从这的视点回视文革，
解读文革。从这个视点看去，这是一场：必然发生又不该发生的革命；无法避免又
有时代局限性的革命；非常辉煌又必然失败的革命；被人误读又被后证明的革命；
已经完结又仍在继续的革命；史无前例又不应再现的革命。


第 一 章 文革断代史浅议

X （虚拟专栏记者）：拜读过你的一些文章，又看到你写的这个序言。你提出了一
个新视点，
很感兴趣，特来采访，给你当个“侃托”吧。
M （M.L.M.毛继东）：欢迎采访，一起来侃吧,我们首先探讨文革断代史吧。

X： 现在的文革史论都是说“十年文革”或“文革十年 ”，时间为1966年5月16
日制定《五一 六通知》时至1976年10月6日逮捕“四人帮”止。这种断代史论科
学吗？
M： 这种归纳不确切。确定一场革命，不仅要看内容，而且要看形式，必须是内容
和形式的统一。文革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派 ，但在文革前已有整走资派的“四清”
和“二十三条”社教运动，但都是使用以往常规的自上而下的工作组掌握运动的惯
例。而文革是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群众运动方式。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
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
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
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种广义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群众运动方式，只有文
革才有，也只有采用这种方式的运动才能称为文革。

X： 所谓“广义的”是指什么？
M： 就是全社会性的，不是仅仅指一种具体斗争方式，比如“四大”，它不仅是文
革形式，它本来应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任何时候都应享受 的权利。无产阶级反
复辟有多种方式，文革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四大“是永远时时可用的。当出现修
正主义中央法西斯统治时，甚至可以用造反、独立、起义的方式，但那就不是文革
了。有人将文革当作反复辟的唯一方式，是片面的理解。所以，真正符合文革本身
规定意义的时期，只有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制定时到1969年4月九大
期间。在九大前，刘邓司令部被打倒，普遍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九大上又确立林彪
为接班人。所以，九大标志文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要再召开四届人大，重建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文革就取得全面胜利了。

但是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出了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阴谋集团，紧接着又
发生了林彪“九一三”反革命政变事件，打乱了文革原来的部署。但九届二中全会
是中央路线斗争，批陈整风是自上而下的审查，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是秘密斗争，
批林批孔运动是“四人帮”写作班子为主笔，都不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群众运动，所
以不再是文革了，而是文革的保卫战了。

X： 但毛泽东在1974年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就是
说当时仍是文革。
M： 这是因为四届人大尚未召开，无法宣布结束文革。但从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要求
来说已不是文革了。

75年初召开四届人大，但紧接着又刮起右倾翻案风。毛泽东要邓小平主持总结文革，
邓拒绝，导致批邓反右斗争。但批邓反右也不是文革方式，而是自上而下的打招呼
方式。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被捕，批邓反右运动夭折。

所以，从九大以后到“四人帮”被捕，不是文革运动了，而是文革保卫战时期，先
是打倒林彪集团，后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间穿插批判“四人帮”。

X： 现在的文革史论说“四人帮”被捕是文革的结束。
M： 这里面隐蔽着极阴险的话语陷阱，暗伏着否定文革的玄机，暗示“四人帮”一
完，文革也就完了。实际上更严峻的斗争还在后面呢。逮捕“四人帮”是右倾翻案
复辟势力的很像法国“热月政变”式的非法行为，华国锋成了被利用对象。随后，
“四五运动”平反，“干部大平反”，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十一
届三中全会，审判林彪集团、“四人帮”，华国锋下台，十一 届六中全会《决议》
彻底否定文革。所以，从“四人帮”被捕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是赫鲁晓夫
式的阴谋篡权时期，是右倾翻案复辟势力向文革反攻倒算时期。至此，文革潮起潮
落，才画了一个历史句号。
所以，涉及文革的历史时期不是十年，而是十五年，不是一个阶段，而是三个阶段。
前三年（1966.5.16—1969.4.)是文革胜利阶段，中间七年(1969.4.—1976.10.6）
是文革保卫战阶段，后五年（1976.10.6—981.6.)是右倾翻案复辟阶段。

X： 这种文革断代史论，把历史界面厘清了。首先肯定文革只有三年，是胜利的三
年，与后来的混乱时期切割开来。又把以逮捕“四人帮”为开始的右倾翻案复辟时
期明确出来，突出了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文革断代史面前，有些人的灵魂
是要打颤的。

第 二 章 文革的必然性

第 一 节 文革面对唯心史观的误读

X： 第一个问题自然是文革的必然性，即不可避免性问题。你打算从哪几个方面论
述呢？
M： 二十多年来，国内国际，绝大多数评论文革的文章，无论是褒是贬，有一个共
同的缺点，就是过分地把视线集中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的身上，将他们之间的
分歧斗争当作文革产生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唯一因素，因而都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泥
淖。毫无疑问，毛、刘之间的分歧斗争确实是文革发生的重要主观因素，尤其是毛
泽东的影响更大些。但也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即使没有毛泽东和刘少奇，文化大革
命这种社会斗争方式也存在着必然性，即不可避免性。

这些导致文革产生的必然因素是：

一、国际阶级斗争的框架；

二、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关系中矛盾因素的积累；

三、党内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并坐成虎势；

四、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客观存在；

五、党内路线斗争的激烈性；

六、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封资修的严重影响；

七、国际共运的影响；

八、旧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

九、汪洋大海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

这些就是文革之所以发生的必然因素，而毛、刘之争恰恰是或然因素（偶然因素）。
这些必然因素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存在（程度不同），即都存在发生文革的
必然性。但客观必然性并不一定就是现实性，还必须有主观因素这一条件毛、刘之
间的分歧斗争，尤其是毛泽东这一领袖人物，使文革的必然性在中国转化为现实性，
成为不可避免性，使文革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都具备了。

X: 你是说,即使没有毛泽东,文革的必然性也仍然存在.
M: 是这样.发生文革的根本原因是已经存在一个人数众势力强大的党内资产阶级，
我称之为社会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名义下滋生的新资产阶级。

X： 所有评论文革的文章都认为毛泽东是文革发生的最根本原因。你这种观点，好
像见到的不多。即使认为存在党内资产阶级，也认为是“一小撮”、“极少数”，
而你认为“已经存在一个人数众势力强大的党内资产阶级”。
M： 历史事件的更本原因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条件的产物，而不是个别人物的动机
的结果。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更不是我的发现，马、列、毛早就这样指教了。
比如，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恩格斯1894年1月25日给符．博尔吉
乌斯的信，列宁论修正主义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而是时代的产物，毛泽东论党的基
本路线，都是典范。特别是恩格斯的信中说：在这里透过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的必然性，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来谈谈所谓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
伟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个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我们如果
把某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者，并且这个代替者会出现的，
——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品能够会出现的。”毛泽东制定的党的基本
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
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
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要正确
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
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里哪
有“没有我毛泽东地球就不转动了”的意思？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也是从这个基
点上阐述文革产生原因的。

X： 在二十多年中，国内国际，所有否定文革的说词，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毛泽东
神经过敏，头脑发热，疑神疑鬼，人为地制造出一场社会大灾难。在国内，许多文
章中没有敢这样直露，但话里话外不乏这个意思。
M： 可惜这些说词都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泥淖——英雄毁灭历史。任何时代的代表人
物，都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表现，都代表着众多人的利益。那样一场席卷全
国，牵动七、八亿人口，惊心动魄、激烈复杂，历时十年之久的社会大运动，居然
竟是一个人头脑发热一声号令就掀起来了，这岂不是太神奇了？坚决否定文革的人
们都反对对毛泽东的崇拜，说毛泽东不是神。但他们否定文革的说词，恰恰是在搞
对毛泽东的个人神化，将毛泽东塑造成一个神通广大的巨神。他们企图妖魔化毛泽
东，却适得其反神化了毛泽东。所以，他们对文革的诠释中情绪化远远多于理性分
析，是肤浅的无力的，难以使人服膺。

X： 仔细观察，那些情绪化激烈的人，有些是因为原有的既得利益在文革中受到损
失，有一些是因为自己（或其亲友）在文革中受到某些冲击，有些年轻人则是受教
育宣传的影响所致。最激烈的是第一种人，这就不能不涉及阶级烙印的问题了。
M：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切身利益和感受出发论说世
事，本是人之常情，不这样倒是另有奇情了怎样评论文革是个人的权利，褒扬贬抑，
见仁见智，是个人思想自由。但是必须明白，在中国，每个从那场触及一切人灵魂
的社会运动中走过来的人，在评价文革的同时，也是再一次宣判自己的灵魂和显示
自己历史观水平。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是自由的，但人们的灵魂却是不自由的。
在这方面，任何人都没有规避的例外权利机会。有些人不是在论史，纯粹是按自己
臆测的神经病人的心理状态来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文革，更有的人是发泄私愤，
毛泽东是个千人恨，万人爱的历史人物，这是他的阶级命运。在评价毛泽东和文革
问题上，我们又一次看到阶级烙印问题。

X： 肯定文革的人们是否也有情绪化现象？
M： 也存在这种现象，但多数人情绪化要轻得多。而且肯定文革的人中还有相当多
的人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甚至是由原来否定文革转化为肯定文革的。就我的观察，
没有发现从肯定文革转化为否定文革的。但总的来说，肯定文革的人们也多是未超
脱历史唯心主义的羁绊。

X： 这怎么理解呢？
M： 他们在肯定文革的时候，过分夸大了毛泽东的天才作用，成了英雄创造历史，
因而不能透彻解释文革的成因、失败和种种现象。本作者是始终肯定文革的，在过
去很长的时间里的认识中也是这种历史观占主流地位，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有了较
深刻的变化。

X； 你是说，否定文革的是英雄毁灭历史（他们实际的心里是在说魔鬼毁灭历史），
肯定文革的是英雄创造历史，一个是人性恶，一个是人性善，同一种唯心史观的两
个极端形式在大辩论，很多人是从毛、刘、邓、周、江的性格差异来演绎文革史。
M: 是这样。从历史唯心主义角度——不论对文革肯定还是否定，虽然都能自圆其说，
符合形式逻辑的理由充足律，但都是将历史的偶然性东西当作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
所以都经不起推敲。不过，确实也有一些文章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对文革
给予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使人得到启发。

X： 当代人评论当代历史，往往受到自己感情因素的制约，不易达到理性。因此应
该尽量站得高一些，超脱个人恩怨，不以个人得失论历史，不以个人好恶平人物，
唯一依据的只应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
M： 完全正确。我们虽然不能做得很精到，但总是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马克思主
义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经济的、政治、思想的、文化的、以至于宗教的变革，
归根结底都源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冲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以
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而且是矛盾因素的长期积累所
致，而绝非社会人物的神通所致，所谓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当然，
社会人物的行为在历史事件上会打上他们的印记，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经济是
基础，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政治派别人物之间的斗争都是阶级利益的直接
或间接的反映，这些斗争集中表现为政权斗争。只有顺着这样一条线索，才能透视
文革的曲直表里。基于这种认识，反复回思文革历程，我提出一个新视点——文革
是一场既必然发生极为深刻而又有时代局限性的大革命。我认为从这个视点探视文
革，能够解读文革的奥妙和种种问题。

X： 你这个视点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M: 文革说到底是回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列宁逝世后在苏联内部争论中提出的问题
——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中建成，在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否防止资本主义复
辟的问题（即在这样的国家是否必然复辟的问题），也就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
即在世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仍占强大优势的情况下，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发生社
会主义革命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托洛茨基认为，在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一国中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在世界革
命中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认为如果没有世界革命，原来经
济落后的国家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必然失败，发生复辟。）而历史事实是，原来
预计的国际革命并没有爆发（少数发达国家发生的革命被镇压下去了）。那么按托
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在没有国际革命的情况下，在这种落后国家夺取政权后，必然
产生官僚阶级，使工人国家蜕变崩溃。也就是说，托洛茨基认为这种国家的革命必
然失败是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这就陷入社会主义必败的历史宿命论。

斯大林则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但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
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要在世界革命中才能完成。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建成了完
全的社会主义，并击败了法西斯侵略，说明在一个国家中是可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
义的。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认识不深刻，采取的反复辟措施（杀头
政策）有严重弊端。尤其是在干部待遇制度上实行了含有严重剥削成分的等级特权
待遇制度，培植出一个最终打倒了无产阶级的党内资产阶级，导致苏联、东欧崩溃。
结果在形式上竟然奇特地反而好像是（我说的是“好像是”）验证了托洛茨基主义
的宿命论。这是国际共运中理论上一个大迷团，仿佛一切又都回到了原来争论的出
发点。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的理论焦点，还是那个唯生产力论的老问题。原来经济落后
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复辟危险性确实更大，但复辟并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关键是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始终保持革命性，党政军干部能否始终与劳动人民同甘共
苦。只要党群、干群关系保持水乳交融关系，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公平，即使生活
比较艰苦，也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强大的反作用，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
展，抵御资本主义复辟危险。而一旦失去党群、干群关系的水乳交融关系，社会主
义的钢铁长城就要开始坍塌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苏联建国后，认真按《共产
党宣言》和巴黎公社原则的措施，党不执政，干部不实行特权待遇制度，就不会出
现干部官僚腐败问题，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个大迷团。但文革最终失败，右倾复辟成功，
又恰恰更像是证明托洛茨基主义是正确的。苏、东崩溃，中国文革被否定后，第四
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们又重新鼓噪托洛茨基——德热拉斯的“官僚阶级”论、
“新阶级”论。这就又回到一个世纪前的老争论点上去了。托——德只是在一个事
实上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国家中确实出现了“官僚阶级”这个“新阶级”，
工人国家确实发生了蜕变。但这个事实产生的根本原因却不是托洛茨基——德热拉
斯的历史宿命论，而是由于执政党制度导致干部的特权待遇制度上。

毛泽东（毛泽东主义）的伟大，就是解开了这个大迷团，指出是因为共产党内产生
了资产阶级从而导致复辟危险性（即不是因为历史宿命论）。但在党内资产阶级产
生的根本原因上，文革中在理论上却产生了疏漏——没有从政治经济学上深刻揭示
执政党制度产生的干部特权待遇中存在的合法剥削导致干部队伍整体上的阶级性蜕
变，也就是说文革没有阐明自己爆发的政治经济学上根本原因。——这就是本文所
要探讨的主要课题。

X： 你所说的政治经济学上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M： 我们探讨文革的奥秘，首先必须挖掘它的政治经济学上的必然的根本原因，即
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矛盾因素。

X： 社会经济结构指的是什么呢？
M： 当然是生产关系，正是国际国内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
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导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X； 这有些不好理解。我国在一九五六年底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至文革前，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党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小私有制经济——主要是
农民的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而且是与公有制经济相联系并为公有制经济服务。
资本主义经济除资本家定息外，只有地下剥削经济和投机倒把行为，属于取缔打击
的对象。怎么会形成激烈的冲突，以至于爆发一场社会大革命呢？

M： 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吧。

 
 第二节  国际环境的险恶性

M： 产生文革的首要因素，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际，在于国际上的两种社会制度
的矛盾的冲突，其实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在资本主义一统天
下的体系上打开了破口，两种社会制度进入生死搏斗战场。但是整个国际环境仍然
是资本主义居于相对强大优势，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环境是险恶的。新的剥削制度
代替旧的剥削制度时，也都经过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期斗争，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
义制度之间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这个课题就更为严峻。为对抗外部压力，社会
主义国家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始终保持对复辟势力的高压政策，这是不言而喻的。当
复辟势力进攻猖獗时，无产阶级必须予以反击。反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总
会探讨出文革这种斗争的形式。

X： 如果和平竞赛不是更好吗？
M： 这只是幻想。社会主义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夺回它失去的天堂，
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能使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和和平共处的人，上帝永远不会创
造出来的。

 
第 三 节 文革必然性的第二因素——阶级分化的因素

X： 在上一节中，你提出文革在理论上有疏漏——没有从政治经济学上深刻揭示执
政党制度产生的干部等级特权待遇中存在的合法剥削，从而导致干部队伍整体上的
阶级性蜕变，也就是说文革没有阐明自己爆发的政治经济学上根本原因。——我觉
得你说的有些简单，能否再细致一些谈谈，
M：可以。在斯大林时代，认为复辟的危险性主要是来自外部，因而采取了极严厉的
政策——杀头政策。毛泽东（毛泽东主义）的伟大，就是解开了这个大迷团。指出
是因为共产党内产生了资产阶级，这才是复辟危险性的主要方面（既指出复辟危险
性不是因为历史宿命论，又指出复辟的主要危险性在党内）。但在党内资产阶级产
生的根本原因上，文革中在理论上有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
党内，但党内资产阶级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却没有明确深刻地解答，没有从政治经
济学上明确深刻揭示是由于执政党制度进一步导致实行的干部特权待遇中存在着合
法剥削，从而导致干部队伍整体上的阶级性蜕变，从而产生了党内资产阶级，也就
是说文革没有明确深刻揭示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政治经济学上重要原因。——这就
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课题。（在文革后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毛泽东的论
述已经触及这个重要问题，提供了钥匙，甚至已经将钥匙插进锁孔里了，但当时的
理论文章没有明确深刻揭示出干部待遇中含有剥削成分，几乎所有的文章中都没有
涉及这个合法剥削问题，都是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兜圈子。）

X：导致一个社会大运动必有多种因素，其中必有一个是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因素，其
他因素或是因它而衍生，或是通过它而起作用。你认为出现了阶级分化是文革产生
的主要的决定因素，而产生阶级分化的根本原因则是由于实行执政党制度，又由执
政党制度导致实行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即因为背离巴黎公社原则措施而引起的。
M：是的。 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如果内部很坚强，外力是难于压裂的，而内
部裂缝主要发生在生产关系上。阶级产生于生产关系，产生于剥削。社会各个集团
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如果一个集团无偿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即出现
剥削，就会发生阶级分化。这里最主要的是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但生产关系不仅仅
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还有在社会劳动组织结构中的地位和分配关系。在这三方面中
的任何一个方面出现剥削性质的不平等，都会产生阶级分化。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
下，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实际上的与名义上的分离。名义上是
全民所有制，但实际上是干部所有制，甚至是走资派所有制、党内资产阶级所有制、
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即官僚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

X： 这种公有制在实际上的与名义上的分离是怎样产生的呢？
M： 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实际上与名义上的分离，不是在法律上的公开形式。在
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不允许化公为私，也不允许化公为干部所有。（提请注意：如
果法律允许化公为私或允许化公为干部所有，这个国家就绝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
了。）这种分离首先是从社会管理职能中产生的——即管理职能的变异。在国家管
理、生产管理等各个方面，干部都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产生了严重官僚主义。在
中国，到1965年初，毛主席甚至斥责一部分干部已经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官僚主义
者阶级。公共财产的管理是通过公共机关来实施的，实际上是由公职人员管理的。
如果公共管理人员能出以公心，那么他们就是社会公仆，如在原始社会。但如果公
职人员有私心，就会出现利用公职侵占公共财产的情况，那么公职人员就会变成剥
削阶级，如原始社会的末期由公社管理人员变成奴隶主阶级的过程。那时就出现公
共财产所有制实际上的和名义上的分离，名义上是全氏族部落的，但实际上是氏族
部落公共管理人员的。值得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分离情况也出现了。
比如我国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例就是如此。

X： 他们只是个别腐化分子。
M： 如果真的仅仅是个别分子，那就谢天谢地了。实际上，在后来的“三反”、“五
反”中又清出书以万计的贪污腐化分子，他们实际上已是新资产阶级了。那时建国
才刚刚两年呀！原始社会末期奴隶之阶级的产生经过了几百年、上千年，而社会主
义条件下仅仅两年就产生了新资产阶级。刘青山、张子善确实是被糖衣炮弹打中的
人，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制度上存在严重问题，出现了纰漏。

X； 制度上存在严重问题，出现了纰漏，何以言此？
M： 首先是执政党制度，随后是由执政党制度必然产生的干部特殊待遇制度。

第 四 节   文革必然性的第三因素

——执政党制度必然导致官僚腐败

X： 执政党制度必然导致官僚腐败——你这个观点真有点惊世骇俗的。我已看过你
的《国家不需要执政党》一、二、三议，你认为国家根本就不需要执政党，任何政
党都不应该执政。资产阶级政党执政就是历史大错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是历史大
误解。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认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应该由人民自主选举人民代
表，再由人民代表中产生的官员到国家机关里去执政。而执政党制度就是党组织指
定制度，即授职制，就是国家机关的官员（甚至人民代表）由党组织内部指定，并
不是真正通过人民自主选举产生的，这样官员就只向党组织负责，不接受人民的监
督，这是严重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很快就会滋生官僚主义腐败。可以说, 执政党
制度的弊病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它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
了通道，其他影响复辟的因素都是经过执政党制度起作用或在它的大框架下起作用
的。由于执政党制度是执政党包办代替一切，这就不仅仅是国家管理机制问题，不
仅仅是政治问题，而是最终由此发展到执政党官员对社会生产资料的控制（实际上
是一种占有），在生产管理组织中的居高临下的官员管理地位，并导致对社会财富
分配的决定控制权。关于执政党制度必然导致官僚腐败问题，你的专论就作为附件
附在后面，在这里就不详细阐述了吧。

X： 其中最严重的是由执政党制度导致了干部的特权待遇制度，从而进一步导致产
生了党内资产阶级——党内官僚资产阶级。

第 五 节    文革必然性的第四因素

——特权待遇制度导致产生党内资产阶级

M： 剥削阶级的产生有两种渠道，一是来自直接的剥削和侵占；二是来自国家分配
制度中的合法剥削。社会主义国家对直接的经济剥削行为和侵占行为是取缔打击的，
从这个渠道滋生新资产阶级是不容易的。（提请注意；如果法律允许直接的经济剥
削，那么也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了。）问题出在干部待遇中的合法剥削上。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
仆变成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它
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
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的公职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只付给跟
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
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法兰西内战》）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完全赞同马恩的观点，并说：“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
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正是在这特别明显
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
“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
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完全可以
把工人和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也就会成为从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桥梁。”
“使国家的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负责任的、可以
撤换的而且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做起。”

这里指出了防止国家工作人员发生阶级蜕变的两项根本措施。一是干部的产生和监
督制度；二是干部的待遇制度。对于第一个措施，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俄国十
月革命后建立维埃时起都没有充分实行，而都是执政党指定制度，几乎都是有无产
阶级政党直接包揽了国家管理事务。人民代表的多数（尤其是高级干部）都是由共
产党组织机关指定，并未经过人民普选产生，更没有随时撤换的监督权，人民只是
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又实行干部终身制，坐上”铁交椅”。

对于第二项措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做出决定，规定国家所有公职人员只领取全
国平均工资，也就是说，连列宁的工资也低于工人中的高工资。如果这种待遇制度
认真坚持下去，就能从个人利益上截断干部升官发财欲望，再进一步实行民主选举
和监督，就可以有效防止干部队伍发生整体的阶级性蜕变。当然仍然还会滋生少量
腐败分子，但形不成强大的势力。

可是，在列宁逝世以后，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废除了巴黎公社原则措施，实行了干部
和工人等级工资制度，而且干部职务越高，工资也越高，而且对干部还实行了特殊
待遇制度，如用车、住房、医疗、保健、教育、出国以及家属子女的优越待遇。同
时实行了军衔制。这些制度是明显与巴黎公社原则相悖的。

X： 据说实行这些等级待遇制度是因为它们符合按劳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
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
M： 错！严重错误！这是斯大林对按劳分配原则和资产阶级法权的错误理解，关键
是对按劳分配中的“劳”的计量标准产生了错误理解。其实，马、恩、列对此有明
确论述。

X： 请详细解释。

（一） 按劳分配中的“劳”的计量标准是什么？

M：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
按劳分配的“平等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
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
生产者“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
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
就是他在社会劳动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
（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提供
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

在《资本论》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劳动者个人在共同
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品部分中
所占份额的尺度.”（第一章96页 ）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实现等量劳动的产品同等量劳动的产品的交换时，
如果会计以自然的劳动尺度——时间，即以工作小时来计算，这就比他预先把工作
小时转换成货币简单得多。”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社会每个成员都完成社会所必需的某一部分劳动，
并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明书，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根据这张证书，他从消
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当数量的产品。”

所以，按劳分配中“劳”的计量是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劳动强度在实际生产中转
化为劳动时间来计量）。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计量标准，比如工种、产量、质
量、工龄、技术水平、职务、资历、功劳、复杂劳动、脑体劳动差别、男女差别、
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等等，都不是“劳”的计量的标准，因而也不是报酬计量的标
准。商品价值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衡量，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产品的价值是
用劳动时间直接计算的。因为“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前
引《哥达纲领批判》）。“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
生产者 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消耗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
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
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
（前引《哥达纲领批判》）（请注意“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
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这句话的意义，许
多错误都是因为没有深刻理解这句话而产生的。）

X：工种为什么不是“劳”的计量的标准呢？
M：工种差别，如果有劳动强度差别，可以转化为时间的比例来计算报酬，劳动强
度大的工资水平高一些。如果工种没有劳动强度差别，报酬上就不应有差别。
X：产量为什么不是“劳”的计量的标准呢？
M：《哥达纲领》中说：按劳分配原则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
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
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因而，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
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
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
是劳动者。但他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权
利。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说，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
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
他们就不称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
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
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

这就是说，虽然每个劳动者的个人天赋是不同的，在同一个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产品
数量即使有差别，但在计算劳动报酬时也只是按劳动时间，不看产量。因为在社会
主义社会中人人都是劳动者，而衡量劳动的尺度只有劳动时间（或劳动强度），产
量不具有计量报酬的意义。在这方面，过去理论上存在着严重混乱，把计件工资当
成最合理的工资制度，其实完全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是完全错误
的，而计时工资才是正确的。

因此，在“各尽所能”的前提下，产量不再具有计量工资的意义，只是评定奖金的
标准。人们常常将计件工资认为是按劳分配的主要形式，其实是错误的。前面已经
说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不再象资本主义商品那样以单位产品中所含有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了，而是以全社会产品所含的全部劳动时间来直接计量了。
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
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所以，产量的多少与价值无关系，不能成为按劳
分配中的“劳”的计量标准。只要是在劳动中做到各尽的能了，不论单位时间里的
产量多少，相同的劳动时间就应该领取同等报酬，因为每个人都只被看做是“劳动
者”，其他一切方面的差别都被撇开了（比如，智力体能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
别、男女差别、脑体劳动差别、干群差别，等等）。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技
术员，一个国家主席，八小时的工作时间的报酬都是一样的。至于劳动者的各尽所
能的劳动态度自觉程度，则是奖金评定的标准。所以，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仅仅说
成“按劳分配”，不提“各尽所能”，是不完全的。尤其是仅看产量，不看劳动态
度，更是片面的。也就是说劳动的产量多少，并不是勤懒的必然标志。

X： 那么，干多干少，勤奋懒惰，岂不是没有区别了，那不是鼓励懒惰了吗？只要
泡蘑菇熬钟点就可以了吗？
M： 这种理解中有个重大疏漏。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
不是仅仅是“按劳分配”。许多人忽视了“各尽所能”（自觉劳动态度）这个前提
条件，两眼只盯在产量上。自觉劳动态度，这正是培养人们向共产主义思想水平提
高自己的因素。如果不是“各尽所能”——自觉劳动，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就
要受到批评和处罚。比如，一个人在自觉劳动时八小时能生产八件产品，而他不积
极劳动，八小时只生产了六件产品，他就只能领取六小时的工资，而且要受到批评。
从产量上当然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劳动态度，但劳动态度是奖励的条件。

X：这个自觉劳动态度的标准是怎样制定出来的呢？
M：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社会劳动中，群众会自然总结出公平的具体标准。在社会
主义社会是有奖罚制度的，自觉劳动态度好坏，这是评定奖金的一个条件。这样，
勤奋懒惰在收入上就有差距了。

X: 那么，质量为什么也不是“劳”的计量标准呢？
M： 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者是具备生产出合格产品率的劳动技能后才能成为正式劳动
者（脑力劳动者是必须达到一定的工作效率），所以质量已在正式劳动者的条件之
内了，不是“劳”的计量标准。但质量属于奖励条件，生产优质产品受奖，生产劣
质产品受罚。

X：职务、资历、功劳和各种差别为什么也不是工资的计量标准呢？
M：至于职务，只是分工不同，职务本身不参加创造价值，所以它不应作为报酬的计
量标准，能担任某种管理工作是各尽所能的本分，是国家培养的结果。在管理工作
岗位尽职尽责，多做贡献，属于奖励方面事宜。

资历（包括职称），是参加劳动、工作成绩的积累，一方面它属于国家培养的结果，
一方面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这部分只属于奖励方面。它属于各尽所能的责任义务，
而且在以往的工作、劳动中努力提高自己已受到及时的奖励了。

至于功劳，更是以往一次性的贡献，它应该受到国家的优抚待遇。但它不参与现实
价值创造，不能成为经常性、永久性领取报酬的“资格”特权，而且很多功劳是以
其他人牺牲奉献为基础的，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不能将以往功绩作为自己永
久得利的“资本特权”。

至于能力差别、脑体劳动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男女差别，也不应成为报酬
上的标准，所谓“同工同酬”就是否定这些差别的，因为工作劳动的计量标准只有
劳动时间（我们后面再详细地分析这几种差别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人八级工资制、干部等级薪金制（尤其是高薪等级公务
员制和干部高额退休金制）以及干部的特殊待遇制，是完全背离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在劳动态度面前人人平等”，“在劳动时间面前人人平
等”。但在以往的工资待遇以及工资外的待遇中，这两个平等原则都没有充分准确
的实行。按“各尽所能”原则，一个工人即使生产的产品数量比别人多，如果他不
是尽自己能力努力自觉劳动，而是留有余力，那么他就是没有达到“各尽所能”的
标准，虽然产量多也不能按劳动时间领取同等报酬，而应领取低于他的劳动时间的
报酬。

X：最不好理解的是工龄、技术水平、复杂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不是工资
衡量标准。
M：工龄、技术水平、复杂劳动的技能，均是国家投资设立的场所、教育等的社会效
果，由此所多产生的产品效益(以及脑力劳动的成果)，均应全部归属国家所有。恩
格斯对这个问题有一番著名的论述：“现在怎样解决对复杂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
部重要问题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有是由私人或其
家庭负担 ，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得贵
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
费用是由社会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
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反杜林论》）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在社会主义
国家里“知识是人民的，由知识产生的成果也属于人民”。退休时工龄比较长，可
以享受优抚待遇。（提请注意：如果搞知识私有化，就不是社会主义政策。）

X：以往，都把三大差别当作分配上差别的依据，看来是严重违背科学社会主义按劳
分配原则的。
M：《哥达纲领》中说：“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
情形已经消失，从而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后……”从这段论述中
我们可以体会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脑体劳动的差别仅仅是“分工”的不同。而
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了“分工”并不是计量报酬的标准。

至于工农差别，更明显属于分工不同了。至于城乡差别，只是劳动场所的不同而已。
至于男女差别，如果不是劳动强度有差别，就应该同工同酬。

所以，将分工上的三大差别当作分配上必须有差别是一个世纪的理论错误，现在是
到了必须彻底纠正的时候了。

在以往的报酬分配中，都没有以劳动时间为计量标准，或者是将奖励标准（如质量），
或是将不应得利（如复杂劳动、技术水平、工龄等）、或将不创造价值的因素（如
职务、资历、功劳），都错误地作为按劳分配的计量标准。许多计时工资的工种，
同样劳动时间，却按不同的级别领取报酬（比如男女差别，干群差别），这是不平
等的。不仅如此，在以往的工资制中，除了对繁重工种、危险工种给予较高的待遇
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之外，甚至连同工同酬都没有认真实行，如干群没有同工同酬，
男女、工龄长短、工农知之间，不仅同等劳动时间没有同等报酬（所谓计时工资，
也是分级别的），而且同等劳动产量也不同酬（如农村男女之间即是如此）。此外，
对“多劳多得”的理解也有偏差。如果是以劳动时间为计量标准，多贡献了劳动时
间因而多得报酬，这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但如果仅仅以产量为标准，则不是按
劳分配；如果以工龄长、技术水平高、职务、资历、功劳等为标准认为过去多“劳”
了，现在应该多得，更不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只有创造现实价值的劳动，才有
权领取现实的报酬。八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史中，一直没有真正实行以劳动时间
为计量标准。

（二） 两种公有制的差别不应导致分配上的差别

X： 但实际上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种公有制，两者之间还有商品交换关系，只能等价
交换，不能无偿调拨，工农产品之间是否应有差价呢？
M： 前面我们已引述了《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断：“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
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消耗在产品生产上的劳
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
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
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只要是以公有制为基础，那么“消耗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
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

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马克思预想的单一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全民社会，而是全
民与集体两种公有制，这两种公有制之间不能无偿平调产品，因而必须经过商品交
换的渠道。但在两种公有制商品交换内容上不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为
价值衡量基准，而是以产品的劳动时间直接计算。正是在这个根本理论上，过去出
现了极大错误，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交换的价值计算完全按资本主义商品价值
规律计算。社会主义的商品价值是以所含劳动时间直接计算的——不论是全民产品，
还是集体产品，而不再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的。——“因为这时和资本主
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
部分存在。”在这方面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家孙冶方有句名言：“千规律万规律，
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他就是用资本主义商品价值规律来处理社会主义商品交换
的。现在正在指导中国社会所谓市场经济的就是这个理论，把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
完全按资本主义商品价值规律来运行，所以必然复辟资本主义。必须彻底纠正这个
指导思想，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换中的价值规律只起到商品
中劳动量的计算作用，并不以社会必要劳动来衡量，而是直接计算其中的劳动时间。

社会主义商品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关系，它不含剥削。而且在两种公有制
内部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劳”的计量标准也都是劳动时间。所
以，这两种公有制只是所有制不同，公有的程度不一样，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两种
公有制的社会产品都是直接以劳动时间计量，只是两种产品之间不能平调。如果平
调，国家就会占集体组织的便宜。而且因为农业生产的土地限制条件，全社会的产
品应以农产品为衡量基础。同样的劳动时间，农民的报酬应与工人一样。（过去认
为工人单位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比农民高，工人的报酬应高于农民，这是不对的，
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学，而是沿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但为了积累工业化发展基金，
实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民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国家实现了工业化以
后应该大力回报农民。

X： 你的意思是说，两种公有制之间商品交换的计算应以农场品为基础，工人农民
劳动报酬都应以劳动时间为标准，劳动时间一样报酬就应该一样。这听起来很新鲜，
还未听说过。

照你这种说法，过去的工资制度中，除了危险工种、强度大的工种的工资高是符合
按劳分配原则的，其他标准几乎都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那你这种说法不是成
了平均主义了吗？
M：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面前本来应该是人人平等
的，不然怎么叫同工同酬呢？这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最大的平等。但这中平等
并不是平均主义，更不是绝对平等主义。在同等的劳动时间同等报酬后，不同劳动
者由于身体和家庭等因素不同在实际收入上是有差别的，富裕程度是不一样的。但
这种差别是不悬殊的，是大体平均的状况。因为不存在剥削，社会实行普遍就业机
会政策，并且工资级别差不很大。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加大收入差距，是不对
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是“大锅饭”，绝对平均主义，更是错误的。社会主
义社会的福利主要不是在工资上，而是在集体福利的共同提高上，这是社会主义的
凝聚力的优越的表现。


（三） 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错误理解导致等级特权待遇制度

M: 所谓法权，就是强制性的社会规范。资产阶级法权是公开维护财产私有制的，在
实质上维护剥削的，承认阶级等级。但它在形式上却是平等的，以商品交换中的等
价交换为原则，它用形式平等掩盖的内容实质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平等法权，比
奴隶主等级特权、封建主等级特权及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如等级公务员制，选举中
的财产资格等）有进步性。但它用工人工资表面形式上的等价交换掩盖无偿占有工
人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削实质。（这种表面的平等很像是“按劳分配”，其实与社会
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根本不一样的。）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取消剥削，
在这方面取资产阶级法权；但在个人生活资料分配上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只能实
行按劳分配，即以劳动时间为计量尺度，等量劳动时间领取等量报酬。（但在重要
生活资料上，如住房实行分配制，在医疗、教育、退休劳保等实行社会公费制，这
些是共产主义分配制的萌芽因素。）按劳分配原则和商品交换中的等价交换是一样
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般生活资料分配上唯一可行
的分配原则.作为实际生活的规范，这一制度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强制性规范，还不
是人们普遍自觉的习惯。另外，对于“各尽所能”——即自觉劳动，也要有强制性，
它强制性要求人们必须各尽所能自觉劳动，而且用奖惩制度来维护，所以它也是法
权。但“各尽所能”没有任何等级，也不是等价交换原则，它要求自觉奉献，所以
我们认为这种法权应称之为无产阶级法权，或社会主义法权。到了共产主义，人类
觉悟大大提高，劳动已失去奴隶性分工，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不再仅仅是谋生
手段，那时人们都习惯于自觉劳动了.那时的“各尽所能”不再是社会强制性规范，
而是社会公德习惯，那时只有精神鼓励，不再需要物质奖励办法。所以到了共产主
义就不再有强制性的法权，也就不再需要维护这些法权的国家了，国家将自行消亡。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按劳分配”是依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
所以这里面在原则上是资产阶级法权，但是它是资产阶级平等法权，因为它不承认
阶级等级，不承认剥削，不承认私有制。它有平等的一面——人人都是劳动者，都
用同一尺度——劳动来衡量，但它仍有不平等的一面。虽然大家都各尽所能劳动了，
按同等劳动时间领取同等报酬，但由于各个人家庭人口等因素不一样，又由于各个
人身体强弱不一样参加劳动时间不等，这样，各个劳动者在实际享受的个人消费品
上就不一样，不能达到“各取所需”，而形成一定的贫富差别，所以按劳分配还没
有达到完全的平等。（但这种贫富差别不是悬殊的，这一方面由于各个劳动者在身
体、家庭等因素上不会很悬殊，另一方面重要生活资料、社会福利方面是平等的。）
这种原则上平等而实际上仍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得不保留
的。但这个资产阶级法权本身已受到极大限制，在生产资料上受公有制限制，在集
体劳动组织中受到限制（干群上下平等，当然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做到，所以鞍钢宪
法中有“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这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
所以，这个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仅仅是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中发挥作用，在所
有制和劳动关系上它已失去作用。（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首先
产生的，在所有制和劳动管理上还存在弱点，资产阶级法权还有一定影响，这些方
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加以限制，如官僚主义作风。但在按劳分配上恰恰是应该认
真贯彻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平等的法权，不存在要限制的问题。因为按劳分配恰恰没
有认真贯彻实行，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错误理解。）

但是，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忘记按劳分配的“劳”的计量标准仅仅是劳动时间这一
原则，而将那些不属于“劳”的计量标准的因素当成计量标准，认为这些都是社会
主义条件下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尤其是将职务、资历、功劳当作为索取报
酬的资本，从而制定出工人、干部的等级工资制、军衔制和干部特殊待遇制。其实，
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工龄、技术水平、职务等为工资的条件，这本身也不是
资产阶级平等法权，而是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尤其等级公务员制。这些在社会主义
条件下是本应取消的，社会主义只是不得不保留部分资产阶级平等法权。至于按资
历、功劳确定待遇，甚至惠及家属子孙，就更是封建性等级特权了。

（四）等级特权待遇制度中的剥削成分

X：在上一节中，主要讨论了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我觉得还是没有充分
展开。
M：在社会生活中，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有两种规范。一种是强制性的规范，这就是
法权，包括法律、法规，制度等；另一种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主要是道德、习惯等。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法权又分为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和资产阶级平等法权。
这两种法权在实质上都维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剥削，但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在形式上
也公开主张等级性即阶级性，而资产阶级平等法权在形式上主张平等。资产阶级的
这两种法权在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中都有体现。在社会主义中，资产阶级的等级特
权的法权属于被彻底否弃的范围，而在生产资料方面的资产阶级平等法权被否定（因
为实行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劳动管理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资
本家管制工人）也被否定（实行管理人员与劳动平等），只是在生活资料的分配范
围内的按劳分配在等价交换原则上保留着资产阶级平等法权，而且按劳分配是社会
主义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唯一可行的原则。在过去的理论上存在着模糊，笼统地批
资产阶级法权，甚至批按劳分配原则，把按劳分配原则也列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加以限制”的范围。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方向应该是否定资产阶级的等级特权，应该
是批生产资料方面主张恢复私有制的思想和管理中的官僚主义，而按劳分配原则恰
恰应该保护和认真实行，是批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措施，在按劳分配原则上并不存
在限制和批判的问题。在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山有两种偏向，一是把按劳分配也批
了，当成被限制的范围，二是把资产阶级等级特权甚至封建等级特权也当成资产阶
级平等法权，这产生极大混乱，造成混乱的原因就是把按劳分配的计量标准搞错了。

X:　什么叫特权？这种等级特权待遇制度有什么弊端？
M： “所谓特权，就是特别享有的权利。”（列宁语）这就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因为不是以劳动时间为标准领取报酬，即违反了社会主义值价标准原则，干部们的
各种既得利益远远高于他们现实实际工作时间所创造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特
别是高级干部）的既得利益中有很大部分是以合法形式无偿占有劳动人民的劳动价
值。那么，从政治经济学的严格意义讲，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呢？

X:　这就是剥削呀！
M： 对！而且职务越高，级别越高，工资等待遇及其他特殊待遇也越高，其中的剥
削的成分也越多，剥削的性质也越严重。这是严峻的政治经济学事实，是任何良好
愿望和堂皇的辩辞都无法改变的。（八级工资制中的高工资中也有部分剥削，但比
干部成分少得多。）而剥削是划分阶级界限的唯一根本标准。有剥削就必有阶级分
化，这也是不可以良好愿望和堂皇说辞而能避免的。所以，正是这种严重背离“各
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含有严重资产阶级等阶级特权和封建等级特权性的、
合法的剥削，导致整个干部队伍的阶级性蜕变，从中滋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党内
资产阶级。这种合法的悄然之中的阶级性蜕变，与原始社会末期在公有制基础上部
落氏族管理人员演变成奴隶主阶级的过程非常相似，不过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
在几千年原始社会中人们产生私有观念意识的演变过程很长，社会矛盾形成尖锐性
时间很长，而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条件下，在过去私有观念意识残余的影响下，蜕
变则很快，社会矛盾尖锐化形成的时间也很短——因而差距在很短时间内就明显了。
而且这种蜕变还是官僚性质的，这就尤其引起群众的不满。 这些享受特权利益的干
部们，他们在各方面越来越脱离劳动人民，在制定政策时越来越向特权阶层倾斜，
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刺激社会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因为他们必然要按自己的
实际的阶级面貌（不是按口头上或心理上的阶级面貌）改造世界。这一切都是不以
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正作用。分配制度属于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它
如果方向走偏，最终要导致上层建筑变化，导致干部队伍的蜕变，导致政权性质变
化。这个关口一旦自我失守，后面的关口就难于把守了。苏联干部队伍官僚化、特
权化、腐败、变修，以致党和国家最终瓦解崩溃，亡党亡国，就是从这道溃口开始
的，而且带歪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崩溃。一失足成千古恨，
江山是自己送出去的，奈何他人？

X： 听此言吓得人心惊胆战！（京剧《捉放曹》中的唱词）

　　　　　　　　 （五） 等级特权待遇制度背离巴黎公社原则

M： 这种等级特权性质的干部待遇制度，也是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巴黎公社规定，
所有公社职员只能领取相当于当时工人平均工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规定国家干部
一律领取工人平均工资。也就是说，连列宁的工资甚至低于工人中的高工资。但随
后因经济生产管理的需要，不得不对资产阶级技术人员实行高薪制。列宁当时就指
出这是一种妥协退让，是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并指出它对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
员不可避免有腐蚀性，指出这种妥协退让是暂时的，要迅速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技
术人员。但是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领导下却实行了干部等级薪金制、特殊待遇和
军衔制。《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是马克思主
义、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斯大林等人不可能没有精读，他们又参加了苏维埃法令的
制定，为什么却忘记了呢？我们认为唯一能解释通的只有一点，即斯大林等领导人
本身就欣赏追求这些特权，并错误理解了按劳分配原则和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头脑
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封建思想残余使他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这是集体性严重丧失忘记的最可怕案例。|

正是从这种等级特权待遇中迅速滋生出一个新资产阶级——新封建官僚资产阶级—
—党内资产阶级，最终搞垮了社会主义国家。远在帝国主义实行和平演变政策之前
很久，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自己就自我和平演变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
于自己的执政党推行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背离按劳分配原则的、含有合法剥削的
等级特权干部待遇制度，用自己国家的俸禄培植出一个最终打倒了自己的党内资产
阶级，而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主要头面人物，正是共产党的第一、第二代党员
中的一些人。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悲剧。

X： 真想不到理论上的错误竟会产生这样的严重后果。斯大林自己说过，脱离革命
理论指导的行动是盲目的行动。真真是“思想上的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
切的”。这也再次警示那些忽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鼓吹“不要本本”、“实践
就是一切”、“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们，小心盲人骑瞎马的危险。
X： 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六）　 终于没有跳出周期率　

M：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曾有一次很著名的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
毛泽东指出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人民民主，由人民管理国家，
监督干部。一九四四年，根据地发表了郭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警示李自成进
城后蜕变的教训。一九四九年离开平山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们也是进京赶考，
希望能赶考合格。在井岗山根据地和延安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干群平等、官
兵平等、军民平等。我国建国初期，干部实行供给制。这两个时期都符合巴黎公社
原则。但到一九五五年，中央讨论沿习苏联的等级薪金制、军衔制、特殊待遇制。
当时，只有毛泽东一人持不赞同意见，其余中央高级领导人均欣然赞同。当时，评
毛泽东一级工资，他不要，评他当元师中的大元帅，他不当，他连大元帅服看都没
看一眼。这就是在由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关键时刻，在决定党政军
干部队伍的阶级走向，从而也决定党、国家、军队的阶级走向的关键时刻，这是过
关的关键时刻。就在这个确定生产关系中分配原则的历史关键时刻，那些中央高级
干部以农民起义军领袖对待胜利成果的眼光对待民主革命的胜利，重演了农民起义
军胜利后“封爵拜将”、“打天下、坐天下、享天下，”“一人有功，惠及子孙”
的封建古戏，导致“政怠宦成”、“求荣取辱”，终于没有超脱农民起义军的周期
率，终于进京考试没有合格。说明他们的思想境界，始终没有超出小资产阶级革命
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境界，在思想上最终没有完全入党。在这过社会主
义关的关键时刻,他们投了等级特权一票，成为中国第一批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由此将整个干部队伍、从而也将党、国家，军队引上了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这是历史悲剧，也是这些老革命们的悲剧，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一个人、一个阶级、
一个政党，在关键的一步走错，就将铸成历史大错。在苏联，由于斯大林本身就有
特权思想，那些老干部可以推卸历史责任；而在中共，有一位马克思主义领袖公开
反对等级特权待遇制度，你们老干部门却偏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付历史耻辱十字
架你们能推卸给谁？这是蜕化，而不是异化，因为这不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本身性
质中就含有这种嬗变的基因，而是非共产党和非社会主义的因素侵入了共产党和社
会主义机体而引起的变化。可惜在文革中没有从这个政治经济学角度提示干部队伍
阶级性的蜕化问题。

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点，老干部以及中下层干部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待遇中含有
剥削成分，他们更不是主观上追求剥削，而是由于苏联既成制度的影响和他们思想
中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影响使他们不自觉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与他
们中绝大数人的革命志向是截然相反的，一旦他们明白了自己处于剥削、蜕化的境
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毅然抛弃这种特权待遇制的，他们绝不会像国民党官吏那
样如蝇逐臭追求特权利益，所以正是由此说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关键
是是否认识到了。遗憾的是在文革中没有从这方面揭示干部蜕化的政治经济学上的
根本原因。

X： 这样论史，是否有点不近人情，这样看待老干部，不是比“四人帮”还极左了
吗？“四人帮”说“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
M： 阶级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它只看事实，只严格忠于事实，不讲情面。如果
自己的行为给人家造成口实，那只能责怪自己。毛泽东在文革中曾说，做了大官了，
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还说，老干部有轿车、保健医生等，比资产阶级还严重。（大
意）还说，：“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在一九五七年，
他更尖锐指出：“干部等级薪金制、工人八级工资制，是一个让步，是无产阶级向
资产阶级让步。一让一大步，让出个等级森严，八级工资制。”（大意）他甚至斥
责官僚主义者是吸工人阶级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些不是已经讲得极为严重了
吗？

我国建国初期在农村划分阶级时，政务院文件规定，在当地解放前三年中家庭生活
来源中剥削成分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者，划为富农。在瑞金革命根据时，这个标准
是是百分之十五。如果以工农劳动者的平均生活水平为基准，那些干部，尤其是高
级干部们享受的各种待遇中剥削成分,远远超过百分之二十五，更超过百分之十五
（这里还没有涉及所谓的“灰色收入”），而且享受多年，而且特殊待遇越来越优
厚，说他们是新富农——新资产阶级，难道不是名符其实吗？（如果用这个标准来
评定当前的高薪公务员制度和干部高额退休金制度，不是更令人吃惊吗？）

他们又结成各种层次的门当户对的联姻关系，形成致密广泛的社会关系网，就像《红
楼梦》中的四大家族，皆联络有姻，互相扶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这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时代的“护官符”。这些不同的特权阶层，
甚至已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交圈，有自己的特殊的生活习性，甚至特殊语言。比如，
工农子女之间对对方父母称为大爷大娘大叔大婶，而干部阶层子女则是称伯父伯母
阿姨，以显示他们的高雅的贵族的气质。

谈论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至文革前夕，就政治经济学分析，干部队伍在整体
上已发生了阶级性蜕化，许多干部已是走资派，一个人数相当多、势力非常强大的
党内资产阶级——党内新封建官僚资产阶级已是客观存在。过去总是说走资本派是
“一小撮”、“极少数”，出于团结教育挽救大多数干部，但实际上这个说法是极
为保守的。

正是干部这种整体阶级性状况因素，是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文革正是对
那种执政党制度和干部特权待遇制度的弊端多年形成的后果的自我惩罚，是向巴黎
公社原则的复归，向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复归，实际上是共产党对自己错误政策的
一次自觉的自我清算。

X： 如果这样来理解文革的历史的合理性，许多抱怨文革、否定文革的人（尤其是
高级干部）就哑口无言了。
M： 我们的分析与“四人帮” 的极左有重大分歧。

一、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虽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共产党人并不是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这里有着重大的区别，资产阶级
革命民主派的目标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无产阶级革命
民主派（即共产党人）不仅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低纲领，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
高纲领。过去的理论只是笼统地说民主派，而不区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无产阶
级革命民主派，这就要混淆两种民主派的界限和性质，“四人帮”就是这样，把当
时是无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老干部都打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

二、我们是严格按政治经济学进行阶级分析，指出干部待遇中存在的严重剥削成分
导致干部的阶级性蜕化。而“四人帮”只是从老干部参加民主革命，就认定为资产
阶级民主派，就必然变成走资派。许多老干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一是由于有苏联
实行的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特权待遇制度惯例的消极影响，二是他们头脑中确实还
存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没有过好社会主
义关而演变为走资派的，所以老干部不是自然必然就是走资派。但按“四人帮”的
说法，他们不提苏联的惯例的影响，只提老干部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
级思想的影响，就认为老干部自然必然就是走资派，是没救的了，这就是一种无可
挽救的宿命论，这就要否认对干部的团结教育挽救的政策，造成打击一大片。

三、我们指出，老干部一旦明白自己的待遇中存在剥削成分，就会觉醒而抛弃这种
特权待遇制度，我们是建立在相信多数干部能重新革命的基础上。而“四人帮”作
为理论家却没有从政治经济学上揭示出这种特权待遇中含有剥削成分。毛泽东已经
给他们提供了理论的钥匙，但他们没有完成开锁的任务。姚文元在1975年3月的文
章中只是笼统地说资产阶级法权（其中包括按劳分配）是林彪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
没有明确指出是等级特权待遇中的剥削成分才是党内资产阶级滋生的基础。因此这
种笼统地批资产阶级法权，未能揭示干部蜕变的根本原因（因为一般干部都知道按
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的分配原则），这种批评不能使多数干部心服，不能使
他们警觉。
X：所以要严格区分毛泽东主义与“四人帮”极左的界限，这种区分是不容易的。

 
第六节  文革必然性的第五因素——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客观存在

M： 党内资产阶级的滋生过程与历史上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有不同情况，
倒是和奴隶主阶级的产生很相像。党内资产阶级是自上而下产生的, 它先有了上层
骨干, 在上层形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 然后才培植出党内资产阶级队伍。

X:　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过程是怎样的呢?
M； 首先与党内建立组织系统、选拔干部制度有关。党内建立组织系统、选拔干部
并没有充分实行民主选举，基本上是上级指定制，从上到下贯下来，这就形成上下
级关系授受化的人身依附关系。紧接着与党执政有关，党执政直接管理国家事务，
指定国家官员，制定利益政策倾向于自己的干部，使干部成为既得利益者。

　　中共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他们与民主革命中的山头主
义有关，与党内派别也有关。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本来是正常现象。共产党内
的派别斗争本来应该是理论之争、路线之争、真理之争、主义之争，应该是人类社
会最高级的精神生活，争的只是你对还是我对，而不应掺入争权夺利之争。所以，
共产党内应该允许不同派别公开存在，在党内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形成集中意见共同
执行。共产国际运动中直到苏共第十大之前一直允许公开派别存在，但到1921年苏
共第十次大会上，列宁鉴于当时苏维埃处于严重困难状况，提出禁止党内派别活动，
但列宁并没有说永远禁止派别活动，而且出版了《党内争论专页》。但是后来在斯
大林的领导下将禁止派别活动定为党的严格纪律，成为不可逾越的雷池。后来建立
的新的共产党也沿袭苏共的这一条纪律规定。历史地看，这纪律有利有弊，而且是
弊大于利。最大的弊端是严重限制了党内民主，形成党内虚假集中，形成秘密集团，
一旦暴露就造成大的震动，造成大的损失，还往往成为压制坚持真理的少数派的工
具，形成党内僵化，而且容易被野心阴谋家利用来篡权。实际上在斯大林在世时也
并没有真正禁绝派别，而且被赫鲁晓夫用来篡权。

X： 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是客观存在。确实，禁
止党内存在公开派别是不应该的。

M：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加强集团化趋势。

1.党指挥枪，枪杆子介入党内斗争，对党内民主形成威压；

2.党政军领导职务兼任，容易形成党政军三方面野心家勾结，或一人三任党政军野
心家（如林彪），形成复辟的综合危险性；

3.干部终身制，一级一级往上升，一级一级往上带，甚至通过门当户对联姻，形成
上下左右社会关系网。

这样，不用很久，就会形成集团，从中产生核心人物，形成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这就是司令部，甚至达到半公开的状态。

X:　党指挥枪可是原则呀！

M；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年代，党代行国家职能，党应该直接指挥枪。但建立国
家后，党代行国家职能的任务已经完成，军队应该由国家的军事机关直接指挥。党
不应直接执政，所以，党也就不应该再直接指挥枪。党仍然要领导军队，但也像党
对国家的领导一样是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是间接领导。通过自己的党员被选为军
事干部和政治干部贯彻党的路线从而体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在论文《社会主义国家
党不应直接指挥枪》中，我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其中还提出党政军领导职务不应兼
任。

X： 这些观点真够惊世骇俗的。

M： 如果实行党内充分民主，认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党的干部由党员民主选举产
生，党不直接执政，取消干部的特权待遇制度，党的专职干部不领取国家薪水（由
党费负担党的专职干部生活费），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就难于大量产生（当然不是绝
对不会滋生）。又允许党内存在公开派别，那么阴谋性的秘密集团就难于形成，即
使形成了也容易发现和清除。这样，升官发财的思想就没有市场，争权夺利也没有
市场，党内斗争就真的成为最高级的精神生活了。

X：如果那样谁还愿意参加共产党呢？那可是只有吃苦的份，没有一点个人的好处了。

M：请问，参加共产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捞个人好处吗？在原始社会，那样艰苦，
尚且能出现尧、舜、禹那样的圣人，在社会主义生活要好得多了，怎么却没有先进
分子了呢？而且拿的是全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不是最低工资，即比低工资的工人的
工资还要高一些的呢。这样的先进分子不用很多，就可以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以
一当万，选他们去执政就可以了。领路的并不需要很多人，只要有公心群众就听他
们的。

X： 如若是，那该多好啊！


第 七 节　 文革必然性的第六因素——党内路线斗争的激烈化

M： 无产阶级政党内的路线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要解决革命、经济建设、军
事、行政、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总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分
歧，这本来是党内的正常生活。但由于前面谈到的各种原因，产生了党内资产阶级
以及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因而使得党内路线斗争总带有明显的方向道路性
质而显的尖锐激烈。（当然，并不是党内斗争都是这种性质，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这
种带有方向道路性质的斗争也是以正常路线斗争形式出现，这就使党内斗争出现复
杂性。）实际上，这种带有方向道路性质的斗争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已经存在，而在
掌权后，由于具有利益问题，使路线斗争常带有争权夺利的特征。所以，我们必须
将正常的理论之争、路线之争、派别之争与那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之
争严格区分开来。（问题是这种区分往往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这里主要来讨论修
正主义路线问题。研究历史发现问题，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党内走资派——党内资
产阶级——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公开主张搞资本主义（因为在
建国初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属于被改造、被消灭的对象，名声很臭），而是以
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总是以关心群众利益的口号出现），因而具
有很强的欺骗性。其实上，从列宁斯大林时期起，这种思想就屡次受到批判（比如
布哈林的“发财吧！”口号），但总是批而复生绵延不绝。其根本原因，就是始终
没有挖到新老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的根源是蒲鲁东主义，没有击中要害痛阙。因此
批评总是隔靴搔痒，被批者不服，群众也不能得到深刻教育，于是像割韭菜一样，
割过不久又长出来了。

X： 我看过你这方面的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初期，蒲鲁东主义是被批判的主要
对象之一。一个半世纪以来，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体系，主要有四大类。
一是资本主义思想；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三是蒲鲁东主义（即小资产
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四是布郎基主义。第四种布郎基主义主要导
致极端革命倾向，即左倾机会主义。第三种思想体系是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
思想体系的捏合嫁接的杂交物。蒲鲁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
主义的主要代表，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蒲鲁东看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有
缺点，他设计了“公有和私有的合题”的第三条道路，声言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
结合起来。他说：“我们把社会的第三种形式即公有和私有的合题叫做自由。”具
体地说就是“消灭私有权和保存领有权”，实际上所谓“领有权”还是私有权，只
不过是形式不同罢了。实际上，他是主张永久保存私有制，为此他宣扬“阶级调和”，
鼓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阶级应当提高认识携手合作”。为此，他反对阶级
斗争理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打倒政党，打倒政权”的无政府主义。在人
类社会几千年的千百种思想体系中，在百十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中，系统明确主
张“私有与公有合题”的只有蒲鲁东一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中唯一有明确纲领的
理论，所以它们的影响很广泛。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彻底批判了蒲鲁东思想，揭露了他为资产阶级服务
效劳的面目。

《列宁选集》第二卷注1，对蒲鲁东主义有简明解释：

蒲鲁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因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比.约.蒲鲁东
而得名。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立场来批判资产主义私有制。幻想使小私有制万古长
存。他主张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工人依靠这
些银行的帮助就能购置自己的生产资料，保证“公平”的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
不懂得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意义，竭力反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否认国家的必要性。蒲鲁东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
化。“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费除各种弊
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是相反，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
普遍地对的，‘公平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
东思想。”（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三者17页）

M：恩格斯指出：蒲鲁东的主张“在经济学上是荒谬的，并且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
（《论住宅问题》）

在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实践蒲鲁东主义的条件，因为小资产阶级没有地位，
还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家也不听蒲鲁东那一套，它只是反动的空想。但蒲鲁东的学
说却象中国的孔孟之道一样，在其创始人在世时未能实行，而在创始人死后多年反
而得到了实行的机会。在十月革命后，却出现了蒲鲁东主义得以实行的机会。在世
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后，殖民地半殖民地许多国家兴起民族民主革
命，这些国家都是小资产阶级人口众多的国家，于是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便得到了施展的机会。像中国的孙中山、印度的圣雄甘地、尼赫鲁等人的主张都是
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亚非拉许多实现了民族
独立的国家也像印度一样实行了蒲鲁东主义的政策，实行公私经济并存、鼓励私有
经济发展、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政策。如埃及的纳赛尔、印尼的苏加诺、缅甸的奈
温、以及南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也都标榜自己是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也都像印度一样，经历了三个历史演变阶段，由最初的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小资产
阶级社会主义，发展到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再发展到以大资产阶
级私有制控制国家经济的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由最初的公有制经济占主导、主体
发展到私有制经济占主导、主体的状况。

在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苏联的布哈林主义 ，也是以蒲鲁东主义为核心。后来的南斯
拉夫在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后，依靠美国的援助，放慢并最后停止了社会主义改造，
鼓励发展私有经济，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国家分崩离析内战不已。铁托实行的
也是蒲鲁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策，共产党人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由资
产阶级代理人变成自己就是资产阶级。

赫鲁晓夫推行“三和两全”、“三和一少”路线，从意识形态上开始离经叛道，放
弃阶级斗争，从政治上开始所谓的改革，搞乱了思想，激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倾向，
使干部队伍严重腐败，加盟共和国离心离德。虽然仍坚持公有制占优势，坚持计划
经济，但党内形成资产阶级腐败，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经济崩溃。赫鲁晓夫实行的
是政治上的蒲鲁东主义，搞阶级调合，“公私合题”，干部队伍严重腐败，形成党
内官僚资产阶级。东欧其他国家追随赫鲁晓主义步其后尘进行所谓改革，也都走上
崩溃瓦解之路。南斯拉夫、苏联、东欧各国在所谓改革初期，经济也有一定发展，
苏联甚至在很短时间内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但都很快崩溃了。这里也有一个值得
注意的现象，苏、东各国从政治这一头开始改革，由变修到崩溃的时间也是三、四
十年的时间。这也验证了毛泽东关于搞修正主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
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论断是何等精确。毛泽东不是神，但他的预
言却神灵般地应验了。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种不同方向演变的意义。亚非拉一些国
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后通过经济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三四十年的时间直
接向资本主义发展。而苏联、东欧、南斯拉夫则是由社会主义状态下通过政治上的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路线，也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演变成资本主义。由此可见蒲
鲁东主义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对资本主义自发性的刺击作用都是巨大的，由
此也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斥责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反动的是多么正确；也惨痛地
证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强大的反
作用”的规律；也证明了仅仅注重发展生产力，不重视生产关系制度，不重视上层
意识形态作用的修正主义是多么荒谬。苏联、东欧的剧变，无可争辩地验证毛泽东
关于修正主义必然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预言，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证明了列宁关于“小生产自发性”论断的正确性、
证明了列宁关于“小生产、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论粮
食税》）论断的正确性。

我们为蒲鲁东感到一个不平的遗憾，所有执行蒲鲁东主义政策的国家和政党，没有
一个坦诚地宣布自己的主义是蒲鲁东主义，甚至没有一个理论家从蒲鲁东主义这个
角度阐释亚非拉的演变原因和苏、东崩溃的原因。这是半个世纪的理论上的疏漏，
没有挖到右倾机会义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这也是文革失败的理论上的重要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文章中叙述。）

X： 你有一篇文章中说，修正主义这个称谓是不确切的。过去总是说修正主义是“修
正”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的分歧，其实这是不确切的，它是
用蒲鲁东主义偷换代替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但是在一个世纪
批判修正主义斗争中，只是说修正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始终没有确切揭示它是
什么思想体系。也就说只是回答了它“不是什么”的问题，而没有回答它“是什么”
的问题。而修正主义者却狡辩说，他们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反而说马克思主义
者是教条主义、僵化。所以在批修时没有打中它的要害，没有彻底剥夺它的狡辩的
资本。实际上，修正主义最初是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面目出现欺骗群众，很有市
场。而且在文革及文革之前，苏、东尚未形成公开的资本主义复辟，没有具体的教
训。这就出现我们前面说的批而不倒，臭豆腐闻着臭却吃着香，这就产生了一个奇
特的现象，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双方都不明白修正主义的真实面目，但是修正主义却
在天天加深资本主义方向。

X： 好了，我听出你的话头了，就是说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双方都在盲目中。

M： 对。如果双方（或共产党之外的旁观者）挑明修正主义的实质是蒲鲁东主义，
那么马、恩、列过去批判蒲鲁东主义的论断就会被想起来，大家就会惊呼：“原来
如此！”斗争的情形就会不一样了，批判者会立即制止修正主义，群众也会警觉，
不会被修正主义是“修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诡辩蒙蔽，被批判者也会理
屈词穷，无以分辩。那样路线斗争就会简单明了得多。这又说明理论斗争的重要性。
为此，我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修正主义应该赋予更确切的称谓——社会资本主义。

X： 你在几篇文章中已解释了社会资本主义的含义。

M：参照列宁关于社会沙文主义、社会爱国主义、社会和平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定
义，参照毛泽东关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定义，我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在复辟
的资本主义应该称为社会资本主义，推行这种复辟路线的人应该称为社会资产阶级。
这种社会资本主义有两种形式或形态。第一种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路线占领导地
位的情况下，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主要以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形式出现，而代表社会上
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它处于受抑制的地位，社会上的阶级分化也受到抑制。这种
形式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是苏共的布哈林主义和中国文革前的刘邓路线。第
二种形态－－当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以至于在全党占居统治地位时，即出了修正
主义中央的情况下，社会资本主义政策（即蒲鲁东主义政策）就成为国家的具体政
策而予以实行。 这时社会状态，确切地说应该称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
义名义下正在复辟资本主义、正在向完全的资本主义演进的社会。这种社会资本主
义国家的典型代表是铁托修正主义中央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和赫鲁晓夫－－－勃烈
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中央领导下的苏联。当然，这个分析也适用于现
在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仅仅是个过渡时期、过渡阶段，它维持的时间
很短。从南斯拉夫、苏联、东欧等国家演变的过程看，也就是大致在三、四十年的
时间即完成了三个演变阶段。苏联社会资本主义，由赫鲁晓夫推行蒲鲁东主义的政
治改革开始，中间在勃烈日涅夫时期甚至发展成社会帝国主义，到戈尔巴乔夫时期
开始激烈的私有化改革。第二阶段的社会资本主义走到底就是完全的资本主义——
比如叶利钦的俄罗斯，以及现在东欧国家。提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资产阶级概念，
是为了揭示他们的阶级性和揭露他们的欺骗性。

X： 这就是说，在实行执政党制度、实行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以及前面所说的
几方面加强干部资产阶级化的因素存在的情况下，路线斗争与道路斗争、与阶级斗
争是紧密的联系着的，而且斗争的趋势是越来越激烈，并向政权斗争方向发展，因
为修正主义本身只是过渡阶段，它本身的资本主义自发性使他无法不向资本主义复
辟方向发展。

M： 如果要使党内路线斗争与政权斗争性分开，不互相影响，那么党不应该直接执
政 。那样，共产党在党内进行路线斗争，而选为人民代表的党员在政权机构内进行
政权斗争。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就可以不再互相影响，政策也就明确而且容
易把握了。说到这里，我们来讨论“和平演变犯罪”问题。

X： “和平演变犯罪”问题这是个很敏感很微妙的问题。

M： 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有两种方式，强力颠覆和非强力颠覆，非强力颠覆主要是
和平演变。应该说，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是一种颠覆国家
政权的犯罪行为，应该受到刑法的严厉惩处。比如，铁托、赫——勃——戈——叶，
都应被判有罪。铁托本人更具特色，共产党创始人带头人搞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
但是，由于路线斗争的特殊性质，又由于党执政，因此无法将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
和平演变行为与政权机构内部的和平演变行为严格区分开来。这样在处置时就容易
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是处置软化，将阶级斗争当成路线斗争来处理；要么是扩大化，
将路线斗争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斯大林犯的就是后一种错误。历史地回头看，布哈
林等人的路线必然将社会主义引向灭亡。斯大林看清了这种历史结局，但他采取了
错误的处置办法，用专政的方式处置党内斗争，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执政和
党指挥枪的弊端。许多人认为是由于斯大林缺乏民主作风所致，这是没有看到社会
管理制度大框架的决定作用。可以说，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党执政和党指挥
枪的制度下，必然会出现斯大林错误，只能由后来的国家纠正这种根本管理制度产
生的错误。还可以说，如果列宁逝世后由布哈林接班，苏联在二十年代就会开始走
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斯大林的激烈做法使复辟进程推迟了三十年。但斯大林的做
法不能克服根本管理制度上的弊端，终于在他逝世后，赫鲁晓夫又重新拾起布哈林
主义，而赫鲁晓夫正是斯大林时期特权制度培植出来的修正主义分子——新官僚资
产阶级分子。

X：功也斯大林，过也斯大林。

M； 如果党不直接执政，将路线斗争与政权斗争区分开，就可以明确界定和平演变
犯罪的特征而进行防范和惩处，就不会出现用党内路线斗争掩盖和平演变犯罪了。
由于有这种掩盖屏蔽作用，等到叶利钦在戈尔巴乔夫之后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时，无
产阶级已彻底丧失政权，无力惩处这些犯罪分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一
场试验，想在马克思主义路线占领导地位情况下打垮和平演变链条，但他不是采用
斯大林的杀头政策，而是用大民主的方式批判走资派，挽救他们。

X： 我们探讨了这么远，终于会到主题上来了。

M： 我们一开始说文革必然性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一并讨
论了国际共运斗争对中国文革发生必然性的影响。至于被打倒的地、富、资的复辟
活动，他们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最明显的是在困难时期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农
村有些地主分子蠢蠢欲动向土改时的贫下中农反攻倒算。还有地、富、资拉拢腐蚀
干部，进行暗夺权。至于旧思想意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必多解释了。所有
这些因素都是文革必然产生的因素，这方面在过去已有很多文章比较详细地进行了
探讨，我们不用再重复。但这些因素与执政党制度和干部特权待遇制度对滋生新官
僚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的作用相比，都是第二位的因素，而且总的来说是经
过执政党制度和干部特权待遇制度的弊端来起作用的。过去，总是把第二位的因素
当成第一位因素，而忽视了国家管理制度上的弊端的根本因素。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那么滋生党内资产阶级的主要因素也就在党内，过去总是在党外寻找滋生新资产阶
级的主要原因，说党内腐败主要是由于受外部资产阶级的腐蚀影响，把外因当成了
主要因素。忽视了国家管理根本制度上的严重弊端的不良作用。国家管理根本制度
上的严重弊端已不仅仅是行政上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它已直接在生产关系的各个
方面都产生了不良作用，从国家经济基础根基上出现了导致方向道路的严重偏差，
导致出现阶级分化，几乎重复了原始社会末期阶级分化的过程。其实，正是国家管
理根本制度上的严重弊端，才是党内资产阶级滋生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在他的晚年
殚精竭虑追索的就是这个问题，他的伟大就是揭示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并其启示
了探讨党内资产阶级滋生的原因的方向，提供了理解问题的钥匙，可惜他不假天年
来不及深究这个问题，以至于在文革失败后多年，由于右倾翻案复辟的曲折，至今
尚未从这个方面探索到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即政治经济学上的原因。

至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的影响，我们在下面专门探讨。


第 八 节 文革必然性的第七因素——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危险性

M：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修正主义的真正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它是小资产阶级资本
主义自发倾向的代言人。这个阶段的社会资本主义主要内容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以保存、发展小私有制为主要内容，以关心群众生活为口号。比如，布哈林的“发
财吧！”口号。到从小资产阶级中滋生出大批新资产阶级剥削分子时，党内走资派
就抛弃了小资产阶级去推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了，比如，铁托路线的后期，苏修的
戈尔巴乔夫时代，以及现在改革中的中国，到那时离完全的资本主义复辟已不远了，
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又一起陷入灾难。

所以，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敌人是小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见
列宁《论粮食税》）

X：这个问题涉及到工人阶级同盟军问题，需要进行解释，不然，容易引起误解。

M：小资产阶级是两重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他们是无
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尤其是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但他们又有资本主
义自发倾向，而且人数众多。就是在实现了集体化以后，由于生产力还比较低，小
资产阶级思想尚未得到彻底改造，在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他们仍有两重性，仍
存在自发性，自发的拥护修正主义路线。他们不会自发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在共
产党的教育，甚至经过思想斗争下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正确谨慎地对待小
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是关系社会主义方向道路和政权稳定的重大问题。概括地
说，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就是集中在争夺小资产阶级上。修正主义路线政策的主要
点就是诱发、鼓励小资产阶级自发倾向，鼓励发展小私有经济。但在这时，它还不
敢公开抛弃公有经济。于是便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口号下，极力主张保存、发展小
私有经济。这种公私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政策，正是蒲鲁东的“公私合题”的思想。
所以，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要争得对小资产阶级的领
导，对党内修正主义分子不能不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当斗争激烈时，就不排除激
烈斗争的方式，自然也包括文革的形式在内。

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社会实际还导致党员中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比例过大。此
外，中国的广大和落后还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山头主义。这两点是蒲鲁
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党内有广泛和深刻影响的重要原因，也是文革不可
避免的原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敌人，
这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但小资产阶级可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这就是这种斗
争的复杂性。

第 九 节 文革原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M：我们从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理论、路线方面探讨了文革产生的必然性因素，
这些因素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存在，都有发生文革的必然性。这些因素中，国
际资本主义的压力、被打倒阶级的复辟运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旧
思想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其他几个因素都与理论理解有关，本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这些本可以避免的因素是：

1、党直接执政，直接管理国家事务，陷入经济利益纠葛；

2、在建国后党仍然直接指挥枪，对党内民主产生威压；

3、实行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导致阶级性蜕变；

4、党政军领导职务兼任；

5、干部终身制、自上而下指定制，一级一级往上升，一级一级往上带；

6、未实行干部由人民普选产生和监督制度；

7、未挖到修正主义思想体系根源——蒲鲁东主义。

如果上述这些导致或加强滋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因素被避免了（尤其是1、2、3项这
三个因素），党内资产阶级就难于形成强大势力，文革这种斗争形式就完全可以避
免，所以说文革本来是不该发生的。

然而，正是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理论的和实
践的，不可避免的和可避免的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产生势力相当强大的党内
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党内社会资产阶级——新封建官僚资产阶级，产生资
产阶级司令部，使路线斗争带有严重阶级斗争性质，导致斗争激烈化。党必然要探
索各种斗争方式，那么文化大革命这种斗争方式迟早要被提到斗争舞台上来。而讨
论到现在，我们并未涉及中共党内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斗争，更未涉及毛、刘、
周、林、江、张的性格差异。

X：你的概括很简明，我认为我们已经排除了“英雄创造历史”和“英雄毁灭历史”
这两个方面的历史唯心主义了。但有个问题可能产生误解，必须讲清楚。列宁、斯
大林都曾主张党执政，斯大林在干部待遇问题上的失误更严重，那么这些符合马克
思主义吗？

M：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但并不影响列宁、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影响列宁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系统、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作为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
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坚定不移
的，他们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点的前提下，认为这些措施也符合马克思主义。
决定一种思想是否是某一种主义的体系，根本的是看基本点，至于具体措施甚至重
大措施，甚至个别理论方面有些失误，并不影响在主义（思想体系）上的归属。况
且有些问题马、恩没有明示而需要进行探索的，这就允许走弯路。中国有句古语：
不以一眚掩大德。

 

第 十 节  文革被推延十年

X：文革被推延十年，是何说法？
M；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普遍存在着复辟的危险性，都存在干部腐
败问题，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社会问题。实际上，苏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
年代斗争已经很激烈，就应该进行文革，只是斯大林不认识这种斗争的性质，而是
用错误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在1956年底的波兰、匈牙利，1957年初的中国，
都发生了社会动乱。1956年初，苏共召开二十大，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全盘否
定斯大林，造成社会主义阵营思想混乱。不久，波兰发生人民不满党和政府的官僚
主义的动乱，导致拉科西下台，政府改组。这次群众运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夺取政
权以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自发地进行的继续革命的运动，堪称是国际
共运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在这次运动中，工人阶级政党是被动的，
不是主动地发动和领导来达到自身革命。随后不久，匈牙利也发生了类似的群众风
潮，但由于有外部反动势力介入和内部出了納吉，一度发生复辟，后来苏联出兵才
镇压了复辟。匈牙利初期的群众风潮与波兰风潮相似，都有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
但波、匈的工人党没有从中正确地吸取教训，却追随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二十
年后波兰出现工人自治运动，被瓦文萨引上自由化方向，在西方的支持下率先出现
复辟。从而引发苏联、东欧、南斯拉夫多米诺骨牌效应，极短时间内全面崩溃。这
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放弃继续革命自觉性而被修正主义腐蚀的教训。

X： 照你这种说法，文革这种运动其实不是起自中国，早在中国文革之前十年的波
匈事件中就已经预演了。那么，这种运动在苏联为什么没有发生呢？
M：斯大林领导时期，干部队伍已经严重变质，而且斯大林的错误做法产生了不少弊
端，积累了很严重的矛盾，但斯大林没有探索出文革的斗争方式。而赫鲁晓夫用全
盘否定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方式给苏联人民消了气，转移了人民对干部腐败的视线，
躲过了一场社会风波，并篡夺了大权，开始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所谓改革。所以，当
时的苏联恰恰没有发生动乱，却走上复辟的道路。波兰、匈牙利在斯大林领导时期
与苏联有矛盾，斯大林被否定，给了波兰、匈牙利人民一个发泄机会，便一下子爆
发了。其实，当年，即在文革十年前的中国，也真正预演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呢。

X： 此论听来很新鲜。
M： 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天才，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善于从别人的事情中总
结经验教训。当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他
就敏锐地感到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消极性，我党随即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
政的历史经验》重要文章，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应该全面评价斯大林的
功过。随后，他又从波匈事件中看到官僚主义的危害性，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党内、
国家内也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吸取波匈两党的教训，发表了《论十
大关系》，并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
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提出两类矛盾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主义的开端。在1956
年底--1957年初，我国一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群众不满官僚主义的风潮，出现了罢
工、罢课、闹事风潮，党中央进行了妥善的处置。这里要明确指出，56年底--57
年初的群众风潮，确实与官僚主义有关。毛泽东和党中央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决
定开展全党大整风，进行自我教育，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并欢迎群众和民主党帮助我党整风。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文章。当时党中央并没有反右的思想和准备，不存在“引
蛇出洞”的阴谋，也不存在所谓的“阳谋”。由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合作，以及建国
后民主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当时我党提出与民主党的关
系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整风开始后，广大群众，特
别是大学的师生给各级干部贴出许多大字报，批评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问题，有些
意见相当尖锐。其实，这就是十年后的文革初期那种群众大民主的预演，可以说就
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有些对确实存在的官僚主义批评比较尖锐的干
部、群众、师生被定为右派，其实就是十年后文革初期的革命造反派。他们和那些
要推翻共产党的真正右派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反右扩大化主要是指将这部分革命者
错误的定为右派（后来这部分人多数给摘掉右派帽子）。如果当时整风运动顺利进
行下去，下一阶段就是整顿干部队伍，建立整改措施制度，加强党的建设，“第一
次文革”就会取得圆满的胜利。那时，党内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之中，腐败还不很
严重，斗争也不会很激烈，很可能探讨出大民主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出反复辟的有
效措施，遏制住党内资产阶级的滋生，十年后的文革很可能都不会发生了。

X： 你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如果那样该多好啊。
M； 但是，就在整风初期鸣放阶段，突然发生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他们反
共、反苏，要共产党下台，要求“轮流执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叫嚣要杀共产
党“几千几万”。这股右倾思潮，主要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关，也与刘邓追随赫
鲁晓夫在八大上搞修正主义有关。鉴于波匈事件的教训，不得不开展反右斗争，结
果使整风运动夭折，“第一次文革”也夭折了。

X； 你是说，由于右派的进攻，使第一次文革推延了十年，它本来在1957 年就应
该进行。
M： 对。由于1957年整风运动夭折，历史没有提供机会能够总结出无产阶级大民主
的经验，也没有机会探索出大民主掀起群群众运动后会出现哪些现象，也未探索出
防腐防变的重要措施，直到后来的“四清”运动也不能解决问题。到十年后，党内
资产阶级已发展膨胀到坐成虎势尾大不掉，干部队伍整体上已发生阶级性蜕变，比
57年时严重许多，群众的不满也严重许多，所以文革一爆发就把干部队伍冲垮了。
所以，说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但不能说文革是“非常及时的”，因为
早在1957年本来就应该进行文革，那时才是“非常及时的”。而且更确切地说，早
在斯大林时期就应该进行文革，那时才是“最及时的”。但是文革到1966年再不搞，
就太晚了，所以也可以说是“非常及时的”。

X： 资产阶级右派们以及为他们翻案的人们总是抱怨反右斗争，但是他们从不反躬
自问，正是1957 年右派的进攻打断了整风运动，使文革推延了十年，这给中国和
世界革命造成何等损失？由于他们的进攻使文革推延了十年，使干部队伍整体上发
生阶级性蜕变。所以，右派其实是十年后文革初期干部队伍受到严重冲击的真正的
罪人，右派们根本不是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什么民主斗士。当然，反右斗争存在扩大
化问题，应该吸取教训。但在当时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下，又没有经验，而且右派
的进攻确实是很猖狂的，要准确区分右派与有情绪的批评者是不容易的。文革被否
定后，右倾翻案势力借扩大化问题大做文章，想彻底否定反右斗争，这是完全错误
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规律，社会运动发生后，各种社会势力都参加
进来交织在一起，最后的结果是任何一方原来谁也没有想到的。三十二年后的八九
年风波中自由化的主要担纲者正是当年的右派分子，他们自己的行为证明当年的反
右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如果57年就按他们的“政治设计院”的设计治国，中国早就
复辟了。
M： 56年底的匈牙利事件说明一旦右派得逞是灾难性的。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斗争，
不仅避免了匈牙利事件的苦跌打，而且挽救了大批右派。如果中国真的发生右派翻
天上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会有大量牺牲，无产阶级必然要进行大反击，那就
不仅仅是一般的政治上的反右斗争了，不知道要杀多少右派分子！正是毛泽东用政
治思想斗争的方式挽救了右派，使他们避免了血光之灾。毛泽东后来总结反右斗争
时说，反右斗争是将匈牙利事件化解为许多小的匈牙利事件，各个击破，提前解决
了大的匈牙利事件，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后来的许多右派攻击反右斗争，说毛泽
东是“封建专制”、“焚书坑儒”，他们真是没有一点良心，不知道他们的性命是
谁给他们保护下来的。况且在反右斗争中并没有杀一个右派，谈不上“坑儒”。
X：这样分析就把极右势力借反右进行翻案倒算的资本全部剥光了，那些真右派们不
仅是历史罪人，而且是历史上最没有良心的人。

 
第 三 章 文革的现实性

第 一 节 两条路线优劣比

X： 文革的现实性，也就是由必然性转化为现实性，也就是主观因素的作用问题，
它主要是指什么呢？
M； 主要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水平问题。在斯大林时期，发生文革的所有必要条
件都具备，但斯大林没有透彻认识到而采取了简单对敌斗争的错误的方式。斯大林
逝世后，马林科夫不成熟，没有斗过修正主义。波兰、匈牙利、苏联都缺少一位深
刻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天才领袖人物，因此在
1927年、1937年、1956年，三次错过了发动文革的历史机会。

X： 那么，在中国发生了文革的主观因素是否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斗争呢？
M： 这样简单地说是毛、刘之间的斗争容易过分强调个人因素，实际上是两条路线
的斗争，即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现在世人都毫不怀疑地承认中共党内
存在这样两条对立的路线，有争议的只是哪一条路线正确，肯定文革的人认为毛泽
东路线正确，否定文革的人认为刘少奇路线正确，如此而已。

X： 确实如此
M： 否定文革的人们有个无法自圆的地方。毫无疑义，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毛泽
东路线始终占领导地位，而刘少奇路线一直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即使在困难时期，
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搞试点，没有推开。
但即使有大跃进的失误、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革，到文革结束时，中国仍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此点，连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他说：“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
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建国到一九七八年的成绩很大。”“经过三十一年的
努力，我们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
期增加了近二十倍……”(见《邓选三卷》115页，《邓选二卷》356页)据1981年
《中国年鉴》的资料，1951年——1979年间，我国工业年平均增长率13.3%,而同
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年平均率为4.6%,发展中国家为7%,苏联东欧国家为8.8%.同
期农业,我国年平均增长率为4.5%,发达国家2.2%,发展中国家国家为2.9%，苏联东
欧国家为2.4%。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奋进的四十年》一书中的资料，我国以1952
年工农业年总产值指数为100，1966年则为314.7,1976年则为626.6,文革十年中
总产值翻了一翻。此其间我国还有大量的对外国际援助,支援越南抗美,搞备战工程,
中间还有还苏联的债。如果占领导地位的毛泽东路线是错误的话（如某些人说的是
“极左”），怎么可能在三十年中取得如此成绩呢？而同期与刘少奇路线同轨同辙
的赫鲁晓夫路线却将苏联引上复辟道路。

X： 有人说，正是刘邓等人的健康力量的抵制，才取得了这样一来伟大的成绩。
M： 中国其实是世界上思想最自由的国度，连形式逻辑都可以不讲。我只知道，刘
邓等人的抵制，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以最受推崇的“三自一包”试验来讲，当时
就受到质疑。例如当时担任团中央书记，后来积极支持改革的胡耀邦，在一九六一
年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责任田是一种起过作用但是具有危险性的做法。…….
这种做法已经出现一些难以解决矛盾和纠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可避免地
要发生一系列危险：（1）会发生不等价换工，从而产生剥削；（2）违反简单协作
优于单个原理，从而降低生产率；（3）大家既然对集体生产资料不关心，就不可能
发展扩大再生产的能力；（4）集体观念要淡漠下去，最后会引导到降低整个社会生
产力水平。”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总是写真》）改革以后的社会实际后
果比胡耀邦当年分析得还要严重得多，这不是反过来证明刘少奇路线是错误的吗？

第 二 节 两条路线的交锋

M：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之间有多次交锋，比较大的几次是：
1、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争论；
2．关于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争论；
3．关于合作化问题；
4．一九五五年实行干部等级工资制度、工人八级工资制度、干部特殊待遇制度、军
衔制度问题上的分歧；
5．关于八大决议中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问题；
6．关于三面红旗问题，大跃进中的“共产党风”问题；
7．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单干风”、为彭德怀翻案、
对形势的估计问题；
8．关于反修斗争中“三和一少”的争论；
9．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群众运动的问题；
10．关于京剧改革问题；
11．关于四清运动、制定《二十三条》时关于斗争的主要对象的争论；
12．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

焦点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集中在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问题上。刘少奇
总是竭力主张保留小私有制，反对集体道路，表明刘少奇路线的本质是蒲鲁东主义。
最严重的是鼓吹“三自一包”单干风，甚至说：“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一九
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批示）他主张“工业上要推够，农业上也要推够，包括分田
单干。”（一九六二年六月的讲话）所以，说刘少奇是最大的走资派，一点也不冤
枉他。

X： 大跃进中的“共产风”等五风到底是谁刮起来的？
M： 是刘邓刮起来的，这是有案可稽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实是毛泽
东提倡的。由于合作化的顺利进行，在1957 年秋冬在农村兴起大搞农田水利建设
的高潮，这是大跃进的先声。57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各国工人党会议，从苏联
了解到苏联用十五年时间在钢产量上追上英国。毛泽东分析中国用十五年在钢产量
上也可以追上英国。而且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确实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是跃进式的，远
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毛泽东认为中国
也可以跃进式的发展，于是我党制定了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
发展社会主义”，同时提出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总路线本身的内容，
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发生在制定具体的发展速度上，尤其是钢产量上定的
过高。历史的说，当时毛泽东的头脑也确实有些过热，想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
建设。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农业农田水利建设上这种方式是有效的，当年大跃进时
建设的水利设施到现在还在为社会造福。但在工业上确实不能完全用群众运动方式。
毛泽东后来很快发现“高指标”的问题，进行纠正。他在1958年3—4月的程度会
议上就说要压缩空气，不要太热，要冷热结合。所以在大跃进高潮前，毛泽东就已
提出防左了。但按八大会议的决定，毛泽东退居二线，有刘邓周等人在第一线。毛
泽东还提出在下一届人大上不再当国家主席。大跃进开始后，刘少奇在第一线指挥。
不久，中东发生伊拉克人民革命，美英出兵侵略黎巴嫩，干涉中东人民革命。蒋介
石也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在58年的7、8、9三个月，毛泽东将主要精力用在
研究国际阶级斗争问题上，他后来说这三个月去“干革命”去了。于是在8月23
日万炮齐轰金门，迫使美帝急忙从中东分兵东移，缓解了对中东人民的压力。但就
在这三个月中，刘邓等人高“瞎指挥”，大刮“共产风”、“浮夸风”、“跑步进
入共产主义”。他在各地视察时的讲话都登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有兴趣的人
可以查看。刘少奇从1957年的“反冒进”的右倾一反常态又变成了左倾。毛泽东从
9月开始纠左。连续召开中央会议，压缩指标，研究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性质，到1959
年上半年，将“五风”基本上刹住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从来没有推卸
责任自己的责任。他在1958 年10月在湖北省孝感地区接见农民代表时，听到“浮
夸风”是“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毛主席”，毛泽东流下泪说：“我对比起人民！”
（见《永不落的红太阳》一书）但是，就在毛泽东纠左取得效果的时候，苏修赫鲁
晓夫开始压中国，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打横炮，搞右倾机会主义。其实，彭德怀真
正不满的是刘邓等人，并不是主要针对毛泽东。毛泽东最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并没
有认为很严重，在59年7月31日大会上批评了彭德怀以后，对秘书说收拾东西回
北京。但刘邓周等常委认为彭德怀问题严重，要求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批彭德怀。毛
泽东考虑了多数常委的意见，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不料连续出现三年自然灾害。
刘邓又刮起“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单干风”、“倒退风”，说“三分天
灾，七分人祸”，“活着不揭，死了揭”，为彭德怀翻案，将大跃进的失误全推到
毛泽东的身上。随后就出现了邓拓主持的北京市委的《前线》杂志创刊，刊登邓拓、
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和吴晗的《海瑞罢官》，大呼“将
我罢官理不公！”——这就是历史。


第  三  节    刘邓司令部是客观存在

X： 否定文革的人们都否认有个刘邓司令部，说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凭空制
造出一个“刘邓司令部”。
M： 仅举一个例子就能证明刘邓司令部是客观存在--一九六一年的北京“畅观楼”
事件。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间，在邓小平的直接参与下，由彭真组织邓拓、宋硕等人，
由邓拓挂帅，在北京西郊畅观楼，借“调查研究”为名，秘密审查毛泽东的报告和
中央文件，从中找“问题”，写成一万三千字的材料，认定毛泽东犯了“路线性错
误”，后来又销毁了材料。（见1967年8月7日《北京日报》郑煊的文章《 篡党
篡国阴谋的大暴露——评彭真策划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

这样一大群党的高级干部，极其秘密地进行阴谋活动，他们有司令，有军师、有干
将，这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而且此前此后还有《前线》、《三
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海瑞罢官》，从他们的行动中 难道还嗅不出赫鲁晓
夫《秘密报告》的味道吗？至于后来在毛泽东轿车上按窃听器，大捧王光美，不让
毛泽东参加中央会议，不让毛泽东发言，甚至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直面顶
撞，毛泽东在会议上搬出宪法和党章批评刘邓。

X： 但是，有人说毛泽东组织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是背着党中央，是“个人
独裁”，不符合组织原则。
M； 错！大错特错！作为党中央主席，指导在上海的党组织写文章批评吴晗的《海
瑞罢官》，这是他的职权范围内工作。反过来可以问，为什么党的主席在北京不能
叫中宣部写文章呢？因为中宣部以被刘邓司令部控制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
泽东只好到外地去组织文章。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刊登后，
受到全国封锁，只有《解放军报》转载，还受到罗瑞卿打电话的批评。毛泽东吩咐
周恩来通知《人民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却登在学术讨论版上。仅仅批评吴晗
的一出戏，就发生了这样的奇事，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明显吗？毛泽东说他的话在北
京没有人听，说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说中宣部是“阎王殿”，
是言过其实凭空捏造吗？在四清运动时，毛泽东几次要求中央各部委的干部下去四
清，没有人动。而刘少奇只讲了一次“不下去四清就不能再当干部”，各部委便闻
风而动。毛泽东已被架空了，难道不是事实吗？可以断定，如果召开党代会，毛泽
东完全可能被选掉。

X： 你是说，斗争已到了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程度了，而根本不是什么个人之间的
争斗。
M： 也就是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出了资产阶级司令部。鉴于过去搞过多次运动，
但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
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党的黑暗面”。在57 年时，毛泽东就
多次说“四大”是好东西，要传下去。在58年，他还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
的新式武器”。可以分析，毛泽东一定考虑了57年整风时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作用，
决定使用这种方式。

X； 那为什么从文化界为突破口呢？
M： 这是个具体形势问题，如果在57 年搞文革，就会直接整风。而在三年困难时
期，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封资修泛滥，像《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海瑞罢
官》等含沙射影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毛泽东路线，甚至攻击毛泽东的文章充斥报刊，
舞台上鬼戏、翻案戏，哲学上搞“合二而一”论，史学界搞“道德继承”论，攻击
群众学毛著是“贴标签”，“简单化”、“实用主义”，压制京剧改革，尤其是崇
孔拜孔，等等。其中最带有政治色彩的是吴晗的《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右倾机会
主义翻案。所以，毛泽东抓住这个戏，从文化界打开突破口，步步进攻，由《海瑞
罢官》攻到“三家村”，再攻到北京市委、“四家店”，再攻到刘邓司令部。

X：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个人决定，没有得到党中央的同意，是个人独裁，
独断专行。
M： 同志，毛泽东进行的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只有相对优势。
但毛泽东并没有破坏党的民主制，当时报刊上的各种讨论已经进行一、二年了。由
上海市委宣传部门人员写文章参加讨论也是正常的。当时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
线》上就发表过邓拓三人的《三家村札记》和大量为吴晗辩护的文章，《北京晚报》
上发表邓拓的《燕山夜话》，并未请示毛主席，那么上海市委写文章为什么要请示
资产阶级司令部呢？而且当时中央已成立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最
初的中央文革），正是彭真控制下的这个“中央文革”制定了庇护吴晗，压制左派
的《二月提纲》，背着毛泽东，盗用中央的名义下发。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批
评《二月提纲》，制定了《五一六通知》，解散了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重新成立
了中央文革小组，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展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通知刘邓是赞同的，所以，文化大革命是由中央决定开展的，
毛泽东并没有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存在毛泽东个人专断。退一步说，早在一九
六四年五月--六月间，中央在讨论批判苏修的第九评文章时，鉴于苏联出了赫鲁晓
夫和修正主义中央的教训，毛泽东提出“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各个省顶住。”
又说：“传下去，传到县。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
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也说，要考虑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各省可以造反，独立”。后来，毛泽东又多次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
办？”又讲“如果北京有人搞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要不要学蔡锷起义，打倒袁
世凯？各省有小三线，可以造反嘛。”（以上毛、刘的讲话见《党史研究资料》（四
川人民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毛、刘的这些讲话都是作为中央文件
下发过。这就是说，党中央已向全党发出了号令，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出了修
正主义中央，出了赫鲁晓夫，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都可以抵制修正主义。毛泽东抵制
中央内的修正主义，不是完全符合党中央的号令吗？但是，根据具体形势，毛泽东
并没有采取组织外的斗争方式，更未采取“蔡谔起义”的方式，而是采用发动群众
运动的方式。

X：有个问题，如果毛泽东抵制错了呢？
M：这是个极严肃的问题。任何党员抵制他自己认为的修正主义，必须出以公心。如
果抵制错了，应该向党做检查，接受批评和处分。这一点，对于毛泽东也不例外。
毛泽东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延安整风时对“抢救运动” 中一些
错误被整的同志，毛泽东在大会上向这些同志脱帽鞠躬道歉。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
上，他也对大跃进中的失误做自我批评。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完全出以公心的，历史
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

X： 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文革这种斗争方式呢？
M：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使用文革这种斗争方式，必
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占居领导地位，二是必须党内资产阶级
的复辟活动很猖狂，斗争形势很激烈。没有第一个条件，不可能有文革；没有第二
个条件，斗争形势不是很激烈，也就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激烈的斗争方式。反复辟斗
争有多种方式，在不同的形势下必须使用不同的斗争方式。文革只是反复辟的一种
斗争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并不是在任何形势下都可以使用文革这种方式。在
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复辟的情况下，文革的方式已不足以解决问题，况且那时已
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路线占居领导地位的形势。那时，甚至可以采用造反、起义、独
立的斗争方式（当然大字报是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的武器）。所以，有的同志认为
文革方式可以在任何形势下都可以使用，是简单化，但文革的精神--“造反有理”
是普遍原则。如果党内资产阶级的势力能得到有力遏制，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力量
对比中处于绝对压倒的优势，就没有必要把文革提到日程上来。比如在建国初期，
杀掉刘青山张子善，就可以打击腐化势头。但由于国家管理根本制度上存在严重弊
端，杀掉刘青山张子善未能从根本上遏制住党内资产阶级的滋长，最后导致文革。

X： 可以说，由于存在着文革发生的必然因素，存在着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
就必然存在着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必然存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也就
必然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即使没有刘邓，也会有别的走资派人物当总代表。没有毛
泽东，也会迟早产生这样的领袖人物。如果没有产生这样的领袖人物 ，革命就会推
延，甚至出现复辟。苏联因为马林科夫不成熟，所以苏联没有产生文革斗争，反而
出现了赫鲁晓夫篡权复辟。但是，在中国就只有毛泽东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领袖吗？
M： 这已是中国的幸运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战士很不少，但领袖人物只
有毛泽东和李大钊等少数几个人。像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几十年中，在两千万党
员中就没有产生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领袖，至今在黑暗中摸索。中国有了毛泽东，中
国才有了文化大革命，才产生了毛泽东主义。当然，毛泽东主义的形成也有苏联共
产党人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的借鉴。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天才领袖，是
中国和国际历史斗争和现实斗争的结果，当然也有他个人的生活道路与性格的因素。
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也有自己的努力。

X： 到中央制定社教运动二十三条的时候（一九六五年初），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已
经公开化，公开摊牌已经不可避免，文革终于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W: 文革的产生生动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斗争的根本原因的理论学说。在文革之前，中国社会的上层
建筑中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严重矛盾因素，在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
中也都存在着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严重矛盾因素。上层建筑中的修正主义路
线、封资修思想、国家机器运行中的严重官僚主义等等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严重
矛盾冲突。同样，生产关系中的党内走资派所有制（即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
官僚主义的管理关系，干部的等级特权待遇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
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是已经滋生出一个强大的党内走
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党内新封建主官僚资产阶级，形
成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资产阶级司令部，即隐形于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
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解决这个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
家机器的问题，即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用以往的常规方式——批评、整
风、处分、组织调整、工作队、政治运动都已经不能奏效，必须采取巴黎公社的无
产阶级大民主的方式，即无产阶级政党司令部领导下的群众性的革命造反——人民
大起义的方式，才能打碎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重新夺回被篡夺
去的那部分权力。文革中的反对工作队、冲击旧党委、旧政府机关、直至大夺权，
实质上是群众性的革命造反运动——在无产阶级军队支持下的人民大起义。所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阶级斗争相当严重的情况下的斗争方式，并不是在任何形
势下都能开展的斗争和都能使用的方式，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唯一斗争方式，这一点
我们最后一章还会讨论。

 
第　四　章　　 文革的深刻性

M:有史以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深刻的革命,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它的
深刻性超过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运动和十月革命。

它的深刻性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二)阶级斗争与党内路线斗争

(三)国家机器的改善

(四)小资产阶级的自我革命

(五)军队也受到冲击

(六)极右派和极左派都垮了

(七)一切权威偶像都受到了检验

第　一　节　　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M： 文革的深刻性源于它由以发生的各种因素的深刻性和它的任务目标的艰巨性,
凡是文革所触及到的社会领域都显出了深刻性.。

意识形态领域 ,尤其是文化领域中的文艺、教育、理论战线，是当时的主战场，是
修正主义路线控制得最利害，封资修思想泛滥的重灾区，其高潮是1962年纪念孔子
诞辰的全国范围的崇孔孔拜活动。三年困难时期，给封资修思想泛滥提供了一个大
好机会，清楚地说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剥削阶级思想还有着强大的势力，也说明
蒲鲁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五八年大跃进是是那
样热火朝天，而到六一年刘邓搞“三自一包”试验是，又得到一些群众的欢迎，小
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确实说明，仅仅有生产资料上的变革是远
远不够的，是不巩固的，必须同时进行上层建筑领域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否则无
法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
关系实行彻底的决裂，毫无疑问，他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
彻底的决裂。”

X： 否定文革的人们愤愤不平地说，文革不是文革命运动，而是文化毁灭运动，纵
向割断了五千年华夏文化优秀传统，横向割断了与世界文明的联系，比秦始皇的“焚
书坑儒” 还野蛮。

M：世界上最省力气的事情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文化是生产关系的观念形态的反映。
人类最初的社会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社会生活中，人们
的观念意识中只有“公”字，没有“私”字，那时整个社会的文化雏形在内容和形
式上是一致的统一的。但进入社会分裂的阶级社会后，文化内容上发生了分裂。占
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意识也是私有观念，但劳动人民中仍然保持着向往没有剥削的
思想。这就形成了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思想、道德伦理等等，对立的阶级在
这些内容上已无共同点。所谓民族文化，只是文化的外在形式，而内容却是不一样
的。之所以要有共同的文化形式，是因为是共同的民族，否则就无法维系共存。比
如，尊老爱幼，这是一切民族的共同道德，但尊谁的老，爱谁的幼，是不一样的。
希特勒就不尊犹太人的老人，不爱犹太人的儿童。但几千年的剥削阶级把他们的统
治阶级思想当成人类共同思想，这是欺世盗名。

X： 其实，各个剥削阶级内部在文化上有继承，各个劳动阶级内部在文化上也有自
己的继承，这是两个平行的文化体系。比如，反对剥削，要求平等，向往公有制，
勤俭节约等等，就是历代劳动阶级的传统。

确实，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论是在纵向上，还是在横向上，都斩断了各
种剥削阶级的思想传统，都被置于被批判之列。但对于纵向和横向上的劳动阶级的
文化传统并不抛弃，马列主义是人类最先进的文化思想，被举为文革之旗帜，“造
反有理”则是几千年劳动人民的战斗口号。这怎么是毁灭文化呢？在现在这个世界
上，离开阶级分析，一切论世之言都是妄谈。

M： 如果放开眼界看历史，其实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在其新兴时期在文化革命上也都
是很彻底的。就是倍受后人斥责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它一方面确实表现出封
建阶级的残暴，但它另一方面也确实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春秋战国
时期是奴隶制彻底崩溃、新兴地主阶级夺权的时代。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百家争鸣”
面前，儒学思想传统受到强烈冲击，礼崩乐坏，丢盔卸甲。只有一个奴隶主的孝子
贤孙--孔丘抱残受缺，到处宣扬儒学，鼓吹“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
逸民”，但是没有一个新兴地主阶级人物欣赏他的说教，只好灰灰溜溜地退居故里
办私学传授儒学，修《春秋》记变天帐。但到秦始皇统一天下考虑如何治理国家时
--即希望不再出现周王朝对子孙功臣分封诸侯最后导致分崩离析的覆辙，一群儒生
却推崇奴隶主的分封制，并且蛊惑人心。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搞了“焚书坑儒”，
只允许法家学说存世。就一种政权形式说，秦始皇是表示与奴隶制彻底决裂，否则
奴隶制就会复辟。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应予肯定。但对于议论国策的书生进行坑
杀，并不足取，那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性质的必然。秦王朝瞬间灭亡，主要并不是
由于“焚书坑儒”，而主要是由于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专制，逼得农民造反。
秦灭后的后继者并没有恢复奴隶制，不能不说是秦始皇与奴隶制思想彻底决裂的功
劳。因为法家的专政方式太直露，很快逼反了农民，所以汉武帝吸取教训，又启用
极有欺骗麻醉性的孔孟之道儒学，“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这场意识形态
领域的变革也算是够彻底的。但是这一尊可不得了，一下子使封建制度一以贯之两
千年。法家是主张发展商业的，比如秦始皇的仲父吕不韦就是个大商贾。如果法家
政策贯彻几个几十个朝代，就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那样中国的资本主义至少可
以提前一千年发育成熟。而儒家主张“抑商”，压制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结果，使
封建王朝每次都苟延一二百年，二三百年，反反复复两千年。所以，我认为秦始皇
残酷剥削压迫农民，说明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性已经结束（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
为与奴隶主斗争，对农民是比较宽松的），而汉武帝尊儒崇孔是搞倒退，则表明地
主阶级已经进入腐朽没落阶段，而不是像所谓主流史学家说的那样汉武帝时期进入
封建社会兴旺时期。所以孔孟之道是阻碍历史前进的惰性力量。

X：而那些崇尚孔孟之道儒学的人，却将贻害中国两千年的腐儒思想当作华夏民族文
化的优秀瑰宝供之如神，真像鲁迅说的那样嗜痂如饴，视红肿为鲜桃。

M： 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对封建等级特权思想也是彻底扫荡的。就说莎士
比亚的戏剧吧，许多封建宫廷故事的人物，都被他“改造”成为资产阶级人文思想
了，这不能不说是很彻底的。但是在中国由于孔孟之道的禁锢，缺少这样一场彻底
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几千年中以天
命观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延续两千年，从未中断。这样的一贯制，在世界上是仅有的
唯一的，只有后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也有这种特征。这与其说是中华民族的骄
傲，不如说是悲哀。

X： 且住，等等。这可有点《河殇》的味道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M：《河殇》是崇尚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它不仅否定儒学，而且否定中国革命，从农
民起义到孙中山，到马克思主义，它对革命文化搞虚无主义，这与我们是两股道。
但仅就它否定儒学这一点，并无大错。许多批判《河殇》的人在批判《河殇》民族
文化虚无主义的同时，却对必须虚无掉的孔孟之道儒学大崇大拜，把人家泼掉的脏
水也收起来了。

由于对中国的封建文化缺少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扫荡，这一战斗任务就留给无产阶
级革命来完成，这就大大加重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担子。莎翁用资产阶级人文思
想改造了封建宫廷故事人物，而经过文革冲击后的中国至今仍按封建意识原装原味
地上演皇宫戏。比如，脍炙人口的《打金枝》，仍然是封建后宫的撒娇戏，所谓大
受捧赞的“清官戏”，不还是封建意识的“父母官”吗？劳动人民在舞台上不是仍
然在鼻子上被抹块白的“丑角”吗？所以，毛泽东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
旧戏舞台上（在一切脱离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
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是 “一种历史的颠倒”。又说：“社会主义改造在许
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
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仍是大问题。”“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
（据说只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
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
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
那样的团体。”想一想邓拓、吴晗、廖沫莎的“三家村”吧！但是八个样板戏就把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赶下了舞台，这是不是极为深刻的革命呢？

X： 是够深刻的，只是太少了点。

M：所有制的变更，有的时间长些，有的比较短，但意识形态革命是换脑筋的革命，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春秋战国时期争了几百年，文艺复兴也有一个世纪。
样板戏只有几年，尚在起步。问题是革命被右倾翻案复辟打断了，帝王将相才子佳
人又在舞台上复辟了。

M： 人家说这是国粹呀！

X：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京剧等剧种 一定要保存发展，关键是内容，演什么，什么
人是主角。康、雍、乾、慈的戏（电影、电视剧）一个版本接一个版本，为什么至
今没有陈胜、吴广、张角、黄巢的重头戏？偏爱得太过分了，莎翁还改造帝王将相
呢。反过来再看文革，能说不深刻吗？

X： 红卫兵破“四旧”是不是毁灭文化？

M： 现行的主流舆论是将红卫兵破“四旧”当成犯罪行为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
有它的物质载体，在荡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四旧”）的时候，
也必然要触及它们的物质载体--书籍、字画、庙宇、佛龛、招牌等等。法国大革命
攻打巴士底狱 ，巴黎公社战士推倒拿破仑的旺多姆圆柱。中国在解放初期土改时，
农村曾清理过一次封建迷信的东西，但远不彻底，各地仍存在大量散发着封资修思
想的物品，扫除一次是必要的。当然对有文物价值的应予保存。青少年红卫兵出于
对封资修“四旧”的嫉恨，冲砸“四旧”，其中确有幼稚行为，砸毁了一些有文物
价值的东西，但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过分指责幼稚鲁莽，就是不允许革命，而
且现在否定红卫兵破“四旧”的论调是将封资修糟粕的东西当作历史文物来肯定的。
如果有资产阶级革命扫荡封建文化糟粕，封建卫道士也会咒骂革命。中国历史上缺
少资产阶级革命对封建文化的扫荡战役，这个任务就由无产阶级革命附带着来完成。
于是，封建卫道士们就把破“四旧”咒骂为破坏文物，红卫兵就成了罪人。

X： 这其中最有争议是砸曲阜的孔庙。
M： 可以说，进入封建社会后的中国革命如果不触及儒学，不批判孔孟之道，它就
谈不上是社会革命。因为孔丘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圣人，尊为精神偶像，成为意
识形态泰山。毛泽东说孔子是封建阶级的圣人。孔孟之道成为禁锢劳动人民的精神
紧箍，一个“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就将劳动人民置于被解除精神武装的
状态，其实它是为吃人的剥削制度赋予合理性。历代农民起义军都要捣毁孔庙，因
为它是封建统治的象征。五四运动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其实，孔丘是奴隶
制的卫道士，他是个倒退复辟狂，与新兴地主阶级并不是一路，是后来被已经失去
革命性的封建地主阶级捧上宝座的。曲阜的孔庙是奴隶主思想、封建阶级思糟粕的
集大成者，除了建筑上有一定文物价值外，只能作为反面教材保存。孔庙不是万里
长城，不是山海关，砸了它没有必要如丧考妣。但我也不赞成砸孔庙，应该完好地
保存作为批判用。有的人为孔庙被砸痛心不已，这正说明文革的深刻性，说明它触
及到了几千年剥削阶级思想的根基，也说明旧思想还有很深的影响。毛泽东说，历
来的反动派都是尊孔的。所以，判断一个人，一个社会集团是革命的还是到倒退的，
只要看对孔丘的态度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文革被否定后，曲阜孔庙又重新修缮。但
可以说，以后的大革命还会再次捣毁孔庙。将孔丘奉为中华民族万代宗师，将孔孟
之道尊为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瑰宝的人，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

X： 太深刻了！文革确实触及到了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最根深蒂固的地方。

M： 文革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冲击可以归结四个字--斗私批修。几千年剥削阶级思
想的核心就是私有观念，它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就是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以外的
劳动阶级也是小私有者，私有观念影响也很深。而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
经常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就是“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
是随时可能的”、“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的重要原因。所以，每
个革命者不仅要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名命，要反修，而且要自觉地革自己的命--克服
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历史上，哪一场革命有如此深刻--深刻到革命者的脑海里？
文革中，每个参加者在脑海深处都经受了一场灵魂的炼狱（包括笔者本人在内），
我们现在应该有勇气再次对视当年的灵魂。

有一点必须讲明，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一些幼稚过火行为与后来的打砸抢抄抓
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尤其与后来的体罚虐待被批斗者，更不是一个性质。红卫兵
的幼稚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根本不是文革本身的内容和要求，不符合文革精神
的。毛泽东支持破“四旧”，但对于过火行为是批评的。《十六条》中规定“要文
斗。不要武斗”。后来又强调“也不要搞变相武斗”。打砸抢抄抓、武斗的出现有
很复杂的社会原因，要具体分析。有文革前“唯成分论”、“红五类”思想的流毒，
有对文革前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惩罚，有对文革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报复，还
有林彪极左的影响，但这些都不能归罪于文革本身。我们后面还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X： 革命一旦发生，各种社会因素都会参与其中发生作用产生影响。所以要对参与
社会运动的各种因素进行阶级分析 ，不能笼统地将革命运动之中的一切不良现象都
算在革命的身上。必须将革命本身的缺点不足错误与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规律及非革
命因素造成的不良现象严格区分开来，不能将这些副作用、负作用都归罪于文革本
身。革命必有破坏，必然冲击旧事物，但这不是革命的缺点，而是一切革命的必然
规律，而革命中又必然有反动势力、非革命因素的不良影响。所以，革命是背负着
十字架进行战斗的，这是一切大革命的规律。切除病瘤，不可能没有痛苦，不可能
不流一点血，不可能不切下一些好肉，这是一切手术都难免的。革命既然是必然发
生的、不可避免的，那么缺点、破坏、损失、副作用、负作用就也是不可绝对避免
的 。当然，革命政党应该尽量减少和避免损失、曲折。在阶级斗争十字架的血污面
前 应该判明责任者到底是谁，不能一股脑全归罪于革命本身。

M： 说得非常对。现在的重要课题是，必须将毛泽东主义与极右及极左严格剥离开
来，才能重新高举毛泽东主义旗帜。这是因为否定文革的极右说词将林彪、“四人
帮”的极左直接当成文革的本身，直接当成毛泽东主义。而一些革命者又将林彪、
“四人帮”确实存在的极左路线当成毛泽东主义来肯定（尤其是将“四人帮”的极
左当成毛泽东主义）。必须屏除对文革、对毛泽东、对毛泽东主义进行妖魔化诬蔑
的污泥浊水。极右势力的逻辑是，谁让你搞文革了，那么文革中的一切不良现象就
都是你的责任，如果不搞文革，这一切不良现象不是都没有了吗？
X： 他们的逻辑是，春天应为病菌复苏负责，所以应该永远是冬天。

第  二  节    路线斗争的深刻性

M： 斯大林时期的党内斗争已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还不如后来中共党内的两个
司令部的斗争。斯大林错误地采取专政的杀头政策，造成严重后遗症。因为路线斗
争终究是以党内形式出现的，不同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应该有不同的办法。而且
路线斗争并不是都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许多只是思想认识或政策理解的不同。但
当修正主义路线明显具有复辟资本主义危险性时，斗争的激烈性也是必然的，因为
在这种形式下，党内走资派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理论是“无产阶
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共产党历来是革别人的命，而现在革到
自己的头上了，革到自己的内部来了，而且革命的对象就在中央最高领导机构--中
央常委会甚至是副主席。世界上哪一场革命有如此深刻呢？

X： 这种深刻性是否与前面谈到的和平演变复辟有关呢？
M： 正是如此，党内路线斗争与政权内的和平演变搅在一起，很难严格区分。

第  三  节     权力之争与道路之争

M： 这个问题是前一个问题的延伸，也是文革深刻性的表现。党内两条路线之争，
反映到国家政策上就是两条道路之争。文革争论的焦点就是两条道路之争，这就是
由上层建筑中的路线之争发展到经济基础的范围了。路线出了方向问题，就会导致
国家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
切的”。
X： 文革中，将理论斗争、路线斗争、道路斗争、阶级斗争、司令部斗争都融合到
一起了，这种深刻性是以往革命所没有达到过的。

第  四  节    无产阶级专政的改善

M： 巴黎公社原则是什么？
X： 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用它来为自己服务，必须彻底打碎、
摧毁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

M： 这个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否适用？列宁和斯大林都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实质是什么？可以说，它
们就是隐形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内部的新封建官僚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
器。它们每个集团都是党政军财文人马齐备五脏俱全，一旦时机成熟，每个集团都
可以立即行使国家机器职能。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被
党内资产阶级篡夺去了而部分变质了，但他们仍然以无产阶级国家机构名义运转着，
而且常常以贯彻无产阶级政策的名义推行修正主义政策，却使无产阶级政策受阻，
这就是和平演变的渐进过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用群众运动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方式揭露隐形的党内资产阶
级国家机器（即资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司令部（即摧毁党内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重新夺回被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所以，毛泽东称北京大学的七人大字报是“二
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巴黎公社原则的
继承和发展。但他不是全部摧毁国家机器，只是部分打碎--夺权，因为这是在无产
阶级专政下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在政权上占优势情况下的革命（制定二十三条时曾
认为农村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的手里）。所以，毛泽东说：“‘彻底改善无
产阶级专政’是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讲‘部分改善’可以。”这就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原则--第二巴黎公社原则--北
京人民公社原则，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主义的核心内容。
从这个角度认识文革斗争的激烈性就会豁然开朗了。

X： 是啊，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的转移是国家命运的根本标志，
所以文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提出夺权问题。
M：之所以会提出夺权问题，这是因为走资派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执行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干部（即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用他们手中控制的那部分权力阻挠、抵制、
破坏文革，压制群众运动，打击革命造反派。比如，他们用物质刺激搞经济主义鼓
动各地工人到北京反映问题，断水、断电，制造混乱，以破坏生产破坏文革。如果
不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不能推动文革的发展，文革就回夭折。于是，爆发了一
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这就是巴黎公社原则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体现，
也是文革深刻性的最强烈表现。他深刻到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内部的党内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进行摧毁，进行自我改善，这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从未有过的自
觉革命。否定文革的人们最反感的就是“一月夺权”，说文革不搞文化斗争，却搞
夺权斗争，只能说他们孤陋寡闻不懂什么是革命。

X： 以前的政治运动，最多是对个别干部罢免，严重的也只是调整基层领导班子，
而这一次文革中的改组，除中央部委和军队外，是全国范围的，几乎所有的党政机
关都发生了夺权斗争，普遍建立了革委会新机构，确实是极为深刻的。这种夺权的
合法性是什么呢？
M： 无产阶级夺回被篡夺的权力是天经地义的。革命利益是最高法则，最高法律。
文革是在特殊情况下的阶级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仅占相对优势下的阶级斗争。如果
无产阶级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就可以直接处理，如对彭、高、饶；如果处于绝对劣
势，如在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的控制的情况，无产阶级甚至可以用造反
起义独立的激烈的斗争方式。而中国在文革前，如果使用正规的民主集中制斗争方
式，在党内和人代会内，无产阶级都可能失败，毛泽东很可能被选掉，而修正主义
则直接上台。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已控制了宣传和组织大权，军队中他们也有
很大权力，而且欺蒙很多群众。因此，必须首先揭露资产阶级司令部，用大民主方
式揭露，如果走资派仍阻挠、破坏，就必须进行夺权斗争，所以文革夺权是非常规
形式下的大民主的方式，这是由当时的特殊的阶级斗争形势决定的，甚至可以说这
种大民主夺权斗争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斗争方式。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并不是
最好的形势。无产阶级应该力争自己处于绝对压倒的优势，那样斗争就能从容缓和
得多，损失也少。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但并不是嗜好激烈斗争，不是认为
越激烈越好，而追求的是自己掌握主动权的斗争。

X： 怎样才能始终掌握这种主动权呢？
M： 我们最后一章再讨论这个问题吧。

X： 但在文革中有对刘少奇人身迫害的问题，有对被批判的干部、群众侵犯人权的
问题。
M： 毛泽东对这些非常反感，说这是虐待俘虏，当然他不知道刘少奇人身被迫害的
情况。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并没有彻底打倒刘少奇、开除党籍的思想，这从后来处
理邓小平问题上可以得到印证。后来发现刘少奇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定为叛徒、
内奸、工贼，才被彻底打倒，永远开除党籍。但这种虐待被批判对象的行为，并不
是文革本身的内容和政策，而是极左思想对革命的干扰，是篡改文革性质、篡改无
产阶级专政性质。有些甚至就是党内走资派利用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权力为无产阶
级专政摸黑。就我本人来说，我是很反感这种虐待俘虏行为的，无产阶级连封建末
代皇帝、战犯都能改造好，为什么对曾多少做过贡献的领导人进行人身迫害呢？
这里又涉及到党执政问题了。由于党执政，党政军领导职务兼职，导致法制不健全。
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又是党的副主席。未经人代会通过就把国家主席隔离审查
了，这就是党执政的弊端，也是党政军职务兼职的弊端，也有法制不健全的问题。
如果刘少奇仅是党的副主席，就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处理，如果刘少奇仅是国家主席，
就可以通过宪法程序处理，就不会发生混乱了。

 
第  五  节   小资产阶级革命性问题 

M：文革深刻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上。
文革实际上是两个革命的复合体，或者说一个是主革命，一个是副革命的复合体。
主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就是批修。副革命的对象是小资产阶级，主要是知识
分子，就是斗私（大知识分子中的反动学术权威属于主要革命对象，即“一斗二批”
中的“二批”人物）。这是性质不同的两种革命，无论从内容和方式上都有质的不
同。这两种革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演化出文革中种种的活剧。这也是对
文革最难理解、产生误解最多的问题。

X：“主、副”两个革命，这样提出论题是首次看到，需要展开讨论。
M：文革主革命的脉络人们已经很清楚，而对这个副革命，人们至今还没有识透它的
庐山真面目，这是许多人对文革评价产生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是革谁的命？从狭义角度说，是革资本主义私有制、资产阶级的命；
但从广义角度说，是革一切私有制的命，那么也就包括革小私有制、小资产阶级的
命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不仅改造了资产主义工商业，也改造了个体农业、个
体手工业，这就是三大改造。对小资产阶级来说，这也是几千年的大改造。在《共
产党宣言》的阶级分析中，小资产阶级属于保守的社会力量。“在当前同资产阶级
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
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
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
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
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
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
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可见，
小资产阶级是个两重性阶级。他是劳动者，但又是小私有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又存
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容易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由于在民主革
命中的革命作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贫苦农民显出很强烈的革命性，成为革命同
盟军。在过去的革命中对他们的革命性有高度评价，而对其局限性往往忽视回避。
毛泽东曾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
便是打击革命。”说他们是革命的元勋。这可以说是自有史以来对小资产阶级贫农
最高的赞颂。建国后，贫下中农又表现出搞合作化的积极性。但是，小资产阶级的
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习惯势力是严重的。而且这种自发势力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
敌人。（见列宁《论粮食税》）而且它是修正主义的真正的社会基础。列宁说：“千
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可怕的。”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尤其是富
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性倾向更是严重的，一有机会他们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
以，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在奴隶制社会中，自由民就是后来
称的小资产阶级，从那时起小资产阶级一直都是革命力量，只革别人的命。现在，
在社会主义下，不仅在经济上革了小私有制的命，还要革小资产阶级思想上的命了。
尤其是知识分子，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工农，是修
正主义最直接的土壤。绝不像邓小平说的那样，知识分子已经全部都是工人阶级，
甚至是工人阶级中最先进的部分，这种廉价拍卖工人阶级的帽子，不过是为了笼络
人心的伎俩。特别是中共党员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有过大的比例，这是蒲鲁主
义在中国共产党内和社会上广泛存在，并在许多场合实际占据上风的根本原因。应
该严肃的看到，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甚至落后性一面是必然要顽强表现出来的，
这一点在文革中也不会不表现出来。

X：这样评价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小资产阶级，你要惹起众怒。
M：我们是在做阶级分析，不是在批发革命帽子。革命老干部在我们的显微镜下也不
能回避蒲鲁主义的阴影。实际上，在文革开始前各个文化理论领域的争论中，对知
识分子的革命就已经开始了。文革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际上触及最深的正
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笔者本人在文革开始时是大二的学生，我院的第
一张革命大字报，就轰击到了我的头上。我反思文革，引来天火，首先是为了蒸煮
自己的。）

X: 可是文革文件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个副革命。
M：是这样的，但是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说让学生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文革中有句口头语：既要革别人的命，也要革自己的命。这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
陈毅在被红卫兵批判时对红卫兵说，整人整得过火要整到自己的头上，要警惕今日
功臣，明日祸首。他明白地用直言讲出了这个副革命。红卫兵认为陈毅的话是黑话，
将状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风趣地说，陈老总的话不是“黑话”，而是“白话”。
（大意）就是说陈毅把事情讲“白”了，讲明白了。后来又说：”必须善于将我们
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一九六七年夏巡视大江南北时更明确说：“告诉造
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最容易犯错误的时候。”六八年七月二十
八日又亲自召见北京五位学生领袖，严厉批评他们搞派性搞武斗。至于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五七干校，都是对知识分子的革命教育锻炼。这也是文革的深刻性。

X: 这个副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M：简单地说，就是“斗私”，就是改造世界观，就是精神革命。文化大革命，不仅
是政治上的大革命，而且是更深入到精神思想上的大革命，是灵魂深处的大革命，
这就把每个人所有的人都包括进来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知识分子，在文革中
表现出来的革命性，主要的方面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许多人算不上无产阶级革命
派。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在本质上与无产阶级革命性是不同的。他们在与修正主义路
线、党内走资派斗争的同时，也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干扰。这很像《共产党宣言》中
描绘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大私有
制。实际上，毛泽东在引导小资产阶级革命方面所负出的精力，比用在与资产阶级
司令部斗争方面还要多。这里的难点是，青年学生是文革的先锋主力军，在文革初
期是有大功的。但当工农兵登上舞台成为主角时，他们仍然自命为领袖，要操纵运
动，干扰毛泽东战略部署，搞派性争夺权利。派性问题是小资产阶级性的充分表演，
两派只争谁是“核心”、“中心”，谁最革命，而最后以干戈相见，严重干扰了文
革大方向。其中最严重的是“五一六兵团”，成为极左反动思潮，就是我们前面说
的小资产阶级保守落后一面的表现。

当然，红卫兵、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运动中也受了磨难。于是极右势力和林立
果又乘机诬蔑文革，攻击毛泽东，说红卫兵是“替罪羔羊”，干部下放五七干校、
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本作者也是当年的红卫兵，经常回忆我们当年的作
为，对当年的幼稚很愧疚。（我自认为是红卫兵中的”中间偏左”派,并不是极右派,
也不是极左派,但也不乏幼稚行为.，而且十年中也经历几次磨难。）我们应该从灵
魂炼狱中升华出来，以成熟的红卫兵姿态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

X：这样看来，这场副革命是必然的、深刻的，其间的各种英雄壮举和磨难也是必
然的。从这个视点回视文革，许多事情确实豁然开朗了。许多人的尤怨也应该自消
了，因为我们既是革命者，又是被革命者呀。我们当时是一块生铁，在熔炼成钢时，
同时也要去掉杂质，我们对投身于那样一场大革命无怨无悔。
M： 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文中说：“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
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
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这个道理，
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三十年后再读这封信，老人家的谆谆教导仍然使我们激奋
不已。再体会一次陈老总的“白”话，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明彻了许多，那种蔑
视毛主席，愚弄红卫兵的鬼话也就不攻自破了。

X：日月朗朗，良心可鉴，毛泽东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第六节 极右派、极左派全部都跨了

M：文革重复了法国大革命的演进过程，最初是保皇右派猖獗，左派打跨了右派，紧
接着左派分裂，相继走上断头台，最后保皇右派翻天复辟，大革命归于失败。辨证
法会说，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太革命、太深刻了，它容不得一点污垢，
最后把自己的战将也扫除了。如果是改良性的革命就不会有众多的战将成为革命祭
坛的牺牲者。

X：猛一听真有点诡辩味。列宁说，革命越深刻，挖得越深，就越难于复辟。即使复
辟了，也会保留更多的成果。（大意）
M：列宁是说深刻的革命难于复辟，但并不是说绝对不会复辟。革命太深刻、太彻底
了，连左派都显得不是纯正的革命者了--这当然是哲学泛论，带有高度概括性，实
际上是左派自己本身就有严重缺陷。法国大革命中，左派资产阶级本身也是剥削阶
级代表，革命性不彻底，镇压工人忿激派（也称愤怒派），失去人民支持，为王朝
复辟派提供了机会，但复辟后的王朝也不得不承认许多项革命成果。

X：那么中国文革中的左派（主要指林彪、“四人帮”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人员）本
身有什么缺陷呢？
M：林彪本身已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四人帮”虽然从总的方面执行了毛泽东路线，
但是他们从开始就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
们自己的东西是极左路线，在文革后期已结成帮派集团，实际上也是正在形成中的
新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宗派集团已经具有新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性质，他们控制的地
区已经成为他们的独立王国，只是还尚未形成大气候。连续三个接班人（刘、林、
王）都未立住，只能得出结论：干部队伍（尤其是高级干部）已经整体上发生了阶
级性蜕变（包括已经形成宗派集团的“四人帮”），以致于很难从中挑选出马克思
主义者的接班人了。至于后来的华国锋也是软弱无力，受裹于右倾翻案复辟势力，
为他人做嫁衣裳。从历史结局看，华国锋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个私心杂念严
重的人。

X：你的评判是否太严重了？令人太悲观了，这不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M：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必须敢于正视严峻的事实，要抱怨只能抱怨老干部们自己，抱
怨他们所欣赏的执政党制度和导致干部队伍阶级性蜕变的干部特权待遇制度。在这
点上可以用上邓小平的一句话：“制度是根本的。”我们已经探讨过了，执政党制
度的核心是党组织指定制度，即党组织包办代替一切。对党政军各类干部都是由党
组织指定、委任或协商，接班人是领袖指定。而且党直接掌管国家经济利益分配，
由此必然推行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脱离人民群众。历史鉴定，执政党制度和干
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是严重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是与巴黎公社原则绝不能相容的，
这两种制度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和滋生官僚资产阶级，是培植官僚腐败的温床。我们
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一种奇特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坚持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反对腐败；另一方面在党政军管理根本制度上却严重背离
马克思主义竭力赞扬的巴黎公社原则，培植官僚腐败。党政军管理根本制度属于经
济基础和政治关键地位，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范
围。经济是基础，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意识形态范围则是经济和政治的更高
层的更远的反映。在这三个层次关系中，执政党制度和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占据
了两个起基础作用的方面。那么在这对矛盾中，毫无疑问执政党制度和干部等级特
权待遇制度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归根到底起决定的作用。这样一来，一方面在宣
传马克思主义中，能培养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战士（大部分是在工人阶级和又红又专
的知识分子中间），但在党政军高层是很难于锻炼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更不可
能产生大批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因为越是往高层，官僚腐败就越严重。连斯大林
都没有摆脱特权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能卓然而立，实乃中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
级的幸运。在那种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和待遇制度下，不是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
很难不发生资产阶级化的，王洪文进中央仅仅几年就腐化变质了，进入革命委员会
的造反派头头有些也腐化了。文革的目标就是整党内资产阶级，只要是党内资产阶
级，他（她）就是被打倒的对象，不管你是极右派还是极左派，否则它就不是文革
了，在这一点上文革忠于了自己的宗旨。刘、林都倒了，“四人帮”和极左派也自
己打倒了自己。正说明文革是真正的革命，是极端深刻彻底的革命，它对任何人都
不通融。那么，在这个严重官僚化而不能产生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干部队伍面前，
文革就只有失败了。毛泽东对“四人帮”曾寄予很大希望，对他们的批评是从爱护
方面的恨铁不成钢。但毛泽东最后没有把权交给“四人帮”，说明他对他们没有信
心，如果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是不会犹豫的。刘、林是被革命路
线打倒的，“四人帮”是自己的极左错误被极右势力抓住把柄而被打倒的，从某种
意义上说，“四人帮”是自己打倒自己的。至于其他中央文革小组人员如王、关、
戚等也是被自己的极左打倒的。

当然，“四人帮”与刘、林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他们较多地执行了毛泽东革命路
线，他们主要错误是策略上的极左问题，但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家，而是激进
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是布郎基主义的极端革命派。布郎基主义极端革命派在许多
方面与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很接近的，尤其布郎基本人终生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英
勇战斗。布郎基主义在一些方面与马克思主义也很接近，许多资产阶级理论家就说
马克思主义是布郎基主义（布郎基主义比马克思主义出现得早一些年，“无产阶级
专政”这个名词就是布郎基创立的，但他没有能赋予科学定义，是马克思给予科学
定义的）。但在思想体系上是截然不同的，在世界观上的主要分歧是，布郎基主义
不认识无产阶级本身的阶级历史地位作用，主张靠少数革命家解放无产阶级，而马
克思主义则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相信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
主动精神，主张无产阶级的群众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布郎基主义是英雄创造历史的
唯心史观，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布郎基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左
倾机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也正是“四人帮”的思想体系根源。“四人帮”在思
想体系上是布郎基主义，在派别上是布郎基主义极端革命派（即极左派），到文革
后期则成为正在形成中的新资产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就总的历史评
价“四人帮”，他们的功劳成绩是主要的，可以三七开或四六开。（这一点我们后
面还会再讨论。）

X：照这种说法，毛泽东岂不是成了孤家寡人了？
M：马克思主义领袖在原则问题上，尤其是在理论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做任何通融妥
协的，为了坚持原则性，他们就显得是孤独者没有人情味，这是他们的命运。不是
毛泽东自己孤立自己，更不是毛泽东不去培养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而是制度的大框
架极大地制约了他的作用，他身边的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奈何不得的
独立王国，他手下的中央书记处也是如此。最后连他耳提面命进行教导的“四人帮”
也是一旦有机会就推行他们自己的极左，失去民心，他们也走到了他们竭力保卫的
文革的反面而被革命抛弃。
X：文革呀，你太深刻了，也太伟大了！


第七节 军队也受到了冲击

M：直到文革开始后，军队一直是革命圣者，总是革别人的命，历次运动都没有冲击
过军队，但在文革中军队干部也成了革命对象。文革中暴露出一个极严重问题，资
产阶级司令部与军队内部的山头主义有极密切关系，表明军队也并非是一尘不染的
圣洁的伊甸园，它也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军内走资派与党政内走资派是体戚相联的，
共同形成了独立王国--隐形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新封建官僚资产阶级的官僚
军事国家机器。由于林彪支持文革，军队在整体形式上支持文革，但最高层军官多
数对文革是不理解和抵制的，上层军队干部许多人是党政干部的保护者。运动掀起
后，许多地方党政干部为躲避运动躲藏到军队里，许多整群众造反派的黑材料也藏
在军队里，因而形成与群众的对立，军队受到冲击。可以说运动初期，多数军队干
部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介入文革的。军队干部（以及党政干部）的子女在运
动初期以“红五类”、“当然接班人”自居（最早一批红卫兵多数是党政军干部子
女），但运动很快发展到冲击各级干部，于是这些“自来红”红卫兵又转而保自己
的老子，成为“保皇派”。这些长期受“唯成分论”毒害的红卫兵们，在破“四旧”
的同时，开始打砸抢抄抓的第一轮行动，搬出四十年前农民斗土豪劣绅的办法整“黑
五类”，搞体罚迫害，宣扬“红色恐怖万岁”。这是文革中第一轮由狂热性转为反
动生的表现，革命性极速地昙花一现。一九六七年初开始夺权后，中央发布“一·二
八命令”，要求军队支持左派，但命令中又授权军队打击冲击军的反动组织。于是，
军队就以对待自己的态度区分左右派，将运动初期与军队对拉的群众组织打成反动
组织，多数支左部队在支左初期都犯了错误，包括林彪原指挥的四野大将们都与造
反派形成对立。这就说明，军队干部队伍的革命性存在问题，实际上，军队干部的
特权待遇享受比地方还要严重得多，军队干部的官僚资产阶级化并不比地方干部轻。
军内确实存在着走资派，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干部已发生相当质变了。--阶级分
析，政治经济学分析，对一切人都适用。此后，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抢枪、武斗，
以及“揪军内一小撮”的极左都与军队本身有关。军队介入文革，对稳定局势、支
持夺权起到积极作用，但也使运动进入更大曲折。林彪借机掀起两次反军乱军黑风。
更严重的是，军队本身存在着历史上山头主义形成的派系，在文革中充分暴露出来
了。地方群众派性的加深，实际上与军内派系有直接关系，各支左部队，各支一派，
明抢枪，暗送枪，两派开打。比如在河北省，林彪原四野的三十八军支持一派，六
十三军和省军区支持另一派，直到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保定地区还有武斗。在
文革中，林彪原四野的将军们借机整其他野战军干部，权势越来越大，成为既得利
益集团。文革夺权后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都与军队有关。所以毛泽东说：“地方
问题在军队。”致于林彪集团后来反叛，更说明军队干部阶级性蜕变的严重性。以
党政干部为主体的刘邓司令部主要搞和平演变，而以军队官僚为主的林彪集团在和
平抢班失败后便铤而走险搞武装政变。文革的路线斗争已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性质
（转化为直接的阶级斗争），还用过多的解释吗？军队问题是文革的一个难点，是
采取绕过去的办法，但并没有绕过去。军队问题是文革的一个难点，是采取绕过去
的办法，但并没有绕过去。但是军队问题终归没有酿成大问题，没有酿成全国公开
的全面内战，一是毛泽东的威望，二是指战员对党和人民的忠心，三是学习马列毛
著作的作用，四是人民的支持。以至于像青海的赵永夫事件，武汉七二0事件都未
能酿成大祸。

X：文革将自己的解剖刀也切入军队，使军队也受到了考验，又打碎了一个偶像，证
明军队确实是阶级斗争工具，证明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确实很深刻的。
M：文革中的军队问题极严肃地证明，庞大的常备军是“篡夺政府的经常危险”（马
克思《法兰西内战》）。所以要按巴黎公社原则取消庞大的常备军，直接武装人民
（在当代要保持适当的战略部队防备外敌），要消除庞大的常备军左右社会政治生
活的弊端，不能让军队有过大的权力。没有军队的支持，第一次文革不能开展，但
也真因为有军队的介入左右了运动，也使得武斗、派性延绵不断，而且出了林表军
事集团，最后右倾翻案复辟势力也是依靠军事力量搞宫廷政变夺权。成也军队，毁
也军队。军队确实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各个阶级都能利用的工具。所以，对军队
的制度必须进行深刻地改建。



第八节    一切偶像都受到检验

M：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鼓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毛泽东当时就不
赞同这种提法，在给江青的信中表示疑虑。

X：这就涉及到争论最激烈的个人崇拜问题，否定文革的说词中最得意的一根棒子就
是“毛泽有帝王思想”、“搞个人迷信崇拜”。
M：唯心史观最大的缺陷就是它看不到精神现象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的决定作
用。人是精神动物，只要有人类存在，信仰、崇拜就永远存在。因为人与人之间总
是有差异的，就是到了智力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也总要有极少数最优秀的人物领
导社会潮流。真理在他们的手里，能不崇拜他们吗？就是异性之间，谁不崇拜优秀
的异性呢？在阶级社会中，精神崇拜信仰问题是阶级利益的倾倒，认为某人能代表
自己的利益，于是甘心情愿将自己的利益交给他（她）去作为政治资源使用去对阵
敌对力量。不过崇拜有盲目崇拜与科学崇拜之分。盲目崇拜带有迷信色彩，是相当
普遍社会现象，是人类精神生活尚不成熟的表现。科学崇拜，即真理崇拜，是高水
平的精神生活。任何科学崇拜也带有相对真理性，很难达到完全的真理性，因为一
切具体真理都是相对的，人们只能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提高对真理绝对性的认识程度。
某一社会生活阶级的真理最高代表人物，就是那个阶段的真理性崇拜人物。至于盲
目崇拜的对象，任何时代都存在，因为人们需要有精神寄托。绝对没有信仰的人是
没有的，反对崇拜别人最厉害的人，往往是要人们崇拜他自己，这种事不断出现。
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现象是涉及到亿万群众的精神和感情的严肃事情，必须以严肃
的态度对待，采取浮躁轻佻的态度，只能说明这种人浅显鄙微。广大群众对毛泽东
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阶级感情，不是任何人强加和人为的塑造，是对共产党热爱
的集中表现，是千千万万共产党人为民族、为国家、为阶级、为共产主义英勇无私
奉献的结果，而毛泽东是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在革命的多次关键时刻，他指明了
革命的方向。于是，毛泽东当之无愧地成为人民群众崇拜敬仰的偶像。在国际共运
史上，在世时这样长时期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领袖，只有毛泽东。人民群众对自己的
领袖的崇拜与封建文臣武将对皇帝的愚忠更是不可同等而语的。在讨论对毛泽东崇
拜问题时不首先确定这一基点，而开口便一言概之为“帝王思想”，不仅是对毛泽
东的轻慢，是对千万共产党人流血牺牲的轻慢，也是对亿万人民感情的轻慢。

X：有人说对毛泽东的崇拜是林彪煽动起来的。
M：历史的真相是，林彪确实是崇拜毛泽东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共的领导人中，林彪
崇拜的人只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而且林彪是中国当之无愧最早崇拜毛泽东的人。
早在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排挤出中央和红军领导岗位时，林彪力排众
议，说“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在红军将领中，林彪是毛泽东最器重和最用心培
养的。就是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八讲话》中，虽然从哲学上说“大权特树”、“绝
对权威”的提法是错误的，但从感情上说他对毛泽东的崇拜当时还是真实的。没有
资料证明林彪那时是故意吹棒毛泽东。毛泽东对林彪的提法认为不妥，但认为林彪
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从政治斗争角度上是给予肯定的。当然，林彪
的讲话对后来兴起的“忠字化”、“红海洋”的形式主义是有重大影响的，这点林
彪是难辞其咎的。

X：那么，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否含有盲目崇拜的不科学成分呢？
M：就广大群众的心理说，对毛泽东的崇拜是真诚的，但是就真理性理解来说，确实
是只有很少的人达到那种程度，多数群众的崇拜是在感恩主义的层次上，因此，含
有一些盲目的不科学成分，这方面的原因是复杂的。在兴起崇拜毛泽东之风的延安
时期，人们就是《东方红》颂歌中将毛泽东当作“大救星”，救世主。这从哲学思
想体系上说，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这就是华夏文化发源地黄土
高原的农民所有的精神境界，他们表达对自己的党、自己的领袖的热爱的语言，就
是这样纯朴。无疑这与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中的彻底唯物主义确实要低了。
毛泽东对“红海洋”现象，回答斯诺说：“少数人是真的，大多数随大流，有的人
是假的。”这“随大流”的就是普通群众，毛泽东对这种“随大流”的不科学性是
明确指出了（毛泽东非常情清醒，没有自己蒙蔽自己。可惜的是，许多热爱毛泽东
的人并不真正明确了解自己的崇拜中含有不科学成分，不承认“大救星”含有历史
唯心主义的成分，把朴素的感恩主义就当成科学崇拜，自己蒙蔽自己。）至于文革
中的“忠字化”、“红海洋”，形成形式主义，确实是不科学的，但它也有阶级斗
争的合理成分。

X：这如何理解呢？
M：“恐惧产生神。”（列宁语）文革中对毛泽东崇拜的狂热的最主要原因，最深层
的原因，并不是由林彪鼓动起来的，其实是因为广大群众对修正主义复辟危险性的
忧惧感。六十年代初反修大论战前，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尚未揭露，群众对毛泽
东的崇拜是建立在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的安全感基础上的。反修论战开始后，揭露
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已使苏联复辟。“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绝不能在中国
重演--已成为人们的警觉。文革开始后，揭露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人们由斯
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篡权联想到中国的前途，产生忧惧感，因此都希望毛主席健
康长寿，人人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人们将这种忧惧意识，用语言、舞蹈
、绘画等形式表达出来，这就像古代人的图腾一样，正因为如此，在后来大批判中
对刘少奇用了一些模拟草人，漫画等来表达自己的愤恨，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
形式。许多指拆毛泽东搞个人迷信的人，根本不了解广大普通群众的内心忧惧感，
他们根本不懂得人民的爱憎。

X：这样看来，崇拜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精神现象，轻浮地说三道四确实是不当的。
M：但是，毛泽东本人对群众对他的崇拜始终是清醒冷静的。绝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
毛泽东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不那么谦虚了”。毛泽东用“人民万岁！”、“同
志们万岁！”回敬人民的爱戴，哪个帝王呼过“人民万岁！”仅凭这一点，说毛泽
东有“帝王思想”，就是无端的臆想，早在延安七大时，他就提出不要喊“万岁”，
不要祝寿。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将崇拜问题作为阶级斗争来对待的。（许多臆测毛泽东“有帝
王思想，追求个人迷信”的人，都回避或不懂得崇拜问题中阶级斗争意义。）到四
清运动后期，毛泽东发现自己已被架空，更主要的是他断定刘少奇司令部已存在，
他只有形式上的领袖地位，他断定如果由刘少奇掌舵，必然重蹈苏修覆辙。在制定
《二十三条》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刘、邓后，周恩来等人说服刘、邓向毛泽东检
讨，他们自我批评说“没有尊重毛主席”。毛泽东说，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是
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问题（大意）。可见，毛泽东对形势是很清醒的。所以，
一九六五年底，他们对来访的斯诺说：“现在需要一些崇拜。”他很清楚自己在人
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这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源，而且他认为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
人人关心政治，用大民主才能遏制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以，他决定直
接诉诸人民，调动这支力量，击败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教育
阵地又是修正主义重灾区，所以他决定首先发动大学校园。

X：有人说，毛泽东派康生老婆去北京大学发动大字报，是运动群众，愚弄群众，“奉
命造反”。
M：迂腐庸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发动自己的战士，这是天经地议的，难道还要向
资产阶级司令部去请示得到批准吗？--这是阶级斗争，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
是反复辟搏斗，不是常规下民主生活的“游戏规则”！

但当《五·一六通知》被中央通过，运动开始发动后，毛泽东便开始警示纠正崇拜
的狂热性。最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在文件上
批示：“今后不要再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这就
是纠正林彪的用语，从最高层开始纠正。又多次批评搞“忠字化”、“红海洋”、
塑像、像章等。到一九六七年底，严肃批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文章和提
法。这几乎是公开批评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了。一九七零年国庆节期间接见斯
诺时，说“红海洋讨嫌”，现在对崇拜要“降温”。历史证明，最早制止个人崇拜
狂热的正是毛泽东。

但是，文革本身是一场理论信仰之战，从六十年代反修斗争开始，就是从捍卫马列
主义理论原则开始的，因此，它的内在逻辑就必然要接触权威问题。一切权威都要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来审视，不管过去是什么权威，都必须接受检验。文革
时，每天都有成打的权威王冠落地，人们的精神境界大大开展，在文革前，确实存
在着严重的奴隶主义精神枷锁。“领导就是党”，批评领导，甚至批评党员都可能
被打成反党分子，至于对高级干部，中央领导人，更是奉神明。刘少奇的《修养》、
“驯服工具论”确实有很深的影响。但文革开始后，报刊、广播、大字报，将奴隶
主义枷锁砸得粉碎，一直批判刘少奇。中国有史以来，除了春秋战国时期对儒学的
大批判和五·四运动对孔学的大批判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深刻的精神解
放运动。运动初期，陶铸提出“怀疑一切”，提出“除毛泽东外，谁都可以怀疑”
（后来又加上“除了林彪外”），结果被打倒，说他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
切”极左思潮。其实，那时确实就是“怀疑一切”，甚至连林彪、毛泽东都有人敢
提出怀疑。林彪爆炸，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对权威的崇拜被破除得更彻底了，对毛
泽东崇拜的神化色彩荡然无存了。对毛泽东的理论论断进行真理性理解的历史阶段
开启了，许多追求真理的人开始了真理的思考。但也有一些人走向另一极端，连毛
泽东也否定了，想用另一些人代替毛泽东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还有极少数人精神
崩溃，放弃信仰，甚至有人走上了诋毁、诬蔑毛泽东的魔鬼之路。郭沫若有句诗“桀
犬吠尧堪笑止”，用在他们身上很贴切。

X：但是，毛泽东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现在在真理理解基础上崇拜毛泽东的人越来
越多了。
M：我认为毛泽东崇拜现象已经再次兴起了，这次崇拜的内容是对毛泽东主义的再认
识和弘扬。克服民族精神中的感恩主义的缺陷，正确地崇拜毛泽东，正确地崇拜毛
泽东主义，这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X：可以说，经过文革后，从奴隶社会开始延袭下来的奴隶主义精神枷锁被彻底粉碎
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权威主义已不存在了，（但权威仍存在），任何一种理论
再也不能轻易俘虏人了。这证明文革确实是一次极为深刻的精神解放运动。
M：再补充一点，林彪事件并未引起社会大动荡，根本原因恰恰是因为毛泽东威望仍
存在，人民丝毫不怀疑毛泽东选择林彪做接班人的良好愿望。也就是说，对毛泽东
的崇拜，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X：还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晚年不讲民主。
M：对谁不民主？对刘邓吗？在五六年八大上，毛泽东主动提出中央分一、二线，刘
邓在一线，毛泽东在二线，他还提出下届党代表不当党主席，下届人大不担任国家
主席。倒是刘邓有了权干什么了呢？五七年大搞反合作化的“反冒进”，五八年大
跃进中刮“五风”，困难时期搞“三自一包”退单于风，六二年为彭德怀翻案，刘
在批示上说：“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四清运动中搞后十条与前十条对立，大捧
王光美，压制京剧改革，反对学毛著运动，按“窃听器”，不让毛泽东参加中央会
议，不让发言，直面顶撞，包庇吴晗，封锁姚文元文章，毛泽东如果再民主一点，
大撒把，中国不是早就复辟了？文革就是用大民主收权，夺权，不再给刘邓“民主”
了，不再给他们搞复辟的机会了。毛泽东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清除跳
蚤就是不民主么？

X：我们讨论了文革的深刻性问题，如果用同一句话来概括，说什么好呢？
M：文章是触及一切人灵魂的大革命。这一切人中包括毛泽东在内，自己树立的接班
人背叛自己，可以想象他当时的精神震撼一定是很剧烈的。


（缺第五章）


第 六 章 文革的功绩

M：文革的主要功绩是：

一、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立了毛泽东主义--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即在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发生了社会资本主义复群和社会帝国主义复辟的条件下、
在发生完全公开的资本主义复群条件下，无产阶级如何继续革命的学说，这是马列
主义的新的历史阶段。

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立并验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则--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原则（即第二巴黎公社原则--北京人民公社原则），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
件下，必须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打碎摧毁隐形的社会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
机器；

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方式--无产阶
级大民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提供了理论思索的途径，促使无产阶级探索出党内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滋生的政治经济学根本原因，找到了反腐防变的根本措施；

五、广泛深入地普及了马列毛主义、进行了一场精神大革命，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
的奴隶主义、感恩主义，教育了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培养出一大批马列毛主义反
修战士，他们将反击社会资本主义复群和完全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 七 章 文革的失败与教训

第 一 节 文革失败的原因

X：这个议题是沉重的。按你的说法真正意义上的文革仅仅是前三年（66.5.16-69.4），
是胜利的。接着的反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也取得了胜利。但在毛泽东逝世后，终究
被右倾翻案复辟势力反攻过来。在取得了辉煌胜利之后又真的失败了成果丧尽，而
且失败得极惨，竟然被彻底否定，由人任意唾骂。这里的失败原因和教育，确实是
应该总结的。现在有些人不承认文革失败了。

M：革命的胜负的根本标志是政权的转移。文革已被彻底否定，政权完全转移到右倾
翻案复辟势力的手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又成了被剥削对象，怎么不是失败了呢？
不承认失败，只是一种道义上的高尚情绪而已。

X： 那么文革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M：文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阶级力量对比方面的因素，有制度方面的因素，
有理论方面的因素，有野心家的因素，有领袖的消极让步的因素，等等。前面提到
的五项时代局限因素，即：（一）党内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尚未充分暴露，对
它的认识还不充分，从文革初期直到中后期都只将它当作走资派，到文革后期才定
为党内资产阶级；（二）理论上没有深刻明确揭示出党内资产阶级滋生的政治经济
学上的根本原因，即干部待遇中的合法剥削问题，没有揭示这种待遇制度所以能实
行的原因是执政党制度；

（三）对走资派缺少明确的定性标准；

（四）没有挖到修正主义思想体系的根源--蒲鲁东主义；

（五）文革的阶级内容与主力军阶级性局限的矛盾。

但是，最根本的失败原因是敌人--党内资产阶级的势力过于强大，干部队伍阶级性
蜕变太严重了，而产生这个强大的党内资产阶级的根本原因则是执政党制度和干部
等级特权待遇制度。

此外还有几个因素：

1．林彪的反叛是文革失败的直接原因；

2．“四人帮”的干扰；

3．华国锋的软弱；

    这些失败因素中，有些是阶级斗争客观条件（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同盟军的弱
点，林彪反叛，“四人帮”干扰，华国锋的软弱），这些因素是无法避免的；有的
是时代的局限性（执政党制度，党内资产阶级尚未充分暴露，对它缺少定性标准，
尚无公开复辟的实例），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理论失误（未挖到干部队伍阶
级性蜕变的政治经济学上的原因，未挖到蒲鲁东主义，未揭示出执政党制度的弊端），
这些是本来应该解决的；还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毛泽东的消极让步）。这些因素只
要有一个不存在，文革都不会失败。比如，如果华国锋不是私心严重如此软弱，右
倾翻案复辟也难于得逞。恰恰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文革也就只有失败了。但最主要
原因是第一个因素--党内资产阶级势力过于强大。

X：的确，党内资产阶级实在是太强大了，打倒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紧接着就却
又出来一个，还有一个正在形成之中，最后被右倾翻案复辟势力反攻回来。而且干
部队伍的阶级性蜕变也太严重了，为右倾翻案复辟提供了社会基础，真是一呼百应，
一个胡耀邦就掀起干部大平反的狂潮，就是黄克诚的文章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肯
定的，但对文革也是否定的。

那些否定文革的论调说文革失败是因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
根本错误的，指导思想错了，实践也必须错误的，必然遭攻失败。

M：由被打倒的势力评价打倒他们的革命，当然要判这个革命为死刑了。在波旁王朝
复辟后，法国大革命只能被判的为恶魔。这就是所谓的“实践检验真理”的夹击性
问题。文革不仅是被否定了，而且是被复辟势力推翻了。复辟势力要否定文革最便
利的办法就是从理论上否定文革的理论，而他们最便利的手法就是实用主义 --“胜
者王侯败者贼”。所以要探讨成果丢失了而失败的革命，必须探究它的深层次根源。

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的社教十条中说：“一般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
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
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
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
天会成功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
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
“一般说来”和“多次反复”的论断，是马列主义认识论的最新科学成果。在这一
最新科学成果面前，以往的“一次实践胜败定指导思想正误”的认识论便显出了严
重的非科学性。这就是说，革命要取得胜利，有多方面因素，指导思想正确只是其
中一个必要条件，除此之外，力量对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要取得革命胜利，指导
思想当然必须正确；但革命失败了，并不一定就是指导思想错了，也可能是力量对
比不利而导致失败。文革失败正好验证了这一最新认识论。连支持文革的左派，最
后证明也是正在形成之中的党内资产阶级，可见党内资产阶级势力是多么强大。刘
邓司令部有大批人马。林彪集团中仅是上了“联合舰队”名单被逮捕的就有九十三
人（见纪登奎的回忆），可见他们势力之大。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到，文革前的干
部队伍在整体上已发生阶级性蜕变了。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后，分析文革胜败结局时
说，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失败，资产阶级打败无产阶级；第二种可能是胜利，
无产阶级打败资产阶级。（1966年底与阿尔巴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的谈话）他将失败
的可能性放在第一位。

我们谈到文革失败时，必须再一次回视，五七年右派的罪愆。如果不是他们的猖狂
进攻打断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完全可能遏制住干部队伍的蜕化进程而挽救绝大多
数干部，就不致于使党内资产阶级坐成虎势尾大不掉，甚至可能不会有后来的文革
了。所以总结文革失败原因，必然要追究到右派的身上。在如此强大的党内资产阶
级面前，文革在开始时几乎就注定是必然失败的命运。毛泽东将失败的可能放在第
一位，不是仅仅出于谨慎，更不是危言耸听。文革前，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党内仅占
相对优势，打倒刘少奇司令部后，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优势大为加强。但是林彪的反
叛，使形势突然逆转，毛泽东陷于极端被动形势。随后“四人帮”又不顾大局，不
断干扰，尤其是反对周总理严重脱离革命群众，为右倾翻案复群创造了条件。党内
资产阶级左右两手将文革送上了断头台，但这也恰恰证明了毛泽东主义--资产阶级
就在共产党内。

所以，那种认为文革失败，是因为文革理论错误的说法，是“一次胜败定乾坤”的
实用主义，而且是掩盖真实力量对比因素的复群派的反攻倒算论调。

M：文革虽然被否定了，但十年后的苏联、东欧、南斯拉夫的复辟证明毛泽东当年关
于修正主义必然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复辟悲剧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而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干部队伍的严重腐败，严重的两极分化，也证明了文革的
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那些平反后官复原职的高官们的作为，自己证明自己当年就
是走资派，文革整他们是完全应该的。他们在充当着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而且
为自己再次被历史打倒自掘坟墓。所以，文革是被后证明的革命。这也说明了一个
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反复多次的检验，被否定了的革命并不一定就是真的是错误的。

X：华国锋软弱是怎么回事？

M：历史赋予他的任务是保卫文革成果，但他由于私心严重不懂大局，在借助右倾势
力错误处理“四人帮”的同时，也失去了主动权，受制于人，又提出“两个凡是”
授人以柄。他无铁肩不足以担道义，最后成了文革失败的殉道者。

X：华既然如此软弱，为什么要安排他为接班人呢？

M：毛泽东选择华国锋为接班人，并没有错误。他清醒地知道右倾势力的强大，也清
楚“四人帮”不足以服众，如果让张春桥接班，很可能会有一场腥风血语。所以他
选中与左右干系都不很大的华国锋，其实华与“四人帮”应该说更近一些，他们都
是文革上来的。而且为华安排俩保驾的“周勃、灌婴”。但是毛泽东没有料及到的
是，一是“周勃、灌婴”背叛，二是“四人帮”不与华合作，三是华私心这么严重。
这也说明党的高层不存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

X：那么华国锋与叶剑英是否有所区别呢？

M：这两股势力还是有区别的。华（包括汪东兴）主要是担心“四人帮”会夺他的权，
他本身是要举毛泽东的旗帜的，肯定文革的。他提出“照过去方针办”、“两个凡
是”、“举旗抓纲”、“继续批邓反右”、“抓纲治国”、“进行新长征”，他是
想继续沿着毛泽东路线前进的。至于叶，他对文革无疑是不满的，但在当时恐怕还
不会有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更不会有严重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但是他们逮捕“四
人帮”，又批“四人帮”的极左，这就为极右势力翻案创造了机会，事情的发展就
不按他们的愿望发展下去了，最后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是他们的悲剧。华国锋、
汪东兴是不愿意让邓小平复出的，但他们无力阻挡极右势力，因为能抗衡极右势力
的“四人帮”被他们打倒了。所以“四人帮”与华汪分裂，华汪也与“四人帮”分
裂，是玉石俱焚一起灭亡之路。在分裂这个问题上，华、汪的私心使他们犯了政治
错误，应负有主要责任，而“四人帮”则也不仅仅是策略性错误，而是战略的错误。
如果华汪主动团结“四人帮”，或“四人帮”先于右倾势力主动团结华汪，左派不
分裂，右倾势力就有可能被压制，当时中央的左派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甚至占有
相对的优势。但他们一分裂，最后被人家各个击破消灭了。所以，从不懂大局形势
这一点说，“四人帮”和华汪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失败都是咎由自取。
这里起到最坏作用的是叶，这个人由于对文革，尤其是对毛泽东批“二月逆流”耿
耿于怀，怀恨在心，背弃毛泽东希望他当“周勃”的信任嘱托，竟然与另一些右倾
势力一起把华拉向宫廷政变的道路，最后让邓耍戏地叫他当钓鱼协会主席，自取其
辱，也算自作自受。

X：文革既已被彻底否定，怎么还仍在继续呢？

M：因为文革的任务并未彻底完成，文革的任务就是现在说的反腐败防修正，现在干
部的腐败比文革前、文革中要严重许多倍，否定文革的人们也在反腐败，他们正在
完成革命失败遗嘱执行人的任务，他们正在以另类形式继续看文化大革命。只要有
走资派，只要有腐败，文革的“幽灵”就必然游荡。文革失败了，但文革的精神是
永存的。正如马克思说的；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第 二 节 十年中实际上是两次文革

X：你提出“十年中实际上是两次文革”，应该说明一下。
M：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探讨了这个问题，从革命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规定性要
求来看，第一次文革只有前三年时间（从1966年5月16日--1969年4月九大期间）。
以后七年是文革保卫战，我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文革，即是第二次文革了，而第二
次文革是不充分或不完全的文革。

第一次文革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预计三年，以胜利告终，九大召开是取得决定性
胜利的标志，本来再顺利召开四届人大就是完全胜利。但出现林彪事件，出现曲折。
文革从形式上看是失败在极右势力的手里，实际上是失败在极左的身上。先是林彪
的极左，随后是“四人帮”的极左干扰，为极右势力的反攻倒算创造了条件，不仅
毁到了第二次文革，而且也最后葬送了第一次文革。

十年中始终存在革命路线与极右、极左的斗争。

极左的表现有四种形式：
1.极右以极左口号形式出现，比如文革初期工作组抓“右派”，陶铸的“怀疑一切，
打倒一切”。代表是“联动”、“五一六兵团”。
2.林彪的极左，主要是“揪军内一小撮”。
3.“四人帮”的极左错误，主要是“打击面过大”、反周总理。
4.群众中的极左倾向，代表是五大学生领袖。
第一种极左刚一出现就被击垮了，然后是先有林彪的极左，后是“四人帮”的极左。

第一次文革在取得打倒极右走资派的伟大胜利的高峰时刻，获得既得利益的极左走
资派--林彪集团突然反叛。为了保卫文革，强行进行了第二次文革，此第二次文革
的对象是极左走资派。但是这个第二次文革是突然发生的，事先并没有预计到，在
理论上和心理上都没有准备，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想象到突然会出现副统帅反叛，原
来说文革每过七八年来一次，根本没有想到在第一次文革取得胜利的时候第二次文
革就急急忙忙踏进门坎，所以第二次文革是突然被推上马的。这就暴露出第一次文
革在对走资派的性质上认识的局限性问题。走资派是路线性质的范畴，在这个名义
下打倒刘邓司令部取得了第一次文革胜利，但走资派实际上已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
是阶级斗争层次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路线层次的问题，可是仍在走资派的层次上认
识林彪问题就理不从心了，反过来再看将刘邓集团仅仅认为是走资派也不够深刻了。
第二次文革本来应该是肃清极左流毒，但刚反完极右，马上反极左就会涉及到对第
一次文革的评价问题，就会出现右倾翻案的问题，所以只有继续批极右，说林彪比
刘邓还右得不可再右，很像王明批李立三，不是批左倾，却是批右倾，结果越批越
左，这就使“四人帮”的极左有了大展的机会。

更关键的是，林彪的叛变严重打击了群众的革命情绪。九大召开是人们处于欢呼胜
利的高兴情绪之中，副统帅突然反叛，而林表被确定为接班人曾被作为文革的伟大
成果，这就对群众的情绪造成极大的打击，许多人立即松懈下来，甚至对文革产生
疑惑迷惘，出现厌倦感。后来的批林、批林批孔、批邓反右，许多群众已经不怎么
积极了，失去了第一次文革初期那种积极的革命主动精神。所以我认为从严格的意
义上说后七年不是文革了，或者说是不充分不完全的文革了。

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这种突如其来的事变情况下，在压制极
右势力猖狂反扑保卫文革的同时，他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紧张的思索，到邓小平搞翻
案的时候，他终于明确地判断出原来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不
仅仅是路线性质的走资派，而已是阶级性质的党内资产阶级--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了。
但是到1976年正式开展第二次文革的条件却不具备，左派队伍没有了（连“四人帮”
也腐化成宗派性质的小集团，实际上已是正在形成中的新资产阶级司令部），群众
厌倦了，毛主席老了。1976年6月5日他对左派们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他已失去从容驾驭形势的主动权（这是老人家一生中最大悲剧，他从来都是革命主
动权的执牛角者），历史给他的时间太仓促也太短促了，以至于他都来不得及明确
揭示出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滋生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因。

X：这就是说，第二次文革是硬强被推上马的。本来应该是反极左，但与第一次反极
右时间太近，这就使第二次文革处于两难之中。正是林彪在极左之后的叛变摧毁了
群众的革命情绪，随后“四人帮”又是极左干扰，使人们对极左产生逆反心理，反
而对右倾产生不厌感，这就为右倾翻案准备了社会思想基础，第二次文革就只有失
败了。如果在九大之后不出现林彪事件,稳定七八年后再搞第二次文革，情况就不一
样了。第一次文革的功臣却是紧接着的第二次文革的革命对象，这种急剧转化是绝
大多数人跟不上的，而且一直没有揭透第二次文革的革命对象是极左派。这样不仅
第二次文革失败了，而且也连累把第一次文革抹黑了，极右势力一下子将两次文革
都否定了。这也可以看出给“二月逆流”平反的消极的负作用。
M：把66年--76年十年总括为一次文革，就在理论上和话语圈上陷入被动，摆脱不
了极右“批极左”的的攻击。所以，必须严格将十年区分为两次文革，才能肯定第
一次文革，反击右倾翻案，说清毛泽东主义创立形成完备的过程，也才能看清极左
的危害性。绝不能再让文革为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被黑锅了，尤其只有这样才
能揭露“四人帮”的极左错误的历史责任。本来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进行战略防
守,在策略上做些让步,缓冲极右势力的攻击力,同时思索林彪集团的性质。但“四人
帮”却不顾大局，进行极左干扰，尤其是在反周总理问题上为极右势力提供了极为
有利的口实，不仅毁了两次文革，而且为自己的垮台创造了条件。历史以奇特的方
式完成了第二次文革的任务，可惜结果是极右势力翻案复辟成功。这也说明缺乏充
分明确正确理论指导的革命是不完全的革命，带有盲目性，只能导致失败。第一次
文革胜利是因为在哪个历史阶段，打倒走资派的理论是时代的高峰，而到第二次文
革时，打倒走资派的理论已不能充分达到革命的需要了，必须揭露走资派的阶级性
质了。这也极鲜明的证明，执政党制度对于党的精神领袖在精力分散上的不利作用。

X：确实如此，有一些人就是不能区分两次文革的界限，尤其总不敢承认“四人帮”
有极左错误，怕一说“四人帮”有极左就是否定文革，其实正是林彪、“四人帮”
的极左既毁了第二次文革，也毁了第一次文革，而且“四人帮”在策略上的路线错
误为极右势力翻案创造了条件。

如果将十年切分开来，肯定了第一次文革，再探讨第二次文革，就将极右势力否定
第一次文革的舆论资本剥夺了。可以肯定，在“四人帮”问题上还会有很多的争论。
M： 第一次文革胜利了，第二次文革却失败了，但毛泽东主义却在两次文革中完整
形成了，下一次革命将在毛泽东注意的旗帜下去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缺第七章）
 
 
第 八 章 文革问题种种

M：文革中有许多争议问题，我们仅来讨论其中几个问题：

（一）选择林彪接班并不失察

（二）文革功过问题

（三）六十一人自有变节问题

（四）刘少奇定性问题

（五）文革中死人问题

（六）文革十年经济状况问题

（七）七六年四五运动性质问题

（八）七六年十月“粉碎”的合法性问题

（九）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问题

（十）对周恩来的评价问题

（一）选择林彪接班人并不失察

X：许多论者认为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没有看出他是野心家，是失察。

M：历史常常有相似之处，我们先来引述一段邓小平对胡耀邦、赵紫阳的评论。“虽
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经验，按工作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
来说，也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邓选三卷》309页）除
开选择标准的内容外，此话用在评论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上，不是一样合情合
理吗？就文革被否定后被解放的大批老干部的作为，他们之中除黄克诚之外谁能称
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呢？相比较而言，在文革前，林彪在路线上，在倡导学毛著群
众运动上，确实比刘、邓等人站得高。在那个历史阶段，林彪是个优秀者，选择他
并没有错误。但林彪只是个军事家，并不是理论家，不是政治家，不是合格的马克
思主义者。历史将他推到政治舞台前沿，委以他无力胜任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重
任，这对他是赶鸭子上架的失败人生。这一点，他和彭德怀等军事家有相同命运。
如果他们只搞军事工作，不搞行政工作，政治工作，理论工作，他们的人生会美满
得多。

X：我听出你的话头了，他们的失败，说明党政军领导职务兼职的弊端。

M：全面之才是很少的，党政军兼职，一马三跨，是强人之难，是毁灭人才的制度。
但林彪的人生败笔不在于水平，而在于野心失德。竟然背叛恩师，甚至谋害恩师，
有用反革命政变、叛逃置恩师于极端被动的处境。他的反叛是文革失败的直接原因，
给右倾翻案复辟势力一个天大的口实，像蒋介石背叛导致北伐失败一样。所以我判
林彪是中华五千年之第一罪人。可以肯定正是林彪事件，促使毛泽东把思路引向更
深一层，得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严峻的结论。

X： 怎样理解林彪走上野心家的道路呢？

M： 不能仅仅从道德方面去理解林彪的变质，恐怕还要从制度上去探索。我们前面
已经讨论了，执政党制度和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是严重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是
与巴黎公社原则绝不能相容的，这两种制度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和滋生官僚资产阶级，
是培植官僚腐败的温床。在那种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和待遇制度下，不是极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者是很难不发生资产阶级化的。在极艰苦的战争年代，绝大多数干部忠贞
不渝，为什么在夺取政权之后很短时间内就出现腐败变质的情况呢？列宁说，修正
主义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而是时代的产物，这很对。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么就
产生了官僚了呢？毛主席说是被糖衣炮弹打中了，更是正确。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
人被打中了呢？思来想去，发现在这方面邓小平有一句话是对的，他说，制度是根
本的，好的制度可以防止好人变坏，不好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王洪文进中央仅仅
几年就腐化变质了，进入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头头也有一些腐化了。所以说，执政
党制度和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是毁坏干部的制度。当然，各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坚守革命精神的程度也不一样，并不是人人都成为野心家。但在党政军一体化，权
利和利益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争夺的目标，介入最高层斗争，思想稍不坚定的人就会
走上斜路。我个人认为，在这方面那些高级干部谁也不用夸口。

X：有人说，毛泽东曾有换接班人的想法。

M：不可信。据说，在九大期间，毛泽东与林彪谈话，说到林表之后谁可以接班时提
到了张春桥。但这是极严肃的政治思路，是公开研究问题。林彪是否由此产生疑心，
是有可能的，但毛泽东本身绝无换接班人的思想。如果毛泽东有换接班人之意，怎
么可能会与林彪在公开场合议论呢？那样毛泽东不是太没水平了吗？ 直到一九七
一年夏天南巡中，他仍说回北京找林彪谈话，希望林彪主动作自我批评，他一直将
与林彪斗争当作路线斗争看待的。到九月初毛泽东在江西、杭州听到关于军队有异
常动作，才产生警觉，立即返回北京，在进京前，他先在丰台车站找了北京市革委
会和卫卫戍区领导人谈话，这肯定是有部署的。但他到此时也没有断定林彪会搞武
装政变。他谈完后就进中南海休息了，还叫汪东兴也回去休息。他回北京连周恩来
也未通告，是汪东兴用电话告知毛泽东已回北京。如果毛泽东已断定林彪要搞政变，
他能不与周恩来商量对策吗？所以说毛泽东有换接班人之意，查无史证。（关于毛
泽东回京情况，见汪东光《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二）文革功过问题

M：毛泽东确实讲过文革功能三七开，错误占三分，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我认为从本质上说，“打倒一切”主要责任不在文革身上，而“全面内战”根本不
是文革缺点。我们在前面分析时谈到，文革运动中所出现的缺点、失误、错误、不
良现象，不全都是文革本身的问题，有的是文革运动中的阶级斗争规律，有的是其
他社会因素的后果，必须给予准确的具体分析，绝不能一概加之于文革身上。文革
的本身有时代局限性的缺陷及毛泽东消极让步的失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但这些
都与“全面内战”无关。

X：想听听你的详细解释。

M：“全面内战”这是阶级斗争规律使然，根本不是文革本身的过错。“战争是政治
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这是普通真理。根据马、思、列的论断，内
战是一切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激烈化的必然伴随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来自于外
部势力介入引发的内战和内部分裂势力引发的内战，都已有先例，但由于政治斗争
引发的内战在中国文革前尚未出现过。《共产党宣言》中说：“在叙述无产阶级发
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
争……”列宁说：“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一系列经济上的和政治
上的冲突和斗争，经过不断的重复、集中，扩大和尖锐化，最终就会变成一个阶级
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我国革命和国内战争》）马、思、列、克
劳塞维茨所讲的内战及战争是普通的阶级斗争规律，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当党
内资产阶级，篡夺了部分党政军大权复群资本主义时，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的斗争，
在其他一切和平手段不能奏效时，很难不使用武器斗争这个最后的斗争手段。毛泽
东在一九六四年五一六月间的中央会议上说，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省要顶住。刘
少奇在会上也说，“各省可以造反，独立”。后来毛泽东还说：“北京搞修正主义
怎么办？要不要学蔡锷起义，反对袁世凯？各省有少三线，可以造反嘛。”这不就
是内战吗？而在马克思主义路线占领地位，无产阶级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重新
夺回被党内资产阶级篡夺的那部分权力时，党内资产阶级在拼命抵抗时，必然动用
他们篡夺去的军权发动内战，这还会有什么疑问吗？不过，这种内战形式与发生社
会资本主义复群和完全公开的资本主义复群情况下的内战不一样。党内资产阶级（包
括军内早资派），仍然要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内战，引起群众混战。表面上是两派
群众打，实际上多数后面都有军队支持，只不过军队之间没有公开交火罢了。另外，
群众组织的派性也是武斗的一个原因。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中，无产阶级
占有优势，军队从总的方面说在无产阶级手中。所以从无产阶级立场说，并不需要
直接动用军队去镇压敌人，只是在军队的支持保护下使用无产阶级大民主来夺权就
行了。所以，文化大革命根本不需要搞武斗来自乱阵脚，武斗实质上是党资产阶级
极右派和极左派利用他们把持的军权挑起的内战。现在可以说，文革中所有的武斗
确实是内战，均无革命性可言。

X：你是说，文革中的“全面内战”--“武斗”是阶级斗争规律的必然表现，责任在
党内资产阶级和派性的身上，并不是文革本身的要求，也不是文革的缺点，因为文
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它的性质决定它根本不需要武斗和内战。

M：如果需要武斗，毛泽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武斗？武斗虽然发生在文革
运动中，但它不是文革本身的缺点。而且正是有毛泽东的威望，才制止了全面大内
战的危险。像六七年武汉的“七二0事件”，双方上百万群众动武，军队也乱了，
如果不是毛泽东批评《红旗》十二期社论是“大毒草”，删掉林彪讲话中“带枪的
刘邓路线”，全面内战真有爆发的危险。

X：那么“打倒一切”呢？

M：所谓“打倒一切”，即“冲击一大片干部”，是很复杂的事情，是多方面原因造
成的，我们前面谈到文革政策中绝没有打倒一切干部的内容，而是要团结干部的大
多数，但是，由于没有揭示干部发生阶级性蜕变的政治经济学原因，因而对党内走
资派缺少明确的定性标准，在运动初期，出现冲击一大片干部的情况，这方面确实
是文革的缺点。但干部受冲击的主要原因不在文革身上而在干部自己的本身。

X：这从何说来？

M：1、我们前面已经分析，文革实际上是对进城后的李自成蜕变的惩罚，是对一九
五五年实行特权待遇制度后果的惩罚，他们已整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运动一来，
怎么可能不冲击一大片呢？

2、文革前，多数干部在执行正确路线的同时，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文革要清算修
正主义，这就要触及许多干部。

3、文革初期，多数干部保自己，推行资主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革命，与群众对
立，在批判资反路线时，他们必受冲击。

4、陶铸鼓吹“怀疑一切”，林彪鼓吹极左也是干部受冲击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巡视大江南时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
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
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
严重脱离了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
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毛泽东的分析是客观的。文革被否
定后，绝大多数干部回避历史上阶级蜕变，不承认推行修正主义，资反路线的帐，
控诉文革“打倒一切”，可以说是政治良心泯灭。毛泽东自文革开始后反复强调“扩
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月，中央两次召开各地干部会议，
做干部们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表扬余秋煜、潘复生受到群众批判斗争，仍坚持工作，
主动到群众中去做自我批判。他还说，我并不想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很
难受。（大意）并教育说，回去后赶紧将屁股转到群众这一边来，不要再拉一部分
群众保自己，和另一部分群众对立。但多数干部回去后仍是拉一派压一派，导致压
权斗争，被靠边站，这又能怪谁呢？

X：你是说，文革确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但“全面内战”，不是文革的缺点，而是
阶级斗争规律，责任在党内资产阶级身上。“打倒一切”的主要责任在干部自己身
上，不应控诉文革。否定文革的人们，对文革真正的缺点（即时代的缺陷性）没有
找到，却将不是文革的缺点裁到文革身上。看来毛泽东将这两点当作文革的主要缺
点错误，也是有偏差的。

M：仔细体会毛泽东的话，他并不是非常认可这两个错误的，他是借极右势力攻击文
革的话而极言之的。那意思是说，你们反对文革无非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
战”呗，他还对这两个错误做了许多辩解。我们要说，假如现在再来一场文革，恐
怕就不仅仅是“冲击一大片”了。

（三）六十一人自首变节问题

X：1936年4月，被国民党逮捕羁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薄一波、刘澜涛等61名中
共干部，分九批在当时的敌方报纸《华北日报》上刊登集体“反共启事”，然后出
狱，文革中又揭出这个问题，中央于1967年3月发专门文件处理此事，定自首变节
行为。文革被否定后，此案予以平反，平反文件中说：“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
后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M：作为一个革命党人，气节重于生命。六十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在敌方报纸上集体刊
登《反共启事》，诬蔑自己的党，忏悔自己，这种行径给党和革命造成的损害比损
失六个师还严重。当时社会与论媒体掌握在敌人手中，群众不了解真相。这种《反
共启事》对追求入党的革命志士，对拥护共产党的群众，产生的信仰破坏该多么严
重。这能用“白皮红心”、“出狱后做工作”就可以敷衍过去吗？平反可以用一切
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叛变行为辩护，所谓的“特殊历史条件”比党的信誉、比革命者
的政治贞洁还重要吗？有人说，快抗战了，为了保护干部，才这样做。刘格平至死
不在敌人自首书上签字，抗战开始后，他不是也出狱了吗？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人
自首出狱后，对刘少奇感恩不尽，成为刘少奇司令部重要成员，有些人已进入七届、
八届中央，甚至进入政治局，担任中央部门要职，他们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干将。
我认为，终究有一天，党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出决定的。

（四）刘少奇定性问题

X：八届十二中全会确定刘少奇是叛待、内奸、工贼，死不改诲的最大的走资派。十
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定案材料是林彪、“四人帮”
控制的专案组用逼供信方式搞出来的，所有出证人都翻供，你如何看待这件事？

M：两个中央文件在认定事实上严重相悖，那就只有将来再做一次甄别。我所最感气
愤的是，那些当年出证证明主少奇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们，即使在逼供情况下，
就可以出伪证吗？那么如果在敌人严刑面前，他们不都个个是叛徒吗？他们之中也
确实有些就是历史上的叛徒。为了保自己过关，竟出伪证而置刘少奇于政治死刊，
置党凭伪证定案的荒唐地位，这些人还算人吗？（文革时期的证明是否是伪证还需
要甄别）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出了伪证，是为保自己，谁又能保证你们这些次
不是同样为了保自己而出伪证呢？让人们怎么能相信你们后来翻供的话呢？假如有
一天“四人帮”又上台了，你们是不是又一次翻供呢？作为一名普通党员，笔者在
听到中央文件传达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反贼时，气愤填膺与在场党员一起高呼“打
倒刘少奇”！后来又听传达，说都是逼供材料，我的肺都气炸了，如果那些作伪证
的人当时在场，我一定敢咬他们几口！

至于定刘少奇是最大的走资派，我认为完全正确，仅是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的
批示中的那一句话：“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就给他定了历史铁案。但说他死不
改悔，不符合事实。刘少奇一直承认自己有错案，愿意改正，至于他是否也是说了
“永不翻案”靠不住，那就不得而知了。再重复一遍，不管刘少奇有什么问题，对
他采取非人道的虐待，我是坚决谴责的。如果他真的没有历史问题，错误再严重，
也应该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

（五）文革中死人问题

M：文革中运动确实死了不少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死的，都是不幸的。但决大多数
不是文革本身的原因，更不应归罪于毛泽东。

死人的情况主要有：

1、被批斗的人自杀（其中有的是畏罪自杀）；

2、派性互相报复；

3、武斗中死亡（这是死人最多的情况）；

4、批斗时致死；

5、逼供信中酷刑死亡；

6、政策偏差的失误；

7、冤假错案案死亡；

8、必须镇压的反动组织和反革命暴乱。

造成悲剧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党内资阶级挑动战斗死人是重要原因。旦愿死人的悲
剧越少越了，最好不再枉死生灵。

X：如果不搞文革不就不死人了吗？

M：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了，文革不是人为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它是必然的不
可避免的。但革命一旦发生，许多社会因素就难于控制了，这是政治斗争规律。一
切大革命中，损失、牺牲、死人是很难绝对避免的，文革实际上是一种两难中的选
择。搞文革，必然要影响经济建设、造成损失，要牺牲、死人。（因为国家机器已
有部分变质，运动中，走资派必然利用他们手中控制那部分国家机器〈即他们手中
的权力〉，进行破坏捣乱，篡改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性质，施暴于人民，并且必然挑
动派战斗、内战，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性质决定的，他们必然为了保他们的既得利益
而必然这样做，造成经济损失，人员牺牲死伤。同时，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因素也
会歪曲无产阶级政策，不能正确处理各种矛盾，也会产生损失。）但如果忧惧损失
而不搞文革，必然要发生复辟悲剧，不仅革命成果要付之东流，而且劳动人民再次
陷入灾难，也要有牺牲、死人问题。而当再次爆发革命时，必然会有更大的牺牲，
死得人更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两难之中择其轻，用现在的部分牺牲
避免将来更大的牺牲的不得以而为之的办法。另外，这是一场同隐蔽的敌人的斗争，
两种矛盾混合交织在一起，有时区分是不容易的，难免出现失误，伤害一些好人，
而且在切除毒瘤时，难免要有血污，难避免切掉一些好肉，高明的医生只是尽量减
少伤损。当然，我们要从中收取教训，特别是以言定罪，以思想定罪的封建法西斯
暴行必须坚决禁绝。

（六）文革中经济状况问题

X：否定文革的说词认为文革十年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甚至说饿死成千万
人。

M：邓小平有一个观点，我很赞成：“拿事实说话。”文革初期工农业生产确实受到
一定影响，但绝不是“濒临崩溃”，而是十年仍有很大发展。我建议人们去看看韩
德强写的一篇文章--《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见韩德强所著《碰撞--全球化
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该文中引述柳随年所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
明教程》中许多数据。证明文革十年中经济也有很大发展。这里仅转述一句话；十
年中总共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工农业总产值由1965年的2135亿元增加到
435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

X：十年中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还多，世界经济史上有这样的“濒临崩溃”吗？有
些人就是在那里睁着眼睛胡说八道。

 

（七）七六年四五运动的性质问题

M：七六年四五运动中有两股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一种是广大群众借悼念周恩来表
达对“四人帮”极左的不满，这是一种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是当时运动的主流；另
一种是某些人借群众情绪乘机为邓小平翻案，矛头指向毛泽东，否定文革。到四月
五日那天性质发生剧变，右倾势力控制了群众。

X：后一种思潮是否有证据？

M：根据世界史，中国史，这样的社会大事件，绝不会是纯粹自发的。当时的许多迹
象表明，某些高干子弟的作为是很奇特的。我确信，将来总会有一天会揭露出某些
人物操纵运动的天字号秘密。其实，“四人帮”粉碎后华国锋的评论是客观的，他
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确有极少数坏人乘机捣乱搞
破坏。有人彻底否认后一点，就看历史是否站在他那一边了。

（八）七六年十月“粉碎”的合法性问题

X：你这个题目够吓人的！

M：“四人帮”不顾大局，反对周总理，推行极左路线，脱离群众，背离民心，为自
己打倒自己创造了条件。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用专政的方式逮捕“四人帮”是否符合
党章法律。前面在谈刘少奇问题时已涉及这个问题，“四人帮”路线错误问题，与
林彪反革命集团性质是不一样的。不过对刘少奇并不是使用秘密逮捕的方式，而是
停职审查的方式。“四人帮”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张
春桥是常委。王洪文还是副委员长，张春桥是国务院副总理。直到公审公判后多年
的现在，“四人帮”搞反革命政变的直接证据也没有一件。抓捕他们的根据，是一
九七六年十月五日《光明时报》的一篇社论《按既定方针办》中的一句话：“在这
样的人民面前，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没有好下场的。”
说这是“四人帮”公开发出夺权的严重信号和反革命动员令。但是第二天十月六日
江青被捕那天下午，他还和工作人员一起摘苹果，她在被捕时还亲手密封了一封论
华国锋的信，这是搞政变的人的动态吗？张春桥、姚文元被诓去开会下车就被捕了，
如果他们有反革命政变的图谋，会这样没有一点警惕而那么容易被捕吗？王洪文被
捕时他也没有任何警戒。当时，“四人帮”没有军权，也不能调动卫戍部队，只有
首都工人民兵可以调动，但没有证据证明“四人帮”布署工人民兵搞政变。“四人
帮”被捕后，经过搜查，他们笔记本都被抄了，但没有查到他们密谋政变的证据。
现在分析，“四人帮”很可能是想利用中央会议方式打败右派而夺权。（我这也是
猜测，并无确实证据。）至于“四人帮”被捕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要搞兵变，那
是事后之事，已与本案无关。

X：这就是说，在逮捕“四人帮”之前，并无确切的直接证据证明“四人帮”要搞政
变。

M：在没有证据前，先定罪抓人，再找证据的作法，不是马克思主义作法，是斯大林
的作法，也是赫鲁晓夫的作法。所以，逮捕“四人帮”不符合党章，也不符合法律，
留有严惩的遗症，别的人甚至阴谋家野心家找个理由也可以效法这样做。几个政治
委员商议去抓另几个政治局委员，抓起来后再征求未参加商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的
意见，党章有这种规定吗？如果确实掌握了“搞反革命”政变的证据，动用专政工
具逮捕他们，是合法的。比如林彪爆炸后逮捕林彪集团死党，就是合法的。据说有
的老干部对十月解决办法就不以为然，并且说，今后党再不能允许搞什么粉碎了，
一律经组织程序解决问题，人家也是选上去的嘛。头一天你投票选举他们，第二天
就抓他们。这样的宫廷活动开了先例，会搞得人人自危。逮捕“四人帮”是违反宪
法的方式，就华国锋方面说，是以斯大林方式；但就另几位“二月逆流”干将方面
说，是赫鲁晓夫方式。前者仅仅是错误违宪问题，而后者则是复辟篡权问题，属于
热自党复辟性质，波旁王朝复辟性质。必须为“四人帮”平掉“反革命集团”的罪
状，摘掉帽子，而且应该追究违反宪法责任人的责任，不允许再出现这种动用专政
工具处理党内斗争的事情。

X：你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一九七六年十月逮捕“四人帮”事件很像苏共一九五三年
逮捕贝利亚事件。都是中左派被极右势力裹挾打击极左派，然后极右派又搞掉中左
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苏共当时，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要解决极左
派贝利亚，极右势力赫鲁晓夫也要解决贝利亚，这两股力量结合到一起搞宫廷政变。
但很快赫鲁晓夫又搞掉了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开始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复辟。中
共的“十月解决”中华国锋很像马林科夫，不过后来又请出更极右的邓搞修正主义。

M：历史地评价，“四人帮”的错误主要是策略路线上的错误，即打击面过大的问题，
他们的功劳成绩是主要方面。虽然他们的宗派集团已经具有新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性
质，但终归是在形成之中，尚未成大气候，属于党内路线斗争问题。他们的宗派集
团与刘邓集团不一样，与林彪集团更不一样。江青和张春桥在法庭上的表现是他们
最后的光荣。

    我对“四人帮”的总体评价是：“四人帮”在文革中是有功之臣，功劳成绩是
主要方面，但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思
想体系上是布郎基主义，在派别上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布郎基主义极端
革命派（即极左派），到文革后期结成宗派集团则是正在形成中的新资产阶级和新
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四人帮”宗派集团已经具有新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性质，并不是他们内心就有这种
追求，这里的根本原因是执政党制度的必然后果，这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就是其他的人员到了那个地位和层面，也必然成为官僚资产阶级，这就是党和社会
大框架的决定作用。所以，高岗、彭德怀、刘邓、林彪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就
是斯大林都不能完全抗拒这种腐蚀，只有毛主席那样极少数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才能抗拒这种腐蚀。所以说执政党制度是培植官僚资产阶级的制度，是毁灭干部的
制度，必须彻底废除。列宁说修正主义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而是时代的产物（大意）。
从这个角度说，高岗、彭德怀、刘邓、林彪、“四人帮”、华汪叶都是悲剧式人物。 

全面评价总结“四人帮”的功过，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要全面正确总结文革的经
验和教训，“四人帮”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这里要正确处理几个方面的关系：

1．必须揭露极右势力“批极左”的阴谋；

2．必须肯定“四人帮”的功劳成绩是主要方面，错误是第二位的，我对他们的评价
是三七开或四六开；

3．必须否定“四人帮”的“反革命集团”的罪状，摘掉帽子；

4．必须肯定“四人帮”确实犯有极左的错误，应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5．必须甄别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

6．必须把“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与毛泽东革命路线严格区分开来，捍卫毛泽东主义。

X：现在有些人不承认“四人帮”有极左错误。

M： 这是人家的自由，正如我有权坚持认为“四人帮”有极左错误一样。

X：我们事后诸葛亮地探讨以下，假如“四人帮”排斥华国锋掌了大权，形势会怎样？

M：很可能天下大乱，十八路诸侯反中央，因为“四人帮”积怨过多，不服众望，各
地的右倾势力会蜂拥而起反“四人帮”，很可能出现毛泽东担心的腥风血雨的灾难。
所以毛泽东到最后没有把大权交给江、张，而是叫给了中左的华国锋。

X：毛泽东在临终前是否预料到“四人帮”会抛弃华国锋，是否预料到叶鼓动宫廷政
变，是否预料到华国锋如此软弱呢？

M：我在前面说过，这三点恐怕毛泽东是未料及的。1976年6月5日，毛泽东曾将
当时的主要左派人物们叫到自己身边，在讲了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后，又讲了交班
问题，告诫和平交班不成就会腥风血雨。最后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现在来分析，毛泽东这次谈话，才是实实在在的临终遗嘱。把左派人物拢到一起，
没有叫一个右派人物，界限不是已经划的极清楚了吗？又告诫和平交班不行就会腥
风血雨，尤其最后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不是在告诫他们要警惕极
右势力搞阴谋政变吗？但是他恐怕没有料到的恰恰就是左派分裂自己杀起来了。现
在仔细体会毛泽东这次的谈话，才更深地看出华国锋、汪东兴和“四人帮”是多么
蠢！真为毛泽东苦心栽培的如此左派们痛感耻辱。有人至今还在为“四人帮”大唱
颂歌，说他们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在最最关键的历史时刻他们不能体会毛泽东的苦
心嘱咐，不能顾全大局，只想自己当主席，搞起分裂自毁江山，他们配称毛泽东的
好学生吗？不是地地道道的极左派个人野心家吗？在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到处翻找
毛泽东的遗嘱，愚蠢到了何等程度？早把三个月前毛泽东耳提面命的嘱咐忘得一干
二净了。毛泽东曾生气地说过江青不听他的话，她是真不听啊！

X：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九）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问题

M：我建议中央修改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关于文革和毛泽东晚年评价的部分，充分
肯定文革。我对文革的评价不是三七开，而是二八开，一九开，成绩是伟大的，而
且缺点错误不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X：“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论调是否成立？

M：根本不成立。评价阶级代表人物，要看他们在解决时代课题上的作为。毛主席解
决了马、列之后的时代课题，他站在历史时代的顶峰上，就不存在什么三七开、二
八开、一九开之说了。评价毛主席，不能沿用对孙中山和斯大林的评价。毛主席对
自己三七开是从整体工作上说的，只是工作中的失误，而且并不到三分，而且是为
了要给人民办好事而着急，但毛主席一生无罪无过。毛泽东恰恰是在晚年以无产阶
级伟大革命家的气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解决了时代课题，恰恰是在临去世前的半
年，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从而建立了完整的毛泽东主义，应该说
毛泽东一生最光辉的时候恰恰是在晚年。


（十）对周恩来的评价问题

我对周恩来的评价：

一、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毛泽东的话，那么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历史上，任何人都不能代替周恩来，他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包括文革期
间）；

二、他是杰出的国家管理家，是个高超的政治家，是个善于调处各种力量的谈判高
手，他有自己的思想休系，但不存在周恩来路线；

三、他是重病期间，慧眼走差，向党和人民推荐了一个后来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
司马迁对萧何的评论很可能会在他的身上再现。

 

第 九 章 文革如何不再来

X：毛泽东说文革还要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怎么希望文革不再来呢？
M：文革是在马克思主义路线占有相对优势、党内资产阶级势力很强大猖狂进攻的形
势下，为反击他们的进攻而采用的激烈斗争方法。如果党内资产阶级始终具有很强
大的势力，那么文革这类的斗争的确会再有多次，甚至比文革更为激烈的斗争方式
也会使用。但文革这种斗争方式终究要产生社会动荡、损失，所以文革最好不再有。

X：这不是和你推崇的毛泽东主义相冲突了吗？
M：毛泽东主义的精义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文革只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种斗
争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斗争方法。如果党内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的势力不是
很强大，进攻也不是很很猖狂，即阶级斗争形势比较缓和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使
用激烈的斗争方法去处置阶级斗争。如果能使党内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分子的
绝对人数很少，形不成强大势力，掀不起大浪，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在阶级斗
争中就处于绝对压倒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如果能长久保持着，无产阶级就可以采
用比较缓和和从容的方法处置阶级斗争。那么，文革还有什么派场呢？为什么一定
必须使用文革这种激烈的斗争方法呢？（当然，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是永久使用的。）
那样，就可以将主要精力用于搞经济建设上去了。阶级斗争是纲，纲举才能目张。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是必然存在的，忘
记阶级斗争，忽视和抹杀阶级斗争是危险的。但不是说阶级斗争形势越激烈越好，
更不是要天天搞激烈斗争。（天天讲阶级斗争，并不是天天搞激烈的斗争。斯大林
说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是片面的。）如果将阶级斗争形势能控制在
对无产阶级极为有利的形势下，那不是最佳社会状态吗？

X：那当然好了。
M：最根本的是如何遏制社会资产阶级--党内的和社会上的新资产阶级滋生，而最主
要是遏制党内资产阶级滋生。

X：这种措施你在给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议《治党策·治国策。治军策》中
提出了一百多条。
M：但最主要的措施是认真实行巴黎公社的两项措施，一是所有的国家干部都由人民
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中逐级产生，接受人民的直接监督，可以随时随换罢免；二是
所有国家干部（包括政军公检法司企业一切干部）都领取全国工人平均工资，并且
不得享受任何特权待遇。

X：如果按你说的，那谁还入党当干部呀？
M：这是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精华呀！不是都说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吗？这是最经典的祖训呀！原始社会生产力那么低，生活条件那么苦，不还有
尧爱舜禹圣人吗？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员随时有杀头的危险，为什么成千成万的志
士要求入党？有的出身剥削阶级的人变卖了家产做入党党费，难道他们都神经不正
常吗？怎么现在整体国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情况下，又不丢脑袋，只是多吃点
苦，反而倒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了呢？关键是看共产党的领导人倡导什么，
追求什么了。在任何情况下，人群中总会产生出一心为公的优秀分子的，这样的人
不在于很多，而在于精神，他们一以当百，一以当万。领路人并不在于多，表率就
有号召力。如果社会民主、平等成为正气，张思德、白求恩、雷锋式的人物就会到
处涌现，何愁优秀党员和干部？我认为离开巴黎公社这两条根本措施，一切反腐防
变的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

X：那么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M：当务之急必须重新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彻底揭露修正主义路线的蒲鲁东主义的
实质，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正本清源拨乱返正，按照《共产党宣言》和巴黎公社
原则，实行“惩腐毙修”，治病求的原则方针，重建中国共产党，恢复毛泽东革命
路线在我党的领导地位，将中国共产党重新建设成国际共运中马克思主义水平最高
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我们党不主动自觉地闯过这一关，那么多种不同任务社会力
量就会以多咱不同性质方式来表现他们的力量了。形势给我们党从容处理的主动权
时间，不是很多的。

X：你是否主张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一切政策呢？
M：我崇拜毛主席，我主张恢复毛泽东革命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不是主张恢复
那个时代的一切政策，我们应该在真理性理解的基础上，坚持毛泽东主义，历史终
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那个时代的具体政策应该进行扬弃。

X: 你有些观点与列斯毛不一致,有的观点甚至惊世骇俗,不怕人家说你是"假继东"
吗?
M: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爱吾师,是因为吾师手中有真理；吾爱吾师, 吾只爱吾
师手中的真理；吾对吾师的崇拜,是在真理性理解基础上的崇拜。

马克思说过,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我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华国锋则说：“凡
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
循。”马克思的“凡是”是革命的辩证法，而华国锋的“凡是”则是形而上学机械
论。对于马恩列斯毛的一切论断,我们都要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认真严肃地分析历史
实际从而形成在真理性理解基础上的坚持,而不能拘泥于词句,也不能盲目崇拜.在
这方面,我是马克思的"凡是派",不是华国锋的"凡是派".当然,绝不是说我的认识肯
定就是正确的,我的认识只是我自己思想认识过程中一个阶段上的思索结果,它要接
受马列毛主义的再分析和社会实践的检验.一旦我发现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我会按
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其实,在真理性理解的基础上坚持
前人的正确理论这个方面,马恩列斯毛早已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表率.我们不是都说
要做马恩列斯毛的学生吗?那么对导师的理论论断敢不敢、能不能实践导师们的风范
呢?在有些人看来,导师们的话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因为这是导师说的。精神奴隶主义
并未彻底扫除,有些人的精神状态还不如主张"三不足主义"的封建王朝宰相王安石。
至于别人的议论,我当然必须认真分析,但我绝不会听见风声就趴下,我的回答是:我
必须，也只能用自己肩膀上长着的脑袋去思考问题,任何人的头脑都不能代替我去思
考。

X：毛主席已经走了，剩下的事情就应该由我们来干了。
谢谢你接受采访，让我们用《国际歌》来结束采访吧。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附录：
文革一百一十一问

1.为什么称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称为文化大革命?
2.文革的内容是什么?
3.文革的主要斗争对象是什么人?
4.文革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
5.什么是无产阶级大民主?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主要形式是哪些?文革为什么要使
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斗争方式?
6.为什么说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
7.中央文革是怎样的机构？有哪些成员？
8.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9.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0.为什么要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概念？毛泽东主义的定义是什么？
11.毛泽东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2.巴黎公社原则什么?
13.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巴黎公社原则是否还适用？
14.为什么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巴黎公社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15.为什么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是错误
的？
16.为什么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17.《二月提纲》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18.《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有什么重大历史意义？为什么说它是毛泽
东主义的重要纲领文献？
19.为什么说过去搞的许多斗争都没有解决问题？
20.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个讲话中有哪些理论上的错误？
21.毛泽东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的评价是怎样的？
22.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封信有什么重要意
义？
23.什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4.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为什么说党内走资派是党内资产阶级？这个
分析有什么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25.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26.毛泽东和黄炎培讨论的“历史周期率”是什么？毛泽东提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
的主要办法是什么？
27.毛泽东提出的“进京赶考”是什么意思？
28.历史最后证明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是否合格？是否跳出了“历史周期率”？
29.什么是蒲鲁东主义？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它在国际共运斗争中有怎样的影
响？
30.在中国革命中是否存在着蒲鲁东主义问题？
31.蒲鲁东主义在亚非拉国家是否有影响？
32.蒲鲁东主义与国际共运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有什么关系？
33.政党与国家的正确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国家需要执政党吗？政党应该直接执
掌政权吗？
34.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政党要执掌政权？
35.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符合巴黎公社原则吗？
36.为什么一切执政党（包括无产阶级执政党在内）都没有能避开官僚腐败的陷阱？
历史是否证明执政党是制度不是好制度？
37.对干部实行等级特权待遇制度符合巴黎公社原则吗？这种等级特权待遇制度的
根本弊端是否是合法的特权剥削？这种等级特权待遇制度为什么能在社会主义国家
被实行？
38.这种合法的特权剥削是否要导致干部的阶级性蜕变？这种合法的特权剥削是否
是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滋生的政治经济学上的主要原因？文革在这个理论方
面是否存在疏漏？
39.巴黎公社为防止国家、国家机关、国家公职人员由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采取了
哪些主要措施？社会主义国家认真实行了这些原则措施吗？
40.无产阶级建立国家后无产阶级政党还应该直接指挥军队吗？
41.执政党制度的核心是否就是党组织指定制度？这与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
法理上相符合吗？
42.文革发生的必然因素是什么？为什么说文革是不可避免的？
43.为什么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发生文革的必然因素？
44.文革的现实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发生文革？
45.为什么说在中国文革被推延了十年而在1957年就应该发生？
46.在评论文革产生的原因上存在哪些唯心主义历史观表现？
47.为什么毛泽东将北京大学的七人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
言”？
48.工作组的主要错误是什么？为什么说派工作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9.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否存在着一条刘少奇路线？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50.什么叫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否存在一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51.大跃进中是否存在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
义是否正确？
51.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是什么性质的集团？他们发表的《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海瑞罢官》是什么性质的作品？
52.毛泽东为什么书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翻
案？
53.为什么说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在文艺和教育两个战线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
的政？
54.怎样评价《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这个文件？
55.文革为什么从文化界打开突破口？
56.红卫兵是怎样的组织？怎样评价它的历史功过？
57.怎样评价“破四旧”运动？
58.什么是文革初期的“保皇派”？文革初期的革命造反派与“保皇派”对立是怎样
产生的？
59.为什么发生“一月夺权斗争”？它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60.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叫“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说“称革命委员会好”？
61.“二月逆流”是怎么回事？它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主要干将是哪些人？
62.1968年春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是怎么回事？主要人物是哪些人？
63.为什么夺权后造反派内部出现了大分裂？
64.武斗是怎么回事？武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不能说文革是“全面内战”？
65.什么是“三支两军”？
66.1967年初的青海“赵永夫事件”和1967年夏武汉“七二0 事件”是怎么回事？
67.文革中反军黑风是怎么回事？谁是罪魁祸首？
68.毛泽东为什么说1967年第八期《红旗》社论是“大毒草”？
69.文革中的“忠字化”、“红海洋”等活动是怎么回事？怎样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
解释？
70.文革《十六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个文件的意义是什么？
71.为什么在文革初期发生了对干部的“冲击一大片”、“打倒一切”的问题？
72.文革在它夺权胜利的高潮中为什么在建立革命委员会时出现了违背八黎公社原
则的复旧现象？
73.刘少奇的政治历史问题是否需要重新甄别？
74.确定刘少奇是最大的走资派是否正确？
75.在对国家主席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便进行隔离审查是否合法？这里的教训
是什么？
76.文革中为什么出现那样复杂的曲折？
77.如何理解林彪的变质叛变？
78.毛泽东当初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是否失察？
79.林立果的“小联合舰队”的“太子党”是什么性质？它提示出怎样的社会阶级的
意义？
80.为什么说林彪路线是形左而实右，林彪路线是否存在极左的问题？
81.林彪事件后出现的“批极左”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82.毛泽东为什么要给“二月逆流”平反？这次平反是否是消极的让步？它是否产生
了不利的后果？
83.文革的形式是无产阶级大民主，按革命的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来确定文革的起止
时间，文革是否只有三年（即从1966年5月16日制定《五一六通知》开始到1969
年4月九大止）？以后的斗争是否已是文革的保卫战？
84.在九大和十大的党章中为什么都删去了以往关于不许建立党内派别组织的规
定？为什么在十大上特别提倡“反潮流精神”？
85.什么是修正主义中央？它的主要标志是什么？
86.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
87.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又为什么批评夹着批走后门的极左干扰？
88.批林批孔运动中是否存在着“四人帮”搞得“批大儒、批周公”的极左干扰？
89.江、张、姚、王是否已经结成宗派主义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是否是正在形成中
的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90.毛泽东为什么号召评《水浒》、批投降派？
91.毛泽东为什么要解放邓小平让他出来重新工作？
92.为什么说邓小平的“以三项指示为纲搞全面整顿”是搞翻案否定文革？后来的事
实是否证明他确实就是搞翻案？
93.周总理去世后是否存在“四人帮”反周总理的问题？
94.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怎么回事？是否应该全面评价这次社会运动？当时是否存
在着两股社会潮流？（一种是群众借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极左，另一种是
极右势力借机为邓反案，反对文革。）
95.毛泽东为什么安排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为什么没有将大权交给“四人
帮”？
96.毛泽东在1976年6月5日与左派们的谈话的深刻含义是什么？为什么提醒警惕
“腥风血雨”，为什么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97.如果华国峰主动团结“四人帮”，或“四人帮”主动团结华国峰，形势会怎样？
98.1976年10月6日逮捕“四人帮”的行为符合党章和宪法吗？是否是类似于法国
大革命中的“热月政变”那样的宫廷政变？
99.在这次政变中叶剑英和李先念起到怎样的作用？应该怎样评价他们的历史地
位？
100.为什么在逮捕“四人帮”后，全国人民表示庆贺？
101.如何正确评价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
102.文革的深刻性是什么？
103.文革是否有时代的局限性？
104. 文革的历史功绩是什么？
105.文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文革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106.为什么说文革虽然失败了，但文革的原则精神是永存的？
107.为什么说否定文革的复辟派正在执行革命遗嘱执行人的任务？
108.为什么说文革虽然失败了，但却是被后证明是正确的大革命？
109.文革是否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唯一斗争方式？
110.“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毛泽东从1957年就犯了极左的错误”
的说法是否正确？
111.如何使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始终占有经常的绝对压倒的优势？如果能那样是
否就可以不使用文革的斗争方式了？（即如何使文革不再再来？）



M．I．M毛继东（真名王士吉）的
初稿：1994年5月-1996年12月
腹改稿：1999年8月-2002年8月
（于某市看守所监室内）
完稿：2003年10月-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