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背后是犯罪率火箭般上升

纽约时报发表的有关深圳中产阶级“崛起”，并正对中国未来产生深刻冲击的报导，文章主要谈论了深圳在改革开放26年后所出现的一个愈加壮大的中产阶层，正在用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新意识”，来挑战政府不合理的政策和规定.

那么，除了这批只占深圳总人口百分之十的先富裕起来的中产阶层外，深圳普通人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呢？多维社又在12月19日介绍了纽约时报记者法兰奇(Howard French)撰写的另一篇有关深圳的文章，介绍了这个“一半是繁华，一半是绝望”的城市，尤其是对那些象张菲菲一样挣扎在生活底层的外地民工来说，更是令人“绝望”。

纽约时报指出，深圳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它正让中国东部其它城市，在发展上更加注重与深圳保持着明显区别，着重强调为民工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或更加关注环境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译音)说，“一些内陆城市已经开始向民工提供社安保障，其中包括养老金和其它保险。在四川省成都市，对户籍的控制正在松动，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正引起更多的关注。”

在11月末于重庆召开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上，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长江沿岸29个城市共同签署协议，清理对农民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推进农民工医疗和工伤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国媒体称，沿江29个城市要加强对农民工在劳务合同、工资待遇、社区生活等方面合法权益保护工作，让异乡来打工的农民工能享有家的感觉。

多年来，户籍壁垒、政策歧视、不合理收费、拖欠工资、人身羞辱、随意罚款、工伤事故等，使农民工的权益屡受侵犯，少数地方的农民工在城市里一直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对此，王春光指出：国民待遇的城乡差别不是一个临时性问题，而是经过几十年形成的、非常顽固、有很强利益刚性的问题，既有社会结构的问题，更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这也决定了消除这一差别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即使工作和生活条件如此艰难，仍有不少民工不断来到深圳寻找实现他们梦想的机会。其中一些人就象纽约时报前文所介绍的张菲菲一样，就是被衣厂每月100美元的工资而吸引来到深圳的，最后却以上当受骗而结束，有的甚至连离开深圳的钱都没有。但许多人在迅速醒悟后，立即选择了回家。

工人的日益短缺，已迫使深圳的一些工厂不得不提高工资，在组装线上的工资已经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即使如此，不少批评者仍指出，深圳的繁荣并没有分散财富。纽约时报说，然而深圳却离不开外来的民工，以保持其制造业的运转，但其繁杂的居住限制，让许多民工无法永久在此安家落户，从而又使他们难以获得从教育到医疗保健的众多公共服务。

以敢言而闻名的深圳民间研究团体“因特虎”Interhoo成员之一程劲(译音)认为，中国政府一直在逃避对民工的责任。

文章指出，深圳这种“无根”的社会基础，已经导致了新一波犯罪浪潮，其凶猛程度甚至在中国其它地区很少能见到。枪击、绑架、黑帮交火案件比比皆是，使深圳的犯罪率正以火箭般的速度上升。多维社注意到，尽管深圳官方没有公开其犯罪统计数据，但南方都市报早前曾披露，2004年仅深圳市宝安区就发生了1.8万抢劫案。相比之下，拥有1800万人口的上海市，2004年全年才发生了2182起抢劫案。

近日的一个下午，在深圳最大的富士康组装厂的大门外，几名曾在这家电子组装厂工作的民工闲逛着。在被问道是否今天休息时，一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回答说，他已被解雇了，原因是因为胳膊坏了后要求调换工作。小伙子说，他现在“靠打人维持生活”。

深圳的另一个“繁荣”行业就是色情业，且已公开化。多维社已在早前的报导中介绍过深圳色情业的“繁荣娼盛”。在深圳蓝领工人居住区，密集着成片的工人宿舍，居住着大批外地民工，因劳动强度、毫无怜悯之情的老板、低工资和贫困的生活条件所造成的普遍失望感，都已溢于言表。

“我已经换了多个工作，”一名曾在一家工厂当过部门经理的民工，躺在一间拥挤的宿舍里说，“这些工作的压力都非常大，他们不让你周末休息或午休，尤其是那些台湾公司。”这些民工把深圳的劳工市场称为是一个吃人的地方，充斥着阴险的工作经纪人，这些人利用各种卑鄙的手段欺骗着绝大多数穷人。

来自湖北省的高中毕业生于迪(译音)说，他在一家肮脏的表盒厂工作，每天装卸卡车11个小时，每月的工资为80美元，没有其它福利待遇。为了维持生计，于迪只好向其父母借钱。他所居住的面积很小的民工宿舍，摆放着12张简易木床。在谈到现状时，于迪说，“我现在只后悔，当初在学校没有努力学习。”

在另一个民工宿舍内，20岁的周海林(译音)来自四川省的广安，那里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故乡。周海林的处境似乎要比于迪好一些，虽然同在一家表厂工作，但当机械师的周海林，其月工资能达到120美元。然而，为了保住这个饭碗，他必须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八小时，还要义务加班三四个小时。

在被问道是否逛过摩天大楼林立到处都是超级购物商场的深圳市中心时，周海林回答说，虽然已在深圳工作了四年，但还从未去过市中心，因为自己从来没有休息过。“我不得不每天都工作，这里所有工厂的工作都一样，这也是一名外地民工的全部生活。”(

纽约时报的文章最后指出，虽然周海林平静地接受着这种生活，但对这里的许多外地民工来说，这样的工厂生活实在太残酷了。他们的身体不再健康，他们的挣大钱的梦想已破灭，于是这些外地民工又选择了回家，去过那种更简单的农村生活。

“深圳可能看起来很繁荣，但它却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地方，”一名坐在闷热宿舍里的睡铺上的外地民工说。